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麟（湯炳正）先生成稿于1947年的《原“名”》一文，著重探索的乃最初促成口頭語言產生之客觀條件。而由于文字與語言之關系，其與語言起源有著至為密切之關聯，故是文所說不管是對探討語言起源還是對研究文字與語言之關系，均有著即使今天看來仍獨至之學術價值，值得我們用力去細而究之。下面，擬分別從語言起源的層面和從文字與語言關系的層面作一粗淺之研討，以便我們對是文以至景麟先生之相關研究有更多之認識。不當處，祈海內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云。
一、從語言起源的層面看《原“名”》之學術價值
就語言起源的層面言，我們知道，摩爾根（1818-1881）在其《古代社會》第一編第三章的“現在再往上溯……最后還有手勢語言”下有注云：……人類之發出聲音最初是用來輔助手勢的；等到這些聲音逐漸具有固定的意義以后，便在這種意義范圍內取代了手勢語言，或者與手勢語言結合在一起。這樣也就促使發音器官的機能有所發展。我們假定，音節分明的語言從一開始起就有手勢伴隨著，這一點再也明白不過了。這兩者至今仍然不可分離，正可以體現古代人心智活動習慣殘余下來的痕跡。如果語言十分完備，還要再用手勢來引申或加強語言的意義，那就會是一種錯誤。我們回溯語言的發展過程，當上推到較原始的形態時，就發現手勢的成分在數量上大為增加而在表現方式上更為復雜，直到我們發現語言之依賴于手勢乃至沒有手勢就根本無法理解其意義的程度。語言和手勢均產生于蒙昧階段，并肩發展，臻于興盛，而在進入野蠻階段很久以后，二者仍始終結合在一起，不過結合程度較輕而已。凡是急于想解決語言起源問題的人，最好充分注意手勢語言所能提供的啟示。
然是說雖“極有意義而又嫌籠統”，而其所以“籠統”，乃因摩爾根并未涉及“在二者交替之際，如何過渡”這一語言起源之關鍵問題。景麟先生說：如先民之初，乃用口頭語言“輔助”手勢語言之不足，則首先應當注意下列事實：手勢表意，只能用于白晝，昏夜即失其效力。如北美洲土著民族阿刺帕和人以及南非洲之布西曼人，除白晝以手勢表意外，黑暗中相遇，即不能互相表達意志，是其例也。先民為“輔助”手勢之所不逮，于是昏夜之際表達意志與說明事物，即不得不借助于口音?？陬^語言產生之客觀條件，殆即與此有關。
這里，我們除了要“應當注意”“昏夜即失其效力”云云這一“事實”外，還須格外注意“先民為‘輔助’手勢之所不逮”數語。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兩者存在著前因后果的關系。景麟先生如此之說所以經得起推敲，乃緣其引證之堅實與考析之細密。要之，景麟先生于此將“口頭語言”當初是在什么情況下“‘輔助’手勢語言”這一重要問題，說得十分清楚。就筆者目力所及，將這一問題說得如此透徹者，當以景麟先生所論為最。而此所謂“透徹”，乃緣識“肯綮”所在而中之，非引“北美洲土著民族阿刺帕和人以及南非洲之布西曼人”如何如何，便能造乎斯境。
先民何以“不得不借助于口音”？即“口頭語言產生之客觀條件”與什么有關？此乃關鍵中之關鍵。是文分“名——冥”“問——昏”“音——暗”三個部分，分別對“與語言有密切關系之‘名’‘問’‘音’等字所代表之原始意義”進行細致而具體的考察以究之。如在第一部分的開始，景麟先生便以《說文解字》“口”部之“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為例展開研討。當然，我們知道，后人對叔重是說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如宋元之際的戴侗之“《周官》‘中夏教苃舍，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莫夜則旌旗徽識不可辨，故必謹其號名以相壹，‘名’之文所以‘從夕’也”，段玉裁之“《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嗽S所本也?！渥髌骺蹄?，亦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于下，皆只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許君于金部不錄‘銘’字。從《周官》今書、《禮》今文也。許意凡經傳‘銘’字皆當作‘名’矣”，李慈銘之“‘名’之‘從夕’，殊不可解。以‘冥’轉訓，亦甚迂晦。疑‘名’本從‘卩’，‘卩’者信也，亦制也?！?/p>
張文虎之“竊謂‘名’字本從口，從令省，亦聲。從令省者，從卪也，卪者信也。從口從卪者，所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篆文‘卪’與‘夕’形豪牦之誤，附會為夕冥，其說甚陋，蓋后人所妄竄，非許書也”等等，不一而足。然此中多或如李、張兩氏的失之甚遠，或如戴、段二家的未達一間?？v觀古今各家之說，在我們看來，當以景麟先生所言最得“名”之所以為“名”之實，合《〈說文〉歧讀考源》《古語“偏舉”釋例》所論觀，看得更為清楚。而景麟先生之得，往往緣其解讀文獻之大智慧。如于此之將部分置于整體中作歷時之考察，等等。用其《屈學答問·一一》的話說，即“做學問時，不能把一個問題孤立起來看，而必須把問題放在事物的整體規律當中，進行分析”。景麟先生又說：《說文》釋“名”為“從夕口”，此實古義之僅存者；但又局限于“自命”“自名”，未能從泛指一切物名著眼，猶未達一間?！懊弊纸鹞亩嘧?，甲骨文則作，僅就字形言之，其本義已灼然可見。
蓋遠古先民，于晝間皆以手勢表事達意，逮日夕昏冥，視官失其功能，即不得不代以發諸口舌之語音，以乞靈于聽覺?！摆げ幌嘁姟倍钥谏唷白悦薄白悦?，特昏夕之中表事達意之一端耳?！懊弊謴南?，許氏以為“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云云，可謂得其本義，并與“名”字所代表之語音，亦互相吻合。蓋先民開始以口舌表意，乃出于日夕昏冥之際，故即以事物出現之時間特征“冥”音呼之；“冥”與“名”，一語之異文耳。推而廣之，凡與“名”同紐之字，多表昏冥之義。
正是通過這些具體而細致的考察，景麟先生得出如下結論：人類開始用語音表意，既在日夕昏冥之際，則其時白晝表意之工具，或仍為手勢。此應屬人類由手勢表意到語音表意之過渡階段，乃人類文明進化中所邁出最關鍵之一步。人類語言開始產生的環境與條件，可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枰菇蹬R，作為環境與條件之一，是否對語言的產生，曾起過促進作用，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景麟先生之說乃聲音與手勢二者“交替之際，如何過渡”這一語言起源之重要問題的種種研究中之最為出色者。我們知道，約翰·萊昂斯在其1986年于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的一專門講座——“語言的起源”中曾說：有一種關于語言的種系發生理論（原注：“我本人贊同的就是這種理論的一種修正形式?！保┦钦J為語言并非起源于言語，而是起源于手勢。這當然不是一種新理論。早在1746年，康迪拉克（Condillac）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這種看法，那多半是18世紀關于語言的起源或者各種起源的諸多討論中最具獨創性和最有影響的一種觀點。那以后，許多不同學科的代表人物，如泰勒（Tylor）、摩爾根（Morgan）、華萊士（Wallace）、馮特（Wundt）等許多學者，也表示過類似的看法。不過，現在又有了不少支持這種手勢理論的新證據。有關證據只有一部分是來自語言學，大部分都是來自物理人類學、古生物學、心理學、個體生態學和神經生理學這些其它學科。
惜乎，當時約翰·萊昂斯氏無緣見到景麟先生此文（此文雖成于1947年，然1990年才問世）。當然，不止《原“名”》如此，《語言起源之商榷》《古語“偏舉”釋例》亦然。還有，是否看到景麟先生之文是一回事，看到了，能否看出其重要之價值又是一回事。借用魯迅先生《葉紫作〈豐收〉序》的話說：“偉大也要有人懂?！?/p>
綜上所述，從語言起源的層面看，景麟先生是文以《說文解字》“口”部之“名，自命也。從口夕。
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為例展開研討，出色地解決了聲音與手勢“交替之際，如何過渡”這一語言起源之大難題。景麟先生正是以此與其在《語言起源之商榷》中所提出的“容態語”與“聲感語”等嶄新而極具深度之論，將語言起源中影響最大之“手勢說”扎扎實實地往前推進了一大步的。
二、從文字與語言關系的層面看《原“名”》之學術價值
文字與語言之關系，乃語言文字學（文字學與語言學）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語言文字學家們為此聚訟不已。其所以如此，因為這一問題牽涉甚廣而十分復雜，且不弄清楚它，許多相關的問題就難以討論下去。而就這一關系言，我們知道最近百年間之主流觀點，即如在成書于1912年而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理論語言學誕生的一個標志之《國語學草創》中，胡以魯（1888-1917）所說的“蓋文字者，語言之徽識耳?！姓Z言然后有文字，語言主而文字賓也”，尤其是如高名凱、石安石主編而影響特別大的《語言學概論》之“文字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說。
然而，這正如景麟先生在其《〈說文〉歧讀考源：兼論初期文字與語言之關系》（后引此文，略其副標題）一文中所說的：……當代國內外語言學界最權威之結論，似仍與中國清儒之成說相雷同。即認為：“文字不是和語言同時產生的，而是在語言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并在語言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就是說，先有語言，后有文字，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是在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同時文字又是從屬于語言的?！钡?，吾人從文字發生和發展之某些客觀的歷史事實上看，似乎并非如此。簡言之，即先民之初，語言與文字應皆為直接表達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者。并非文字出現之初即為語言之符號，根據語言而創造。即使人類先有語言，后有文字，然文字只是在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之基礎上產生出來，而不是在語言之基礎上產生出來。語言者，乃以喉舌聲音表達事物與思想；而文字者，則以圖畫形象表達事物與思想。語言由聲音以達于耳；而文字則由形象以達于目。在文字產生初期階段，語言與文字各效其用，各盡其能。因此，遠古先民，實依據客觀現實以造字，并非“依聲以造字”；亦即文字并非“在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
后來，來國龍在其《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和漢字起源的考古學研究》這一有反思意味之文中亦有類似的說法：文字和語言有密切的關聯，但是，文字并不完全等同于語言，文字的起源和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和特點?；仡櫧倌臧l展起來的漢字起源論，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漢字起源論在理論上有所偏頗：這些研究往往只用“語言學眼光”來判斷漢字的源頭，把漢字起源的重點放在是否表音上，把漢字起源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的研究簡化為只是對文字定義的爭論，從而忽視了原始文字（proto-writing）和成熟文字體系在社會制度層面的連續性，割裂了前后發展的聯系，看不到漢字產生的源頭。
來先生之說，亦甚有見地。
然在我們看來，其撰是文時若能看到景麟先生的相關研究，當更有所進。如上所述，景麟先生在《原“名”》一文中，以《說文解字》“口”部之“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為例展開研討，從而得出“人類開始用語音表意，既在日夕昏冥之際，則其時白晝表意之工具，或仍為手勢。此應屬人類由手勢表意到語音表意之過渡階段，乃人類文明進化中所邁出最關鍵之一步”這一殊具學術意義之結論。而這一結論，不僅對語言起源研究十分重要，對我們研究文字與語言之關系意義亦巨。當然客觀地說，景麟先生在文字與語言關系領域中所作之桀異貢獻，主要的還是見于其名文《〈說文〉歧讀考源》中，然《原“名”》這方面的價值，我們亦當珍之。否則，不僅語言起源之“發生學的問題”會極為含糊，文字與語言關系之“發生學的問題”亦難以說清楚。換言之，就文字與語言之關系言，《原“名”》所究乃“出發處”之去向。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說文〉歧讀考源》則正是從此處“出發”來展開具體而深入之研討的，景麟先生在是文中說：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現象，不得不有賴于文字。然溯厥文字之初起，則既非諧聲，又非拼音，只為一種極簡單之事物形象符號。因此，古代文字與語言之結合關系及結合過程，必須加以探索。清代自顧亭林起，而古音之學大昌。乾嘉諸儒，遞相發明，所得益精且宏，皆知根據聲韻以抉語言文字之源。其中，對《說文解字》一書之整理，功績尤偉。然考其所持之理論，莫不以為：“文字之始作也，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保ㄒ姸斡癫谩墩f文解字》土部坤字注。）又云：“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
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即寓于文字之內?！保ㄒ娡躞蕖墩f文釋例》卷三。）則是謂文字根據語音而創造，文字即為語音之符號，在文字產生之始，即與語音有互相凝結而不可分離之關系。此乃清儒以來一貫之理論。然清儒之治《說文》者，其成績之所以能超越前代者固因此，而其猶有某些問題無法解決者，亦即因固守此說之所致。例如凡遇《說文》中具有兩音以上之“歧讀”字，既不能以“音近”解釋，又不能以“音轉”推演者，輒感迷離，其蔽可想而見。
“然清儒之治《說文》者”云云，見人之所未見，而十分深刻。景麟先生《〈說文〉歧讀考源》一文著重探討的，正是這些“無法解決者”之所以然。然如上所述，這正是以《原“名”》所說為出發點的——從發生學的層面說，無論若膺之“文字之始作也，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還是王氏之“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即寓于文字之內”，均未盡然。既然“先民之初，乃用口頭語言‘輔助’手勢語言之不足”與“人類開始用語音表意，既在日夕昏冥之際，則其時白晝表意之工具，或仍為手勢”，那么，“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與“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便未能盡其“始”。就段氏說言，其忽乎有“流動之形”（手勢）而后有“靜態之形”（圖畫之類），“流動之形”必先乎“靜態之形”這一層；就王氏語觀，其沒有注意到“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形”（“手勢”——“流動之形”），依“形”以造“字”一面。許叔重在《〈說文解字〉敘》中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奔凑f文字之制作是依仿客觀事物的形狀描摹而來，并且認為文字是“物象之本”。換言之，“初文”首先是描摹客觀事物之符號，而非語言符號。不僅如此，景麟先生《原“名”》所說，還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一，不管是初民之手勢語言和有聲語言（“前語言”），還是“結繩”“刻契”“圖畫”（“前文字”），兩者都同樣有一個自我逐漸“成熟”的過程；二，既然有“目治”之手勢語言，自然就有同樣是“目治”之“刻契”“圖畫”等——后者，當首先是前者之“延伸”，然后才與有聲語言“走在一起”，即“文字”，正如景麟先生所說的，“并非‘在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蔣善國先生說：原始象形文字源于繪畫，見畫知義，因而見形知義，可以與語言聯系起來，達到知音的程度。表意文字的根本特點是它專表形意，而與語音沒有直接聯系。同一符號可以代表兩種語言里的同一個詞，而有不同的讀音，例如“目”這個詞，埃及文作 ，克雷特文作 ，金文作 ，都畫個眼睛形來表達，而讀音不同。不論什么人看了，都知道是眼睛，都了解它的意義，都可以按自己的語言把它念出聲來。在這種情況下，不通過語言，可以知道它所代表的概念，然后通過語言，了解它的音。這種現象說明了一個象形文字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音讀，也證實了表意文字與語音的聯系不夠。
據上所述可知，此近是矣。然蔣先生于此更要說明的是：“文字是表達語言的，特別是表達語音的。所謂‘依聲以造字，而聲即寓文字之內?！ㄍ躞蕖墩f文釋例》卷三）任何書寫符號都不能避開語言，獨自表示、表達概念，都是標記表示概念的單詞，而不是仿佛不依靠詞而存在的在詞以外的概念本身，因此文字是通過語音來知義的，所謂‘以音載義’?！?/p>
即以《原“名”》所說例之，可知其同樣似未免將后世發展已成熟之文字體系的特征加之于原始文字上之嫌。而此乃“清儒以來”，尤其是最近百年間，本研究領域極為普遍的做法。另外，關于漢字之起源，裘錫圭、沈培兩先生撰寫的《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之“漢字起源的研究”一節有說：“本世紀以來，一般文字學者都接受了文字源于圖畫的觀點（孫詒讓、沈兼士、唐蘭、蔣善國等人都曾明確指出象形文字與繪畫的源流關系）?！庇终f：“七十年代末以來，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確地認識到，漢字從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的。有些學者提出了‘原始文字’這一概念，以指稱處于形成過程中的文字?！?/p>
這是符合實際的。問題是，極少學者注意到我們上面所說的景麟先生《原“名”》給予之深刻啟示：一者，“……兩者都同樣有一個自我逐漸‘成熟’的過程”；二者，手勢語言與同樣是“目治”之“刻契”“圖畫”等的關系，厥初當更為密切。
綜上所述，從文字與語言關系的層面看，景麟先生《原“名”》一文有著難以替代之重要價值。借用序波君在其一甚見功力之文中論景麟先生《語言起源之商榷》的話說，即其“邁向的是一個新的方向”。另外，景麟先生是文給我們一個十分重要的啟示：由于“各方”都有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故文字不可能是在有聲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
余論丹麥著名語言學家奧托·葉斯柏森（1860-1943）說：“由我提出并首先堅持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現代的語言一直追溯到歷史與我們掌握的材料所容許的限度……如果靠著這種追溯的過程，我們最終能到達這樣一種發音階段：這些發音不再被稱為真正的語言，而只是某種先于語言的東西——那么問題就會解決了。因為轉化是我們可以理解的；而無中生有，則是人類理智絕不能理解的?！?/p>
引自然，我們誰都無法回到“這樣一種發音階段”。法國著名語言學家約瑟夫·房德里耶斯（1875-1960）說：“語言學家研究的是說的語言和寫的語言。他們借助于已發現的最古文獻來探溯這些語言的歷史。但是在這歷史中不論追溯到多么遙遠，他們所碰到的始終只是一些已經高度發達的語言，這些語言的背后還有我們毫無所知的漫長的過去?！?/p>
不過，房氏于此未免太過于悲觀（參后）。即“追溯”雖回到不了葉氏所期望之“這樣一種發音階段”，然亦未必如房氏所斷言之總歸“毫無所知”。而就“追溯”言，目力所及，當以景麟先生所至最為近之，以《原“名”》所說與相關之論比觀，便不難明白。這一方面，緣于漢字“隱藏”著豐富而寶貴之“厥初”秘密。陳寅恪先生說：“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p>
杜學知先生說：“說到文字，現在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都行用的是‘標音文字’，只有中國象形系統的漢字為例外?！W出世界所有文字類型之外的漢字，獨標一格，只此便富有研究的價值?！笔蔷芍^得其大者矣。另一方面，則賴景麟先生之特識。
其于《原“名”》說：“時代杳遠，記載缺乏，無由考其確實情況。為突破此一困難，本文所據之資料，并非歷史所記載，而為古代文字結構中所表現者；且非盡為文字形體上所表現者，乃更著重于古代文字所代表之語音中所表現者。蓋文字后起，不盡得事物之本義，而語音在產生之初，實即與事物結成不解之緣。因此，語音中所表現者，自當遺有語言發生時之社會事態。若能根據語音變遷之規律，上溯語音原始之形態；再據語音摹擬事物之原則，推究語音所描繪之社會事態?！贝四松钪陉P鍵處著力者之言也。而“上溯語音原始之形態”云云，未嘗不包含有房德里耶斯所說的“漫長的過去”之某些“秘密”，盡管那“漫長的過去”之“秘密”，更多的恐將永遠埋在人類智慧無法知之之所。
總之，與相關論著細加比觀，便知景麟先生無論是在語言起源研究領域還是在文字與語言關系研究領域，均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而《原“名”》一文之結論，在某種意義上幾可以說，乃景麟先生這兩方面研究之出發點。從研究方法之層面看，將各自“獨立”而又有極為密切聯系之文字和語言的關系與語言起源作通盤考慮，其結果自然是1＋1＞2。景麟先生之學術研究，每多具方法之意義，以《原“名”》合之《〈說文〉歧讀考源》與《語言起源之商榷》觀，得其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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