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否是一位愛國者，史學界對其的評價褒貶不一，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肯定。例如：張魁堂認為張學良將軍是我國現代史上一位有重大貢獻的民族英雄；而張德良更是贊譽張學良是軍人，但并非一介武夫，他是集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民族英雄，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者之一。另一種觀點是質疑甚至否定，認為張學良的愛國主義是狹隘的、片面的。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前評價“中東路事件”多指責是張學良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挑起的反蘇事件；80年代對“中原大戰”的評價大多認為是張學良被蔣介石收買或是為東北集團謀利。張學良的一生經歷了幾次重大抉擇，后人對其抉擇過程和結果的評價大相徑庭。本研究從張學良的4重身份來分析其愛國主義思想。

一、作為青年將領：具有不夠成熟的愛國主義思想

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受過專業的軍事訓練，加上與身俱來的聰慧使他成為一名年輕有為的青年將領。他曾說：“余自19歲參加實地戰爭，不拘勝敗如何，余之所經驗者，每時感痛苦。因余所到之處，每見聞民眾感受之困苦災難。竊思青春國民之血潮流失于如此無謂之爭斗，洵為恥辱，此種之血潮流失于守護國權，乃為當然者爾。 ”[1]347張學良目睹了軍閥混戰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逐漸認識到內戰有害而無益，產生了“撤軍息爭”的愛國主義意識，但是作為奉系集團的主要將領，張學良還是參與了一系列軍閥混戰。這一時期他的政治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看到了戰爭帶來的消極后果并產生了厭戰情緒；另一方面，作為軍人，他相信只有在一個強勢的政權下才能結束混戰，而這就需要他去征服其他軍閥。

1928年6月4日 發生的“皇姑屯事件”,導致東北局勢萬分危急，年輕的張學良排除阻礙子承父業，將東北的命運系在自己身上。從此，這位年輕的將領“年未而立，既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幡然易幟。 ”[2]128張學良以長遠的政治眼光和希望祖國統一的赤誠之心完成了關乎國家命運的歷史大事。他常對左右說：“只有國家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為強，否則豆剖瓜分局面終難幸免。 ”[3]32當時，張作昌勸張學良與南方爭斗到底，張學良不予采納。他說：“東北有貔貅之士達20萬，未嘗不可與南軍作一決戰，但鑒于外患險惡，濟南及皇姑屯之變，深為痛心，且因大勢所迫，全國人民服膺三民主義，我兄弟倘使舉措不檢，不特為亡國之罪人，亦且為人民所唾棄。 ”[1]382張學良贊同實現國家統一，東北易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張學良是一位愛國的青年將領。但是，“九一八事變”給張學良留下了一生的遺憾甚至是恥辱。在那個復雜的歷史環境下，我們不能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在張學良個人身上，但他應負主要責任。事變前夕，東北地區有部隊15萬之眾，而日本關東軍只有1萬余人，事變后加上朝鮮等地增援也不過2萬人左右。在東北軍具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關東軍卻一夜之間占領了奉天，4個多月占領了東北3省。許多學者皆為張學良鳴不平，認為他僅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社會上流傳的“銑電”、石家莊密探以及張氏夫婦秘藏蔣介石不抵抗命令是證明張學良替蔣介石背黑鍋的依據，但上述事件都出自于個人記憶或者傳說，學界對此眾說紛紜。張學良恢復自由后在其口述史中多次否認了上述說法，他多次強調蔣公的答示是“相機處理或善為處理”[4].在當時，東北軍名義上歸于國民政府，但其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若張學良像解決“中東路事件”那樣果斷選擇自主抵抗，就不會重蹈“中東路事件”的覆轍。這一方面是張學良對局勢估計不足所致，他說：“我判斷日本人不能這么做，因為這么做對他不利，我這個人是膽大妄為的，我真知道日本人要變，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拼的”[1]325;另一方面與張學良的政治眼光不夠成熟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