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處在世界經濟結構大轉型和國內經濟格局大洗牌的歷史轉折期，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引導，掌控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動態，這是直接關系“中國夢”的實現、中國人民的福祉以及社會主義的未來發展的重大事件。綜觀中國政治經濟學討論的熱潮，筆者認為明確建構新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是重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確立坐標系，實現理論的準確社會歷史定位的意義。對此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深刻的理解。
一、建構新政治經濟學即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張雄教授強調，“一種歷史觀念或認識歷史理論的問世，取決于該觀念或理論賴以生成的歷史實踐的成熟度”。
中國新政治經濟學的提出并成為熱門話題是中國改革開放 35 年經濟發展處于重大的歷史轉折期的實踐狀況的召喚。同樣，中國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程度受到了中國現在的實踐狀況的制約。中國建構新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在客觀實踐層面上，中國雖發生巨大變化，但在生產關系層面上卻是質的延續，中國經濟實踐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作為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主導經濟學傳統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在主體層面上，則是中國人民對當今社會流行的兩大主要經濟理論范式———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一種選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其深刻性、科學性以及理論特質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的契合度，成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必然的現實的理性的最優選擇。
（一） 倍受推崇的西方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及其在當代的尷尬境遇，不是理性的最優選擇
改革開放 35 年來，倍受國人推崇的西方經濟學以自利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為出發點，在其發展中變成了實現人與物質資源有效配置的經濟算術。但是，現代的金融危機、環境危機、科技危機和諸多人的危機，說明西方經濟學指導下的西方世界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有新政治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希望借助強有力的政治之手矯正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偏頗，卻只是修補緩解而無法終止西方經濟學的沒落。
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其科學性也越來越受到懷疑，無非是“理性的幻想”。凡勃侖對“理性經濟人”辛辣諷刺道，“他像一個閃電般計算快樂與痛苦的計算器，他像一個追求快樂的小球一樣搖擺著，外界的刺激使他擺動，但他本身完好無損。他即沒有前因也沒有后果，他是一個孤立的、確定的人類已知數，除了沖擊力使其向某一個或另一個方向擺動外，他始終處于均衡狀態?！?/p>
馬克思批判說這是孤立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人”。當然，我們并不能因此否認西方經濟學對西方經濟發展的卓越貢獻，但是其打造的危機重重、兩極分化的世界，不是中國人民理想的世界，而是要批判的世界，因此，這幾年我們一直推崇的西方經濟學并不是我們理性的最優選擇。
（二）建構新政治經濟學：深度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歷史進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更為深刻科學。首先，它借助歷史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坐標，既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繁榮，又看到其危機矛盾和“兩個必然”的暫時性命運；其次，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批判中，它不僅揭示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更看到了資本增殖邏輯下人的異化生存處境，提出了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人類幸福的經濟學，以其階級立場的徹底性而成就了其理論內容和方法的科學性和深刻性。西方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也指出“對歷史的經濟學解釋是馬克思對西方學術界的不朽貢獻之一?！?。中國革命的勝利，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中國人民的正確的歷史選擇，中國改革開放 35 年輝煌則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它是中國人民歷史的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力掀起的全球馬克思主義理論熱潮，則充分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強大的生命力。當然，社會主義在經濟的發展中也有失誤和問題，這需要深刻理解黑格爾所強調的“矛盾是世界的本質”這句話的科學內涵，這些矛盾和問題本身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素、必要質料和動力之源，有其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并不意味著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失敗。
國內對“GDP”的過分強調而造成的眾多“中國問題”，不是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偏頗，恰恰證明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誤讀和偏離的可怕性，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做任何“教條化”的理解的可怕性。中國要建構新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框架，在對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法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重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三）建構新政治經濟學：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內核剩余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繼承與創新
建構新政治經濟學不是擯棄和另起爐灶，而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髓和內核的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創新。
首先，必須繼承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核的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堅守政治經濟學的目標為了人民幸福的價值緯度。工人的活勞動是剩余價值的源泉的觀點，是資本增殖邏輯的秘訣，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深刻之處，是唯物主義歷史觀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觀點在經濟領域的展現。在此意義上，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進行顛覆、攻擊和篡改，則是所有反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必然做的功課。勞動者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是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持有的階級立場，這是社會主義規避資本主義過剩危機的關鍵所在，也是實現社會主義正義的核心價值原則。因此，在人民物質富?；A上的全面發展和幸福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的價值尺度。堅持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作為基本原則和理論底線，是防止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化尤其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重要保障，也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保證，更是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物性邏輯和“走出現代性困境”的重要理論武器。
其次，我們必須根據現實狀況和時代發展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特別強調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保持的重要性?！拔覀児们壹俣ㄐ碌难芯客耆g倒了馬克思的每一個個別的論點。即使這點得到證明，每個嚴肅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所有這種新結論，放棄馬克思的所有全部論點，而無須片刻放棄他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所以，正統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圣’書的注解。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p>
魯品越教授也強調馬克思本質抽象的研究方法，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特殊意義?！啊彩琴Y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關系的地方（商品交換商品），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說馬克思把表面系統（商品系統）看作是深層系統（生產關系）的反映?！?/p>
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對自己的理論持開放的態度，堅持這一傳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內在本質，當然也包括對其核心理論基于方法意義上進行內容的創新和發展。
我們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的創新：一是，作為理論視角的轉換。馬克思說，資本只是一種購買更多的勞動力的權力，隨著社會發生作用條件的轉化，其將會成為發揮正能量的積極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我們要充分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是一種積極的建構而不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否定批判的破除，這需要視角的轉換，從他對資本主義的剝削秘訣的揭露中找到適合一切生產方式的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但是，對資本作肯定層面的理解，絕對不是對少數人掌握人類大多數人的命運的畸形制度的維護，否則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的背叛。二是，對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內容的拓展。如，就勞動價值論而言，虛擬經濟的出現，使得智力勞動必須成為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一方面，管理使得工人勞動的整體勞動超過了個體勞動之和，在技術更新的現代社會，越來越成為對資本的剩余價值增殖貢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大大改變了傳統的商品流通，金融市場的出現使投資更加復雜。
這使得剩余價值的實現和分配必須呈現新特點并日趨復雜化。此外，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創意大師的智力成果及其價值評價將是勞動價值論必須關注和涵蓋的新問題。三是，結合時代現實對經典理論的某些具體表達進行修正。如，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鮑德里亞其符號政治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賣方市場為特征的生產社會，而我們現在處于買方市場的消費社會。這一歷史的轉變，我們對剩余價值論的關注重點必須由原來的創造轉到對其實現和價值分割的關注上，因此，對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不能局限在教科書所講的方程式的決定與被決定意義上，進行簡單理解和描述?？傊?，理論只有適應時代而發展才有魅力，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堅持和發展，必須繼承和發展作為其理論核心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
二、建構新政治經濟學即重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真理的權威在于其對現實的關照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權威的保持也在于以其科學的方法對發展的現實準確的洞察和本質的概括。重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地蘊含著如何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問題。這需要我們根據時代和實踐發展的內在需求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重構，創造性地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并在內容上積極地汲取西方經濟學和科技發展等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一）重構：緊扣“世情“”國情”的與時俱進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边@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從活生生的不斷生成的實踐出發是科學理論構建的前提。
首先，深刻洞察“世情”巨變。鮑德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中揭示到，消費社會通過時尚邏輯和傳媒等，人的需求甚至人的存在都符碼操控和建構，人成了符號的奴隸。馬克思所在的工業生產為主導、生產驅動的社會，越來越被虛擬經濟主導的社會取代，通過信息技術的推廣，景觀成為現代城市的特征，短暫和流變以及否定性生產文化創意等越來越成為現代生活和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與此同時，在馬克思那里可以預見的全球化，現在越來越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種嶄新的生產力的形式和生產關系的新變化，人類的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創造性地通過重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使其有涵蓋時代新發展內容的全新的系統詮釋。
其次，深刻理解中國“國情”與經典理論的差異性。改革開放 35 年，中國初步建立全面的市場經濟，資本在中國廣泛地存在并越來越發揮重要的作用，在瓦解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的同時使得中國社會階層出現復雜化。與此同時，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環境污染嚴重、資源危機、市場失范、信仰危機、階層固化、官僚主義、權力尋租等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深層矛盾的現象顯現，使得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面臨的時代課題。這并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可以完全解釋的，在現實中這一矛盾運動也不是最有效的和能囊括一切的解決范式。正確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和其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特征；全面思考社會主義中國應如何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應怎樣實現更大范圍的開放，在分享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潛力下盡力規避全球化的風險？如何在建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的基礎上，理順政府、市場和人民的權責和相應的分配比例？針對中國農村土地改革和中國的金融自由化的實驗，又需要創新怎樣的模式？這些都需要重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不僅僅是體系方法上的宏觀創新，也是具體層面上的深度和廣度的拓展。不容置疑，世界經濟的發展集聚了眾多文明要素，中國改革開放 35 年的實踐也積累了很多具體經驗，這些作為時代精華的沉淀物需要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時吸收，成為其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重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遺產的新掘采
實踐的對象及其價值在不同的時代由于客觀條件之迥異而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瑰寶也會因為所在的時代透鏡以及時代所擁有的挖掘的條件的不同而不同。對《資本論》歷史遺產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地租理論、拜物教批判理論、資本主義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進行新的挖掘和發現，是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捷徑。如對馬克思的工資理論進行時代開掘。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都強調工人的工資是由維持工人的基本生活資料的價值組成的，也包括其維持家庭及種族繁衍的需要的生活資料。馬克思還強調了教育培訓的費用。當然，不同的時代維持工人的生存所必須的生活資料是不同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豐裕，高級點的生活用品用具甚至基本的文化生活都會成為必須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就是說，比著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現代工人階級的生活確實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而且借助于國際貿易，發達國家的工人分享了一部分資本超額剩余價值的紅利，因此，發達國家的一大部分工人甚至過上了發展落后國家的特權階級所享有的特權生活。生產關系永遠是相對于特定的生產力而言的，工人在當代的富裕其實與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巨額財富相比，他還是無法掩飾自己物質生活的貧乏和對現代物質條件無力掌控的尷尬。理論只有滿足實踐需要才徹底和科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將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鏈接，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心理學、政治學等特殊學科進行融合，都為我們全面深度開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遺產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模式，但是我們在推進的過程中，還必須慎重地甄別并恪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根本方法、階級立場，避免將其進行庸俗化和自由主義化的理解。
（三）重構：語言表達范式的準確轉換
語言符號具有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中介和媒介的特殊作用，現代哲學紛紛走向了語言學和符號學。任何理論只有被人民群眾所掌握才會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和領航作用，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徹底性，更依賴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人民群眾中的傳播程度。局限于學院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神龕中的眾神一樣，只能是一部分有特殊才能的個體的心靈的些許安慰，并不能產生巨大的改天換地的力量。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性的偉大勝利，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偉大功勛，中國改革開放 35 年的巨大成績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有著密切的聯系。
每一時代的人都有適應獨特的實踐生活產生獨特的心理特征、思維習慣、認識范式，每個民族都有其文化傳承中的民族特性，文化基因深入每個人的骨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成為武裝全國人民的理論武器和精神力量，必須以契合時代的語言表達、理論系統出現，也必須以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民族個性出現，這意味著必然要完成適合中國人民受眾心理和認識范式的當代語言表達范式的準確轉換。一方面，這需要深入時代，深入中國廣大人民的現實生活，按照中國人民現有的平均化的文化教育程度探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通俗化的活潑的嶄新的語言表達范式和合適的理論的內在組織邏輯；另一方面，既要融合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更要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在實現準確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地融合和巧妙地準確轉換。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所以在中國傳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理論存在著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契合的理論特質。然而，作為一種舶來的理論，帶著異國的獨特風情要在遙遠國度里扎根開花，必然是與該地的原有文化傳統不斷碰撞、不斷融合的漫長的歷史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傳承、發掘很重要，但是對其進行恰當地轉換更為重要，這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第二次飛躍的重要條件。在此，筆者對山東大學何中華教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思想用通俗的語言靈活表達的平民化理論特質表示由衷的欽佩。不容置疑，這種轉換也需要積極吸納現代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為了意識形態的東西，對大家耳熟能詳的西方經濟學或其他領域內的優秀成果進行拒斥，如同現有的燈泡不用，自己選擇從頭研究發明，是很愚蠢和荒謬的做法。中國作為落后國家獲得高速發展的現實前提就是更發達的文明的存在，這為我們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借鑒吸納創新后超越的現實可能性。但是，使這種現實的可能性轉化為客觀的現實性，需要主導的作為意識形態的理論范式，需要有人類歷史發展的宏大時空坐標的開闊視野和大無畏的革新精神。
三、建構是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聯動下寫就 《中國國富論》
亞當·斯密在英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期寫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創立了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傳統，并通過市場制度的經典理論設計開創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國處于由傳統習俗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時期，卻同時處在西方工業社會在現代性問題的困擾下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世界格局中。中國在現代轉型中同時遭遇現代性問題的困境，并承受著后工業社會不斷沖擊的熱浪。在歐洲債務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充分暴露西方制度模式發展弊端的世界運行中，我們面臨著在歷史轉折點上新發展模式的探索和進行新制度設計的特殊時刻。中國改革開放 35年在照搬西方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就的同時付出了高昂代價，已經到了痛下決心“改弦易轍”的關鍵時刻，我們不能通過繼續照搬《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更不能單單依靠一種學科，通過專業化的知識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很多綜合性的問題，我們需要以全局的眼光在世界歷史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坐標中通過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學科大聯合下創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即寫就《中國國富論》。當然，這里所說的哲學主要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俞吾金在《資本詮釋學》強調資本即是經濟權力又是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事實上，根本沒有純粹的經濟學，只有政治經濟學?！?/p>
（一）理論前提上：變“理性經濟人假設”為“現實經濟人”
西方經濟學在原子論的哲學范式影響下，將經濟學建立在抽象人性論基礎上，假設了自私自利為本性的，善于計算并總是能有效采取經濟行為獲得最大化利益的“理性經濟人”。這種無聲的同質化的抽象的人與現實中的人的實際存在相差甚遠，從而使得西方經濟學面對現代金融危機事件缺乏預測力和解釋力。馬克思“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人學命題有著豐富的內涵：一是，人作為人是現實的活生生的存在。張雄在《市場經濟中的非理性世界》指出“，現實的人不是單純抽象的人，不是亞當·斯密的‘漁夫和獵人’，也不是費爾巴哈的抽象自然的人，而是從事現實感性的實踐活動的人?！?/p>
二是，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綜合體?，F實的人是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是意識和潛意識支配下的存在者?！肚榫w情感與市場》一文中特別強調“在市場上，我們很難區分出兩類人:一類似乎是‘理性人’，是能運用邏輯推理，具有完備的信息，而且善于準確計算，能夠推演出純粹客觀結論的人。另一類是‘情緒人’，是缺少理智，感情用事，而且具有高度偏見的人。事實上，任何一個市場行為者都不可能絕對地把自身劃分為‘理性人’或‘情緒人’”。
王德峰《社會權力的性質與起源》則深刻指出“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這一重要發現，意味著一種新的哲學原則的誕生：在理性與非理性的關系中，即不是兩者之間的單純的對立，也不是前者規范后者，亦即不是形式加諸質料的關系。整個關系的實質是：前者從后者中產生?！?/p>
三是，現實的人是利己和利他的混合體。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說其是人性利己的教條的創立者，不如說他是人們通過交換而必然導致社會普遍利他狀況的空想者。喬布斯和比爾·蓋茨，作為成功的經濟人，與其說他們的行為是出于發財致富強烈的自利欲望不如說是基于改變人類社會強烈的利他動機。在習俗、道德等社會規則中穿行的人，在流變的社會關系中，在錯綜復雜的社會圖式中，受到了各種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影響，即被動又主動地思想著、抉擇著和行動著，他既不是天生善的或天生是惡的服從于某種倫理的預設，他此刻的行為或許利己或許利他，他只是作為“自由的人”在抉擇著。
（二）目的論上：“財富增長”物性邏輯———“增益人民幸?！钡娜诵赃壿?/p>
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從根本上是在“財富欲望”動力論的基礎上財富增殖術和資本增殖術，是物性發展邏輯。財富作為使用價值在特定時代以特定方式的凝聚物，在本質上是為人的存在，在其內在主體本質上是人的勞動對自然物的占有的能力的凝固化，是“他人的讓渡的權力”的集結。這種財富為誰占有和為誰服務，從根本上決定了經濟學理論的階級本質。亞當·斯密的致富術是通過抽象否定現實的生產資料占有情況的差異性使得財富在貴族尤其是資產階級手里的集中，而讓廣大人民處于“僅僅維持生存”的境地，雖然他也認為下層人民生活的狀況是評價一個國家好與壞的重要標準。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財富只有出于“對人民幸福的增益”的籌劃才有其意義。
因此，中國建構新的政治經濟學是“以人民為本”的并為了人民幸福的人民富裕的致富術和致力于更好地保證“人民幸?！钡膰徽?。當然，同樣作為“致富術”必然有一定共同的內涵。因此，《中國國富論》需要借鑒，充分發揮開放市場中自由交換的積極價值，為創造統一的國內和國際市場付出努力。
對斯密致富術內核的經濟理性，《中國國富論》雖然不像西方那樣主張神化它，但是在習俗社會在日常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國，我們必須積極培育中國人的經濟理性，增加經濟決策和經濟行為中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當然，為了規避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惡果，我們必須對中國國民所應該具有的經濟理性持謹慎的態度。
（三）核心議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構
我們必須對制度的層次性有深刻理解。一方面是指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特征的基本經濟制度，迄今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這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差異之所在。另一方面，從資源有效配置方式上，有計劃和市場兩種方式，而市場經濟作為適合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有效資源配置方式，成為現代社會中各個國家的普遍選擇。中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在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后的理性選擇，是中國現階段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強調的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是對這種現實和歷史趨勢的理論肯定和公開表達。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必然具有其他市場經濟制度的一般屬性。首先，社會關系的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市場經濟意味著交換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和交換價值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原則。這要求我們必須健全產權制度，完善交易規則和法規，為整個國家的交換的頻繁提供條件。其次，市場經濟的重要機制就是市場機制，這是以價格機制為基礎、供求機制為組成部分、競爭機制為重要內容的整體的運作體系。市場機制作為以競爭為總體特征的機制，使得企業等各種行為主體在市場中實現優勝劣汰。競爭機制既是自然進化的普遍規律又是資源有限的必然選擇，但是如何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和自由統一的市場發展空間，還需要系列的努力。再次，市場經濟本身意味著法制經濟。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使得多樣性和差異化成為必然，“市場失范”以及各種矛盾沖突常規化，需要系列的法律和市場規則的制定與執行，并成為良好市場秩序的有效保障?！八饽愫荨薄暗販嫌汀钡仁袌鍪Х缎袨榈膶映霾桓F，充分說明中國法制化的道路還很漫長。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必須有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契合的特殊屬性。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民化。市場經濟必須要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本的制度相融合，并具有社會主義特色。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下，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作為衡量經濟運行的重要尺度，人民性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物質和文化的聯合體。西方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端就是市場邏輯對精神等公共領域的侵襲，造成了人們精神世界的萎縮，使現代的人們處于無根的虛無主義的狀態。人的物質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無限性直接決定了人們的自由的實現度，我們必須看到人有超越生存需求的精神需求，因此必須充分發展資本為代表的物質市場和文化為代表的精神市場這兩種市場。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使資本市場和文化市場的聯動，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李嵐清 2000 年曾在北京舉行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包括物質產品市場和精神產品市場這兩個市場，其建設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的運行和制度的安排必然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的價值原則。市場的發展離不開個人的活躍和創造，但是堅持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優先的社會主義，必須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緯度。
當然，我們必須借鑒西方“個人主義”傳統對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發展進行思考的積極成果，并反思我們以前提倡的集體主義的不足之處，對集體主義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四）重要內容：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積極探索
首先，西方的經濟發展，在個人主義原則下，政府變成了“守夜人”，雖然凱恩斯在一定意義上提升了“守夜人的地位”，但是放任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是西方市場與政府關系的重要特征，這顯然是不適合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本身是一種人為的設計，因此，中國政府必然在經濟運行中有著有別于西方的獨特地位，而且在制度創新等很多方面必須充分發揮并借助政府的權威。其次，政府作為主要是政治行為的主體和企業作為經濟行為的主體，必須在差異性的身份認同中，對彼此的職權和范圍劃界。政府和市場都必須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再次，始終存在著市場和政府的彼此博弈和制衡，而人民主人翁意識的覺醒和公民意識的增強將對二者的制衡起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們必須警惕市場過大的傾向。亞里士多德強調“人是理性的存在物”，這句話特別強調人的精神性的存在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基本特征，我們不能通過市場的泛化而造成精神世界的萎縮，使人淪為物質世界的物性化的商品拜物教等的奴隸，把人等同物。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警惕大政府尤其是官僚主義的泛濫。政府作為一種實體的存在和作為一定階層的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它在“公理”和“私利”中徘徊。因此，在社會主義中國，尤其有著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中國，必須通過現代性個人的充分發育，通過個人自主意識和公民意識的培養，使人民主人翁意識覺醒和公民意識的增強，進而以人民的力量實現對政府行為和市場運作的有效監督和制衡，以有效地減少“政府失靈”和“市場失范”。
總之，在中國發育現代性并同時兼顧后現代性發育的歷史轉折期，在面對西方對自己發展的道路進行反思的時刻，我們必須脫離西方文化沙文主義的窠臼，通過中國新政治經濟學的建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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