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兵學理論，注重對事物整體與動態的把握，強調事物的普遍聯系、能動轉化和循環發展?！吧鲬稹迸c“善戰”的戰爭觀念，“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戰術原則等治軍思想是孫子兵法的靈魂。監獄要實現監管安全的全勝戰略，除了批判地繼承自身傳統的管理思維外，還需以東方古典軍事哲學思想為管理智慧。筆者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試圖揭示監管安全控制領域的系列矛盾關系，闡述孫子軍事思想在該領域的應用規則，以具體指導監管實踐。
一、利與害———安全控制與風險控制
孫武指出: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彼麖娬{“不要寄望于敵軍不會來進攻，而要依靠自己堅固的防守，攻不可破”。他還告誡君主和將帥應知曉“軍爭為利，軍爭為?！钡牡览? 對待戰爭要懂得如何“雜于利害”與“通于九變”; 應把握“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原則。這些軍事思想就是“利與害”相統一的國家安全戰略。而監管場所實際上是司法領域一種特殊形態的“軍爭”之地，這種“軍爭”體現為警察維護刑罰秩序與囚犯破壞監管秩序的勢力抗爭與智力較量，因此，監獄執法主體應跳出慣性思維，看清安全領域還存在著囚犯的“弱勢”之利與警察的“強勢”之弊，懂得如何去變不利為有利，有效實現安全控制與風險控制的有機統一。
\\( 一\\) 監管安全控制理念的“利與不利”
目前監獄的安全控制理念，主要取決于“安全意識、責任意識、憂患意識”; 強調落實“防控、排查、處突、責任、研判”五項機制; 試圖執行各項監管措施來實現安全目標。這種控制思維側重于公開化的行政管理，但對“情報信息主導監管安全”這一新型警務戰略，監獄還有很大的認知差距?；趯O武“軍爭為利，軍爭為?！钡乃急娼y一觀，考證上述“五項機制”與“情報主導”模式的利與不利，就是追求監管場所“風險系數準歸零”與“安全系數最優化”的動態平衡?！扒閳笾鲗О踩蹦Ｊ?，強調在網上進行終端信息碰撞與情報對接，全天候實現對警囚資源等信息的綜合研判; 對突發事件通過網絡實現遠程指揮與精確處置。該模式克服了傳統安全模式的諸多弊端。軍事決策沒有“經之以五事”，必將導致“不知者不勝”; 監獄如果沒有情報信息，獄政管理就是粗放被動的管理，獄內偵查也是“盲人摸象”的偵查，它難以滿足“準確識別風險與精確打擊控制”的警務要求?，F代監管安全戰略，應在一種“大情報、小行動”的戰略高度，通過網絡化與集成化的情報工作來實現具體控制目標，而不是單純依靠傳統意義上的人力、制度、物防資源的管理模式。
\\( 二\\) 風險決策應“雜于利害”、“通于九變”
監獄危機事件的隨機性、多變性、冒險性，客觀上決定了監管決策的慎重權衡與靈活多變。管理者除了應根據既定程序來控制安全外，在特定條件下的風險性決策，往往還應遵循孫武所言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們是否應當反思過去的一些監管制度過于教條與僵硬? 為何一些制度或機制在基層有時行不通? 因為獄情不斷變化導致了安全控制向風險控制的轉移。事實上，安全領域常會面臨一些兩難的思維選擇，如獄情中“利與害、勝與負、進與退、攻與守、動與靜”等二值矛盾現象需要我們作出利弊權衡。監獄的基層指揮員在“戰地”如何正視風險、“通于九變”是取勝的重要條件。孫武所言的“圮、衢、絕、圍、死”五種地形，以及“涂、軍、城、地”四種情形，引申到監管領域，就是監獄重點部位、危險囚犯、圍墻電網、監控死角等諸多可能危及監管安全的風險性因素。所以，我們只有先“雜于利害”，方能“通于九變”。執法主體在有利條件下，要看到各種不利的潛在危害; 在不利條件下，應認真分析各種有利因素并靈活選擇正確的方法，并善于抓住時機促使事態向好的方向轉化，這便是“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
\\( 三\\) 現代戰爭悖論對控制監管風險的隱喻
監獄如何降低或化解風險? 在此可用現代戰爭悖論來分析監管安全控制模式。第一，傳統軍事理論認為打擊敵人主要依靠暴力沖突與物力較量，而現代戰爭悖論則強調通過和平競爭與智力較量來進行。監獄對囚犯不僅依靠國家機器的暴力懲戒與警戒設施的嚴防死守，更應通過分類控制、現代信息、心理矯正等技術來主導監管安全。第二，傳統戰爭強調在空間上依靠硬件驅動來實施破壞與攻擊; 而現代戰爭悖論則主張，應在時間上依靠軟件來創造一種平衡過程。如利用網絡平臺來開展獄情研判，通過多媒體軟件來覆蓋囚犯教育時空。第三，我們應當承認犯罪社會學規律在監獄的客觀存在，正視一些囚犯在獄內犯罪心理的反復與沖突行為的發生; 切實解決好監獄風險性控制的歷史目標與現實考核目標存在的隱性沖突。第四，應將過去重在謀求打擊、戰勝對手的動機與手段，轉變為主要依靠民警的人格魅力、精神力量來控制與挽救囚犯以避免失敗，最終實現孫武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反思以往一些監管事故，由于責任民警對“冷處理”與“丟面子”的界限認識不清，沒有遵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處置策略，常因“怒而興師”將事件苗頭釀成本可避免的監管事故。
二、陽與陰———公開控制與隱蔽控制
陰陽是我國古代傳統哲學和文化思想的基點，陰，具有寒冷、黑暗、向內收縮、向下運動的性能; 陽，具有炎熱、明亮的性質，有向外擴張、向上運動的性能。一切事物均是陰在先，陽在后，合稱為“陰陽”; “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能相互轉換。從監管安全控制的形態看，凡用人力資源、規章制度、硬件設施等要素通過外顯擴張力公開施加于管理系統的狀態，我們稱之為公開控制; 而利用情報信息、技術手段、軟件設備等要素通過內隱收縮力秘密控制監管系統的形式，我們稱之為隱蔽控制。
\\( 一\\) 孫武“陰與陽”的軍事思想概要
孫武《虛實篇》指出: “五行相生相克，四季相互交替，沒有哪一季是不變的，日照有短長，月亮有晦明?！彼鲝堅趯呈┎邥r要“功其不備，出其不意”，并樹立“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戰略思想，這便是先陰后陽的理念。在兩軍對峙時，他強調應及時把握陰陽關系的相互轉換，即“用兵的方法，十倍于敵人就包圍它; 五倍于敵人就攻打它;少于敵人要能擺脫它; 不如敵人要能回避它”。他提出的“形人而我無形”，實質是從作戰態勢上使敵人由陰至陽，使自己由陽轉陰的謀略。在統軍藝術上，他強調應善于以陰治陽，即“善用兵的人要避開敵人的銳氣，等到對方士氣疲怠衰竭時再打，這就是掌握士氣的方法”。以上軍事思想生動體現了孫武樸素辯證法中關于兩點論的哲學觀，也是有效指導監管安全防控的思想瑰寶。
\\( 二\\) 安全控制應實現“公秘結合”模式
監獄選擇公開控制或隱蔽控制模式，應根據安全管理的性質、對象、任務等要素而定。孫武認為“管理人數多的軍隊同管理人數少的軍隊一樣，這是軍隊有組織編制的緣故”，他主張軍隊應從組織編制、指揮方法、戰術應用三個層面來“造勢”。監獄的隊伍建制、三大現場管理、罪犯集體教育、刑罰執行、警戒設施運行等模式屬于公開控制的范疇，它應追求“對人的編制、對事的管理、對物的分類、對場的控制”等公開效能的最優化。如數字監控系統對于囚犯、警察與媒體而言，它具有公開的性質; 但同時該系統的具體技術與情報策略又具有隱蔽控制的特點。要實現“形人而我無形”，數字監控應與信息管理一體化，并實現與監區網絡終端對接; 與集成式信息分析軟件對接; 與地理圖像掃描系統對接; 與自動報警信息對接; 與場所控制信息系統對接。這種公秘結合的控制模式便是司法領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善戰”思維體現。
\\( 三\\) 安全控制應“以陰制陽”與“蓄勢隱真”
孫武的《形篇》強調: “要想不被敵人戰勝，在于如何防守; 想要不被敵人攻破，在于如何進攻?！北O獄如何悄然積蓄威懾力量、強化基礎防范措施打造平安監獄，實質上是公開控制模式與隱蔽控制技術如何科學配置與合理構造的命題。以往的安全控制模式表現出更多的“陽盛陰衰”: 如公開控制囚犯的物防設施成本高昂，但警務信息系統的科技投入嚴重缺位; 民警重復勞動導致的倦怠感突出，安全系統漏查率較高; 獄情研判與處置行動被動滯后; 一些基層民警將內部監管文件隨意暴露給囚犯等。相反，少數慣累犯或流竄犯極善于觀察、揣摩民警習性與監管漏洞，在悄無聲息中能捕捉到重新犯罪的最佳時機。而“情報主導監管安全”的隱蔽控制模式，正是孫武“以陰制陽”思想的現代應用，也是監獄要積蓄與隱藏的威懾優勢?？梢姟靶顒蓦[真”是如何積蓄并隱藏能量進行有效的防御，它體現了“先為不可勝”的原則; 而“勝于易勝”告誡我們，既要警惕囚犯欲利用或攻擊的監管漏洞所在，又要利用或創造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條件，迅速突破監管安全的薄弱環節，以取得“先勝而后戰”的主動權。
三、正與奇———“正道”控制與“詭道”控制
孫武在兵法中多次提到“正與奇”的用兵謀略?！秳萜分小胺矐鹫?，以正合，以奇勝”，強調對各種特殊戰法的比較提煉，找出一般的作戰規律以指導具體戰役; 同時又要根據戰役的特殊性選擇具體有效的制勝方法，而不要拘束于以往的經驗判斷。他在《軍爭篇》提出的“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等，就是對當時軍事戰法作出的規律性總結。孫子的“奇正”思想，強調的是既要合理部署兵力，又要靈活指揮作戰的辯證思維。這種用兵理念實質上是哲學的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對立統一。
\\( 一\\) 監獄“正道”控制與“詭道”控制并存
監獄的“正道”控制，源于儒家“仁、義、禮、智、信”等核心思想的演繹，其司法價值在于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 教育囚犯轉變為有素質、有禮儀的守法公民; 倡導以道德規范來重塑其健康人格。
這種“正道”企圖通過儒家理念貫穿于常規化的教育改造措施，并使這些制度與方法在實踐中上升為監獄多年信奉的改造法則。但是，基于犯罪心理動力定型理論與大量犯罪學的實證研究，少數慣累犯的危險人格穩固與犯罪劣根性深重，他們是很難被儒家文化“改造”過來的。因此，對于安全控制而言，監獄僅有“正道”控制是脆弱無力的，還必須采取“詭道”控制法則。孫武《計篇》的“詭道十二法”，以道詭、重奇、立詐等軍事思想確立了用兵的詭異之道。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曾在《戰爭論》中指出: “詭詐是以隱蔽自己的企圖為前提，使用詭詐的人要使被欺騙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錯誤，這些錯誤在最后造成一種結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彪m然這些軍事謀略似乎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相悖，然而對于監獄的矛盾對立雙方與尖銳復雜的獄情控制而言，它卻充滿了深刻的哲學智慧。
\\( 二\\) 監管安全的“詭道”控制應謀求“兵不厭詐”
監管實踐中，有些囚犯憑借自己在獄中多年的反改造經驗與人脈關系，自持智勝一籌，有的對民警不屑一顧，或陽奉陰違、兩面三刀; 有的混淆視聽、假癡不癲; 有的幕后操縱、老大自居等。據媒體稱，美國馬里昂監獄“雅利安兄弟會”的囚犯由于組織嚴密、異常狡猾，自創密碼通信與隱形墨水，還要求成員學習《孫子兵法》，在獄中“自如”運轉 40 年，曾讓聯邦調查局束手無策。因此，監獄警察必須掌握特殊的“詭道”，以應對與打擊那些反改造活動。孫武強調的“要打卻裝著不愿打，要打近處卻裝著要攻打遠處”，這是利用迷惑對方并造成一種假象的計謀來取得有利于自己進攻的條件。它同時告誡我們，在情報與反情報、偵查與反偵查、控制與反控制的行為博弈中，應透過假象去看本質。監獄對囚犯違禁品的搜查、預謀重新犯罪線索的獲取等，經常會采取兵不厭詐的具體策略。如果案情真假難辨而線索模糊、證據缺乏而對象狡猾，那么偵查員就應視情先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讓對方充分暴露; 或公開大造某種聲勢借以掩蓋其他相反的行動。這就是孫武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 三\\) 危機談判應堅持“實而備之”與“強而避之”
對監獄危機的臨戰談判，我們根據危機事件的現場態勢可分為三類，即移動式臨戰談判、開放式臨戰談判、封閉式臨戰談判。以孫武的“實而備之，強而避之”的軍事理念為引導，我們應根據緊急事件的性質與等級，合理選配調整談判人員; 了解現場事態的規模與趨勢，確定談判手的位置; 如在人質危機談判中，采取“卑而驕之，佚而勞之”的對象，是那些嫌疑人性格存在明顯缺陷或心理防范存在疏漏的案件，這時我們可采取三種主要方略: 如探察對方的心理需求與性格特征，選擇談判的切入點; 確定雙方談判的具體條件，采取相應的談判對策; 討論談判提出的具體要求，把握談判拖延或速成的時間等。并隨時與監獄的指揮系統保持情報暢通，做好武力結合的準備。另外，在囚犯攀高談判、自殺談判過程中，民警應用“以奇勝”的具體“詭道”，還應充分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
四、虛與實———管理控制與技術控制
“虛實”在不同領域有不同注解?！俄n非子》中“安危在是非，存亡在虛實”，該“虛實”是君主對國家權力的掌控度; 《后漢書》中“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其“虛實”是指事物的真偽。
哲學領域的“虛實”，通常指人們對客觀物質現象在感官上的一種視覺反映，是主觀與客觀是否同一的認識關系。監管安全控制領域的“虛實”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如監獄信息化的軟件開發與網絡設計是虛，硬件投入與標準化語言制作是實; 監管安全的戰略控制是虛，行動戰術是實; 監管制度與法律規章是虛，基層執行與隱患排查是實; 監獄理論研究是虛，將其轉化為實踐成果是實; 監獄控制的管理活動是虛，安全控制技術是實等?！疤搶崱敝婕确从沉巳藗冋J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主觀動機與目的，也揭示了客觀事物內部虛實的相互轉換規律。
\\( 一\\) 孫武“虛實”思想對監管安全的啟示
唐太宗李世民認為: “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睂O武的“虛實”思想，主要體現在“避實擊虛”的三條原則: 即如何在戰爭中獲取主動權，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如何集中自己的優勢，分散敵人的兵力，做到“形人而我無形”; 如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地打擊敵人，做到“進不可御，退不可追”。中國國防大學馬駿教授認為，孫武所講的虛實，就兵力部署而言，兵力分散為虛，兵力強大是實; 就作戰準備而言，懈怠麻痹為虛，準備充分為實等。因此，孫武“虛”與“實”的辯證思維告誡我們: 第一，在監管實踐中應積極創造“實”的條件以爭取主動權; 在罪犯管理或獄情研判上，應設法主動去了解適應、有效控制獄情發展的變化趨勢，科學干預、引導、轉化各種危險因素。第二，在偵查活動中，應有效構建防御或進攻的體系與機制，發揮各種潛在的資源優勢，充分調動對手暴露或潛伏，以達到“以實擊虛”的目的。第三，監管安全控制應做到虛實的“六個統一”，即主觀認識與客觀規律的統一、監管戰略與安全戰術的統一、管理模式與監管技術的統一、總體目標與階段目標的統一、理論研究與監管實踐的統一、無形控制與有形控制的統一。
\\( 二\\) 囚犯在監管場所“避實擊虛”的沉痛教訓
監管安全的管理控制，主要謀求對人與物、人與事的一般控制與重點控制、模糊控制與精確控制的理性結合。雖然管理層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有些問題絕不可忽視。如有的監獄無視基層警力不足的矛盾，將原本符合監區 500 人建制的單位“切割”為若干小監區，然后裁掉原監區業務部門與人員編制，但龐大的機關編制數絲毫不減，致使一線控制警力再度分散，真正得到實惠的是想當監區領導而解決待遇的個別民警。這樣的“改革”實際上是將基層建制由實變虛、由強變弱，嚴重違背了孫武“以鎰稱銖”的兵力配置原則。再以獄情分析會模式來看虛實，摸排上來的人員是否就是真正的危險個體? 而沒有列險的對象是否就不具有潛在的破壞因素? 坦率地說，我們更多的是依靠基層民警的直觀經驗判斷，然后再上升為“人盯人”的控制模式。這種模式暴露出獄情研判“虛”的成分較多，而精確控制的技術手段所凸顯“實”的含量太低。內蒙古某監獄的“10·17”殺警越獄案實際上拷問了監獄的三大系統，即情報信息系統的滯后、人防安全系統的虛弱、門禁識別系統的漏洞導致了血案發生。
因此，以往大量監管事故警示我們，不僅需要依靠人力資源去摸排危險因素，更需要各種情報技術手段來調整與控制; 不僅要依靠各種方式的直接管理，更需要引入“獄偵刑嫌調控”基礎工作的“四率”\\( 刑嫌列控率、刑嫌失控率、情報利用率、危險轉化率\\) 來衡量安全效益; 不僅要依靠各種教育資源來轉化危險對象，更需要科學預警與偵控各種危險因素可能造成的犯罪危害。
\\( 三\\) 民警應以“知識、情報、技術”來掌控虛實
監管安全技術控制，側重于對人、案、物、場的超前控制與同步控制、情報控制與自動控制的科學應用?；鶎尤绾螌ΡO管安全進行“實”的控制? 關鍵是將民警的信息化實戰、突發事件防范、應急處置等技能的訓練計劃落到實處，最終建立基層警察職業化與崗位專業化的發展模式，而不是滯留于多年綜合化的“看守”模式中裹足不前。這既是警察能力建設的重點，也是整體提升技術控制效能的有效路徑。問題是當前監獄的知識理念還沒有全員覆蓋，情報力量還相當薄弱、技術系統還相對落后，治獄者總習慣于通過“行政權力”、“經驗思維”而不是以知識、情報、技術來管理監獄。如何完成警隊觀念更新、知識更新、技能更新，其實就是以強警察素質之“實”，擊監管隱患與危機之“虛”的戰略調整。
對具體虛實戰術的應用也是技術控制的應有之義。無論是孫武的“待敵者佚”與“趨戰者勞”，或姜太公的“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還是諸葛亮的“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他們所言的“待”或“機”，就是要善于把握戰場上的人機、事機、物機、時機等要素。其核心思想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在監管實踐中，哪些情形應“先發制人”，哪些情形應“后發制人”，就要視具體虛實而定。2009 年 2 月，某獄偵民警接到有囚犯參與賭博的線索后，先從眾多涉案人員梳理入手，篩選那些年紀輕的初犯作為突破口;在掌握了大量間接證言后，再決定正面接觸首要嫌疑人，但該首嫌拒不交代問題。這時該民警突然親自搜嫌犯的上衣夾層口袋，結果搜出一枚自制的骰子，該囚犯只好交代自己數次邀約 25 人聚眾賭博的事實。這里就有一個如何選擇正面交鋒的最佳時機問題，也有一個如何獲取物證以配合審訊的虛實轉換問題。要提高虛實轉換效果，既可采取“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法對付獄內團伙案件的取證; 也可利用“順水推舟、將計就計”法促使對手充分暴露; 還可利用“秘密控制、信息主導”法做好危險囚犯的控管等。無論是采取哪種司法策略，都應從具體方法中體現孫武“避實擊虛”的軍事思想，這樣才能掌握“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動權?？傊?，監獄民警應通過“虛與實”的動態博弈來提高戰術控制的適變、應變與制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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