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我國農民合作社異化現象研究
【第一章】中國農民合作社發展困境探析緒論
【第二章】當前農民合作社的發展現狀與發展困境
【第三章】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第四章】國外農民合作社發展經驗及其借鑒
【第五章】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農民合作社建設問題分析參考文獻
第 2 章 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發展現狀與發展困境
2.1 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現狀
根據我國工商部門的數據統計，自從我國頒布《農民專業合作社發》以后，合作社數量在 7 年間由 2.6 萬個增長到 128.88 萬個（見圖 1），入社農戶 9227 萬戶，占全國總農戶的 27.8%,各級示范社超 12 萬家，聯合社達 6800 多家。通過有機、綠色、無公害認證的合作社 26590 家，擁有產品注冊商標的合作社 12753 家。按照農民合作社所從事的產業分類，目前主要以從事種植業、畜牧業為主。其中，種植業生產領域的農民合作社占 44.6%,畜牧業占 26.7%,兩者合計超過 70%.其他各產業的比例是：農機服務業占 6.3%,漁業占 4.8%,其他行業占 17.6%[38].
進入 21 世紀后，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發展由初期以提高農作物生產技術水平而進行的技術推廣交流、信息服務等咨詢性業務，逐步拓展到農業生產資料共同購買、農產品共同銷售、農產品初級加工、大中型農業機械共同利用、土地合作經營、小型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內部成員資金互助、聯合運輸、農村資源共同開發等領域。具體地，以從事生產加銷售綜合服務為主的最多，占各類農民合作社的 42.1%;其次是提供技術信息服務為主的，占 16.8%;再次是以開展運銷服務為主的，占 12.3%,而開展加工服務為主的僅占 9.8%,以倉儲服務為主的占 2.4%,開展其他服務的占 16.6%[39].
我國農民合作社的類型眾多，按照領辦者不同，可以分為農民自主興辦的合作社、企業與農民聯辦的合作社，村組織領班的合作社，農技推廣部門領辦的合作社、龍頭企業領辦的合作社以及基層供銷社領辦的合作社。由農民自己興辦的合作社超過 50%,其中由能人（種植大戶、運銷大戶等）領辦的占大多數，而單純由普通農戶領辦的占比很少。
2.2 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困境
2.2.1 合作社數量少、實力弱
近些年來，隨著黨中央對農民合作組織重視程度的加深與扶持政策力度的加大，我國農民合作社有了較快的發展，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發展水平不高，處于初級階段發展水平。雖然合作社的數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入社農戶也逐年遞增，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民合作社的覆蓋面仍然很小，入社農戶數量只占全國農戶總量的 27.8%,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有超過 80%的農民都加入了合作社，甚至有一個農民參加多個合作社的情況；再者，我國農民合作社在產業分布方面不均衡且范圍較窄，一些發達國家在農村的電力、電信等服務領域早有涉及且發展良好，而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產業分布大多集中于種植業和養殖業兩領域，涉足其他產業的合作社所占比例相對較少，致使一個產業間的比例失衡；另外，我國農民合作社地區間發展很不平衡，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合作社數量較多，而西部及一些邊遠貧苦地區合作社數量較少且發展也較為緩慢。
從發展規模來看，我國農民合作社規模普遍偏小，發展層次較低，多數合作社開展的業務只限于種子化肥等農資的聯合購買、初級農產品的銷售以及提供農業技術、信息服務等方面，而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的合作社很少，其實我國很多地方的農產品具有當地特色且質量很好，但大多數卻只停留在洗凈、切割階段，未通過二次加工、包裝等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使產業鏈中最豐厚環節的利潤被商業資本所攫取，使得處于最底端的農民可得的利潤微乎其微；再者，我國農民合作社在產品經營方面品牌意識缺乏，銷售途徑單一，多數合作社缺乏市場競爭力，致使其盈利能力較差。
2.2.2 成員異質性特征明顯
在傳統合作社中社員一般具有同質性的特征，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農村發展水平普遍落后，農民經濟文化水平也都普遍貧乏，所以在此背景下我國農民合作組織成員不存在異質性特征。但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侵入與不斷發展，我國農村也出現較大的貧富分化，農民資源稟賦的差異性逐漸凸現。如今我國農民合作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涉農部門或能人領辦的，由此合作社的普通社員與理事長（一般都由領辦人擔任）在資源稟賦、角色擔當、參與目的、資本要素等投入方面都具有較大差異，從而導致了我國農民合作社中社員的分化，成員異質性的特征明顯。隨著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不斷發展與變化，農民合作社必須提高自身的服務能力，更加開放地面對市場，才能加強自身發展，而擁有技術、資金與社會資本等資源要素是提升合作社的服務能力所必不可少的，隨著擁有不同資源的生產經營者的加入，農民合作社的成員異質性特征更加明顯[40].
為了具體了解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成員異質性程度，本人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3 月對我國 12 個省份的 176 家合作社進行了問卷調查，獲得有效問卷 163 份，問卷有效率達 92.6%.所調查的合作社中，注冊時間最早的合作社為 1995 年，最晚的為 2013 年，其中產業分布情況為：農機類 21 家，約占 12.9%,糧棉類 35 家，約占 21.5%,果蔬類74 家，約占 45.4%,畜牧類 23 家，約占 14.1%,其他類（包括農業觀光、水產養殖等）10 家，約占比 6.1%;在合作社成員人數方面，社員人數達 100 人以上的有 98 家，約占比 60.1%,100 人以下的有 65 家，約占比 39.9%.本次問卷主要對合作社的核心成員與普通社員的出資情況、文化程度、加入合作社的目標、社會活動能力、在合作社所處角色大小、參與經營與決策等方面進行設問調研，調研結果見表 1（由于很難將成員異質性的指標進行量化，所以結果值由所調研的合作社估計給出）。根據調查合作社成員只有在加入合作社的目標方面差異較小，為 2.9,因為大部分農民加入合作社的目的都是為了改變單個農民在市場中的弱勢地位，因此在這方面差異性相對較小，但是在出資額、文化程度、社會活動能力以及在合作社角色地位方面成員異質性明顯，均值都在 3 以上。
差異性最大的為社員間的出資差異一項，均值為 4.2,差異化的原因為農民合作社中普通社員一般只繳納入社股金，而理事會成員尤其是理事長為主要的出資方，通過對 163 家合作社的調研問卷研究，有 86 家合作社的理事會成員的出資額高達合作社社員總出資額的一半以上，而且有 139 家農民合作社的理事長是所有社員中出資最多的；在社員間的文化水平方面，也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根據調研情況，90%以上的社員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而在所調研的 163 家合作社中，擔任理事長一職的有 4 位是大學本科學歷，17 位是大專學歷，94 位是高中或中專水平；在社會活動能力方面，從表中可看出均值為 3.7,差異較大，而這一方面的較大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產前農資的購買、產中農業技術的服務指導以及產后農產品的銷售大多均為合作社的理事會成員負責處理，另一方面表現為合作社與當地政府、村委會之間的關系、溝通也基本上均為理事會成員負責處理，而普通社員在這方面比較薄弱，因此差異性較大；在合作社角色擔任這一方面，大多數被訪談的合作社社員表示自己在合作社中作用不大，參與合作社活動的積極性也不高，而合作社的日常事務均為理事會成員負責。
成員的異質性特征會影響合作社的治理結構。由于資源稟賦與出資額的差異，往往是資源稟賦與出資額較多的成員擔任理事會成員，雖然合作社按照農民合作社章程與《農民合作社法》設有監事會，然而調研中大多數合作社的監事會成員所持股份遠遠小于其理事會成員，這往往使合作社內的監事會形同虛設，喪失其制衡與監管職能，容易造成合作社內理事會一會獨大的局面，使合作社的運營權與實際控制權歸屬于作為理事會成員的少數幾個人。另外成員的異質性特征會影響普通社員參與的積極性。由于普通社員對合作社投入很小，其加入合作社也往往出于搭便車的目的，他們認為合作社與自身的利益相關性較之那些核心成員很小，加之合作社內理事會成員掌管合作社的各項日常事務，普通社員參與合作社活動的機會較少，這也致使其參與的積極性也越來越低。
2.2.3 組織結構異化
1.產權結構失衡。合作社的本質特征是共同擁有與民主控制，農民合作社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社員所有[41].合作社的所有權包括股權與勞動力所有權，而其中股權又是合作社產權制度的核心，但是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成員異質性明顯，尤其在出資方面差異性很大，少數核心社員握有合作社的大部分股權，因而在合作社中也處于強勢地位，掌握著合作社大小事務的話語權與決策權，而普通社員由于出資較少只能處于服從依附地位。合作社的一大重要原則便是民主控制，為此，一般合作社要設有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與監事會，社員代表大會作為合作社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社員投票決定合作社的重大事項以及理事會與監事會的人員結構，然而在對合作社的訪查中，多數合作社雖然設有“三會”,但多數合作社的社員代表大會與監事會只是流于形式，沒有實權。在多數的農民合作社中，由于其理事長等核心成員出資較多，占有的合作社的股份較多，且其掌握的社會資源相對豐富，掌握著合作社的實際操控權，所以普通社員很難實現其參與合作社重大事項的決策，另外普通社員只關注其存入合作社的資金的回報，而很少關注合作社的發展，從而造就了合作社由少數人控制所有的不合理局面。
2.利益分配不合理。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公積金、發展基金的提取，二是普通社員的“二次分紅”,主要表現形式為按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返還盈利額；三是股金分紅。為了限制資本，保護多數農民社員的利益，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合作社按交易額的返還不低于可分配額的 60%,但現實中多數合作社均已按股分配為主，而按交易量返還比低于法律規定，表 2 與表 3 為所調研合作社的主要利益分配結構。從表中可以看出，所調研的 163 家合作社中，其利益分配方式完全按股分紅的占到了 11.6%,雖然 84.7%的合作社均是按交易量返還與按股分紅并存，但從表 2 中可以看出按交易量返還比大于 50%的合作社只占到了 16.6%,充分反映了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利益分配的資本化傾向。
3.財務制度管理不規范。在調查走訪的合作社中，擁有專職會計人員的合作社只有42 家，其他多數合作社只有兼職會計人員，另外會計人員的專業素養普遍偏低，調查中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會計人員約到了 80%,以上；在財務制度管理方面雖然較《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實施以前有所好轉，但問題仍較為突出，主要表現為：一是部分合作社未進行會計核算，在調查走訪中未進行會計核算的合作社約占 30%,而即便是發生會計核算的合作社中，仍有一部分合作社的內部收支類似于“流水賬”;二是大部分合作社未設立成員賬戶，在訪查中這占到了一半以上，而且部分設立成員賬戶的卻沒有實質性的內容，這造成社員利益從形式上便缺乏保障；三是內部審計形同虛設，在訪查中接受外部審計的合作社占比不足 10%,致使一些合作社偽造原始憑證、造假社員二次分配數額等現象得不到有效監管。
2.2.4 空頭社、翻牌社狀況突出
從各位學者的對不同省份農民合作社的發展現狀的文獻資料來看，全國各地農民合作社普遍存在“有數量，無質量”以及空頭社狀況突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部分合作社的發起者對合作社的運作模式、本質特征等并不充分了解，只是看到了政府對農民合作社的政策扶持與資金支持，便照搬模式化的農民合作社章程復制為自身的合作社章程，以此來滿足合作社的成立條件；而對章程內容卻無深刻認知甚至是視而不見；二是部分農民合作社的社員的盲目跟從，多數社員在加入合作社時并不知曉當前的合作社是怎樣的組織，只在發起者口頭承諾合作社可以幫助其購買生產資料、銷售農產品、提供農業技術指導服務等便草草加入，具有很大的盲從性；三是一些地方性政府把農民合作社的數量當作自身政績的硬性指標，無門檻的準許合作社的設立，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包辦合作社，使一些合作社只是流于形式，另外一些地方的工商部門在對未了解合作社的經營范圍、法人基本情況及其與社員間出資比例以及社員身份真實性的情形下便受理合作社登記入冊，甚至一部分合作社只是在工商部門注冊卻未進行實質運作，致使空頭社的出現及愈演愈烈。
另外，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有一部分是涉農公司領辦，在這樣的一些合作社中，公司的法人獲得了合作社的操控權，但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社員的自身經濟利益卻得不到保護，其實質是打著合作社的番號，以此來壟斷所需農產品的原料來源，獲取穩定的初級農產品供應，這與之前的“公司+農戶”的模式沒有什么區別，而且公司在資源稟賦、經營實力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而農戶由于各種資本都相對缺乏，在此種合作社中農戶只能依附于公司；另外，公司披上合作社的外衣能夠最大限度的獲得國家的優惠與扶持政策，由此一些學者將這樣的合作社稱為“翻牌社”,認為這是公司形式的一種變身，公司掌握著合作社內部的實際操控權，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追求，將風險轉移到農戶身上，一旦市場行情發生改變，承擔風險的仍是小農自身，受損的自然也是小農自身[42].
雖然在這種形式的合作社當中也設立了盈余返還的利潤分配機制，但是由于公司占有主導地位，掌握實際的操控權，農戶無法獲知真實的財務信息，具體的利潤分配方案也由作為領辦者的公司所決定，此種合作社中，公司與農戶之間仍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43].
2.2.5 內置金融異化
1.內置金融含義。資金是農民合作社發展的血液，隨著農民合作社的不斷發展，資金需求增大而資金供給不足成為制約農民合作社發展的一大瓶頸。在筆者的調研過程中，通過對 163 家農民合作社的有關合作社發展所面臨主要問題的調查問卷的統計（此問題設置為多選），有 139 家合作社認為資金短缺的是合作社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占比 23.3%,認為在產品與銷售方面存在問題的有 120 家，占比 20.1%,政府扶持力度不夠方面的有 108 家，占比 18.1%,這是調查中排在前三的主要問題，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大多數農民合作社目前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便是資金的短缺。而目前我國農民合作社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社員入社的股本金。多數合作社為了不影響入社農民的積極性，往往股金定的較低，所以合作社的起運資金往往較少，加上合作社前期建設占用了大量資金，致使合作社的后期發展所需資金不足；二是政府的財政支持。由于當前我國合作社在數量上發展迅猛，致使財政資金不能惠及大多數合作社；三是向商業銀行借貸。由于大多數農民合作社的發展規模較小，信用等級較低，缺乏符合當前商業銀行需求的抵押物等條件，加之農業的弱質性特征，作為逐利為目的的商業性銀行不愿放貸給農民合作社，各種苛刻條件的設置下使得僅僅少數發展較好的農民合作社可以得到商業性銀行的貸款，而多數農民合作社往往被拒之門外；四是，發展內置金融。近幾年來一些學者提出發展內置金融來解決農民融資難的問題，由于在“熟人社會”基礎上成立而來的合作社，其特有的自我選擇機制，成員長期互動關系和“社會懲罰”機制，以及成員間“同伴監督”效應使其在約束社員違約行為和降低資金需求和供給兩端交易成本和風險方面具有獨特優勢[44],而以此依靠農民自身力量發展內置金融是破解農村金融問題的有效模式。
內置金融是由農民自己主導的一種互助合作金融模式，其利息歸社員所有[45].2009年的中央 1 號文件提出合作社可以開展信用合作，當前作為內置金融一種發展形式的資金互助社成為一個發展熱點，但在其快速發展的同時，所出現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2.當前內置金融的異化現象。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農民合作社的準入門檻較低，尤其在 2009 年中央政府準許農民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之后，由于其準入門檻相對較低，我國涌現了一批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但這些互助社良莠不齊，有一大部分合作社是以資金互助的名義吸收農民資金，以此進行資金盈利，謀取私利。雖然國家的有關政府部門對合作金融的形式、目的等進行了相關規定，但從內置金融的實際發展來看，異化現象愈發嚴重，農民合作社領辦者攜款跑路現象頻發。這嚴重擾亂了金融市場秩序，破壞了農村甚至社會的穩定。這種異化現象主要表現為：
（1）背離合作本質，違規集資。我國規定農村互助合作金融只能在合作社內部成員間開展信用合作業務，其所吸納的股金應用于農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對于合作金融所帶來的盈利資金，應以分紅的形式發放給農民社員。然而當前我國一些合作社背離開展互助合作金融的基本原則，超范圍地吸收農民以及社會中的閑散資金，以高于同期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進行高息攬儲業務活動。另外由于多數農民缺乏相關金融知識，一些合作社在開展合作互助資金業務時，請一些銀行與保險業的人員利用自身業務技能去各個村鎮吸收農民的資金，違規集資。而且根據調查這些合作社在吸收農民資金之后并未真正用于合作社的發展與當地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建設，違背了資金合作互助的本質。
（2）一些合作社出現倒貸款現象。在走訪調研中發現，一些農民合作社的領辦者或核心成員利用合作社資產或憑借其自身資本從正規商業銀行進行資金借貸，并將所貸資金以及合作社的一些閑置資金以更高的利率轉貸出去，以從中獲利，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使一些農民對合作金融的認識產生偏差，也對合作社的定位與發展產生質疑[47].
（3）合作資金被挪為他用的現象普遍。通過調查發現，存在一些合作社通過開展資金互助合作吸收農民資金后，將資金用于非法投資，這種現象在一些由公司或能人領辦的農民合作社尤為明顯，多數農民社員只關注自身入駐資金的利息，而對資金的用處與去向卻漠不關心，這就導致了農民合作社領辦人對合作互助資金的違規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