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題目:林毅夫和張夏準經濟發展思想比較
摘要:21世紀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促進了發展經濟學的蘇醒和再次發展。兩位國際知名的亞裔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夏準對經濟發展理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論, 林毅夫教授倡導新結構經濟學, 張夏準則是新重商主義代表性人物。兩位發展經濟學家曾就若干問題展開書面辯論, 兩種思想之間既存在差異, 其在不同發展階段也存在內在相通性和融合性。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 結構主義; 新重商主義; 新自由主義; 林毅夫; 張夏準;
現代發展經濟學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 是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進入發達狀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民族國家紛紛獨立, 在發展經濟學的指導下, 實施了以快速工業化為目的的經濟政策。到了70、80年代, 該學科遭受了重創, 采納發展經濟學尤其是結構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亞非拉國家遭受了經濟失敗。之后的發展經濟學向新自由主義靠攏, 新自由主義主張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 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進一步下滑, 危機發生的頻率也高于前一個時期。發展經濟學自身出現了發展停滯, 20世紀80、90年代被稱為發展經濟學遺失的20年。
進入21世紀, 兩位亞裔經濟學家獲得了國際認可。一位是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其在2008—2012年任職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期間系統建立了“新結構經濟學”。另一位是劍橋大學發展政治經濟學韓裔學者張夏準 \\(Ha-Jooh Chang\\) , 他是2003年繆爾達爾獎獲得者、2005年里昂惕夫經濟學獎分獲者, 其所持立場是重商主義的現代版本。兩位經濟學家有著相似的經歷、嚴格的政治經濟學學術背景、基于結構主義基本思想的共識和國際知名度。本文將以兩位經濟學家的一次學術討論為起點, 對比兩種思想的不同之處, 嘗試歸納兩者“和而不同”的內在一致性。
一、兩種思想的比較
林毅夫和張夏準的兩種思想都具有歷史經驗基礎, 方法論相近, 均認可政府作用和產業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林毅夫認為, 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失靈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加以解決, 這是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理由。但林毅夫也審慎地回歸新古典經濟學, 認為政府應作為“助產士而不是永久性保姆”。張夏準認為, 政府設立國有企業不是違背資本主義, 反而是為了啟動資本主義[1]。除了上述觀點相近之外, 兩人的差異也明顯, 甚至是對立的。林毅夫把經濟問題限制在市場內進行討論, 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后沒能實現經濟趕超根源在于沒有依照比較優勢發展, 盲目地從事了資本密集型產業。張夏準則認為, 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失敗是因為富國在攀升之后踹開了它們的梯子, 給發展中國家指引了另一條不切實際的路徑, 并封鎖了向上發展所需的貿易、技術等關鍵要素, 宣稱使發達國家發達的道路都不再合法[2]。張夏準認為, 國家應把比較優勢作為基準, 而不是綱領。
張夏準兩位教授對經濟發展的目的和產業政策的手段是認同的, 但他們對發展手段和目標、對貿易和投資政策的態度、主要考察的國家和對主流經濟學的態度等存在明顯分歧。林毅夫認為, 經濟結構調整應是小跨度的, 配以政府引導, 可實現企業自生能力的提高。張夏準認為, 經濟結構調整應是大跨度的, 配以政府保護, 最終可使企業形成國際競爭力。
二、相通與融合
產業政策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 也依然是發達國家當前經濟發展的工具。產業政策在發展中國家都遭到失敗, 問題不在于產業政策, 而是國家能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異[3]。從這一點來看, 林毅夫和張夏準兩位教授的差異是不存在的。如果國家能力較強、社會發展水平較高, 其比較優勢偏離度會大一些, 如果相反, 則應嚴格遵循比較優勢。
林毅夫的理論鼓勵先摘低垂的果子, 邏輯合理, 復制性較強, 可以回避落后國家其他更深層次的矛盾。隨著經濟的發展, 這些國家社會和政治矛盾能夠得到緩解。索馬里海盜改行做漁民、智利模仿新西蘭的產業政策都是不自覺地遵循新結構經濟學的典型案例。張夏準系統地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發展思想 \\(即發展經濟學的第二輪思潮\\) , 但韓國的經驗并不容易被復制, 其原因就如《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所說的, 因為踹開了梯子, 其他發展中國家很難獲得美國等前哨國家所能取得的經濟發展資源。張夏準指出,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發達國家目前推薦的發展思想與他們自己實際使用過的和正在使用著的并不一樣。
三、總結與展望
正如林毅夫所言, 發展中國家應向更高水平的國家學習。據此可以推論, 中等收入國家應該向發達國家學習產業政策, 以美國、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所追求的是主要產業的絕對優勢, 它們不會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長期跟隨, 而是會建立絕對優勢來獲取壟斷租金。絕對優勢可以看作是比較優勢的極端狀態, 因此, 林毅夫和張夏準兩位教授的思想應該存在交集, 即林毅夫教授思想的極端化就變成張夏準教授的觀點, 而張夏準教授思想的放寬就變成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和張夏準兩位教授從兩個方向指明了同一件事物, 即遵循比較優勢和違背比較優勢的兩種產業政策并不是矛盾的, 從更深的層次來看, 決定比較優勢偏離度的是國家能力和社會發展水平, 所以經濟發展中社會的建設 \\(包括社會活力、組織方式、文化價值觀等\\) 也非常重要。從理論建立的角度來看, 兩位教授的理論具有相互支撐的關系, 加強學術融合其理論將會得到更廣泛的認可。
參考文獻
[1]張夏準.富國的偽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44-46.
[2]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3]張猛.為什么需要產業政策[J].開放導報, 2017 \\(1\\) :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