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梳理經濟學家對后發優勢、后發劣勢,政府產業政策存在的合理性等問題的基本觀點,引發相關思考與探討,以期在中國經濟增長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節點,有更多的經濟學人參與學術爭鳴。

關鍵詞：后發優勢; 后發劣勢; 產業政策;

近來,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即市場和政府如何結合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問題再次展開討論,引起學界乃至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而林毅夫與已逝經濟學家楊小凱關于后發優勢、后發劣勢的爭論由來已久,且張維迎公開表示受楊小凱影響頗深。因此,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辯圍繞這三個人展開,其爭論的問題值得所有經濟學人思考,也關系到中國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經濟低迷,原來出口替代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無法維系,中國進行結構調整和模式轉型,變粗放為集約,變勞力密集為科技創新,變投資拉動為消費驅動,經濟結構及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節點如何前行的重要決策。

一、楊小凱及后發劣勢理論

楊小凱,原名楊曦光,華人經濟學家,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由于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2004年楊小凱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慨嘆,如果楊小凱有好的際遇,一定會是大師級人物。中學時期的楊小凱,因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1968年起入獄10年。受一位獄中相識的媒體主編的啟發,在10年漫長而黑暗時間里,只有高中學問的楊曦光選擇用知識填滿自己生活的精神世界。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監獄里唯獨不乏學富五車、學貫各界的知識分子。在艱苦繁重的勞動之余,楊曦光師從20多位教授、工程師,決定不做時代思想的化石,在思想上走出并超越那個時代。盡管時代的遭遇改變了命運,他反對職業革命家式的極端政治,希望以專業的公信力去爭取公共領域的權力。他選擇在美國這樣民主社會里面站住腳這樣的經歷去建立公信力。利用專業領域里面的建樹去說服社會,爭取民主,爭取法治,建立公信力。1978年4月,楊曦光刑滿釋放時已是而立之年。出獄后沒有單位敢錄用這位反動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鄉閑居了一年。并利用這一年時間在湖南大學旁聽大學課程。也是在這一年,他決定告別“楊曦光”,埋葬那段苦難的歷史,恢復使用乳名“楊小凱”。盡管楊小凱才華過人,但由于沒有正規文憑,社科院無法安排他成為正式員工。幸運的是,時任武大校長得知楊小凱的才華及境遇,把他調至武大。在武漢大學期間,楊小凱出版完成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未能在國內引起反響,卻獲得了當時來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注意。1983年,楊小凱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博士畢業后,他沒有選擇回國,但他一直關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以別樣的視角同樣關注著中國的體制改革。本來楊小凱有機會去香港大學與張五常成為同事,但終未成行。當年在全中國大眾很多人都狂熱地認為他們在奔向真理的時候,年輕的他清醒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當中國經濟開始騰飛,許多經濟學者認為通過市場競爭就有可能博弈勝局時,楊小凱提出了腐敗問題;當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之時,但是楊小凱在去世之前發文呼吁“如何讓憲法得到尊重”。他很多的思想超越于時代,為時代敲響防患于未然的警鐘。
很多學者認為,相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及管理理念而獲得加速發展的機會,因而具有后發優勢。而楊小凱則更強調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劣勢。其實后在西方國家研究后發劣勢的學者也并不多見。一位過世的叫沃森的經濟學家首先提出此概念,即”Curse To The Late Comer”,直譯就就是”對后來者的詛咒”。也就是說,后來借助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國家,其遠期效果并不好,往往以失敗而告終。一般來說,落后國家由于發展比較晚,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技術等捷徑或模仿發達國家,獲得比較高的發展速度。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于是后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在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之所以說”詛咒”,是認為落后國家由于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落后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但是,這樣做的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楊小凱主張后發國家應該由難而易,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仿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發劣勢”,并認為后發國家在模仿好先進國家的制度前沒有資格論及“制度創新”。楊在相關論文中提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英國和美國的共和憲政體制,并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盡管現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制改革,而俄國雖然目前看起來在改革方面比中國失敗,但由于他們進行了根本的憲政體制變革,所以俄國的成就將來會超過中國。他把法國為何在19世紀時落后于英國,蘇聯為何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發展快后來發展慢,日本為何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現在出現金融危機等都歸咎于法、俄、日等沒有或沒有完全實行英、美的憲政體制。他認為,工業化在英國完成,首先是基于其共和憲政體制,靠國有企業,專制制度和中央計劃絕不可能實現成功的工業化。雖然蘇聯20世紀30年代利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確實曾經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的理論受到質疑,但是由于俄國的憲政和法治制度基礎設施至今能沒穩固建立起來,俄國才陷入失敗的境地,長期經濟發展受損。這是后發劣勢的典型案例。

二、張維迎產業政策注定失敗的觀點

張維迎強調在經濟發展中,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只有企業家能夠發現不均衡,并創造不均衡。企業家通過創新,創造分工,分工擴大了市場規模,最終使社會財富增加。他引用引用亞當·斯密的話,“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貧困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以此來證明一個經濟體并不需要所謂的產業政策。他認為,以中國的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產業政策成功。他認可經濟增長來源為二個渠道,一是由市場協調參與市場的人的行為,實現財富總量的增加,這只是表現為財富的累積,并不存在結構的分化;第二個渠道為社會分工,而形成社會分工的本質是企業家精神,即創新。是企業家創造了分工及市場,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的核心。企業家不斷地發現不均衡,賺取利潤,達到均衡,再發現新的不均衡。他認為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含義完全不同,風險是可以用統計計量方法進行預測,盡量是一個近似的范圍,但可以量化;而不確定性不可能進行計量,無法預判。而企業家往往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張維迎認為,從推動創新發展的作用來講,政府永遠無能為力。政府存在的意義就是如何提供有效產權保護、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讓每個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開始就否定人們擁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產權保護,那這個國家即使在短期內能夠取得一定程度的進步及發展,但注定沒有希望。按此推演,張維迎支持國有企業私有化,進而實現市場競爭。他認為,正是由于政府的產業政策,才造成了某些行業的產能過剩。

三、林毅夫及后發優勢、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將新結構經濟學定義為,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結構及結構演變的決定因素。并且強調結構的內生性,即一個國家經濟產業的結構由這一國家的要素資源稟賦條件內生決定,要素稟賦的變化推動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
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水平、技術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水平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可以利用引進技術的方式,加速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過程,提高經濟發展速度。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二戰后東亞經濟出現快速經濟增長的現象,被稱為“東亞奇跡”。首先是日本,接著是亞洲“四條小龍”,這種快速增長差不多維持了三、四十年,甚至有的國家時間更長。在縮小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及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很少有本國經濟發明,這些國家經濟的技術創新主要靠引進國外技術,并且在生產過程中加以改良,借此維持了相當快速的經濟發展。這正是后發優勢的例證。
中國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情形也是如此。在1978年前,中國的技術創新基本上依靠自力更生,試圖“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希望在最尖端的技術、產業方面與歐美競爭,但經濟發展的績效較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緩慢,并沒能縮小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相反,改革以后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當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產業的國際競爭中我國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過引進國外技術、管理理念而獲得高速經濟發展。
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說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確的決策。林毅夫主張,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叭绻f調,當然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br>后發國家的富裕程度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就仍然有后發優勢可以利用。他認為制度是內生的,不可能外在一刀切地進行轉制。歷史上也僅有英國在完成憲政轉型后才發展經濟,其他如今看來已獲成功的國家都是一邊發展一邊改革制度。他認為人的觀念、意識形態以及均勢的政治集團,都是比文本上的憲政更為重要的東西。而這些條件的具備需要時間。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看來并不會削減經濟增長的動力。
至于張維迎引用亞當·斯密的一句話,就認為政府只要保護產權,建設法律制度就足夠的觀點,林毅夫予以反駁。亞當·斯密《國富論》始作于1768年開始寫,1776年出版,其所采用研究文獻甚至早于英國工業革命。所以整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其實技術是給定的,然后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分工細化。200年前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理念不一定適用于200年后的今天經濟現實。
林毅夫一直強調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有效的市場自然是依賴于良好的競爭及企業家。但不意味著強調政府的作用,就否定市場競爭。
至少國有企業私有化問題,林毅夫認為,把國有企業失敗歸咎于國有的看法是錯誤的。實際上前蘇聯東歐國家很多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后,給的補貼更多。私有化以后,尋租的積極性更高,拉丁美洲也存在很多相類似的現象。他認為符合比較優勢時,產權并不重要。私有化對于中小型企業我認為私有化更有效,因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往往合二為一。但大型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私有化并不能解決產權-代理問題,此時競爭的市場更為重要。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理論,企業需要政府的支持,因為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需要完善基礎設施,需要改善人力資本及金融和法治,這些都不可能由企業家個體完成,需要很多企業家共同協調,很多時候需要政府支持供給。新結構經濟學,一方面是強調有為的政府,另一方面需要界定政府干預的邊界。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不能因為大部分產業政策失敗而得出產業政策本身就是錯誤的結論。經濟學需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哪種類型的產業政策可以成功,這樣的研究更具有積極意義。實際上在美國,所有重要的新產業、新產品的出現,背后都有國家的支撐,都不難發現國家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持。

四、關于以上經濟學爭辯的思考

無論從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發展問題的角度,亦或是長期經濟發展策略的考慮,這種經濟學的觀點交峰總是好過死水一潭。歷史的發展本身就是新思想的不斷提出、新問題的不斷出現,從而引發新的解決方案面世、理論不斷修正的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三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出發點不同,觀點本身并不存在沖突,且完全可以共存,爭辯的目的并不在于孰對孰錯,更深遠的意義是促使更多的經濟學人思考中國的經濟發展、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及國家體制的改革問題亞,以期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出現更多的經濟學思想成果,為未來的經濟長期穩定高速發展提供理論支持。亞當·斯密固然是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但任何理論都受到當時所處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及制約,何況是創新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但至少200多年前《國富論》的一句話,不應當作為獨立提出反駁不同經濟學觀點的利器。
在我看來,楊小凱由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經歷,選擇學成后身在國外但依然關注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特別強調國家體制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推崇英美的憲政共和體制,認為沒有體制的改革在先,經濟即使在短期因技術及管理的改善而得到高速發展,長期也不會成功。此觀點正是其自身經歷的直接反映,而且承認借助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和管理可以實現經濟短期高速發展本身,就是后發優勢存在的證明。至少,發展中國家有機會在實現短期\\(所謂的短期也可以持續數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經濟發展的同時,逐步完善國家體制,有可能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而且,英美的憲政共和制,并不能從本質上規避風險,保證經濟的長期發展,即這種體制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且不說那些采用休克療法實行激進的體制改革的國家的結果有多慘烈,僅從美國次代危機期間所發生的事,就可以窺見一斑。華爾街的金融家們明知他們銷售的產品是毒藥、是垃圾,很可能給納稅人及國家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可是為了實現個體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至少很多案例都不是為了實現企業利益的最大化,他們仍然極力將這種產品推向市場,最終引起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其影響在數年后的今天仍沒有消除。伯納德·馬多夫的龐氏騙局更是使眾多人損失慘重。此案例說明,憲制共和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無太多直接聯系。
此外,本人同意國家體制及產業政策內生的觀點。如同經濟學界已經達成的共識,縱觀全球的金融市場,以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為主的路徑選擇本身具有自我依賴性,而且受所在國家法律體系、文化背景影響頗深,或者說這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漸進自我選擇的結果。國家的體制亦然。沒有令人信服的經驗及案例證明,憲政共和制度是所有國家的最優體制選擇。公共物品及市場失靈至少說明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沒有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集中優先發展的產業政策,新中國經濟的復蘇及國際政治地位的提高至少要延遲很多年。
國有企業私有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首先,私有化及市場競爭不能完全解決全部經濟問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也并不是現實存在,否則次貸危機應當可以避免。其次,國有化或國家持股并不必然帶來低效及腐敗。美國次貸危機期間,金融高管們乘公司付費的私人飛機去參加由納稅人承擔的資產援助計劃會議,公司巨額虧損的同時花費數十萬美金裝修辦公室,引咎辭職的高管一邊拿著數以億計的離職補償,轉身投向另一家金融公司照拿高薪。私有化經營并沒有避免腐敗的滋生。在次貸危機的后續處理過程中,有數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解決方案都是由美國政府部分參股,也就是部分國有化。
中國改革數十年的經濟成果及目前遇到的經濟問題為全世界的經濟學人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也提出了現有經濟理論不能完全解答的問題及挑戰。希望由三位著名經濟學家引領的學術討論激發并產生更多的學術觀點的出現。但故意斷章取義的曲解或抓住囿于當時經濟條件及環境的一句話去反駁對方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