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僚體制歷史悠久，是傳統中國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歷史成就。官僚制的理性化特征有助于提升行政管理體制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其所內在蘊含的集權傾向，以及人浮于事、機構重疊、權責不清的缺陷大大增加了社會治理的成本?；陧f伯關于官僚制的經典理論分析，需要通過強化制度建設、推進法治化等措施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以抑制官僚制的內在缺陷，進一步推動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發展。
一、韋伯的理性官僚制
通過考察古代中國、古羅馬、拜占庭帝國等國的前官僚制組織體制，韋伯（Max Weber）結合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特點，提出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官僚制理論。韋伯曾指出：“官僚制是法理型支配（統治）的最純粹方式?！蹦壳皩W界較為認同的觀點是：官僚制（bureaucracy），又稱科層制，在管理學中它是一個中性詞，是指一種以分部——分層、集權——統一、命令——服從等為特征的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形態，并非是官僚主義作風的同義語（劉力，2002）。官僚制不是指一種政府類型，而是指一種行政管理體制，是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依照既定規則持續運作的行為模式。這種行政管理體制越來越盛行于所有的政治體制，是實現統治目標最合理的形式（張萍芬，2011）。
韋伯對西歐為何能夠產生理性的資本主義形態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認為正是“理性化”成為了西方歷史上經久不衰的“理性主義”的內在動力，并逐漸擴張至經濟、政治、法律及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其結果是推動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而這一“理性化”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即為可預期的行政管理——理性的官僚制。（黃小勇，2002）韋伯認為以農業發展起來的官僚制是非理性的，近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改變了那個時代的官僚制特性，現代工業造就了一個高度分工、法制化的社會。因而，韋伯指出，只有建立在現代工業社會基礎上的官僚制才具有現代社會的理性因素，才能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需要（文金福，2009）。
理性官僚制具有以下結構特征：（1）職能分工專門化。韋伯認為，組織根據分工的要求規定每一職位均有特定的權限范圍，這樣不僅有利于組織成員通過訓練掌握專業的技能，更有利于提高組織的工作效率（丁煌，2005）。（2）職責等級明確化。為能夠實行大規模的責任制與協作，職位按等級依次排列，任何官員的行為方向都由處于更高一級的官員決定，下級職務接受上一級職務的管理與監督，組織結構的形態像金字塔型。
（3）規章制度規則化。在理性官僚制組織中，組織運行、成員間的活動與關系都受規則限制。這樣有助于組織各部門協調一致，規章的穩定性決定了科層制組織地穩定運行。（4）非人格化原則。韋伯認為，古代中國、古羅馬的官僚制是建立在個人情感和好惡等非理性因素之上的，而非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之上，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是公、私事之間有明確的區分，并受法律支配。（5）人才任用績效化。成員憑自己的專業所長、技術能力獲得相應的工作和崗位，享受工資報酬。組織按成員的技術資格授予某個職位，并根據成員的工作成績與資歷條件決定其晉升與加薪與否。（6）行政管理效率化。韋伯發現自秦以來中國就建立了相當完整的前官僚組織管理制度，但卻缺乏以管理為職業的精神，獲取俸祿成了官僚從政的最大動機，而現代西方的官僚組織區別于從前的最大特征是，出現了專業管理人員和職業的奉獻精神（文金福等，2009）。
二、中國傳統的官僚制
韋伯認為中國古代官僚制是一種“世襲官僚制”，是“相對非理性”的。王亞南（1981）曾提到，中國古代的官僚制“不是被運用表達人民意志，圖謀人民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彼赋?，其形態存在延續性、包容性、貫徹性等特性，中國自秦漢以來至現代以前都是專制的、官僚的，是與西方不同的一種特殊政體。
（1）階級層面。歐洲的專制官僚政治產生于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斗爭的過程之中，而資產階級不能在中國獲得合法地位，建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專制官僚政體的社會屬性、中國專制君主及官僚們的社會階層屬性是一大問題。因而，中國的官僚階層，即士大夫階層，既無法代表貴族階級利益，也無法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成了“自有特殊利益”群體。
（2）思想方面，“最便于專制”的儒術成了專制官僚統治不可或缺的維護。儒術所提倡的天道觀、大一統及綱常教義等學說，為國家的掌管者們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使其取得了一種“先天”存在的依據，繼而使平定四方、統一國家成了必須和不得不為之的舉措，最終運用一種由國家到家庭，再到個人的綱常禮教來確立社會上無處不在的政治聯系。
（3）經濟支持。我國的專職官僚政體是隨中國的封建地主經濟的產生而出現的，因而我國古代官僚政治的高度發展離不開各朝各代的田制稅法，這些田制稅法構成了封建社會經濟實力的重要保障。
（4）社會制度。每種經濟體制都會有與其適應的社會制度來相互輔佐，而由隋唐開創的科舉制，對于官僚政體的強化，極大地彌補了原先官僚政體的不足。既實現了選賢任能，又體現官僚社會的融通性，故此科舉制對于官僚政治的這種補強作用，使其成為中國古代后期官僚政治的必要配合物。
三、中國官僚制現狀及其弊端
中國尚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它具有諸多傳統及現代因素。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適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組織通常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式組織。建國后，為建立健全計劃經濟體制、發展公有制經濟，國家將傳統組織以強制性手段進行改造或揚棄，建立起新型的以管理為職能和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各類社會組織，如各種企事業單位、軍隊組織、公益性組織及農村中的生產組織等。這些社會組織除了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結合的本質特征外，在管理方法上也具有類層級制的性質。但由于家族主義的傳統已在人們心理上根深蒂固，傳統家族式組織對現代組織的強大影響仍然存在。
正如王亞南所說：“中國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為其社會基礎的封建體制（買辦的或官僚的經濟組織，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剝削關系）清除了，在作為其官與民對立的社會身份關系洗脫了，從而必得讓人民，讓一般工農大眾，普遍地自覺自動起來，參加并主導著政治革新運動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壽終正寢的時候?！?/p>
我國現行的組織管理結構還很不完善，組織管理體制中存在著許多弊端。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權力過于集中。容易造成個人獨斷和決策失誤，不能充分調動和保護下級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組織領導者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濫用職權、欺上瞞下、壓制民主、打擊報復等問題。另外，走后門、拉關系、大搞不正之風現象仍然嚴重。（2）機構重疊，權責不清。組織機構臃腫、層次重疊導致了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等現象。因黨政干預過多而造成的權責不清，影響了各類社會組織自主性和積極性的發揮。（3）組織行為缺乏理性，“人格化”的傾向明顯。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自然經濟一直占據著國家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進而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了濃厚的小農意識和家族觀念。社會的經濟文化活動也長期局限在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紐帶的群體之中。（4）法制化程度較低。當代中國官僚制受傳統行政文化影響，兩千多年的“人治”思想還沒有徹底根除，法制不健全，獎懲缺乏公平和效率。因而上文提到的腐敗問題得以發生。
四、理性官僚制對中國行政改革的啟示
官僚制是基于西方文化和歷史發展的產物，對于中國的行政改革來說，借鑒和學習官僚制的管理經驗，甚至在行政體制的設計中引入官僚制的因素也是必要的，但要完全根據韋伯的理性官僚制度出發，在中國構建官僚制，則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從我國的社會發展階段的國情出發，同時考慮我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在吸收、借鑒官僚制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礎上，發育、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組織體制，使我國行政組織盡快走向規范化和法制化。
韋伯的理性官僚制對我國的啟示主要如下：
（一）強調行政管理的高效化
當前，我國正處于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在這樣一個關鍵階段里，官員的腐敗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政壇，官員的職業道德也有待進一步的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有待加強。十八大報告中強調了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指出要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二）現代行政管理要求摒棄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建立法治型政府
在韋伯看來，官僚制以非人格化的形式，否定了以往那種以門第、血緣、等級高低來獲取官職和晉升的做法，從而使理性因素在公共領域得以張揚和發展。就中國而言，中國的行政組織面臨著擺脫傳統慣性約束的任務。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行政組織更多地帶有傳統官僚制的色彩，如公務員隊伍的專業化、技術化水平比較低，很難實現政府的高效運作；講門第、拉關系等傳統因素始終困擾著中國的行政組織朝理性的方向邁進；重人治、輕法治，重身份、輕契約很大程度上占據了理性精神成長的空間；行政管理以“以身份取向”凌駕于“成績取向”之上，扼殺了官員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等等。因此，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所提出的非人格化管理恰恰是中國行政改革和行政發展所缺乏的，這些因素對中國的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提升法制精神
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治是中國封建社會典型的特征。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塑造了中國沉厚的封建文化，重德治、輕法治是中國古代治國的理念。今天，我們正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它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建立法治型政府形象。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進依法行政，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