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快速發展時一期，利益格局逐漸發生變化，分配機制也不斷調整，這必然會影響不同利益主體對公平的體驗、評價、期待以及審度，從而影響著民眾公正觀的變化。在社會的有序發展中，制度的變革需要民眾觀念的變遷加以配合，而后者一的滯后或者一超前會對制度本身產生掣肘或者一破壞，成為制約社會制度繼續向前演進的主要因素。

公正是人類最古老的價值理念之一，是政治生活的產物。公正的觀念不是理想社會的追求，它是在社會物質財富不能完全滿足人們需要時一，用來引導、調節分配機制的產物。它解釋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本質，又決定著生產與分配的依據。公平觀念最基礎的價值是人們的經濟利益，它“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公正觀既是理念\\(lea\\)，也是價值\\(value\\)，它是人們對公平這種社會規范的觀點和看法，是社會成員對他所生活時一代的資源分配、權利義務關系是否合理的判斷與評價。這種主觀態度與評價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也受歷史條件和現實意識形態的影響、社會發展階段的制約，而具有獨特性。當代市場主導下的經濟發展使社會物質財富達到更為豐富的階段，社會成為一種合作體系，尤其是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這對政府在維護社會公正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非任何社會利益關系都是公平的適用對象。只有那種在一個合作的社會體系中，存在利益差別與沖突的各方為一定的目的而結成的恒定的社會合作關系才是公平的適用對象”。市場經濟需要公平正義，現代公正觀也體現了人們對分配領域的理想:“人們的公平理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在其保守方面的觀念化、神圣化的表現”。

市場經濟對于分配方式的轉變，是從按身份到按貢獻進行分配。它強調了公正觀中的“應得”的要尋豪一一“正義乃是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永恒不變的意志”。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正義就是給子每人所應得的，然而應得的標準本身己經是備受爭議的問題，它是基于比較得來的。對于公平的感受，公民更多的是與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進行比較—縱向的比較與橫向的比較，以及付出與所得之間的比較;而作為一種社會價值觀念，公正觀更多的是一種評價與關注，它受社會傳統習俗、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在社會當中具有普遍性，是集體價值觀。相對而言，正義觀比公平感更為頻繁和大量，且結果不同。

在2007年“社會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研究”的調查中，人們對于改革成果分享公正性的回答是否定的，但當被問到自己的收入是否與貢獻相符時，大多數人卻給子了肯定的回答。⑤既然收入與貢獻相符，就說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是公平的，被訪公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了。然而，為什么會有改革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只有少數富人享受到了成果的看法呢?這說明，對于收入與貢獻是否相符，人們是根據自己的經歷感受回答的，而對于改革公平性，卻是根據對社會普遍問題的看法回答的。前者是公平的感受，后者是公正的觀念。改革開放后，人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可是在大多數公正觀念中，貧富差距擴大是始終不能接受的不正義‘有兩個標準影響著受訪人的公正感受:是否經由個人作為，是否符合公共\\(集體\\)利益”。公正觀的形成與公平感不同，感受只與自身遭遇有關，而觀念則是對比自身的發展變化與他人的變化，并且是一種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的看法。

民眾的觀念意識與社會發展階段和相關政策是分不開的。中國政府作為國家意識的塑造者，它的公正觀、社會政策以及對社會重要事件的處理影響了人們的認同。因此，民眾公正觀的變遷首先是具備時一代特征的社會公正理念的變遷，其次是以中國共產黨為執政代表的政策導向的變遷。

1.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國建國初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經濟分配采取單一和直接的方式—-平均主義，社會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人們對經濟分配領域中的公平與否的關注與評價并不普遍‘平均主義的制度實踐使人們在物質生活上保持了相對平均、差距較小的狀態，并促成了平等心態的產生?！边@來自于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素樸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苯▏跗诘耐恋仄骄蟠筇嵘嗣癖姷纳a積極性，對推動生產力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人民生活安定、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改善，這種平均主義尤其是形式上的絕對平均主義，打擊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其結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窮。

2.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人們的智力、體力和能力都不相同，如果一味要在結果上追求平均，事實上就會造成不公正的分配。因此，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打破平均主義之后，于1987年提出了按勞分配，進而于1993年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毛飾良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的差異，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公平政策的不同的目標和重點，初次分配公平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效率，重點是促進分配規則的公平，再分配公平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矯正初次分配的不公或者一不平和促進最終分配結果的公平，重點是促進基本權利的公平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痹谶@種公正觀的指導下，中國的國民經濟迅速發展，勞動生產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提高"199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高達57600億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提前五年實現?！钡窃诳朔a積極性不足、促進社會財富增加的同時，也顯現出了這種公正觀給人們思想觀念所帶來的副作用:社會拜金意識嚴重、貧富差距擴大、一切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等的社會不和諧現象出現，使社會矛盾增加，代表著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也一度到達危險的邊緣。這表明，尊重差異是這一階段公正觀的特征，我們要重新調整公正觀念，樹立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分配理念。

3.更加注重公平正義

2004年9月，中國共產黨于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要“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員的共同富?！?。從此，公正不再處于兼顧的地位，而是己經成為中國社會的首要價值。2008年3月18日，溫家寶在記者一招待會上談到:“如果說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那么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面發展的機會。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么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2010年，他再次指出:正義比太陽還要光輝‘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公正觀的確立，是中國社會觀念史發展的重要事件，對促進中國社會和諧的社會心理、維護社會制度的良好運行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于八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倡導平等、公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更進一步表明要“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④指明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向。在政策制定的同時，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的公正觀產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還需要收集更為實證層面的來自社會公眾的態度。

對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層面進行考察，其研究資料主要來源于文獻和實證訪談的資料。文獻包括史料以及對中國民眾不同階段公正觀的己有研究，其完整性相對較弱。因此，本研究重點補充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民眾當前公正觀的訪談調研，尤其是改革開放前后的比較情況，訪談時一間為2013年1-3月和8月。調查采取分地區抽樣⑤的原則，最終有效樣本數108份。訪談對話的提綱具體分為以下幾個主題:

1.從“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接受整體改善的基礎上貧富差距的出現

2002年在北京的一項調查顯示，對“收入差距過大”持同意態度的民眾占95%，對“政府有責任降低收入差距”持同意態度的占76%。在接受對比的22個國家中，這一數字超過了歐美國家。

然而，收入差距擴大在大多數民眾看來，是一個嚴重的公正問題。在2002年12月北京市的調查中，針對“最惡化的社會問題是什么”的回答“收入差距過大”占據榜首。同時，人們認可目前生活的絕對水平有所提高。2004年，國家統計局對“征地給失地農民帶來的最重要的變化\\(主觀意向問題\\)”的回答中，占比例最高的是“生活質量提高”，占35.3%，而選擇“生活水平下降”的只有13.2%。

與文獻數據相一致，本研究的大多數被訪者一對于中國社會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的變化是接受的，認為現在“機會多’、‘更自由”、可以靠努力改‘積極性也在提高’、‘按勞分配更合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對建國初期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的印象深刻，對“吃不飽肚子”的生活心有余悸，“分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了”。也有被訪者一懷念建國初期，“雖然國家并不富裕，但是大家同吃一鍋飯，享受平均分配糧食?？梢砸共婚]戶”，而“現在貧富差距太大，腐敗現象嚴重”,“物價水平遠遠比收入水平高得多，現階段壓力較大”。大多數人清楚地認識到平均主義“消磨人的意志，讓懶人投機取巧，社會缺乏創新動力”，而對目前腐敗、貧富差距問題的程度，被訪者一的感受是“并沒有達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可以慢慢調整”。針對貧富差距，被訪者一認為是“由個人造成的”“以前，即使個人很努力，也平均分配，后來個人也不努力了”。

2.從分配結果的平均到對機會平等的轉變

市場提供機會平等受到被訪者認可的首要原因是，有利于個人價值與潛能的實現發揮，竟爭能夠“使個人的自我價值得到更大程度的激發”;其次，市場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進坑“市場竟爭更公平”，因為“平均收入對勞動多的人不公平”‘只有竟爭才有發展”。市場的優勢在于“市場竟爭能實現機會均等，有能力的得到更好發展。依據各自實際能力獲得應有報酬是公平的，同時一能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高收入者一可以為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市場第三個優勢在于提供按勞分配的機會，這一點在年輕的被訪者一中更加容易得到認可:‘平均收入不利于調動勞動者一積極性，干多干少一個樣，對多勞動者一肯定是不公平的”。

在訪談中，多數被訪者提到“有法律保證”和成熟的市場監管會更加公平。針對過去的平均主義的優勢，也有被訪者談到“心理和物質上都很平衡”，同意平均分配“可以照顧到社會上的貧困者，使大家都有溫飽的生活”。抱有這種公正觀的被訪者年齡都在40歲以上，職業為土人或己退體。但是，他們認為“平均收入不能解決生產問題”。公平的評價與幸福的感受并不必然是一致的?！^去雖然比較公平，但還是現在感覺更加幸福?！?。

3.對志向與0賦帶來的貧富差距的肯定

被訪者表示接受，志向與享賦不同是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并且認同國家通過教育、宣傳的方式鼓勵人們奮進，在社會上形成好的風氣。還有年輕的被訪者強調:“公平就是給子人們應得的分配?！比欢?，針對并非出于享賦與志向的原因造成的貧富差距，被訪者一表示反對。2006年，關于“社會成員的公正觀念”問卷訪談顯示:“導致窮人變窮的原因中那些社會因素是不合理的，個人因素是合理的?！边@與“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課題組”進行的全國調查結果是一致的—可以接受的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分別有技術令長\\(26.6%\\)、文化學歷\\(25.7%\\)、吃苦耐勞\\(17.7%\\)、腦子聰明\\(10.7%\\)以及膽大敢干\\(5.5%\\)。

此外，被訪對象并沒有忽略國家保證公民基本生活的責任“保證貧困人民的最低生活標準”。同時，被訪者承認，是否要為富裕生活而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是一種個人選擇，“每個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不同的選擇意味著自己的生活追求不同，社會應該尊重和允許人們各得其所‘他人不應該干涉個人選擇”。這顯示出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人們的價值觀念更加多元而寬容。

4.對政府為實現社會公正進行分配調整角色的接受

被訪者一普遍認為，政府通過稅收的再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是必需且有效的做法。因為“當前社會高收入者一不僅僅是通過生產勞動，而更重要的是通過占有社會資源、社會信息‘用錢賺錢’。政府也為其提供著比低收入人更多地社會保障”。

當然，這部分被訪者一只是贊同政府通過再分配的調節手段，而不主張直接干預或者一過度調節，以免“打擊了他們創造社會財富的積極性”;要避免“使低收入者一增強對福利的依賴性”;要注重行業間差異，“一些竟爭性較強的行業，比如科技密集型產業的高收入者一就不應征收過高的賦稅，反而應通過各種補貼子以激勵，以保證國家的整體產業竟爭力。反之，一些壟斷性行業，如能源或一些資本密集型行業則應該對高收入者一征收更高的賦稅……”同時一還要“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方式加以區分”，以區別對徐“靠艱苦努力遵紀守法獲得的財富不應收稅太多”。

被訪者意識到政府的這些行為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老百姓不怕窮，怕的是比較。以前窮的日子照樣過來了，現在貧富差距太大了，窮人肯定心理不平衡，差距太大的時一候，肯定會導致社會動蕩?！贬槍φ@種調控行為的效果，被訪者一普遍表示樂觀:‘凌口果國家和社會實施措施得當，貧富差距是有望被縮小的”。尤其在達到政策目標的途徑方面，‘依然可以通過國家宏觀調控讓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

5.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轉變關于分配公平問題，被訪者一同意效率、同意公平以及同意二者一要并重的人數幾乎相當。首先，訪談者一意識到“蛋糕太小，分配合理又有何用”，而且“為了讓國家更富裕，國際地位更高”，也應該堅持把蛋糕做大。訪談者一意識到，把蛋糕做大對于社會發展和國家總體實力的提高很有必要“國家用來分配的資源更多了，更易調配資源”。其次，訪談者一意識到當前中國的迫切問題是公正問題‘現在應該考慮如何分配蛋糕、有利于社會發展和讓老百姓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br>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斷在實踐中檢驗并調整的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發展方向與政策，也使民眾的心態和觀念逐步走向成熟。這不僅是教育的結果，更多的是一種實踐帶來的體驗。只有在實踐過程中歷練成熟的政策導向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民眾認可與支持。中國社會對公平正義不斷的謀求與追尋恰恰說明了公眾對于正義原則的認知是隨著社會進步而發展的?！皬膯我坏恼瘟龌虮憩F，轉向依賴多種其他的原則:守法、堅持程序、社會平等、制度公正?！蔽覀冃枰粩嗟乩^承與總結尋求正義的過程，中國幾于年的發展正在證明著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