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經過去 70 年了。在人類歷史上，這場給人類造成空前浩劫的慘劇又一次改變了世界格局，也又一次尖銳地提出了人類如何才能和平相處的問題。人類如何合理相處，是人類思想史的永恒主題。在人與人之間如何合理相處的問題上，思想家們已經提出了眾多十分成熟的理論和可供實際操作的解決方案，但在由人組成的國家之間如何合理相處問題上，理論的成熟性卻相對滯后，且至今未形成一種完全合理的解決方案。在世界反法斯戰爭中及戰爭勝利后，中華民族為解決國與國之間如何合理相處的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并留下了一份最為重要的精神遺產，這份遺產至今仍對世界各國解決如何合理相處問題產生直接影響。
一、中華民族為人類和平相處而戰
學界在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史時，關注最多的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重大貢獻及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這些研究無疑是天經地義的。在日本帝國主義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發動強大武力侵略之際，中華民族到了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亡國滅種關頭。作為一個尚未走出農業文明時代的國家，中國能夠不畏強暴，奮起抗戰，付出罕見的重大犧牲和沉重代價贏得勝利，不僅捍衛了民族獨立與尊嚴，而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對這些方面的研究、反思與肯定，具有永恒的意義，理應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永遠傳承。但是，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研究與反思，到此為止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及戰后為人類和平相處留下的功業和思想是具有更深遠意義的精神遺產，它不僅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也關系到人類未來能否走向更高福地的重大問題。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素愛和平并自古以天下大同為崇高理想的古老民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就開始形成了在現代意義上追求人類共同幸福的思想。當時的許多文化人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禍歸罪于以競爭進化學說為表征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對競爭進化論加以否定，且希望戰后國與國之間徹底消除競爭，實現永久和平。此類論述十分普遍。杜亞泉的表述就具有足夠的代表性。杜亞泉 1915 年在 《東方雜志》發表 《社會協力主義》一文，明確指出，"競爭與協力"是人類相處的兩種對立的方式，"協力者利害相共，競爭者利害相反".國家主義者主張以 "政治上之關系或民族上之關系所構成之國家為界",相互競爭，以求強大。"平和主義""則以全體人類為界",相互親愛，和平相處。杜亞泉則力主 "現今時代，將由國民之協力，進而為人類之協力".一個國家不僅應 "確保國民之協力",而且應 "進而謀人類之協力".并指出，這是 "二十世紀之問題",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
上述觀點表明，當時的文化人認定二十世紀全球國家關系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各國將由過去為利益而競爭轉而謀求人類共同幸福和世界的永久和平。
正是站在上述思想地基上，國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勝利理解為人類普世公理戰勝強權的表征，并認定人類得到戰爭的教訓后，將根本放棄強權競爭，走向國際互助以至世界大同。因此，當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說中提出 "組織國際聯盟"以保障各國的 "自由"和 "土地管轄權"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等主張的十四條原則時，國人普遍相信人類永久和平將從此開啟。
《申報》等大報廣泛闡揚威爾遜的宣言可以造成"世界平民主義以達永久和平之目的".陳獨秀甚至提出了破國家偶像的主張。他說： "世界上有了什么國家，才有什么國際競爭?，F在歐洲的戰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
李大釗也說： "只要平和會議變成了世界的議會，仲裁裁判變成了世界法庭，國際警察如能實現，再變成了世界的行政機關，那時世界的聯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這樣，"合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就將實現 "我們人類全體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
當時中國社會各界的這些熱望盡管不免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但卻無疑是中華民族熱烈追求人類永久和平的精神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再現。
但是，由于其時的西方大國尚在很大程度上奉行實力至上主義，因此，巴黎和會及和會以后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盡管為人類和平相處做出了一些成就，卻仍然漠視中國近代以來所受的侵略，尤其是在中國山東主權問題上做出了遷就日本，使中華民族再次蒙羞的決定。然而，中國人民并未因此放棄自己的理想。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將日本侵華事件提交國際聯盟裁處，并派出使團在國際社會廣泛活動，爭取事變通過國際干涉得到和平解決。對國民政府的這一舉動，學界已進行了極其廣泛的討論。不少學者指出，國民政府的做法是繼續推行 "先安內，后攘外"方針，以圖集中力量消滅異己、消滅紅軍。這些論斷無疑十分正確。但也還須看到國民政府這一決策另一面的意義： 國民政府將 "九一八事變"提交國際聯盟裁處，并派出眾多外交家，以各種方式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對國際法的踐踏行為，爭取國際正義力量的同情，呼吁各國采取措施譴責和制止日本的侵略，"以求公理之戰勝"①，此舉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對國際法的尊重，對按國際公法和平解決事端的良好愿望。"公理戰勝強權"雖然早已被證明只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但這一理想卻無疑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中國在遭受侵略時首先向全世界證明日本的侵略 "無任何法律之根據",力爭國際社會主持公道，以國際公法制止野蠻暴行，博得了當時許多國家，尤其是小國家對中國的同情。1931 年 10 月，國際聯盟理事會 14 國以 13 票對日本 1 票的表決結果支持中國關于解決滿洲事變 "先撤兵后談判的規則".按國際聯盟的原則，議案需全體贊成才能通過，因而投票結果仍不能使該議案得以成立。但國人認為，這一表決畢竟使 "日本以武力""威逼中國屈服"的強盜行為 "已被理事會揭破",使之在世界面前"無可辯護",仍然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時任外交部長的顧維鈞②指出，由于西方大國采取綏靖主義立場，他在國聯的活動成效雖然并不理想，但并非毫無意義。在國聯的多次會議上，小國都 "團結一致",表示 "支持中國的立場",決不承認偽"滿洲國".國聯十九國委員會于1933 年2 月通過了關于中、日沖突的報告草案。此報告問題雖多，但畢竟 "明確的譴責"了日本在東三省的 "軍事行動以及扶持和承認 '滿洲國'"等侵略行徑。中國為和平解決日本侵略做到了仁至義盡，在國際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國際輿論界普遍反映中國在"道義上"取得了勝利。
與中國相反，當時的日本上下卻把以武力侵奪別國的領土視為天經地義。1928 年，日本簽署了《非戰公約》?！豆s》規定，簽字國不能以戰爭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但時間僅過三年，日本就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制造了以武力強占中國廣大領土的 "九一八事變".1934 年 10 月 1日，日本陸軍省新聞組提出的 《國防的真實意義和加強國防的主張》赤裸裸地宣稱： "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 "是天賦的使命".
這表明日本當時的國家意識中對人類和平毫無關懷之意。因此，中國當時為和平解決滿洲事變作出的努力，國際社會對侵略的譴責，都無法阻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1937 年 "七·七事變" 發生后，中國在國際法范圍爭取和平解決事端的眾多努力都因日本不斷擴大武力征服而歸于失敗，中國被迫開始了捍衛民族尊嚴國家主權的全面抗日戰爭。1937 年 7 月 29日，蔣介石指出，中日之間的戰爭除全國一致，不計失敗， "犧牲到底", "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明確宣告中國必須與日本打一場全面戰爭。
但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并非完全是以牙還牙，也不僅是被迫以武力捍衛本國的主權，更是不計本民族的犧牲以捍衛人類和平?！吨袊伯a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神圣抗日戰爭",不僅是 "為了挽救自己祖國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國際反抗侵略的奮斗",不僅 "決定中國的命運",也決定 "世界的命運".
蔣介石也指出，中國的抗戰 "決非爭一時之勝負與得失",也非單為爭取中國的 "獨立與自由",而是為了 "奠定東亞中日永久和平之基礎",消除 "人類幸福之隱患". 學人胡適對此做了更明確的闡論，他說，"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國"不僅僅是對中國的踐踏，更是 "世界和平被破壞的開始"; "中國民族抵抗目本"也不僅僅是中國捍衛主權之戰，而是 "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開始".作為一個弱國，中國 "從 '九一八'到 '七七'", "足足忍了六年".這種忍耐 "是一個真正愛和平的民族的忍耐",中國的抗戰 "是一個真正愛和平的民族到了忍無可忍時候的抗戰".最終目的是要 "幫助全人類建立一個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國共兩黨和一些學人不約而同的見解表明，民族的抗戰不僅是為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獨立而戰，更是為世界和平而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顯示，當法西斯主義逐步席卷世界，人類臨到滅頂災難之際，地球上最有影響力的四大支柱，即中國、美國、蘇聯和英國，對支撐人類正義大廈發揮了主要作用。中國是四國中最弱的國家，卻能在 1937 年 8 月率先向上海的日軍發起主動進攻，投入 70 多萬精銳之師血戰 3 個多月。這是人類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第一場犧牲慘烈的大戰。胡適對此曾做了如下論述： 相對于日本，當時的中國 "沒有海軍，沒有空軍，沒有新式的武器",本來 "沒有抵抗一個頭等海陸軍強國的力量",但中國卻是 "第一個拿起槍桿子來""抵抗侵略"的國家。
有正義感的國外學者也指出，中國的抗戰把日軍主力之大部吸引到中國戰場，使日本背上了 "超過負荷的沉重包袱",在軍事上、政治上發生了 "尖銳的危機".
同時，中國抗戰也驚醒了 "許多民族的和平迷夢",并給了"他們十多年的時間可以做一點抵抗侵略的準備",為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三大反法斯世界支柱的相繼樹起爭取到了更多時間。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而中國這根在國共合作基礎上最先樹起的支柱尤其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它最早支撐起了世界反法斯戰爭和捍衛世界和平的天空。而且，無論從主觀上看，還是從客觀作用上看，中國率先反抗強敵、堅持八年抗戰，都是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卻又不畏強暴的偉大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集中體現。這是中國精神，同時也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民族廣泛認同的精神，是人類未來永遠需要發揚光大的精神。
二、中國為重建世界和平體系做出重大貢獻
在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付出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犧牲。但是，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盟軍的打擊下，日本敗局逐步顯露之際，中國上下首先考慮的不是復仇，而是如何重建戰后和平體系。世界反法西斯國家重建戰后國際和平體系的工作始于 1942 年 《大西洋憲章》的簽訂。其時，中國抗戰正處于最艱難困苦的時期，但國人對重建國際和平體系仍表現了極大的熱情。胡適當時即表示，相信人類世界必然以 "和平計劃"取代 "惡棍主義原則".
1944 年，法西斯國家失敗的大局更加明顯，各國開始具體商討戰后國際和平問題。是年，反法西斯主要國家在華盛頓附近召開討論組建聯合國及其基本原則的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在會議籌備和召開期間，國人對建立更具權威性的戰后和平組織開始了認真的討論。邵力子當時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不只是中國解脫百年的枷鎖，而是反侵略國家同向人類崇高的理想邁進".
邵氏雖未直言戰后國際組織的建設，但其見解實已展示了對建立新國際組織以維護世界和平的愿望。 《東方雜志》的文章進而指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重建國際和平的會議不能只是戰勝國處理戰敗國的會議，而應是重建世界和平的會議，因此，"不論交戰國或中立國，都須出席",共同 "建立未來的世界和平".文章明確指出，人類 "和平是不可分的",建立戰后和平體系與 "戰勝戰敗及中立國都有關系".處理戰后問題的和平會議 "必須建立一個" "常設的" "國際機構","戰勝國與戰敗國都應當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共同為全人類謀幸福".
作為一個近代以來飽受欺凌，二戰中歷盡艱辛的民族，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勢雖成定局，但還在與日軍殊死拼殺，還在喋血犧牲之際，中華民族不是首先考慮復仇，而是希望與包括敵對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建立一個常設國際組織，以保證實現戰后廣泛的世界和平。如果沒有一種歷史長期積淀的文化精神起支配作用，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上述民族精神的作用下，中國政府也采取了積極參與戰后世界和平體系建設的立場。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召開前后，中國為新國際關系體的建構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會議籌備期間，中國政府就為成立新國際組織一事， "擬訂了五個草案",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制訂聯合國憲章的 "基本觀點".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及時提出了供大會討論的 14個問題，其中包含關于戰后 "國際爭端"必須"根據正義的原則和法律原則加以解決"這一最重要的主張。這一原則受到與會國家的支持，被寫進了聯合國憲章。1945 年 4 月，正式通過聯合國憲章、宣告聯合國成立的舊金山大會召開。中國上下對大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為了表明中華民族全民族共同維護聯合國憲章權威性的態度，國共兩黨經協商派出了有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在內的代表團出席大會。在開會期間，中國代表團提出，為了把聯合國建成一個有權威性的國際和平組織，中國"準備拋出一部分主權，交付與聯合國".
聯合國是一個世界和平組織，但不是一個世界政府，中國把一部分主權交付聯合國顯然不符合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參與組建聯合國并成為其中平等成員國之一者的身份，但這一盡管不切實際的提議卻表現了中華民族維護世界和平的強烈愿望和無私精神。聯合國是當時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廣泛認同的世界和平組織，但是，世界并未因聯合國的成立而完全脫離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影響。西方大國在參與或主導聯合國創建的過程中，仍然更多地考慮本國的利益，為謀取本國利益爭斗不已，甚至視小國弱國的利益于不顧，信奉的仍然是實力主義，而不是人類平等與共謀和平原則。這給中國人帶來了很大的失望感，但仍未完全抹去中國人對國際和平組織的信心。論者王克浪指出，中國維護國家主權雖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聯合國，但聯合國憲章仍將是 "今后若干年代國際社會的根本大法。這是聯合國家追求世界和平的初步勝利，也是我國八年抗戰"的 "一大成功".
另一學人陳友松也說，"各國都應擁護這個新世界大憲章，相信它的原則，能發展和衷共濟的行動，在戰后世界維持永久和平".如果 "蔑視這個大憲章",就要 "種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惡因".這些言論不僅是個人的見解，而且是中華民族一貫追求借助國際和平法則實現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三、中國為維護戰后世界和平不懈努力
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勝利以后，世界上曾發生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沖突，甚至經歷了冷戰時期的嚴重對抗，但中國始終堅持維護聯合國正義原則，一貫主張在保證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下，在國際法的正義原則下，通過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糾紛。
1954 年，周恩來總理與印度領導人發表聯合宣言，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次年在萬隆會議上正式向世界宣布了這一原則，即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應是當時最公正的國際關系準則。雖然由于國際社會當時仍為許多信奉社會達爾主義的大國所左右，和平正義的原則只能得到部分國家的認同，但是歷史的發展進程顯示，經過人類長期的共同努力，周恩來提出的原則在以后 70 余年內越來越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
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更明確提出了 "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著名論斷。他指出，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國策"是 "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并一再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聲明的和平政策不會改變，重申要 "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新秩序",強調 "中國是維護和平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展的目標不是稱霸，而是世界和平， "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因此，他向全國軍民宣告，中國要 "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 "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實際地擔當起維護世界和平 "這個角色".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三次工作重心大轉移，在確定中國轉向新時代的關頭，鄧小平不僅認定新時代發展的對外政策是要更堅定地維護世界和平，而且明確指出，中國發展的目標是把中國建成有能力維護世界和平的國家。
現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與世界法西斯戰爭勝利已過去 70 年，二戰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已存在70 年了。70 年來，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已由當年的農業國發展為經濟體量居世界第二位的現代化大國，現有國際關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很多方面不能適應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已再次臨到發生轉變的關頭。在此形勢下，中國提出了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這一重大戰略不僅是中國向更高水平發展的方式，也是為尋求新歷史條件下世界和平共處道路做出的努力?！督洕請蟆份d文對世界格局和中國在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了深刻度的論述：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至 2012 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 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 12761. 08 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梢哉f，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投資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該文還論道：而今，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面轉型升級的重任。長期建設形成的一些產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卻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通過 "一帶一路"建設，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制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經過改革開放幾個階段的發展，中國已由資本輸入國向資本輸出國轉變，中國已有大量過剩產能需要在世界廣大地區找到用武之地，而一些發展更滯后的國家又亟需輸入中國過剩產能以發展其經濟。這一事實客觀上要求改變既成世界格局的不合理之處。中國 "一帶一路"戰略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于要尋找一條通過經濟輸出與文化交流，和平改變現存不合理世界格局的新途徑?！度嗣袢請蟆分赋觯簾o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都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和主軸，以人文交流為重要支撐，開放包容的合作理念蘊含其中。在共建 "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中國堅持不干涉地區國家內政，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和勢力范圍。
另文指出："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 "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眾多論述表明，中國的 "一帶一路"戰略是要通過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方式，與沿線國家建構"利益"共同體，在和平和發展的旗幟下改變既存世界格局下已經不合理的世界利益關系，與沿線國家共同謀求和平發展。中國不謀地區事務主導權，更不是要重新劃分勢力范圍。這一戰略的實施的根本目標不是形成對抗，而是開創國際社會通過經濟文化交流方式，不斷地和平改善世界格局，謀求世界各國在更高水平上的和平共處。這一理念在習近平主席 2015 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閱兵式講話中得到了總結性的確認：今天，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懸在人類頭上。我們要以史為鑒，堅定維護和平的決心。
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偏見和歧視、仇恨和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才是人間正道。世界各國應該共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積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共同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北京青年報》的評論指出，習近平主席短短的講話 18 次提到 "和平". 充分現體出在當代世界條件下，在中國已發展為世界第二經濟體、正向更高階段發展之際，國家仍然把維護世界和平視為自己的崇高目標，仍然十分關懷 "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一關系人類未來的最重大問題。
二戰以后 70 年來，中國的幾代領導人始終把和平發展作為中國的國策，在任何條件下都一脈相承地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己任。這顯然不是一般的政治選擇的結果，而是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悠久傳統精神使然。
四、結 語
在中國和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捍衛了世界和平并重建了以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的國際組織聯合國。由于聯合國不是國際政府，它的和平原則必須通過各國的和平主張與行動得以維系。在過去的 70 年間，由于一些國家仍然不同程度地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給世界和平帶來了諸多障礙，但在世界和平力量的推進下，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國家主張由聯合國按公正原則和平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沖突與糾紛，國際社會的和平原則越來越展示出具有實際的意義。國際政治學家保羅·詹姆斯、納夫扎特·索谷特在其主編的 《全球化與政治》中指出，"如今，聯合國通過各國首腦及政府的宣言承認，為全球化提供了'偉大的機遇'".〔29〕該書的評價是否準確，我們在此處不加討論，但這個評價至少表明，世界大多數國家至今仍然十分看重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對人類走向和平的積極影響。中國為國際和平的不懈努力不僅是中國的需要，也是人類的共同愿望和世界未來的希望。歷史早已向人類昭明，凡是企圖以武力謀取國家利益都必將給人類帶來災難，而且也必將最終歸于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等國家試圖以武力改變殖民主義時代形成的世界格局，發動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空前規模的現代性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也給德國等國帶來了滅國之災。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后，德國和日本等國再次謀求以武力推翻不符合本國利益的世界格局，又一次挑起規模更大的世界戰爭。法西斯主義導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世界造成了更為巨大的人員傷亡，把數不清的人類財富化為灰燼，制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人間悲劇。但是，戰爭的最終結果仍然是戰爭發動者的滅亡。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構的國際和平組織和新世界格局已經存在 70 年，隨著世界的飛速變化，二戰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已顯示出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需要，世界已經又一次臨到改變國際關系格局的關頭。但 "改變"只有以和平方式進行方可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發展，相反則會造成更為不可想象的人間慘劇。而且，由于現代戰爭已經進入核武器時代，如果再試圖以武力改變世界格局，結局很大可能是沒有勝利的人類完全毀滅。因此，在當今世界，中國抗日戰爭及整個歷史發展所留下的追求人類和平共處的精神遺產尤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一個國家是否愿意接受這種精神遺產，不僅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存亡，而且關系到人類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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