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逐步轉變，各種權利利益格局重新劃分，社會矛盾突出，整個社會中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處于公共事件的高發期。當公共事件尤其是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社會矛盾容易被激化，在各種極端情緒的作用下很可能引發嚴重的群體性事件。這不僅會嚴重擾亂社會的公共秩序，甚至會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國家的政治穩定造成威脅。因此，有效地應對公共事件是我國政府和社會當前面臨的一項重要挑戰。

一、漳州PX項目爆炸事件及PX項目回顧

2015年4月6日18時56分，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經濟開發區的古雷石化 （PX項目） 廠區33號騰龍芳烴裝置和周邊的常壓渣油儲罐發生漏油著火事故，并引發爆炸，事故共造成14人受傷。

4月22日，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漳州古雷PX事故是由于二甲苯裝置在運行過程當中輸料管焊口焊接不實而導致斷裂，泄漏出來的物料被吸入到爐膛，因高溫導致燃爆，事故定性為責任事故。

①2013年6月，漳州PX項目試投產，同年7月30日凌晨4時35分，該項目一條未投用的加氫裂化管線在充入氫氣測試壓力過程中發生爆炸，事故未造成人員傷亡和重大損傷，無物料泄漏。官方通報稱，事故造成附近一個村莊部分房屋玻璃震裂或破損。

②最近幾年，PX項目在中國一直處于信任危機之中，每次落戶都困難重重。在廈門之后，各地反PX項目的抗議事件有：成都 （2008年5月與2013年5月）、大連（2011年8月）、寧波鎮海 （2012年10月）、昆明 （2013年5月）、茂名 （2014年3月） 等。與此同時，自2007年以來經過專家、地方政府及媒體不遺余力的科普，越來越多的公眾逐漸知曉了PX的低毒屬性。特別是2014年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生的詞條保衛戰，更是使得PX低毒屬性深入人心。

③然而，時隔不到2年，漳州PX項目再次發生爆炸事故，這讓備受爭議的PX項目再次成為關注焦點。參照相關報道，筆者總結了政府部門、企業自身、行業專家、普通民眾等四方對此事件的主要觀點，并選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具體說明。

1.政府部門：問題出在安全管理

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表示，這起事故暴露出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的嚴重問題。一是企業的主要負責人重效益、輕安全，二是裝置的規劃布局不合理、不科學，三是企業的安全管理與地方政府部門的安全監管都存在不到位的問題。④

2.企業自身：設備材料有問題

騰龍芳烴技術部、生產部多位工程師表示，此次事故首先是生產作業區的加熱爐管道爆裂后，引發加熱爐及約百米遠的油罐爆炸起火，至于加熱爐管道為何爆裂，是因為加熱爐爐管存在材料問題。⑤

3.行業專家：事故與PX工藝無關

環保部專家曹鳳中表示，此次事故是由漏油引起的，實際上是崗位責任不到位，操作不到位，缺乏安全生產意識，和整體PX生產工藝無關。⑥

4.普通民眾：對PX項目更為抵觸

微博已成為重要的民意表達平臺，微博上不乏與上述三方觀點相一致的聲音，但大多數微博網民通過對“福建漳州官員曾保證PX工廠不會發生爆炸”、“福建漳州PX項目2年內2起爆炸事故”等事實的傳播，以及不滿情緒的表達，表現出對PX項目更為質疑的態度。相比之下，較少談及事故發生的原因，而是將PX項目本身與項目的安全監管混為一談，結果便是對PX項目更為抵觸。

通過比較以上四方觀點可以發現，關于此次漳州PX項目爆炸事件，政府部門、企業自身、行業專家三方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將事故原因歸于安全監管，并盡量厘清事故與PX本身的關系；而普通民眾的觀點則相反，爆炸事故的發生使民眾對PX的態度更為消極，抵消了之前“PX國家公關”的作用。

二、具體情境對PX項目傳播效果的現實制約

如前所述，近幾年來政府、專家、媒體等對PX不遺余力地推行的科普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眾對PX項目的抵觸情緒，但此次漳州PX項目爆炸事件無疑再次激起了民眾對PX項目的恐慌心理，使有關PX項目的傳播難以取得良好效果。

1.傳播效果的有限性

20世紀40年代起，社會調查法和心理實驗法普遍應用于傳播學研究，傳播效果的研究進入“有限效果論”階段。這不是說媒介被發現沒有效果或影響，而是說在媒介刺激和受眾反應之間不存在直接的或一對一的關系。媒介是在一個預先存在的社會關系結構和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下發揮作用。這些因素在人們的觀念、態度、行為方式方面起著首要作用，它們也決定了受眾對媒介的選擇、注意和反應。⑦政府、專家、媒體傳送給民眾的信息在發揮作用時，必然會受到現實中相關實際情況的影響。也就是說，有關PX項目的傳播所取得的實際的傳播效果，是建構于與PX項目相關的特定的社會現實之中的，而這些具體、直接、甚至可感的特定社會現實，與政府、專家、媒體所傳送給民眾的相對間接的信息相比，在影響民眾關于PX項目的觀念、態度和行為方面有著更為強烈的作用。此外，隨著與PX項目相關的實際情形的改變，民眾會主動改變或修正由先前傳播所形塑的觀念、態度和行為，之前所取得的傳播效果也會相應增強或減弱。因此，民眾對PX項目的態度之所以會在漳州PX項目爆炸事件發生之后再次變得悲觀，就是由于此次爆炸事件容易讓普通民眾產生“PX項目不安全”的感觀，這種特定的感觀則消解了之前有關PX項目的傳播活動所取得的正面效果。

2.受眾的選擇性心理與培養理論

美國學者克拉伯將受眾的選擇性心理歸納為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三個方面。選擇性接觸，是指人們傾向于接觸或注意那些覺得與自己的態度和興趣相一致的媒體信息，同時傾向于避開那些可能制造不和諧的信息。⑧選擇性認知是對信息的精神或心理上的重塑，這種重塑使得信息的意義和某人的信仰和態度相一致。⑨選擇性記憶，是人們傾向于將與自己之前的態度、喜好相一致的信息記住，并記得最清晰、最長久的過程。⑩由于2007年廈門抵制PX項目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響較大，使民眾關于PX項目形成了危害生存環境的刻板印象，因此民眾對PX項目的態度基本是消極的。在面對來自政府、專家、媒體的有關PX項目的正面信息的時候，由于這些正面信息與自己已有的認知傾向并不一致，民眾往往會在一種先入為主的消極態度和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對這些正面信息產生抵觸情緒，結果便是，這些來自政府、專家、媒體的正面信息并未能改變民眾關于PX項目的已有認知，因此也就很難進入記憶階段。但是，這里并非是說民眾關于PX項目的認知是無法改變的。培養理論認為，長期的媒介接觸會導致受眾對世界本質的認識趨同于媒介中所呈現出的世界觀。

事實也證明，經過政府、專家、媒體對PX項目正面信息的長時期傳播，民眾逐漸知曉了PX的低毒屬性，對PX項目的認知也越來越理性。但如前所述，這種培養效果也是建構于特定的現實情境的，此次漳州PX項目爆炸事件造成了現實情境的改變，因此也帶來了傳播效果的變化。

3.信源可信性與傳播效果的關系

在考察傳播者時，霍夫蘭及其團隊成員研究了信源的可信度，并把它分為“可信性”（trustworthiness） 和“專業性”（expertness） 兩個層面，通過研究發現高可信度的傳播者能導致更多的態度改變，而低可信度的傳播者較少導致態度改變。政府、專家、媒體三方所進行的有關PX項目的傳播活動，之所以效果較差，與近年來這三方可信性程度的下降是分不開的。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社會問題突出，社會矛盾容易激化，然而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未能滿足民眾的價值期待，貪污腐敗等問題的一再暴露，都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近些年，專家學者的諸多“雷人言論”也使其公眾形象被戲謔為“磚家”,造成了專家話語可信性的下降。

在信息社會，首要的社會安全和人民權利，應該表現為社會整體的信息安全和公眾的知情權。大眾傳媒擔當著提供信息的職責，尤其是機關媒體，負有更大的責任。這就要求傳媒的報道結構合理，公眾關注的焦點事件，應及時、客觀、完整地加以報道，不能遺漏重大新聞，以便為公眾的理性判斷提供權威的信息源?？涩F實的情況卻并非如此，受權力與資本控制的傳媒，在某些特定事件上并未滿足民眾的信息需求，而表現為一種集體失語。此外，近些年來互聯網的興起與迅速發展，使信息傳播環境變得更為開放和自由，為民眾接觸到事實真相提供了更多途徑，而一旦民眾所了解到的事實與政府、專家、媒體等提供的事實相左時，便會進一步消解這三者的可信程度。

傳播效果的產生是建構于特定的社會現實情境之中的，只有符合實際情況的傳播活動才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針對有關PX項目的傳播活動，盡管PX本身低毒、PX項目并不危害生存環境，但由安全監管問題所導致的項目事故一再發生，這就造成了民眾對PX項目的質疑和抵觸。只有讓PX項目的運作嚴格遵守相關程序和法律，將PX項目置于嚴密的安全監管之下，避免類似事故的再次發生，才能通過長久的傳播活動重建民眾對PX項目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