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8 月，以搜狐網率先開辟全國首家專業的網絡紀錄片頻道為標志，中國紀錄片開啟了跨媒體式發展。除了各視頻網站陸續開設專業的網絡紀錄片頻道之外，網絡社區、社交網站、眾籌網站在對紀錄片發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直接介入中國紀錄片的生產和傳播。時至今日，中國紀錄片的跨媒體式發展進行得如火如荼，“網絡化生存”現象更加眼花繚亂。
長期以來中國紀錄片形成了以體制內電視臺為中心的傳統產制格局。然而自 90 年代后期以來，在日趨市場化、娛樂化的媒體環境下，中國紀錄片的生存一度維艱，存在著播映渠道被擠壓、缺乏市場動力等問題。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過后，當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在中國媒介格局中發揮越來越大社會影響的時候，是否會開啟中國紀錄片發展的新階段？從媒介形式上看，互聯網與傳統電視媒體相比具有海量存儲、互動性強、自主選擇等優勢，于是為許多學者、從業者所看好，被視為中國紀錄片產業的一股春風和解決發展困境的機遇。
如何去看待互聯網對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影響？如果單從互聯網的技術潛力出發，而忽略了互聯網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語境，乃至“國家—媒介—市場—社會”的多重維度，就可能陷入技術決定論的桎梏。于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審視作為一種新技術的互聯網，在此視角下反思互聯網對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影響和意義，就成為本文的邏輯起點和立場。
一、互聯網的政治經濟學
縱然互聯網作為一種傳播技術的普及和發揮效力，是近二十年才出現的，但是對于技術的討論——技術的性質及其對于人類社會的影響，卻是由來已久。在“如何看待技術發展”這一問題上，有一個影響頗廣的流派就是技術決定論。其基本觀點是，技術是一個獨立因素或者一種自主力量，技術進步則是一個線性的過程，一個固定的、從不先進到更為先進的路線。而批評者詬病技術決定論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上過分強調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并忽視具體的歷史、社會及政治經濟背景對技術的形塑和影響。
如果不能說是完全被否認，技術決定論至少沉寂了一段時間。而近些年來，“新媒體”的到來似乎又將冬眠的技術決定論再次喚醒。其中的一個例子是，西方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后工業社會信息理論，宣稱新的傳播技術已經開辟了一個新的信息時代，“必將會把人類帶入一個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國”。這從中國 90 年代的暢銷書中就可見一斑，例如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等，為我們勾畫出新技術本身所帶來的奇跡。
類似的癥狀還表現在人們對互聯網充滿無條件的樂觀主義期待之上，認為互聯網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傳播技術，其影響是過去任何媒介無法比擬的。同時人們對于互聯網有了更多其承擔公共領域功能的期待 ：互聯網技術使得在哈貝馬斯那里已經衰落的公共領域在當代社會重新復活——因為互聯網有著傳統三大大眾傳媒所缺乏的互動性、海量以及匿名交流，互聯網有可能成為理想的、開放的、公平的、自由的公共論壇，成為民主交流的社會平臺，公共領域的曙光重新顯現。
由于互聯網的互動能帶來真正的對話和協商，而海量信息的咨詢和教育功能能夠帶來“理性、文明的公眾”，因此它可以最終“使公共領域獲得新生或將其進一步擴展”。類似觀點不在少數，并有強大的影響力。
面對新時期的技術決定論，許多學者重新披槍上陣，以鋒利的筆調撕開了互聯網的神話。
首先就是對作為一種新傳播技術的互聯網的祛魅。與傳統媒介相比，互聯網的“新”在何處？如戴維·莫利所強調的，今天我們總是傾向于過高地估計數字時代的“新”，歸根結底，這個“新”與 19 世紀 40 年代電報技術發明指出的“新”并沒有本質區別，因此他希望互聯網新媒體研究應該超越新、舊媒體的二元對立，并需要質疑新技術能為人類生活方式帶來的哪些重大改變。莫斯可在《數字化崇高》中他勾勒了一幅 90 年代互聯網泡沫的技術、文化和政治圖景，通過對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等傳播技術史的考察，莫斯可認為賽博空間的興起不過是又一次這樣的嘗試而已，而并不是人們所迷戀的歷史、地理和政治的終結的神話，成功破除了“對電腦、互聯網和賽博空間的‘迷思’”。
丹·席勒通過追溯互聯網技術的起源和發展，看到了“網絡空間已經成為廣義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電腦網絡空間遠未將我們帶入一個高科技伊甸園，相反，市場體系正在借助其中為人熟知的作用迅速將其征服。無處不在的計算機網絡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相結合，大大拓寬了市場的有效范圍。實施上，因特網恰恰是由一個跨國程度日漸提高的市場體制中的核心生產與控制工具組成的?！?/p>
丹·席勒以冷靜的筆觸，展示了網絡的發展并未改變現存社會的權力關系和消除資本主義市場制度的長期弊端一一不平等及以強凌弱，相反地，數字資本主義恰恰助長了這些弊端。
如果不考慮互聯網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其前途是驚人的，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傳播技術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客觀上制約了傳播技術的應用及其對人類社會的積極影響。一些觀點脫離了技術所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沒有考慮社會需求和技術之間的關系，而是孤立地從技術本身的優越性出發得出結論，認為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然而，在西方市場經濟體系中，技術的發展并不僅僅是消費者的需求所驅動的，往往相反的是，甚至主要是由公司的需求或反映資本需求的技術研究的規律所驅動的。
弗里曼（Des Freeman）考察了信息傳播新技術實際上是如何被發展起來的。正如他指出，“互聯網的發展本來可以以更多形式展現，但最終還是不斷地接受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塑造。最終，互聯網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被改變，在公司和政府的堅決干預下，遵照新自由資本主義倡導的消費主義和競爭規律從一個非商業的信息交換技術改造成為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私有和貿易交易的工具?！?/p>
可見由于互聯網變得商業化，甚至成為“資本主義合理性在生活領域的最終延伸”，而使得“公共領域實際上在網絡社會變得更為干癟了”。
西方的批判學者通過研究技術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社會和政治經濟因素，揭開了產生于資本主義環境下的互聯網的迷思。至于破除互聯網神話的意義，正如莫斯可指出，只有當諸如電話和電腦這樣的技術不再是神話般的崇高偶像，而是邁入平淡無奇的尋常世界，即當它們不再扮演著烏托邦想象之源的角色之時，它們才會成為社會和經濟變遷的動力。
具體到中國的互聯網研究，香港中文大學邱林川通過考察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看到了中國政府出于經濟效益的考慮，在推動互聯網建設上所起到的主導作用。而作為在資本主義世界發明的技術，互聯網在中國的成長是在“更加嚴格的控制環境下被培養、定型以及參與競爭的”。
這就使得中國的互聯網發展情境跟西方社會的有很大的不同。
對于中國的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趙月枝亦做了精辟論述 ：中國近三十年的“數字革命”，是由“根深蒂固的專家治國主義和技術民族主義理性所激發，主要由軍事和工業的需求以及國內官方利益群體、國際資本、城市中產階級消費喜好等復雜的利益關系所驅動”的。同時趙月枝也看到了，信息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和使用對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進步做出了貢獻的同時，也導致了中國出現十分不平衡的發展狀況。于是她最后拋出的問題（這也是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的立場）是，我們是否可以指望信息與傳播技術所驅動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策略，可以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及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公正？
在此視野下，本文認為互聯網不僅作為一種純粹的技術力量，而需要在國家、市場、專業性力量的權力格局中，去解讀互聯網技術對于中國紀錄片生產和傳播的影響。特別是，紀錄片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不能完全以利潤最大化的標準來衡量。正因如此，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應該從互聯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提供“展開自由、開放、公開、平等、公正和理性的交往之空間和保障，而且在多大程度上，處在其中的傳媒以其實踐，為這種交往之展開扮演了平臺和服務的角色”來考察，進而以此作為立場 ：互聯網技術能否帶來紀錄片的內容多元、消費自主和民主參與的機會，而不僅僅停留在互聯網是否能夠促進中國紀錄片產業做大做強的邏輯之上。
二、互聯網環境下紀錄片的生產主體
毫無疑問地，新技術打破了體制內影像生產的壁壘。中國傳統的影視行業是一個體制封閉的壟斷性行業，傳統上紀錄片生產以體制內電視臺、制片廠等專業機構為主，而 DV 攝像機和數字編輯系統為標志的影像生產工具則宣告了“業余電影時代的到來”，有助于更多國人嘗試紀錄片和實驗電影，從而使中國電影更加民主化和個人化。普遍認為，獨立紀錄片發軔于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而真正開始蓬勃發展乃是到了新世紀以后，其中以 DV 設備為代表的新技術成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卻沒有向人際傳播圈子以外的人展示其作品的大眾傳播渠道。
以視頻網站為主的互聯網應用則提供了一個影視內容的集成整合平臺，使得各種業余愛好者制作的影像獲得了更高的能見度（visibility），并超越本地化公眾，進入更大的傳播范圍。
2005 年正式運營的土豆網以及 2006 年正式上線的優酷網，都是以“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為自身特色。而在 UGC 紀錄片方面，優酷網秉承了其巨大的 UGC 資源庫的優勢，秉承“我愛視頻，我是拍客”的理念，鼓勵紀錄片的個人化、多元化創作，其表現也是最為突出的。一些 UGC 紀錄片的制作雖然粗糙，但卻有著豐富的紀錄視角和對社會現實熱點事件的反應速度。這是尋求差異化競爭之路的視頻網站重視 UGC 紀錄片的主要原因。
雖然理論上來講，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網絡拍客以及網絡視頻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然而個人創作的影片想要在互聯網藍海中凸顯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至少在現階段，普通的網絡拍客同專業創作者之間的界線還是十分明確。盡管拍攝和制作設備的價格日益趨于平民化，但設備的近用（access），不代表專業水準的提升。因此，選題的重要性（乃至趣味性、時效性）、拍攝的考究、剪輯的精良、后期處理的水準，這些條件的門檻非降反升，越來越成為網絡上 UGC 內容脫穎而出的保證。對于視頻網站來說，質量參差不齊的 UGC 內容無法帶來有效的盈利模式。根據 CNNIC 對網絡視頻用戶的調查，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用戶會選擇觀看原創、自拍或 DV 秀內容，甚至在所有類型里（包括電影、電視劇、新聞、體育、動漫、紀錄片等等），UGC 的關注比例是最低的，“非專業內容制作機構的原創內容對視頻網民的吸引力非常有限”。為了盈利，視頻網站轉而發展并構建專業的影視資源庫，爭奪熱門的正版資源。從而，由 UGC 逐步向 PGC（專業內容生產）模式邁進成為了發展趨勢。
其次，國家一系列政策的出臺都加大了對視頻網站的審查和內容監管，視頻分享類網站也加大了對于不合規的 UGC 內容的及時發現和刪除的反應力，以最大限度減少分享類視頻網站的政治性運營風險。獨立影像創作和傳播不僅牽涉到各種規制政策，也關系到版權方的經濟利益。如果認為“進入網絡時代的獨立影像已完全跨過了制度、經濟和技術的門檻”，似乎未免過于樂觀。
通過對互聯網上紀錄片來源的考察，就會看到網絡視頻上紀錄片最主要的內容提供方依然是以電視媒體及專業影視公司為主的行業內制作方，他們憑借國家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一貫的專業能力，也是國產紀錄片最重要的生產方。目前，絕大多數行業體制內制作的紀錄片是仍然以電視作為播出渠道而制作的，而網絡只為二次傳播提供可點播和多次觀看的途徑。隨著各大視頻網站開設紀錄片頻道，行業體制內制作的專業紀錄片以系列欄目、專區、單集節目的形式，填充了網絡紀錄片頻道的主要內容。電視紀錄片和網絡紀錄片在內容上的同質化程度以及受眾資源的共享程度越來越高。不僅在時間長度、片源數量上居多，電視紀錄片節目的點擊量也占得榜首，且收視熱點高度一致——網絡上播放量較多的紀錄片也往往是電視熱播的節目。
由表 1 可看出，國內領先的搜狐視頻網絡紀錄片頻道位于點播量前十名的片目都是來自國內電視臺或影視公司 ；而在以 UGC 內容作為特色和優勢的優酷網中，點播量名列前茅的紀錄片也主要以電視紀錄片為主（見表 2）?？傊?，視頻網站基于商業因素和版權風險的考慮，更傾向與專業機構生產的、電視臺已經播出過的影視節目合作，而業余的、用戶上傳的影視內容無法帶來穩定的流量及盈利模式。除此之外，國家一如既往地是紀錄片生產的主導力量，國家政策強有力地支撐體制內紀錄片制作，并嚴格監管著網絡流通的網站自制和網友原創內容。再者，專業性力量在包括紀錄片創作在內的整個影視產業的主導力較強，專業創作者與普通網絡拍客之間、傳者和受者之間的界限依然很明顯。
這些因素都使得，在廣闊的互聯網藍海中，一部紀錄片想要脫穎而出，抵達受眾，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既需要有專業性制作作為保障，又必須在國家法律法規的框架內，加以商業推廣和運營。
在網絡新媒體紀錄片的生產主體中，除了行業內制作方和獨立紀錄人之外，視頻網站開始涉足紀錄片生產，成為一個重要的紀錄片生產方。商業性視頻網站是以技術和市場為發展原動力的。
在獲得了初期的跨越式發展之后，視頻網站開始涉足紀錄片生產和開辦紀錄片頻道。目前包括搜狐視頻、優酷網、愛奇藝網、鳳凰視頻等都開設了紀錄片頻道，而比較知名的網站自制紀錄片欄目有搜狐視頻《搜狐大視野》、優酷網《記錄者》等。一方面，視頻網站希望通過自制節目來應對高漲的版權成本，另一方面，也期望通過特定選題和內容的紀錄片類節目來吸引學歷高、收入高、消費能力高的“三高”受眾 ，以迎合廣告商的要求。當然，視頻網站通過紀錄片來塑造媒體品牌，具有提升社會影響力和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共訴求，而不以直接盈利為目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媒體從業者的專業主義理念。
在生產機制上，還出現了商業網絡紀錄片的新形式。商業網絡紀錄片是由廣告主提供資金與制作思路，委托視頻網站或紀錄片公司進行生產，并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的紀錄片形式。在視頻網站自制紀錄片投資回報不成比例的背景下，與商業客戶的合作，成為一種雙方共同愿意探索的模式。例如由寶馬 mini 汽車贊助、在土豆網上進行展播的紀錄片《進藏》，其中就出現了明顯的汽車品牌作為植入廣告。而該紀錄片的選題則使土豆網從用戶搜索量以及建議中得出的，這種大數據的運用，使紀錄片工業流程化得到實現。從而，網絡紀錄片的定制屬性和商業氣息越發濃厚。
內容方面，在網絡上受到青睞的紀錄片具有一些新取向，這也是網絡傳播的特點所決定的。
這就表現在，時長上縮短，出現微紀錄片的概念；從形式風格上，走娛樂化路線，更加強調故事性；從題材上來說，更傾向于社會熱點相關的現實類題材。相對來說，國家主流電視臺制作的一些儀式性的、宣教意味較濃的主旋律紀錄片和文獻紀錄片在網絡上的傳播效果不甚理想，網絡傳播對于中國電視紀錄片“不接地氣”的問題，無疑是一種有力的鞭策。這就使得如果中國紀錄片創作不扎根于中國現實土壤，很可能會失去互聯網上廣泛的受眾。網絡傳播使得受眾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凸現出來，在當今，網絡輿論和口碑的巨大影響力是沒有人可以忽視的。
三、紀錄片商業運營的網絡傳播渠道
當前，互聯網對于紀錄片的傳播渠道價值日益凸顯。首先，紀錄片節目可以在視頻網站上進行點播收看 ；其次，互聯網已經成為了包括紀錄片在內的影視節目的重要的營銷渠道 ；再次，網絡社區還成為網友對于影片乃至社會話題的互動討論的重要場所。
曾幾何時，數字媒體尚無影視版權的意識。過去跟其他影視節目一樣，紀錄片往往也是被網絡視頻商直接拿來掛靠。如紀錄片《小人國》在 2009 年至 2010 年間曾在搜狐視頻網站上免費掛放，并達到 60 多萬的點擊率，但已被撤下。隨著影視產品的版權逐漸從傳統媒體移植到數字媒體上來，這使得紀錄片得以向網絡媒體發行，也成為紀錄片借助互聯網實現產業化發展的充分條件。
如今視頻網站也同紀錄片制作機構達成了版權合作，主要有免費授權、購買和分成三種方式。
視頻網站的購買行為擴展了紀錄片發行的市場，對紀錄片銷售價格也有所拉升。2010 年以前，國內紀錄片市場的普遍行情是，紀錄片向國內電視臺銷售播映權的每分鐘價格僅為幾十元，如此低迷的價格實際上是不利于紀錄片創作和市場的培育。而隨著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的開播以及視頻網站加入版權交易市場后，紀錄片每分鐘銷售價格有了幾倍的提升。
當然，紀錄片網絡播放權價格的提高，實際上更多地是來自于央視紀錄頻道和回暖的紀錄片市場所拉動的，視頻網站還并未有加入對紀錄片版權的競買之中。在眾多可以帶來更大流量和廣告效益的電影、電視劇面前，視頻網站不可能投入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放在紀錄片采購和頻道維護上。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網絡渠道并不構成專業機構生產的紀錄片發行的主要方式，但已對國內紀錄片市場從提升交易價格等方面產生影響，并被業界寄予在促進和推動紀錄片產業的積極作用。
此外，網絡發行對于一直以來缺乏播映渠道的獨立制作紀錄片更具有重要意義，當然許多獨立紀錄片仍然處于通過互聯網尋求被更多觀眾所觀看和熟知、而非進入版權出售和盈利的階段，然而包括優酷網、鳳凰視頻在內的一些視頻網站已經開始探索與獨立紀錄片的版權合作和分成模式。
總之，隨著版權在互聯網的拓展，視頻網站作為播映渠道的市場價值、廣告價值逐步得到認可，同時網絡口碑在電影宣傳與推廣中的作用也使得互聯網的影視傳播渠道價值不斷提升，這些前提條件都使得人們對互聯網推動中國紀錄片發展、特別是構建成熟的市場和產業鏈給予極大厚望。
在這里，美國學者克里斯·安德森在 2004 年提出的“長尾理論”成為有力的支撐。長尾理論認為，過去一些無法通過傳統的分銷渠道為制作商帶來利潤、因而被打入冷宮的利基產品（Niche Product），受益于數字時代互聯網的無限空間和所帶來的“豐饒世界”，更容易為消費者所獲得。然而，以互聯網來推動紀錄片產業發展和商業運營，是否能促進多種類型和樣態的紀錄片進入觀眾的視野？
對于依然相對冷門的紀錄片而言，能夠在互聯網藍海中聚集起來，建立成熟的盈利模式和產業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小眾的紀錄片要想在海量的存儲空間被用戶搜索到，并凸顯出來，也似乎沒那么輕松，寥寥無幾的點擊量甚至也不足以產生多大的影響和意義。
網友或機構僅僅將一部視頻資源上傳網站并分享，這是遠遠不夠的。如前所論述的，整個網絡視頻的內容生產都呈現專業化趨勢，專業性力量并未隨著技術的普及和生產主體的泛化而在制作環節中有所降低。一部紀錄片擁有專業制作和優質品質是非常重要的。而即便如此，要想在網絡海洋中脫穎而出，也并非易事。網絡藍海中的一段視頻，如果在標題或關鍵詞設置中無任何噱頭，其點擊量即便不會為零（根據長尾理論），也十分有限。正如麥克切斯尼所指出的，我們不應該把有權利說話（發言權 \\) 和讓別人聽我們說話的能力（被傾聽的權利 \\) 混淆起來。盡管互聯網上存在著無數的視頻資源，可以人們一般只會更多地集中關注一小部分。并且，作為人們獲得所需要的視頻資源的主要方式，視頻搜索機制具有著強烈的促進隱形審查的功能。如果說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是把信息大批量地“推”給受眾，而互聯網的搜索功能則可以使網友根據需要把信息“拉”出來享用，但實際上，網絡的這種“推”和“拉”的變化趨勢是值得質疑的。
這就是說，在產品的商業運作、宣傳廣告無處不在的時代，僅僅是一部網友或機構上傳的影片，跟視頻網站放在首頁推廣的作品，點擊率和影響力必然是千差萬別的。而如果為這段視頻建立了內容頁，點擊量就可能達到幾千、上萬。一旦被視頻網站放在了頭條或顯要位置，點擊量就會成倍增長。
對于什么樣的紀錄片能被視頻網站選中進行推薦，就成為值得檢視的問題。在網站編輯對推廣內容的選擇上，首先，網站編輯基于專業主義的考量是首要因素。這種專業主義的考慮包括 ：是否符合網站定位、節目是否優質（能帶來較高點擊率）、是否與時下熱點話題契合等?；谶@樣的考慮，網站編輯再對優質資源進行整合，以各種形式包裝和推廣。例如鳳凰紀錄片頻道秉承鳳凰衛視整體品牌的人文關懷精神，在選擇紀錄片節目上選擇偏好人文、社會、歷史類題材，而對于自然風光類紀錄片的關注較少。而優酷網一直倡導的“熱點、時效、原創、責任”理念，則明顯地體現在紀錄片頻道的內容選擇之上。
其次，商業運營也是不能排除的考慮因素，出品方希望與視頻網站合作進行宣傳推廣，并通過版權交易和流量分成，在口碑和經濟上有所獲益和回報。如優酷網放于頻道焦點圖上的《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和《江南味道》等，都是出品方出資運營的項目。
在網絡新媒體上，網站編輯也會通過內容編排等方式起到“把關人”的作用。事實證明，網站的編排對于提升節目的關注度和點擊率是非常重要的。隨著網絡的推銷價值被廣告商們所日益看重，電腦網絡空間與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媒體相比，廣告與編輯之間的界限變得愈加模糊，難以分辨“把關人”對于某些內容加以凸顯的背后到底是商業性還是專業主義在起作用。如丹·席勒所指出的 ：在網上，商業與獨立節目編排之間的界線經常被忽略，因為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原創內容制作者和推銷上更需要在題材樣式及內容方面密切合作，以滿足贊助商的需求。
不可否認地，互聯網對于紀錄片來說具有重要的長尾傳播的意義，長尾內容能夠讓最廣泛的受眾得以獲取成為可能，因此不管是在存在價值還是政治意識上都十分重要。然而是要強調的是，這些長尾內容是否能夠得到廣泛曝光，其中商業運營和行之有效的宣傳推廣策略就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對于紀錄片傳播而言，互聯網讓兩個“長尾”出現在用戶面前——“一是紀錄片本身作為影視節目中的非大熱產品，其長尾效果初現，二是紀錄片中本身為冷門的紀錄片，也獲得了新的生存空間”；那么通過考察當前視頻網站的內容格局就輕而易舉發現，電影電視劇娛樂節目等熱門資源仍然占據優勢地位，紀錄片不管從規?？偭?、關注度、流量還是視頻網站的投入精力都十分有限 ；即便是在同屬于紀錄片和紀實節目的類型，官方的、專業制作以及重視商業運營的消費主義紀錄片在網絡上獲得的曝光度較高，而非官方的、民間影像或獨立制作的影片則相對鮮有問津?？梢哉f，紀錄片在網絡上的商業化運營所釋放出來的長尾效應是充分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的，特別是對于非官方的制作來說更加具有風險性。而一些官方推動的網絡資訊平臺以及打造的紀錄片產業鏈依靠權力力量的推動，從博弈的角度看，對網絡長尾構成了反制?；ヂ摼W對紀錄片網站的解放效應并不是一直存在的，相反，來自商業和政治權力主導的反制力量，造成了技術解放能力的限制。即便以公共性為訴求的網站，例如良友紀錄網，其公共性在商業和權力的擠壓之下，也變得十分模糊和脆弱。
除此之外，我們還不能忽視紀錄片的網絡話語。網絡社區使得觀眾可以參與到影片的討論和對話之中，從而實現了電影意義的再生產。跟商業故事片相比，紀錄片在網絡空間上的話語較弱，參與者也沒有那么大眾化，這是由于紀錄片在整個影視產業的地位、觀眾關注度以及紀錄片評論的成熟度都相對不成熟，同時也跟國內紀錄片行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屬性較弱直接相關。
近年來社會反響最大的一部國產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網友對該片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影片內容、由內容所引申的文化情感話題、以及諸如食品安全等衍生話題的討論上。
觀眾通過解讀和評論紀錄片，并拓展到衍生話題的討論上，從而與現實議題產生直接互動。這種與現實的直接勾連是由紀錄片的內涵所決定的，也是紀錄片不同于故事片之所在。這就使得紀錄片的網絡空間有可能會承載著更重要的社會意義與公共訴求。當前這種話語還是成長性的，并伴隨著國內紀錄片資源的增多和紀錄片產業的推進處于不斷發展之中。
四、結語
當互聯網被納入中國的社會生活和傳媒格局之中，技術不再是決定因素，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地理、語言、民族等因素，正在越來越多地影響和決定著互聯網的發展，這正如中國紀錄片的未來必定還在其與國家、市場、社會、技術的互動實踐之中。這就使得，如果抽離與國家、市場、傳統媒介格局等多種權力因素的背景，而僅僅將互聯網作為一種技術，考察其對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影響，這是遠遠不夠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互聯網只是影響紀錄片發展的一種技術因素。如果認為技術進步是人類至高無上的成就，是解決最深沉兩難困境的工具，是推進紀錄片發展的萬靈藥，那么這就過于簡單化了。尼爾波茲曼在“前互聯網時代”就已經看到了“技術產生的信息壓制文化時，文化試圖把技術作為手段，以提供明確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與愿違，這樣的努力注定要失敗?！?/p>
互聯網與紀錄片產業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產業形式，本身并不足以解決中國紀錄片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內容同質化和優質版權資源稀缺，不僅是電視紀錄片的問題，也已經成為各網絡紀錄片頻道的共同難題。
互聯網雖然可以作為海量影視資源的集成平臺，也隱藏著一系列控制與反控制，就目前看來，在互聯網上的紀錄片內容還遠遠談不上真正的題材多元化、風格多樣性、以及自由民主的公眾參與。特別是一些網絡紀錄片通過定制，正在成為商業機構利用的形式。然而紀錄片真正的訴求應該是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土壤，凝聚社會共識，并與社會形成良性互動，這些可能都不是紀錄片作為文化產業形式和做大做強產業鏈所能夠解決的問題，而要對于以紀錄片為代表的文化產品背后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進行必要的反思。
當前互聯網遠還是一個未完成之物，尚處于發展之中。當下，我們能夠看到紀錄片網絡化生存的一些可喜的局面。例如，網絡視頻拓寬了紀錄片的播映途徑和市場渠道，甚至有可能取代電視成為紀錄片播出的最重要的平臺 ；許多獨立紀錄片在互聯網上得以傳播，獨立制作在網絡環境下可進行更多的交流與合作 ；網絡社區有關紀錄片的乃至對于社會話題的討論話語也在成長之中……而互聯網同樣也會帶來一些新的挑戰。國家形象在中國紀錄片的發展中一直是重要內容，在網絡環境下，紀錄片的國家話語呈現式微的趨勢。娛樂化態勢則可能進一步加大，“視頻網站對紀錄片打包購買更像是不斷在量上堆積，其品質無法保證，并且露骨暴力、吸引噱頭的文字多出現在紀錄片頻道的版面之中”。這些問題都值得檢視并持續關注。國家政策也不應只是囿于將互聯網封鎖在傳統媒體管理體系之中，而是更多地保障和推動互聯網技術在民主交流、多元參與、公共討論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