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起源問題一直是困擾語言學界及相關學科的一個難題。 對于該問題的研究， 早在 18 世紀德國人 J. G.Herder （1772） 便已發表專著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Language》予以探討。 人類所使用的語言是否來源于同一原始母語？該問題由來已久，先賢時哲對其所做的探索也從未間斷。 近些年來，隨著考古學、遺傳學及基因學等學科的蓬勃發展，科學家通過對人類基因之研究，提出頗具影響的人類祖先源于非洲的假說，與此同時，也改變著人們對世界不同區域語言之關系的固有認識。上述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對我們探索人類語言之原始母語問題極具啟發性和創見性。
一、 語言學界對原始母語之探索
在歷史語言學領域，對語言演變之研究占據主導地位是借鑒達爾文進化論之譜系樹理念類比運用的語言譜系說， 該學說最早由德國語言學家 August Schleicher 于1863 年提出，其根植于印歐語系語言關系研究，運用歷史比較方法通過尋找同一語系不同語言系統內部要素變化間的對應關系，諸如語音對應關系、形態變化相關性、核心詞匯相似性、語法演化相近度等，以確定不同語言間的親緣關系，基于不同語言間之內部對應關系，再以歷時來源及親緣關系疏密作為判斷依據，試圖構擬不同語言間演化的譜系樹，亦即發生學關系，重建共同原始語之詞匯、音系、形態及形態句法等原初面貌。
語言演化之譜系說堅信：不同語言之間存在發生學關系，且語音演變定有規律，即音變規律無例外，換言之，如果 A 語言一個要素里的 x 在 A' 語言（與 A 語言相對應的后起形式）的 z 環境下變成 y，那么 x 在z 環境下的 A' 語言每個要素里都將變為 y。
早在 1786 年，William Jones 發表其關于梵語、 希臘文、拉丁語同源的論文，其觀點開啟并奠定了印歐語言譜系研究之繁榮局面。 19 世紀的語言學家在歷史語言學領域做出杰出的工作，亦形成一套較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方法。迄今近 230 年已逝，然而，歷史語言學之語言譜系研究，客觀地說， 除印歐語系各語言之親緣關系研究較為成熟且已為學界所普遍認可外， 世界范圍內的其他語系語言之關系目前依舊爭議頗多，更無定論可言。 近些年來，語言學界雖基于不同視角有各種新觀點或方法提出來， 但在實際操作中多因缺乏相關共時抑或歷時文獻資料支承， 難為學界所普遍接受。 由此可見，歷史語言學之研究受到多重限制，其中最為致命的便是歷時語料或文獻的支撐。 歷史語言學之印歐語系譜系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先前卓著成就， 最根本原因之一亦在于：印歐語系語言大多有著豐富的文字材料。相對而言， 除印歐語系外的漢藏及其他語系中沒有文字的語言比比皆是， 遠遠達不到印歐語系諸語言材料之充分及完備程度，因此，基于歷史語言學之框架對其他語系語言譜系關系之研究，無疑面對一個無法超越的瓶頸。 就目前而言，在譜系樹假說框架下， 運用歷史比較法， 對原始母語進行構擬，我們所能推進的最早時期約為 6000 年前左右。
此外，如若兼顧不同語言之橫向發展機制，傳統歷史語言學之譜系樹說及其研究方法則會遇到極大挑戰。 因為排除語言之橫向接觸去談語言發展或演化， 顯然是一種過于理想化或者說掩耳盜鈴的做法， 一種語言之存在環境及演化過程不可能完全撇開其他語言的存在或不受其它語言影響。 譜系樹學說之類比思維，同樣受到學界廣泛批評，因為語言畢竟不是生物體，語言之傳播、傳遞及演化是一種典型且復雜的社會現象，而非單純的生物遺傳問題，類比遷移雖能提供研究之便，但其本身亦從根本上便存在問題，而把類比對象中的條件當作真實因素處理，則類比思維常進之誤區。
19 世紀方言地理學派在研究方言間接觸問題時， 便已提出解釋語言間的橫向傳播的 “波浪理論（WaveTheory）”，批判歷史比較法及其“音變無例外”說。 盡管語言譜系說之重大理論前提存在一定的問題，但不可否認其在理念及方法上仍具有較大的優越性，但對于原始母語之研究，我們應盡量避免單一視角。
二、 遺傳學的介入與原始母語探究
20 世紀后半葉以來， 就人類和人類語言起源的等問題，逐漸成為歷史語言學和遺傳學共同的關注對象。兩個領域亦隨后展開了一些共同的研究，與此同時，也越來越引起了其它領域的科學家們的關注。這其中，以斯坦福大學的遺傳學專家 Luigi Cavalli-Sforza 及其研究成就最為卓著，Luigi Cavalli-Sforza 可謂基因遺傳學及相關技術領域的先驅。
以人類基因為線索和依據，Luigi Cavalli-Sforza 針對“人類及語言之起源和發展”問題做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人類在地球上首次出現分化及向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區遷徙擴散發生在約 14 萬年前。
人類族群在不斷分化、擴散的同時必然導致原始族群的進一步分裂，而經過分裂所形成的新族群在分流遷徙過程中可能再無機會與原始族群及同分出的其他小族群交流。換句話說，他們之間的基因和語言都已斷絕關系。 Sforza 認為：語言與基因演化之間存在著重要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語言的改變比基因的改變來得快，而從二者關系看，若基因與語言之間存有任何交互作用，通常情況則是語言影響基因，其原因在于：不同種族語言上的差異會減少他們之間基因上互換的機會。
Sforza 及其同行對人類之起源及分化問題所做的最有名的研究之一便是：通過檢驗及比較分析全世界范圍內不同地區 42 種人的基因標識，尋找隱藏在不同人種之基因中的差異，并以其差異為依據，描繪出人類世界之樹形譜系圖，而通過對所構擬樹形圖之進一步分析，可以從中發掘人類族群千萬余年來分化、遷徙及擴散之信息，從而再現人類自原始單一聚居族群一步步分裂為更多的小聚居族群，小族群經過逐步發展壯大再進一步分裂，以此類推，最終分裂出眾多族群的擴散過程。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Sforza 等根據遺傳基因信息所描繪出的反映人類族群分化裂變的樹形譜系圖與語言學家們（如 Greenberg，Ruhlen，Shevoroshin等）基于語言事實在歷史語言學框架下獨立研究所構擬的語言譜系樹圖十分相近。 而上述兩方面的研究均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人類學界影響較大的 “人類祖先源自非洲” 的假說。 此外，考古學方面亦提供有力的證據：考古學家通過對迄今最早人類化石進行鑒定，基本確定人類第一次分裂時間約在 9.2 萬年以前。
李訥從古人類解剖學和古人類考古學角度關于語言產生時間的推測也與上述分子基因學關于語言起源時間的推算不謀而合。此外，1997 年德國慕尼黑大學動物研究所的科學家利用基因分析法發現：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的基因有 27 處不同，從基因結果分析判斷，尼安德特人并非現代人祖先，現代人祖先在非洲，支持現代人類源于非洲大陸的假說。
人類起源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甚至可以推測人類語言的起源時間，王士元先生（2006）指出：“分子基因學開始指出，哪些基因學上的事件與語言的產生有高度相關。 最近《科學》雜志上的兩篇文章， 就把兩件這樣的事追溯到距今 37000與 58000 年前。 ”
倘若該結論成立，其一方面能夠為語言起源問題提供有力證據。 科學家們根據基因線索通過比對分析和推理能夠勾勒出人類分流、分支及遷徙的變化軌跡，而借助于此，語言學家們亦完全可能通過語言間共時和歷時層面的比較構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原始母語之語言系統面貌及演化過程。
三、 “父語”概念的提出與“母語”問題探究
語言譜系假說的終極目標是通過歷史比較法，探究不同語言間的親屬關系，進而試圖構擬原始母語。 一直以來，基于譜系說框架所做的研究，可以稱之為“母系”式研究，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這一情形與現實社會生活中“子隨母語”的現象，有著不謀而合之處。但在語言演化過程中，是否真的只存在“母語”及其影響？答案是否定的，“父語”及其影響亦不容忽視，對父語的研究，為我們深入認識語言演化有著不可取代的意義，同時對我們重新認識“母語”問題極為有益。
在二十世紀末， 澳大利亞語言學家 Dixon 在其對澳大利亞土著語言所做的長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當前占據主流的兩種語言演化模型：語言譜系說和語言區域說，進行了長期審視和反思，試圖跳出已有模式，提出了“裂變-聚變”的語言演化設想，并試圖在語言發展的全球觀下將占據主流的兩種演化假說合二為一。 Dixon 先生極為重視語言學基元理論的重要性，并在這一模型框架下，提出了“父語”這一概念：“在語言常態演變過程中， 每一種語言都只有單一的父語。 即當說完全不同語言的兩個群體的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社會群體時，講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將是其中一種而不是兩個來源語的后代（然而很可能會存在第二語言的相當大量的底層或者上位層）”，“單一父語” 有其存在限制條件，即在“常態語言演化過程中”，換句話說，此處發生的演化必須是自發的演化，排除對語言所做的有意和故意的加工改造。
父語概念的提出可以說是對母語概念的補充，二者的出發點不同，前者著重的是語言間的接觸及融合， 而后者的出發點則是語言的分化。 從父語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能夠作為父語的通常是融合的兩種或多種語言中處于優勢的語言。
語言研究中， 父語和母語的概念的提出有著共同之處。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遺傳學的角度得到一定的依據，每個人都有 23+23 條染色體：23 條來自父親，23 條來自母親。在基因遺傳過程中，來源不同的兩組染色體結合后，會發生重組，父本和母本的染色體相同位置會發生交換而把遺傳特征重新組合。 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之處在于：在基因組里還有不重組的部分。 來自父本的 Y 染色體，跟其他染色體不一樣，Y 染色體不會重組，而 Y 染色體最大的特點是只有男性有，只有父親能給下一代兒子，再由兒子傳給下一代兒子，即只在“父-子”之間傳遞。 與 Y 染色體相反，至于作為能量產生源的線粒體 DNA，到下一代的時候，父親的線粒體 DNA 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 下一代兒子或者女兒只接受母親的線粒體 DNA，所以，盡管男性有線粒體 DNA，但只是從母親那里拿來用一用，并遺傳至下一代。故而線粒體 DNA 只是母系遺傳，即僅在“母-女”之間遺傳。 鑒于 Y染色體和線粒體 DNA 在遺傳過程中的獨特性， 對二者分別進行研究，我們可以推測人類的父系歷史和母系歷史。但是這個 DNA 序列不安分，它會發生突變。 跟遺傳學最相似的是語言。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也是從父母那里傳下來的。但有所不同的是：人的基因一半傳自父親，一半傳自母親，所以相對比較穩定，而人的語言本身變化則比較快、不穩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的語言分布同遺傳的分布也有高度的對應關系。
上述遺傳學上所做的研究與語言研究中“父語”和“母語”概念的提出，有一定相通之處。區分父語和母語，抓住語言演變過程中的核心線索，即那些具有區別性的所謂“傳男不傳女”或“傳女不傳男”的特征，語言分類、語言關系判斷及語言成分歸屬等問題便更易于得到區分和解決。
四、 “母語”問題的他山之石
有甲骨文記載的文獻， 能將漢語的歷史上溯推衍到3000 年之前。 相對而言， 歷史學之研究可使我們上溯到4000 年前。 就人類語言而言，歷史語言學則通過語言間的共時及歷時比較， 相關成果最多上溯年限約為 6000 年前，倘若要推至萬年或更前，則只能借助可能性猜測，目前僅依靠語言學力量去探究譜系說框架下的原始母語問題，已困難重重，而追尋廣視野，多學科交叉之研究途徑已是大勢所趨。 就考古學而言，因有實物保存及發掘，現行技術至少可將人類歷時追溯至 250 萬年以前。而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和進化遺傳學可推得更遠，因為人類和黑猩猩作為兩個物種在進化上分開約在距今 500 萬年到 700 萬年之間。 有文獻的歷史可通過史籍去探究，但對史前史卻束手無策，而這一直是遺傳學和考古學的強項，尤其是前者，其基本上推測的是史籍上沒有的東西。
借鑒相關學科之方法及成果，注重學科間交流，歷史語言學原始母語問題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現有瓶頸，取得更大進展。 反之，語言學之成果亦會為相關領域之研究提供相應證據抑或幫助。語言絕非僅為一種交際工具。 語言是人類的一面鏡子，不僅呈現我們現行的社會及文化面貌，同時折射出人類先人曾創造的歷史和文明。 語言能夠將人類諸多零散片面的個體經驗系統化，并將之整合、匯集為人類社會之知識和歷史。迄今為止，雖不同學科之學者們對語言起源及原始母語問題從不同角度運用多種方法不斷進行研究和論證，但時至今日，對于“人類是否同出一源？共同母語是否存在？究竟源于何處？ ”等一系列問題，語言一源論及譜系說仍無確鑿證據證明其真實性。 上述諸問題的最終解答則尚待更多領域的科學家從不同視角進行探究，且依舊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呂軍偉.語言演變假說與漢藏語研究［J］.理論月刊，2013，（9）.
［2］Thomason S. G. Language contact and Deliberate Change ［J］.Journal of Language Contact -THEMA 1.Ohio StateUniversity， 2007.
［3］李心釋.東南亞語言區域視野中的漢、壯語接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4］徐通鏘.歷史語言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
［5］L. Luca Cavalli-Sforza. Genes， peoples， and languages ［J］.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7，（94）： 7719-7724.
［6］L. Luca Cavalli-Sforza. 追蹤亞當夏娃—從演化歷史看基因、民族和語言的關系［M］.臺北：遠流出版實業有限公司， 2003.
［7］嚴新生.人類原始母語探源研究與現狀［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5）.
［8］李訥.人類進化中的“缺失環節”和語言的起源［J］.中國社會科學，2004，（2）.
［9］王士元.演化語言學中的計算機建模［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2）.
［10］〔澳〕羅伯特·迪克森，朱曉農等譯.語言興衰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1］金力.寫在基因中的歷史［N］.文匯報， 201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