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龍》而作的文體學著作。此書不僅吸收了自摯虞、劉勰、吳訥、徐師曾、姚鼐、曾國藩等以來的文體學觀念，而且在此基礎上又有新變。下面由學術堂為大家整理出一篇題目為“《文章源流》文體學著作的特點探析”的文體學論文，供大家參考。
原標題：《文章源流》與清末民國時期的文體學研究
摘要：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龍》而作的文體學著作。此書不僅吸收了自摯虞、劉勰、吳訥、徐師曾、姚鼐、曾國藩等以來的文體學觀念，而且在此基礎上又有新變。將曾氏三門十一類的文體類別，變更為“論議門”“記載門”“詞章門”涵蓋下的十六類文體。其中，傳注類文體的獨立，顯示出獨到的文體視角。在具體的文體闡釋中，融合了傳統的“序題”“序目”形式，構建出新的解說方式。體例上，注疏、考證與批評兼備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鮮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國新的時代與學術思潮下，此書對古文文體的研究極具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高步瀛；《文章源流》； 文體分類； 傳注體； 文體闡釋
目前學界對高步瀛的相關研究仍停留在對其身世、交游、著述的考辨上①，聚焦于其所著《文選李注義疏》《古文辭類纂箋證》之上，而對《文章源流》這部異常重要的文體學論著缺乏足夠的關注。在高氏的傳記、事略、評傳、年譜等研究中②，此書或未被提及，或一帶而過，只有零星的論述散見于關于民國講義或者文學史研究的相關論文之中。
《文章源流》是高步瀛講學北平師范大學、蓮池書院期間的講義。據程金造《高步瀛傳略及傳略后記》記載：“先生論文，無駢、散，應先辨體。韓退之直追遷、固，而文體多所破。述文章流變 體 制 正 訛，為 文 章 流 別 新 論 上 下 兩卷?！雹鄱[《高步瀛先生（1873-1940） 事略》亦載“《文章流別新論》二卷”④。程文作于高氏逝世后第二年，董文亦載于當時報刊，二人所言《文章流別新論》應是此書本名，后來研究者所說《文章源流》或為高氏于蓮池書院講學期間所改定后的版本（1928年以后）①。與《文選李注義疏》及《古文辭類纂箋證》一樣，本書在體例上表現出鮮明的特色，“貫串古今，窮原竟委。其注解在形式上雖附于某篇某句之下，實則是獨立的一首考證文字”②。
本文擬就這部久被忽視的文體學專著加以分析，對其編寫體例、文體論特色、影響以及局限性進行研究，以進一步觀察清末民國時期學術界的文章與文體學觀念。
一、《文章源流》文體分類學上的創新
總集以及選本作為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學觀念的載體，具有重要的價值。繼《文選》以來，后代綜合性的文章總集及大部分選本，延續了“以體敘次”編選體例，《文選》分文體為賦、詩、騷、七、詔、冊、令三十九種?！短莆拇狻分贿x古體，分“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述序”③，《宋文鑒》錄北宋一代詩文，分為六十一體。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概括為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大類，啟發后代“以類編次”的思路。清人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將八大家古文分為六類三十體； 姚鼐《古文辭類纂》分為十三類； 曾國藩分為三門十一類：“著述門”（ 三類）、告語門（ 四類）、記載門（ 四類）?？梢钥闯?，古代文體分類學的“分類與歸類”特征④。
高氏批評《文選》中“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者也”,《文苑英華》“各類之中分目甚繁”,《唐文粹》《宋文鑒》“失于煩瑣”,《文章正宗》“有綱無目，又失之廣莫”,儲欣《八大家類選》“綱目悉張……但限于唐宋八家”,《古文辭類纂》“有目無綱”,《經史百家雜鈔》標列門類“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然著述、告語范圍太廓，分界為難； 而以詞賦入著述門，尤多齟齬； 其記載門增入敘記、典志二類，則曾氏之卓識，超越前人矣”⑤。其論述源流、利病堪稱明辯中肯。在斟酌諸家之后，高氏提出將文體析為十六類，以“論理”“記載”“詞章”三門總括：
論議門（ 七類） : 論辨類、傳注類、序跋類、贈序類、詔令類、奏議類、書說類。
記載門（ 四類） : 傳狀類、碑志類、敘記類、典志類。
詞章門（ 五類） : 詞賦類、箴銘類、頌贊類、哀祭類、詩詞類。
其文體分類明顯地以文體內在的體性來劃分。如論議門中包括“論辯類”“傳注類”“序跋類”“贈序類”“詔令類”“奏議類”“書說類”,涵蓋了曾氏列為“告語門”中的詔令、奏議、書牘，“著述門”中的序跋； 替換了曾氏“著述”“告語”之間的混合模糊地帶，文類顯得更為清晰明確。與儲欣將奏疏、序記、論著⑥各自為類相比，亦更具概括力。記載門延續曾國藩的思想，增加“敘記”“典志”,可見高步瀛對文章經世作用的重視。又，詞章門的單獨歸類，既是對儲欣分類法的繼承，也可見其對文學性質的準確體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書尚未全部完書，其詞章門中雖有“詩詞”類，然書中并未有此部分內容。但是相較儲氏、姚氏、曾氏書來說，“詩歌”類入目，詞章門的獨立，使其體系更為全面完善。
傳注文獨立為一個文類，是一大亮點。晚清至民國，樸學研究重心由經學轉而為諸子，再轉為集部，包括詩文評、總集、別集。以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為代表的詩文評研究的興起，為當時的學術研究開啟新的范式。黃侃弟子李曰剛云：“民國鼎革以前，清代學士大夫多以讀經之法讀《文心》，大則不外?？?、評解二途……”①“突破以箋注、評點為主的傳統讀經之法，綜合”選學“派重視文采和樸學派注重考據的因子，開創‘龍學’界文字?？?、資料箋證、理論闡釋三結合的研究新法”②。此種融匯文字?？?、箋證、理論闡釋的研究范式，實則以經學之方法移用于集部研究，一時成為熱點③。
高氏正是此種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其所著歷朝文舉要、《古文辭類纂箋證》等，正是將?？?、箋證、理論闡釋結合以研究集部文學。實際上，《文章源流》的部分內容來源于其《古文辭類纂箋證》一書中?！皞髯㈩悺钡莫毩轭?，正是這一特定學術思潮與其研究方法契合的產物。曾氏《經史百家雜鈔》中將傳、注、箋、疏、說、解等文體，歸入序跋類，對注疏類文體，開始關注。王葆心《古文辭通義》著述門下有“傳注”類，曰：“他人之著作，疏其詞義，溯其源委”,列經類29體④。高氏于“傳注”下題解：
傳注 類 者，其 源 出 于《十 翼》之 釋《易》，左氏、公、谷、鄒、夾五家 之 釋《春秋》，歷代相沿，其用益廣。萌芽于經，旋及子、史，而后施于集焉。王仲任（ 充） 曰：“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世儒當世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对姟芳音斏旯?，《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保ā墩摵狻馄罚?蓋以文章、傳注判而為二，與后世以為經學、古文不能合為一途者，同一見解。故古來選文者，皆不設傳注一類。然以廣義言之，傳注者亦文章之一體，安得置之不論？ 且即以文論，《春秋三傳》已為文家所則效； 而王輔嗣 （ 弼） 之注《易》、郭子玄 （ 象） 之 注《莊》，亦往往馳騁其辭，發抒其論； 酈善長（ 道元） 之《水經注》，模山范水，后世文人為游記者，有時摹仿而嘆弗及焉。夫文家雖不設傳注一類，而曾氏《雜鈔》于序跋類數之，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已開文家之門戶，而徑納之矣。竊謂此等類目，不數則已，如數之，實非序跋類所能該，必別建一類而后安。王氏《古文辭通義》因就曾氏著述門中加入此類，用意甚善； 然舉目太煩，仍不能備； 而七、緯、擬經亦入此類，似嫌蛇足。今括以十目： 曰傳、曰記、曰說、曰解、曰注、曰箋、曰疏、曰議、曰考、曰校。（1372頁）
傳注原為解經方法，后施用于子、集，是中國古代文章中比較獨特而重要的體裁。但作為一種經學體裁，此前的古文選本多不注目于此，曾氏實有先見之明，高氏則更為明確、自覺。所分十類，大致涵蓋了傳統的訓詁章句之學。
有清以來考據、詞章、經濟涇渭分明，古文、經學異途的歷史背景下，高氏將考據類學術文章納入文學范疇，可謂獨具膽識。據程金造記載：“先生注疏，多屬詩文?；蛑^何不詁經？ 先生曰：‘吾國自清代乾、嘉而后，搜采經、傳遺文，補苴古訓，鮮有余遺。今學者致力，約有二端，或本諸家已就之書，從而萃輯，如長沙王氏《兩漢書補注》《集解》者，此將風行，亦省日力。至如李善之《文選》，王逸之《楚辭》，皆視若經子引 申、評 注，俾 成 大 觀，是 則 應 為 倡 導 者也?！雹菘梢?，自清代以來，樸學重視經、子的學術趨向發生轉移，開始對此前略受冷落的集部著作發生興趣，高氏則表現出這種學術思潮轉移的自覺性。
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具有復雜性，在“體”與“用”之間，常常有所變化。正如黃侃所說：“詳夫文體多名，難可拘滯，有沿古以為號，有隨宜以立稱，有因舊名而質與古異，有創新號而實與古同?！雹倨渖顚釉?，即劉勰在《通變》篇所言：“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也？ 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 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雹谡^“定體則無，大體須有”③。古代文體的“辨體”與“破體”總是相伴相隨，相反相成④。往往一體有多名，或者名同而體異的現象。
以“書”體為例，宋人題跋類文章，有直接名為“書某”的，如林?！稌嵭鳌?； 有策書、制書、璽書，以及上書等朝廷文書； 更多的是往還書信類文章。吳訥《文章辨體》有“書”體，曰：“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 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雹菀庾R到“書”有臣僚上書之“書”,以及用于朋友往還之書信。徐師曾細分為“上書”“書記”（ 包括書、奏記、啟、簡、狀、疏）、“書”（121、128、138頁）。姚鼐《古文辭類纂》中，分“上書”（ 屬奏議類）、“書說類”（ 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⑥。曾國藩沿襲姚氏，有“書”（ 屬告語門奏議類）、“書”（ 書牘類）。高氏按照文體的不同功用，“書”體分別見于“序跋類”“詔令類”“奏議類”“書說類”中。古代文體命名，多源于功用。不同的身份、地位使用的文體名稱亦有區分。而且古代文體自身具備延展性，可靈活變化，以適用于不同的場合。如“解”,于經傳中，相當于注、釋，于文章中相當于論、辨。高氏將“解”分別隸屬于論辯類、傳注類、奏議類。如此區分，勢必造成文體類目的數量增多，同一名稱的文體出現在不同的門類之中。但站在對古代文體整理、研究的視角來看，在綱目清晰的前提下，辨析細致入微，契合中國古代文體的特殊性要求。
名同而體異的現象，即文章名為某體，實則以別的文體做成，造成體裁與文章名稱不符。如墓志本以敘述墓主生平、爵里、親族、行治等，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則以小說體做成。記體，本以敘事，宋歐陽修《醉翁亭記》，則用鋪陳的手法抒情言志，此乃“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賦體做法。高氏對此類現象加以仔細分辨。如“箴”體，曰：
原標題：《文章源流》與清末民國時期的文體學研究
摘要：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龍》而作的文體學著作。此書不僅吸收了自摯虞、劉勰、吳訥、徐師曾、姚鼐、曾國藩等以來的文體學觀念，而且在此基礎上又有新變。將曾氏三門十一類的文體類別，變更為“論議門”“記載門”“詞章門”涵蓋下的十六類文體。其中，傳注類文體的獨立，顯示出獨到的文體視角。在具體的文體闡釋中，融合了傳統的“序題”“序目”形式，構建出新的解說方式。體例上，注疏、考證與批評兼備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鮮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國新的時代與學術思潮下，此書對古文文體的研究極具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高步瀛；《文章源流》； 文體分類； 傳注體； 文體闡釋
目前學界對高步瀛的相關研究仍停留在對其身世、交游、著述的考辨上①，聚焦于其所著《文選李注義疏》《古文辭類纂箋證》之上，而對《文章源流》這部異常重要的文體學論著缺乏足夠的關注。在高氏的傳記、事略、評傳、年譜等研究中②，此書或未被提及，或一帶而過，只有零星的論述散見于關于民國講義或者文學史研究的相關論文之中。
《文章源流》是高步瀛講學北平師范大學、蓮池書院期間的講義。據程金造《高步瀛傳略及傳略后記》記載：“先生論文，無駢、散，應先辨體。韓退之直追遷、固，而文體多所破。述文章流變 體 制 正 訛，為 文 章 流 別 新 論 上 下 兩卷?！雹鄱[《高步瀛先生（1873-1940） 事略》亦載“《文章流別新論》二卷”④。程文作于高氏逝世后第二年，董文亦載于當時報刊，二人所言《文章流別新論》應是此書本名，后來研究者所說《文章源流》或為高氏于蓮池書院講學期間所改定后的版本（1928年以后）①。與《文選李注義疏》及《古文辭類纂箋證》一樣，本書在體例上表現出鮮明的特色，“貫串古今，窮原竟委。其注解在形式上雖附于某篇某句之下，實則是獨立的一首考證文字”②。
本文擬就這部久被忽視的文體學專著加以分析，對其編寫體例、文體論特色、影響以及局限性進行研究，以進一步觀察清末民國時期學術界的文章與文體學觀念。
一、《文章源流》文體分類學上的創新
總集以及選本作為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學觀念的載體，具有重要的價值。繼《文選》以來，后代綜合性的文章總集及大部分選本，延續了“以體敘次”編選體例，《文選》分文體為賦、詩、騷、七、詔、冊、令三十九種?！短莆拇狻分贿x古體，分“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述序”③，《宋文鑒》錄北宋一代詩文，分為六十一體。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概括為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大類，啟發后代“以類編次”的思路。清人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將八大家古文分為六類三十體； 姚鼐《古文辭類纂》分為十三類； 曾國藩分為三門十一類：“著述門”（ 三類）、告語門（ 四類）、記載門（ 四類）?？梢钥闯?，古代文體分類學的“分類與歸類”特征④。
高氏批評《文選》中“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者也”,《文苑英華》“各類之中分目甚繁”,《唐文粹》《宋文鑒》“失于煩瑣”,《文章正宗》“有綱無目，又失之廣莫”,儲欣《八大家類選》“綱目悉張……但限于唐宋八家”,《古文辭類纂》“有目無綱”,《經史百家雜鈔》標列門類“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然著述、告語范圍太廓，分界為難； 而以詞賦入著述門，尤多齟齬； 其記載門增入敘記、典志二類，則曾氏之卓識，超越前人矣”⑤。其論述源流、利病堪稱明辯中肯。在斟酌諸家之后，高氏提出將文體析為十六類，以“論理”“記載”“詞章”三門總括：
論議門（ 七類） : 論辨類、傳注類、序跋類、贈序類、詔令類、奏議類、書說類。
記載門（ 四類） : 傳狀類、碑志類、敘記類、典志類。
詞章門（ 五類） : 詞賦類、箴銘類、頌贊類、哀祭類、詩詞類。
其文體分類明顯地以文體內在的體性來劃分。如論議門中包括“論辯類”“傳注類”“序跋類”“贈序類”“詔令類”“奏議類”“書說類”,涵蓋了曾氏列為“告語門”中的詔令、奏議、書牘，“著述門”中的序跋； 替換了曾氏“著述”“告語”之間的混合模糊地帶，文類顯得更為清晰明確。與儲欣將奏疏、序記、論著⑥各自為類相比，亦更具概括力。記載門延續曾國藩的思想，增加“敘記”“典志”,可見高步瀛對文章經世作用的重視。又，詞章門的單獨歸類，既是對儲欣分類法的繼承，也可見其對文學性質的準確體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書尚未全部完書，其詞章門中雖有“詩詞”類，然書中并未有此部分內容。但是相較儲氏、姚氏、曾氏書來說，“詩歌”類入目，詞章門的獨立，使其體系更為全面完善。
傳注文獨立為一個文類，是一大亮點。晚清至民國，樸學研究重心由經學轉而為諸子，再轉為集部，包括詩文評、總集、別集。以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為代表的詩文評研究的興起，為當時的學術研究開啟新的范式。黃侃弟子李曰剛云：“民國鼎革以前，清代學士大夫多以讀經之法讀《文心》，大則不外?？?、評解二途……”①“突破以箋注、評點為主的傳統讀經之法，綜合”選學“派重視文采和樸學派注重考據的因子，開創‘龍學’界文字?？?、資料箋證、理論闡釋三結合的研究新法”②。此種融匯文字?？?、箋證、理論闡釋的研究范式，實則以經學之方法移用于集部研究，一時成為熱點③。
高氏正是此種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其所著歷朝文舉要、《古文辭類纂箋證》等，正是將?？?、箋證、理論闡釋結合以研究集部文學。實際上，《文章源流》的部分內容來源于其《古文辭類纂箋證》一書中?！皞髯㈩悺钡莫毩轭?，正是這一特定學術思潮與其研究方法契合的產物。曾氏《經史百家雜鈔》中將傳、注、箋、疏、說、解等文體，歸入序跋類，對注疏類文體，開始關注。王葆心《古文辭通義》著述門下有“傳注”類，曰：“他人之著作，疏其詞義，溯其源委”,列經類29體④。高氏于“傳注”下題解：
傳注 類 者，其 源 出 于《十 翼》之 釋《易》，左氏、公、谷、鄒、夾五家 之 釋《春秋》，歷代相沿，其用益廣。萌芽于經，旋及子、史，而后施于集焉。王仲任（ 充） 曰：“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世儒當世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对姟芳音斏旯?，《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保ā墩摵狻馄罚?蓋以文章、傳注判而為二，與后世以為經學、古文不能合為一途者，同一見解。故古來選文者，皆不設傳注一類。然以廣義言之，傳注者亦文章之一體，安得置之不論？ 且即以文論，《春秋三傳》已為文家所則效； 而王輔嗣 （ 弼） 之注《易》、郭子玄 （ 象） 之 注《莊》，亦往往馳騁其辭，發抒其論； 酈善長（ 道元） 之《水經注》，模山范水，后世文人為游記者，有時摹仿而嘆弗及焉。夫文家雖不設傳注一類，而曾氏《雜鈔》于序跋類數之，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已開文家之門戶，而徑納之矣。竊謂此等類目，不數則已，如數之，實非序跋類所能該，必別建一類而后安。王氏《古文辭通義》因就曾氏著述門中加入此類，用意甚善； 然舉目太煩，仍不能備； 而七、緯、擬經亦入此類，似嫌蛇足。今括以十目： 曰傳、曰記、曰說、曰解、曰注、曰箋、曰疏、曰議、曰考、曰校。（1372頁）
傳注原為解經方法，后施用于子、集，是中國古代文章中比較獨特而重要的體裁。但作為一種經學體裁，此前的古文選本多不注目于此，曾氏實有先見之明，高氏則更為明確、自覺。所分十類，大致涵蓋了傳統的訓詁章句之學。
有清以來考據、詞章、經濟涇渭分明，古文、經學異途的歷史背景下，高氏將考據類學術文章納入文學范疇，可謂獨具膽識。據程金造記載：“先生注疏，多屬詩文?；蛑^何不詁經？ 先生曰：‘吾國自清代乾、嘉而后，搜采經、傳遺文，補苴古訓，鮮有余遺。今學者致力，約有二端，或本諸家已就之書，從而萃輯，如長沙王氏《兩漢書補注》《集解》者，此將風行，亦省日力。至如李善之《文選》，王逸之《楚辭》，皆視若經子引 申、評 注，俾 成 大 觀，是 則 應 為 倡 導 者也?！雹菘梢?，自清代以來，樸學重視經、子的學術趨向發生轉移，開始對此前略受冷落的集部著作發生興趣，高氏則表現出這種學術思潮轉移的自覺性。
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具有復雜性，在“體”與“用”之間，常常有所變化。正如黃侃所說：“詳夫文體多名，難可拘滯，有沿古以為號，有隨宜以立稱，有因舊名而質與古異，有創新號而實與古同?！雹倨渖顚釉?，即劉勰在《通變》篇所言：“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也？ 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 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雹谡^“定體則無，大體須有”③。古代文體的“辨體”與“破體”總是相伴相隨，相反相成④。往往一體有多名，或者名同而體異的現象。
以“書”體為例，宋人題跋類文章，有直接名為“書某”的，如林?！稌嵭鳌?； 有策書、制書、璽書，以及上書等朝廷文書； 更多的是往還書信類文章。吳訥《文章辨體》有“書”體，曰：“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 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雹菀庾R到“書”有臣僚上書之“書”,以及用于朋友往還之書信。徐師曾細分為“上書”“書記”（ 包括書、奏記、啟、簡、狀、疏）、“書”（121、128、138頁）。姚鼐《古文辭類纂》中，分“上書”（ 屬奏議類）、“書說類”（ 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⑥。曾國藩沿襲姚氏，有“書”（ 屬告語門奏議類）、“書”（ 書牘類）。高氏按照文體的不同功用，“書”體分別見于“序跋類”“詔令類”“奏議類”“書說類”中。古代文體命名，多源于功用。不同的身份、地位使用的文體名稱亦有區分。而且古代文體自身具備延展性，可靈活變化，以適用于不同的場合。如“解”,于經傳中，相當于注、釋，于文章中相當于論、辨。高氏將“解”分別隸屬于論辯類、傳注類、奏議類。如此區分，勢必造成文體類目的數量增多，同一名稱的文體出現在不同的門類之中。但站在對古代文體整理、研究的視角來看，在綱目清晰的前提下，辨析細致入微，契合中國古代文體的特殊性要求。
名同而體異的現象，即文章名為某體，實則以別的文體做成，造成體裁與文章名稱不符。如墓志本以敘述墓主生平、爵里、親族、行治等，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則以小說體做成。記體，本以敘事，宋歐陽修《醉翁亭記》，則用鋪陳的手法抒情言志，此乃“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賦體做法。高氏對此類現象加以仔細分辨。如“箴”體，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