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早就想寫的文章，因為國內曾經甚至現在還對是否有普世價值或普世制度一直有比較激烈的爭論。當古巴決定裁減幾乎 1/5的國有部門之百萬員工并同步開放民營經濟、朝鮮也多少允許一點自由市場和私人汽車時，這樣的寫作沖動就更為強烈。
先看看現實吧。世界上已經沒有幾個國家以法規或政策的方式反對搞市場經濟了。公認的幾個反市場經濟國家，比如，古巴、越南等也許在憲法上還沒有明確，但法規或政策層面已經在大力或悄悄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再比如，最為反對市場經濟的朝鮮，筆者看到的資料是：由于平壤市民的特別待遇難以為繼，平壤調整行政區劃，面積縮小一半，市民減少 50 萬；目前朝鮮已基本廢除配給制，只有金貴的平壤新市民 200 多萬與 120 萬軍人維持配給制，其它兩千多萬人只能靠市場（《參考消息》2011 年2 月 16 日 3 版）；根據金正恩于2012 年 6 月 28 日發布的《關于朝鮮式的新經濟管理體制確立》，從 2012 年秋天開始，朝鮮在農業方面的政策已經改為把收成的 70%繳納給政府，剩余的 30% 可以交給合作農場或農民自己；目前的朝鮮雖然多變，甚至回退，但私人經濟、私人汽車等市場經濟的事實上的發展和一定的發展已經不可逆轉（參考消息網 2012 年 8 月 11 日）。
至于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已經深入民心，1993 年的憲法修改已經把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條款列入其中。從經濟結構看，一個國家只要向市場性、市場化方向改革，其結果必然就是國有經濟比重大幅下降，至少下降一半。筆者完全可以斷定 : 世界各國經濟的基本制度應該而且必須是市場經濟。
也許有人會說，世界應該是多樣的，有市場經濟也應有非市場經濟，沒有普遍適用的經濟制度。筆者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特殊時期、一些國家可能會采用非市場經濟制度，但從長期看從基本面看，市場經濟是唯一的不二選擇，是普世的。為什么？這是由市場經濟的內涵決定的。下面一一道來。
首先，市場經濟就是自由經濟。
市場經濟本來就是自由經濟。人類社會本來就應該是自由人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這是 160多年之前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到過的關于自由的觀點。當然這也并非馬克思的專利。幾千年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總量不斷增加的歷史。但同時，人類追求自由是要付出很多的代價的，因為這是一場既得利益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間在利益上的博弈。從歷史上來看，一千余年的歐洲中世紀，被叫做黑暗的中世紀，多數人是沒有自由的，異端者是要被絞死的。后來的最近五百年，經過各種各樣的犧牲和各種各樣的斗爭，才最后取得民主的和自由的勝利，這就是追求自由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付出成本的過程。在一百多年前，美國的有色人種還沒有選舉權，90 多年前的女性還沒有選舉權，50 年前的馬丁·路德·金還說，我有一個夢想，一個種族平等的夢想。但是現在，有色人種和女性都有選舉權了，甚至有色人種都已經成為總統了，并且還是連任總統，這就是自由或來自自由的平等，馬丁·路德·金的夢想已經高質量的實現了。
亞洲地區唯一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 ? 森所以得獎就是由于他深入地研究了自由民主和經濟發展程度之間的關系。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自由民主程度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達的程度成正方向關系，而且他還研究只要自由民主達到一定的程度以上就不會發生糧食饑荒這樣的災難，即使面臨嚴重的自然災害。事實和理論都充分說明了自由的重要程度。
其實，在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無不渴望自由。
關于自由和民主、解放的關系。自由與民主其實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描述，是觀察角度的不同。民主側重于宏觀或社會，自由側重于微觀或個體。類似于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與自由經濟其實也就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描述，只是觀察角度的不同。市場經濟側重于社會或宏觀，自由經濟側重于個體或微觀。因此，市場經濟實質也是民主經濟。
至于為什么有些國家有些時期不直接把市場經濟叫做民主經濟或自由經濟，這里不做分析了。此處再說說自由與解放的關系。與解放一詞比較，解放是手段，自由是目的。
把一個人解了、放了，不就是自由嗎？在反映 20 世紀 40 年代后期的故事片里，我們經?？梢钥吹竭@樣的情景：當解放軍奪取一座城市的政權后，常常握著老百姓的手說，你們自由了。所以，自由就是解放，解放就是自由。從這個角度說，解放軍也許更名為自由軍更為確切；解放思想更名為自由思想更為確切。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正是此理也?？上А，F在的人們似乎很少談自由，應該不是自由太豐富而不需要談論，而是自由很受限，談自由都有限制。比如，匪夷所思的“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
在 30 多年以前的 30 來年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人本身的自由被逐步限制，基本扼制了發揮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經濟中的每個人在相關的行政框架下被強制規范成一模一樣的個體，并且是嚴格的等級關系，因而在這基礎之上的整個經濟當然也就沒有活力，更缺乏發展的動力?？纯?1978 年安徽小崗村的 18 戶村民所簽訂的協議，其本質就是為了自由，自由是發展的根本前提。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原因，從表層看從直接角度說是因為窮，但從根本上說，從主動和積極的角度去解釋，其實就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自由，都要做社會的主人。所以，在不窮以后、小康以后當然也還繼續需要自由，自由是永恒的。人的生命極其短暫，在短暫有限的生命當中一定要把有限生命充分發揮出來，當一個體制不允許自由從而不允許個體充分發揮體力和智力的時候，這對于個體來說是最大的痛苦，而對于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是滯后甚至落后。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此理也。
當然，只要存在國家，也許永遠必須和應該存在國家，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是有國界的，這里的市場或自由就是全國化的而不是全球化的。
其次，市場經濟就是交換經濟。
市場經濟本來就應該是交換經濟。交換是分工的起因，而分工又可以充分發揮原本不同的人所存在的不同特長，每個人都揚長避短就使得社會的整體生產能力得到盡可能的提高。經濟學鼻祖亞當 ? 斯密曾經在開山之作《國富論》中指出，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是一種人類的本能。舉例來說，一個人有 100 個蘋果，另一個人有100個桃子，如果不進行交換，它們在每一個人的手中就僅僅是物質而不一定是財富。當一個人只能或只需要吃掉 50 個蘋果或者 50 個桃子的時候，另外剩余的 50 個水果就可能被浪費、被腐爛、甚至會給他帶來負的效用。但是如果使用剩余的 50 個蘋果和 50 個桃子進行交換，那么兩個人各自就可以吃到不同的 50 個水果，這樣他們的各自效用或舒服程度就都可以提高了，社會總體效用也就得到了提高。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實現了帕累托改進。物質不等于財富，但交換可以使物質變為財富，也就是交換創造了財富。正如學者茅于軾老先生所說，交換創造財富、交換創造價值。也可以說民諺“要想富先修路”是有大道理的，沒有這樣的路所創造的交換，物質與非物質就無法成為財富，也就不能完成馬克思所講的“驚險的一跳”。一個社會只要有交換，就一定有分工，就一定能帶來效率，有效率就一定能帶來效益，帶來豐富多彩。這樣，經濟就能建立在分工和交換的基礎之上，分工越來越細，產出的品種與服務的種類越來越多，需求和新的需求不斷被滿足、被創造。交換和分工相輔相成，從而達到整體的不斷最優。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的關系就是交換關系，也許有人認為非交換的奉獻很好，可惜它不可持續，不可能做到公平，更不可能做到有效，交換關系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形式，是目前已知的其他關系所不可替代的。
其實，換個角度，交換關系就是互補關系，相對于權力關系的強制分配或平均主義的強制統一，是公平與效率的最優組合，是自由的、民主的、可持續的。
如果我們再深入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只要是自愿的，都是交換關系。愛情關系就是交換關系，男女之間在交換“愛”；朋友之間往來，比如吃喝、送禮，其實就是不用現金的交換關系，包括現在的送卡也是一樣的，又比如交談，其實也是交換，是信息的交換，顯然，這樣的社會交換關系是平衡的、均衡的、守恒的，是互利的，是公平的，只是我們不愿意用交換這個詞，似乎說交換就是低俗，總是用一些其他的詞來替換，比如交流、交心、交情、交杯、交道、交付、交割、交互、交好、交歡、交際、交配、交融、交往、交惡、交誼、交易、交賬等等。
特別的，非物質產品，比如各種信息產品、思想等，交換之后誰都沒有失去什么，交換之后各自只有信息的增加，如此，何樂而不為？
再次，市場經濟就是分散經濟。
關于投資或經濟，民諺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相對于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恰恰能實現這一點，因為市場經濟就是分散經濟或分權經濟，是人人做主的經濟。過去我們的計劃經濟是集中經濟、集權經濟，相當于全國所有的人都坐在一條船上，基本上相當于泰坦尼克號，只聽一個人的，風險巨大。如果實行市場經濟，大家就不會也不可能不需要都在一條船上，而是在千萬條船上，可謂千船競發，就算這個時候有一兩條船翻了，根本不影響整個宏觀局勢。
所以創造利潤的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分解風險分散風險，只要分解了風險，利潤就自然得到了。所以一定要分散，分散創造價值。集中或從眾，其實這是最大的風險。17 世紀荷蘭的郁金香全民投機、18 世紀英國的南海股票全民炒作、20 世紀日本的房地產全民炒作、21 世紀 2007 年中國的股市炒作等，全民為之必然共振，如此豈能沒有危險？
可惜，今日之中國，仍然存在這樣的不分散，筆者很沉重、很糾結。舉例來說。北京每年 3 月開人大與政協兩會，大家知道中國有將近 3 千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團里最大的代表團是解放軍代表團，占整個全國人大代表總數的7% 以上，大概有 200 多人。在這200 多個人大代表里面，許多都是將軍，幾乎所有的軍委委員和大軍區司令全部是全國人大代表。想一想，在公開的時間、公開的地點把那么多的將軍同時集中在北京（京西賓館或人民大會堂）開會，這不是很危險嗎？這不是違反了最基本的孫子兵法嗎？這難道不是對軍事秘密的最大挑戰嗎？本來，軍隊最大的特點就在于秘密行動，怎么能讓這么多的上將中將同時在公開的時間集中于公開的地點呢？在隨時可能有恐怖發生的條件下，把軍隊的人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參政，這實際上是對軍人生命的極度不尊重，這是對軍隊代表生命的最大威脅。
軍人特別是軍官絕不可以公開行動，更不可以公開統一行動。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召開任何公開會議，根本不能所有常委或所有主官全都出席，因為一旦有恐怖事件，則全部高層領導能幸免嗎？看看世界吧。比如，美國。其最重要的會議或之一就是總統就職典禮，按理說，所有高官都應該參加，但美國的規則是國防部長決不參加。
在法治國家，從來就沒有領導集體全部出席什么公開會議，這就是為了安全，為了以防萬一。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精髓，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分散之精髓。類似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分散的，企業的外銷和內銷有一個比較恰當的比例，而不是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怎么可能有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呢？
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很多、行業很多、市場很多、城市很多，一切都很多，也就是很豐富很分散，或者不斷有創新帶來的分散或廣大的藍海，還會有多大風險呢？還能有多大風險呢？沒有最好，但有更好。相反，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怎能沒有風險？沒有最壞，但有更壞。市場經濟內涵如此，市場經濟怎能不是普世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