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業內專家在解讀這一表述的進步意義時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表明黨對市場機制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是市場與政府關系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 當然，這里說的“對市場機制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是相對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所提出的“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而言的。 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到起決定性作用， 這究竟意味著什么？ 如何理解這種轉變所包含的意義？ 本文通過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歷史性梳理，并借助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市場發揮作用變遷的分析，來回答這些問題。
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作用演變
市場作為交換關系的載體，是以交換的變遷記述了自己的歷史。 交換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 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 這種自然的差別，在互相接觸時引起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變成商品。 這個階段的商品交換通常是在一個固定的地點進行，這也稱之為顯性市場的交換。 在這一時期市場所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這個時期的市場非常少。 因為交換并不普遍，各個家庭、氏族、公社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多是自給自足的，剩余比較少，因此，主要用于交換剩余產品的市場也很少。 其次，這個時期的市場所發揮的作用是被動的。
因為交換并不是人們必需的， 人們可以控制交換，因此， 市場只是在人們需要交換時才發揮作用，它還沒有形成一種控制人們的力量，只能被動地發揮作用。 最后，這一時期市場的主要作用并不在配置資源上，而是為了推動社會分工的發展，“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 而在那里，以生理分工為起點的地方，直接互相聯系的整體的各個特殊器官互相分開和分離，……并且獨立起來，以致不同的勞動只有通過把產品當做商品來交換才能建立聯系”。 市場在早期具有的這些特點或作用，主要是基于商品交換不發達的現實。 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的功能也在不斷擴大和深化， 發展到資本主義經濟后，市場實現了一次徹底的轉型，由過去經濟運行中的被動地位轉變為經濟運行中的主導者。 其發揮的作用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從同一個資本家同時雇傭較多的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擴大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 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簡單協作取得了自己的雛形，但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則是建立在機器和大工業的基礎之上。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資本雇傭工人為主要特征的， 而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會強加于整個社會， 即商品生產才普遍化。 商品生產普遍化意味著經濟社會的運行會發生根本改變，交換不再是處理生產剩余或調劑余缺的一種手段， 而成為深刻影響甚至左右著生產的目的、選擇和方式。 作為商品交換載體的市場所起的作用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市場多角度發揮配置資源的功能。 首先，市場通過影響分工決定了配置資源的范圍。 亞當·斯密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 ”市場越大，人們就可以終生專務一業， 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隨著市場擴大，交換范圍拓展，還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動員并配置資源。 其次，市場通過價格和競爭決定了資源配置的效率。 商品在市場上交換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找到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 而且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換中必須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交換關系中，這需要交換關系中的雙方彼此承認對方是商品的所有者，為此，這種所有的性質必須由某種力量加以確認，最有效的形式就是法權關系。 由于擁有所有權的個人被假定為“經濟人”，因此自利的動機左右著這種“經濟人”的行為。 當這些逐利的“經濟人”在市場上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時，就會受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 他們盤算著自己的利益， 并努力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大，但最終卻發生了一個并非他們本意所要達到的目的，即最大程度地促進了社會利益的實現。 這就是說，市場運行借助的價格和競爭機制可以把進入市場的“經濟人”的積極性最大程度地調動起來，而且在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可以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這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秘密，也是市場被賦予唯一有效配置資源使命的主要根據。 最后， 市場因為在某些方面存在失靈而走向其反面。
如果市場能夠不折不扣地發揮這樣的作用，那么市場唯一配置資源的地位應該是牢固的。 但是，任何事物總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意義，市場機制在自發地發揮其有效配置資源作用的同時，也表現出其缺乏效率的另一面，如囚徒困境、公共品供給的搭便車、壟斷等。 因此，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就不再是唯一的，而變成了一種基礎性作用。
市場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確實提高了經濟效率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但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逐步改變了經濟發展的邏輯， 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一直受較低生產力水平約束， 而存在的供給不足問題發生了一個機制上的轉變， 即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積累和發展， 資本主義生產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表現為生產的相對甚至是絕對過剩。 這意味著人類社會過去受到的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 這一轉變對市場發揮作用帶來的變化是僅僅依靠市場并不能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行，也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框架必須調整， 市場雖然要繼續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但應該是一個基礎性的作用，因為在此基礎上國家必須發揮宏觀調節的作用， 也就是對資源進行再配置，從而形成了資源配置的雙層框架。市場作用或資源配置作用的這一演變表明，任何對市場作用的單一方面肯定都無法在一種歷史視野中加以證實， 市場的作用隨經濟發展的程度有著不同的表現。 這不僅適用于對市場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所發揮作用的理解， 也適用于對我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市場作用的理解。
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市場作用變遷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市場化取向下逐步推進的。 雖然改革是要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保持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基礎上逐步引入市場機制。 因此，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便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改革的成功與否也就變成能否處理好計劃與市場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對計劃與市場或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探索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 從最初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 這個過程體現出市場的作用是逐步嵌入的，從改革的目標來看，市場是要最終取代計劃的， 或者說在資源配置方面取代計劃。
然而，在改革的最初階段，這一目標更多的是一個邏輯推理，即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的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在此基礎上發揮調控市場的功能。 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便成為市場化取向改革的目標。 不過，這一目標在中國改革進程中也是逐步推進的。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時的國情決定了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只能是漸進的。 計劃經濟體制在長達 22 年的運行中，由于決策受“左”傾錯誤影響導致的失誤，以及計劃執行中的激勵不足，國民經濟受到了極大挫折，“大躍進”期間和“文革”時期，我國的經濟都遭受了巨大損失。 國民經濟在改革開放前幾乎瀕于崩潰的邊緣。 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實際上是一種“窮則思變”的反應。 然而，這絕不意味著人們可以接受放棄計劃經濟體制的選擇。 在意識形態方面，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有著很強的信念，在這一前提下人們對被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難以接受的；在上層建筑方面，中國共產黨經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依然顯示出強有力的領導能力，并可以繼續領導中國的改革；在經濟基礎方面，人們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記憶猶新，盡管對生產關系的調整有所期待，但并不清晰，如果這種調整使人們聯想到過去的折騰，那么人們寧愿接受較小幅度的調整。 既然在改革時不放棄計劃經濟體制，那么計劃還主導著經濟運行，市場只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領域或邊際上發揮作用。 改革之初，我們在處理計劃和市場關系時選擇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方案。 不過，一旦計劃經濟體制的整體性被打破， 或者為市場留下一些空間，那么就一定會出現一個局面，即計劃和市場之間的競爭。 而計劃實施的效益邊際遞減，市場引進的效益邊際遞增， 決定了這種競爭的一個必然結果，即市場的活力會大大高于計劃的活力。 不過，這種競爭并不是自然競爭，計劃背后的政府會控制市場進入的節奏，因此市場的作用強弱決定于計劃退出的程度。
政府在控制計劃退出的程度時，一般要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一方面是市場化取向改革需要確立的理想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另一方面是發展經濟的現實要求以及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 我國并沒有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歷。 因此，市場經濟體制不能按照自然的演進確立自己的形態，而是作為一個目標需要建構。 這就決定了我們首先會按照主流標準去理解市場經濟，并把它作為一個參照系。 概括主流的市場經濟觀點，市場經濟被理解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它屬于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借此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簡單說來，市場經濟就是由市場機制完全引導資源配置的經濟體系。 這雖然在我國的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僅僅作為一個目標，但是它卻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改革的進程，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研究人員，都會在改革的設計中把這樣的一個目標考慮進去。
當然，這樣一個約束具有外生性，它更多地作為一種影響選擇的因素，而政府在決定計劃退出程度的更根本的約束還是發展經濟的現實要求以及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落后的現實以及我們發展經濟的迫切要求，決定了在選擇發展方式時會受到“趕超”的影響，因此，即使我們的改革是市場化取向，也不會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始路徑去發展經濟。 “趕超”一定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也必然要發揮“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優勢，這又難以避免計劃向經濟運行的滲透，或者由政府掌握一定的資源并加以配置。 此外，改革引起的利益主體分化和多樣化，勢必引起各個利益主體的博弈或沖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只有政府才能算是真正的利益主體，其他任何群體，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都屬于附從者，因為他們都不能獨立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能受政府的支配。 改革開放之后，逐步開放的利益空間允許除政府之外的其他主體也可以借此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因此，經濟社會的利益主體開始分化，出現了更多的利益主體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獲得利益。 這一方面為改革提供了動力源泉； 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各利益主體的博弈和沖突。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不會坐視這種利益主體間的博弈肆意放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種利益主體間的博弈，以使各利益主體間的潛在沖突不至于現實化或擴大化。 政府在受到以上兩方面約束的同時，通常在控制計劃退出的進程中，形成有些矛盾的兩種取向，一是在設計的層面上努力擴大市場的作用范圍；二是在運行的層面上又不愿放棄計劃的便利性和“有效性”。 如此形成的政府退出計劃或市場作用擴大的軌跡是，在對市場認同度越來越高的同時，計劃依然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我國漸進式改革的進程來看，市場的作用確實是按照改革的節奏不斷被提升到應有的地位之上。 改革之初，市場只被賦予計劃的輔助地位，也就是在計劃發揮主導作用，用市場來調節不太重要的領域或一些增量的部分。 隨著改革的推進，人們對市場認同度提高，再加上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邊際效益遞增，市場的地位也隨之提高，一直到市場被確定為在政府引導下對企業具有唯一調節作用的機制。 這樣的一種地位，實際上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種復制。 因為，現代市場經濟超越古典市場經濟的標準模式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唯一的、也是基礎性的作用。 而我們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化改革模式，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個框架。 這是我國改革進程中，對市場經濟理想化追求的集中體現。 而在之后的改革中，我們最終選擇了一種更適合中國實際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一體制強調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應該說這樣一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性概括，確實體現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是一種市場經濟，這反映了市場化改革的理想目標。 但是，在現實的層面上，這種概括并沒有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全部內容。 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的市場經濟。 在這一實質性內容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本質性差異，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離不開一個重要條件，即私有制。 這一個本質性差異，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一定有自己的特點，或者是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機制。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可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決定了市場要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會遇到一個邏輯上的矛盾。 既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或國有制，那么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政府為什么不應該對自己占有的資源加以調節呢？ 事實上，在整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進程中，被認為應該退出的計劃在經濟運行中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這難道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現嗎？ 恐怕不僅僅如此。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很難避免計劃或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而且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不是不同層次的問題，而是在同一層面或微觀層面二者發揮作用的關系問題。 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根本上是在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這應該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而市場從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轉化必須著眼于如何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努力完善市場機制上。
三、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保障
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體制機制上必須深化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改革。 在深化政府改革方面，主要是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直接介入，以及實現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化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在深化市場改革方面，主要是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一）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基礎，但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市場能否很好地發揮這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理論和實踐難題。 在理論上如何解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的結合問題，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 這樣的結合有著難以克服的矛盾。
在實踐上公有制經濟的產權明晰困境使得市場調節作用遭遇到嚴重的惰性。 因此，必須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 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關鍵是明晰產權和對產權的嚴格保護。 明晰公有制的產權，這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條主線。 而公有制經濟的產權明晰問題并不是其所有權缺失，而是公有制經濟在進入市場后缺乏一個負責任的主體來推動其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生產經營。 當然，許多人愿意接受一種邏輯的結論，認為私有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 我認為這樣的認識體現的只是一種簡單化傾向，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應該是找到一種連接公有制經濟與市場機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這種有效的實現形式應該積極發展混合經濟。 因為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一定程度地增加公有制經濟對市場的反應強度。 而增加公有制經濟對市場的反應強度除了構建混合經濟這樣的實現形式外，還有了一個可以大做文章的體制創新，就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這是改革一些重要資源和生產要素政府定價的制度保障。 從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到以管資本為主對國有資產監管，這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 從資產管理到資本管理，意味著國有經濟可以采取更靈活的實現形式，國家對國有經濟的控制不一定采取資產控制的形式，通過資本股權控制不僅有利于增強國有經濟活力，而且給市場配置資源讓出了更大的空間。 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制度，并不是要擴張國有資本的控制范圍，而是要更加凝練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的方向。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和改善民生。 如果能夠把握好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的行業和領域，并借助混合所有制經濟收縮目前國有經濟涉及的領域，那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能發揮出來。 當然，要保證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的方向，必須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
（二）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借助轉變政府職能這一條件
這其中包含的基本關系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一個難點。 所謂難點，不僅因為我們的政府和市場關系要面對銜接好市場的微觀調節和政府的宏觀干預問題，而且還要擺正資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場的地位。 中國自 1978 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是不斷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逐步構建起一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其推進的程度都離不開政府職能轉變這個條件。 在中國漸進式改革過程中，政府掌握著改革的節奏。 這被實踐證明是一條穩定而有效的改革道路。 但由此也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給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作用最終定位；二是如何保證政府把應該交給市場的權力順利地讓渡出去。 就前者而言，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標準，所有物品和勞務都應按照市場價格自愿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 這樣一種制度無需政府干預，并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高效率。 然而，現實世界中，還沒有一種經濟能夠達到這一標準，相反，任何市場經濟都會遭受其不完備性的困擾，如過度污染、失業、貧富兩極分化等，都是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 為此，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么保守，都不會對經濟袖手旁觀。 現代經濟中，政府針對市場機制的缺陷肩負起了許多責任，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增進平等以及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增長這三項職能。
如此進行的市場與政府職能定位，所遵循的是從市場到政府的邏輯，或者說是市場運行對政府提出了要求。 我國在改革后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用市場替代計劃，因此市場與政府職能定位所遵循的是從計劃到市場的邏輯，也就是由計劃的逐步退出為市場讓出發揮作用的空間。 而計劃的退出實質上是政府職能的轉變，也就是政府要逐步放棄更多的權力。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定位意味著要放棄許多舊有的權力，這無疑增加了政府職能定位的難度，或者說增加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難度。 就后者來說，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不斷擴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改革的方向；但要保證改革的這一方向，政府必須不斷地向市場讓渡權力， 最終為政府科學決策定位。
在宏觀上，政府應該執行宏觀調控的任務，為此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在微觀上，政府應該集中于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職責。
（三）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具備一個完備的現代市場體系
一個完備的市場體系體現在市場主體的自由度、市場規則的透明度、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市場的開放度。 在市場主體的自由度方面，企業要求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要求自由選擇、自主消費。 在市場規則的透明度方面，必須使市場主體在進入和退出市場時有明確的預期，在進行市場交易時能保證平等、規范；在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方面，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在市場的開放度方面，不僅要擴大對外開放，在更大的市場上配置資源，而且要打破國內一切阻礙市場交易的壟斷、分割。 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中，市場發揮作用的程度是伴隨著市場體系的發展逐步提高的。 在市場只是起著補充作用的時期，只有個別的商品市場，能夠成為市場主體的只有農村改革后形成的農戶和城市形成的個體經濟。 而且市場化改革的路徑并不明顯，建立市場規則、形成市場決定價格機制、擴大市場開放度都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路徑逐漸被確立，市場體系的建設開始加快，更多的經濟主體被允許進入市場， 可以進行交易的產品越來越多，生產要素市場也逐步建立，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大。 因此，這是一個市場以其較高的效率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階段，也是一個人們在市場中有更大獲利的階段。 市場的作用在這個階段體現為不斷擴張的趨勢。 然而，市場體系建設在逐漸為市場的作用奠定基礎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難以跨越的障礙。 民營企業要進入一些重要領域和行業的限制難以打破； 市場監管在維護市場秩序方面嚴重滯后；一些重要商品或生產要素價格決定權還掌握在政府手中； 市場分割特別是城鄉市場的分割還很明顯。 這些屬于市場體系建設難點，已經成為市場作用進一步擴大的嚴重約束。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遇到了進一步擴大和深入的瓶頸。 如果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改變市場體系不規范、不完全、不統一的現狀。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這三方面體制機制保障有著內在相互依賴的關系，必須使這三方面的改革或建設協調推進。 因此，只有做好頂層設計，推動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的改革，才能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發揮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有力的保障，并且為最終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找到一個重要的支點。
四、結 論
市場從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到起決定性作用，這并不是市場作用演進的唯一邏輯。 從市場作用的歷史演進來看，古典市場經濟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完全責任，即自由市場價格和競爭調節所有資源的配置；現代市場經濟則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即因為市場存在失靈，對資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發揮國家干預的職能。
中國自改革開放后逐步引入市場機制，并逐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為此，我們在理想層面上按照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要求，構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政府在宏觀層面上發揮調控經濟職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構架。 但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使得國家或政府在資源配置發揮作用又有著現實的根據，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中的資源配置難以回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從這一角度來看，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比起基礎性作用更為現實，也更有意義。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關系，或者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要有強力保障，從政府的角度看，要通過減少政府干預和科學的宏觀調控來為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供基本制度前提和宏觀調控保障；從市場的角度看，要使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光明日報,2013-11-16.
[2]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4]白永秀，王頌吉.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研究主線與階段劃分[J].江西社會科學，2012，（1）.
[5]喬榛.供給 、需求和環境約束下的經濟增長機制演進[J].求是學刊,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