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懷化經濟開發區績效管理優化研究
【1.1 1.2】國內外政府績效管理研究綜述
【1.3 1.4】我國政府績效研究思路、內容及目標
【第二章】經濟開發區績效管理的基本理論
【第三章】懷化經開區績效管理的源起與實施現狀
【第四章】國內經濟開發區績效管理的經驗與啟示
【第五章】完善懷化經濟開發區績效管理的對策
【結語/參考文獻】懷化經開區績效管理提升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 1 章 緒 論

1.1 選題背景及選題意義

1.1.1 選題背景

80 年代以來，第三次工業革命引發全球信息技術改革，開啟了知識時代的創新能力競爭，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新挑戰。傳統的官僚制模式難以適應時代的新發展，不僅其弊端日益顯現而且使各國政府面臨嚴峻的財政危機、管理危機甚至合法性危機。各國政府為了提高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政府的運作效率相繼在公共部門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運用企業管理模式來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政府管理的績效。而“績效管理作為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逐漸為政府部門所吸收和借鑒，成為當今西方各國實施政府再造、實現政府變革、落實政府責任、提升政府能力的‘一種新型政府治理工具'.”①它在評價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績效、推進政務公開和民主化進程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與推崇。經過幾十年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推進，績效管理逐漸在公共管理的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各國政府更是將建設績效政府視為行政改革的第一要務。在美國，績效管理強調結果和顧客導向，實行目標管理，通過評估實現績效與預算掛鉤，在提高政府效率、節約開支、放松規制和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地方政府績效評估實踐中，弗吉尼亞州的漢普頓市、加利福尼亞州的森尼韋爾、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的績效評估都較為成熟。又比如日韓為規范績效管理系統，專門頒布出臺了相關法令，日本的《行政機關政策評價實施法》、韓國的《政府績效評估框架法案》等。而在國內，在西方國家成功經驗啟示、國內行政體制改革內生需求驅動下，績效評估也被引入政府改革議題，成為加快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2008 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推行行政問責制度和政府績效制度”②的要求，隨之全國掀起了績效風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杭州市綜合績效考評模式、甘肅省“第三方”績效評估模式、福建省效能建設模式、青島目標績效管理模式、湖南省為民辦實事考核模式等，這些成功模式都為當地政府工作效能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經濟開發區自 1984 年在遼寧大連設立以來憑借其獨有的優勢創造了招商引資和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充分顯示了經濟開發區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過程中的巨大作用，使其成為我國體制創新的“試驗田”和經濟發展的“增長極”.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沖擊，特別是國家宏觀調控力度的不斷增強、地區競爭的不斷加劇、招商引資優惠幅度的降低，經濟開發區的發展空間正被逐步壓縮。如何利用經濟開發區固有優勢與現有資源，面對挑戰，把握機遇，開拓創新，走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特別是經濟開發區自身必須認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課題。

懷化市經濟開發區經過近二十年的建設發展，各方面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年來，市委市政府更是對經開區寄予厚望，提出了把經開區建設成為“市域經濟增長極、商貿物流樣板區、體制創新試驗田”的戰略目標。懷化經濟開發區要實現自身的戰略定位，必須依靠高水平的績效管理，調動全區成員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和行政效能，推動經開區的戰略目標實現和競爭力提高。國內也有許多的經濟開發區通過實施完善績效管理來提高經開區的競爭力，如湘潭市九華經濟技術開發區、江蘇吳中經濟技術開發區、株洲市云龍開發區、長沙經濟開發區、武漢硚口經濟開發區等等，都在引入績效管理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工作績效。

攻讀碩士期間，在導師的精心指導下，我把政府績效管理作為自己的主攻研究方向，參與了導師主持的與懷化市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合作的橫向課題《懷化市經開區績效管理研究》，本文的選題正是源于以上的學科背景及工作現實提出的。

1.1.2 選題的意義

經濟開發區實質上是政府行政管理與企業投資開發的雙向互惠，是“政府-市場”互動模式的有效創新。因此，在經濟開發區實施績效管理不僅可以保證政府有效的利用各種資源、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同時還能最大的限度地發揮其體制和機制的優勢、提高政府管理效果，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有機結合。

第一，績效管理是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手段。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世界各國的競爭也由傳統的爭奪經濟資源向公共環境及市場有效性競爭轉變。而政府眾多職能中的關鍵性指標便是營造良好的公共環境及有效的市場機制，因此從政府職能角度出發，世界各國的競爭實質上是政府績效的競爭、政府績效管理水平的競爭。而我國過去的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則往往表現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或中央及上級政府特殊的政策支持之上。但隨著國內市場的形成、政策透明度等政務公開的推進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等，自然資源也不再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唯一要素，中央及上級的特殊政策也不可能長期持續，故而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必須另辟蹊徑。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作為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擁有政府管理的職能特征及發展要求，也同樣面臨這區域競爭力提升的問題。經濟開發區實施績效管理可以通過確立市場競爭觀念、創新機制體制等實現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務效率的提升，從而提高區域核心競爭力。

第二，績效管理是我國政府改革的重要工具。自 1982 年起我國先后進行過6 次機構改革，但始終無法擺脫“精簡一膨脹一再精簡”的惡性循環，2013 年 2月召開的十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新一輪的機構改革拉開序幕。①全能政府、管制政府的統治已不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于是，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善治呼之而出。通過政府宏觀調控的強化將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分離，建立與國際通行慣例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同時通過相關政策的制定營造良好的公共環境、規范各市場主體的行為，實現政府服務內容的轉變?？冃Ч芾硎钦芾韯撔碌闹匾M成部分，它能促進政府職能及運行機制的轉變從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績效；通過績效管理的引入，能夠使政府牢牢樹立其服務行政的理念，從而使政府行為得以規范、官員行事準則及工作方式方法得以改進，進而推動政府管理改革和創新進程，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持久的動力，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科學發展。因此，在經濟開發區開展績效管理工作，將其作為“體制創新試驗田”先行先試，能為政府職能轉變、政府管理等提供導向，從而推動政府改革，有利于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的建設。

第三，績效管理是資源有效利用的核心技術?？冃гu估作為績效管理的核心環節，具有計劃輔助、監控支持以及資源優化功能。②因此，績效管理能夠通過科學設置目標以及根據績效配置資源，從而讓政府在有限的可調用資源中實現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以盡可能少的人力、物力等消耗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務，實現科學可持續發展。此外，通過對計劃實施的全程監控，以監督其執行是否違背“績效”發展原則并通過采取相應的措施加以控制。因此，績效管理通過對資源的有效管理和配置來實現政府行為的科學性、有效性、節約性，其過程為資源的優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經濟開發區開展績效管理能夠促進經濟開發區內資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將“好鋼用在刀刃上”,實在經濟開發區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績效管理是培育公民社會的良好示范。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培育其核心在于公眾參與度以及社會組織的發展。隨著現代社會公共事務的不斷擴大，政府已無力保證對所有公共領域事務的投入，不論是從“經濟人”角度出發還是從政府績效角度來看，政府都不應該也不可能包攬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一切工作，應該鼓勵更多公眾和社會組織參與其中，這樣反而會促進效率的提高。長期以來，經濟開發區秉承“先行先試”的要求已經在社會職能過渡給非政府組織等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一些行業協會、資產評估機構、律師事務所、公民自發組建的社團等開始涌現。經濟開發區開展績效管理工作將進一步吸納更多的公眾、企業、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管理服務當中，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從而形成良好的公民社會氛圍以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形成社會各階層的良性互動，進而為政府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借鑒、示范與啟示。

目前，我國的績效管理工作大多借鑒西方經驗，特別是在政府績效方面更是如此。如何借鑒西方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特別是經濟開發區這一“準政府”性質，深入研究其績效管理體系構建的價值原則與技術規范，構建一套順應我國各級經濟開發區發展實際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對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動地方經濟健康發展具有科學的實踐意義。

1.2 國內外研究綜述

政府績效管理是上世紀 70 年代中后期針對績效評估存在的諸如手段及功能單一，實施過程中忽略組織文化、戰略等因素，評估缺乏指導性等問題而提出的管理理論，是對績效評估理論的吸收與拓展?？冃Ч芾砝碚撟畛踉谄髽I管理中得到應用，并伴隨著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深入被世人所廣泛認可，并最終被政府所吸納、借鑒。

1.2.1 國外研究綜述

在西方的理論研究視域中雖然沒有明確的提出對經濟開發區績效管理這一課題的研究，但是無論是在私人領域的組織績效管理研究，還是公共領域的政府績效管理研究，均起步較早且成果頗豐。

1.績效管理理論體系的發展

在私營組織績效管理研究方面，主要是對績效管理理論的建立、體系的構建及完善方面的研究，并且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方面，關于績效管理理論興起的背景及意義的研究。主要是對 20 世紀 70 至 90 年代的績效評估進行反思，主要研究績效評估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并對其進行重新的定位，以斯潘博格（Spangenberg）、帕蒙特（Pamenter）、尼科爾斯（Nickols）、湯姆·科恩（TomCoen）、瑪麗·金肯斯（Mary Jenkins）、范德瑞（Fandray）為代表。斯潘博格（Spangenberg）認為“組織的背景、文化、戰略目標、管理者的行為和態度等是成功實施績效評估的關鍵因素”①，由于傳統的績效評估體系相對獨立，往往與這些關鍵因素相脫離，經常無法準確衡量員工滿意度，對員工績效存在的問題無法進行全面分析，無法實現提高整體組織績效的目標，為績效管理指出了探索方向。②帕蒙特（Pamenter）通過研究發現傳統的績效評估采用“定性測評，易受參與者主觀情緒影響”③，難以避免對評測結果臆斷或夸大，使評估過程流于形式和過程，評估結果無法轉為量化指標指導實踐生產。他主張重視績效評估的核心價值，將傳統的績效評估的目標轉移到員工的提高上來。尼科爾斯（Nickols）提出了績效管理的“四項法則”:一是設定組織績效目標，并得到全體員工的一致認可；二是清晰設計員工達到績效目標的測量標尺；三是績效目標要與企業經濟效益與員工工作環境相適應，應留有靈活調整的彈性空間；四是管理者不僅僅是評價者，更應當擔任指導員的角色，幫助員工實現個人價值。

湯姆·科恩（TomCoen）和瑪麗·金肯斯（Mary Jenkins）在實踐案例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應將績效管理評估廢止的結論。范德瑞（Fandray）①提出構建績效管理系統代替績效評估，其觀點已與現在的績效管理系統內容相去無幾。另一方面，關于構建并完善績效管理理論體系的研究。就績效評估的反思提出相應的改進方案。在這一階段，英國學者羅杰斯（Rogers）、斯科尼爾（Schneier）、艾恩斯沃斯（Ainsworth）、考斯泰勒（Costello）等為績效管理理論體系構建及完善作出了重大貢獻。英國學者羅杰斯（Rogers）將績效管理視為組織重要的管理系統之一，從組織角度著手目標制定、績效改進和考查計劃，認為“績效管理通過制定組織戰略并以組織結構、技術事業系統和程序等加以實施，個體員工雖然會受到影響，但不是績效管理所關注的重點對象?！雹谒箍颇釥枺⊿chneier）提出設置績效管理系統的循環周期，從衡量和標準為績效管理周期出發點，經過契約達成→執行規劃→監控調整→階段反饋→人事決定→績效開發，然后再回到衡量和標準的起點。③艾恩斯沃斯（Ainsworth）認為績效管理的主體應該是組織員工，不僅要明確組織的績效目標，還應對員工的期望績效進行計劃、估計、客觀衡量或主觀評價，對組織績效與期望績效的差異部分，相互協調修整，最終使員工期望績效與之組織績效目標達成一致，形成雙方均自愿接受的績效目標，使組織績效成為員工績效的合力。④考斯泰勒（Costello）認為績效管理是組織正常運轉與追求整體績效的橋梁，是支持組織戰略目標，提高績效的有效途徑，績效管理的核心目標是開發組織人員的內在潛力。他主張將個人目標與企業戰略融合，提高組織整體績效。⑤他認為績效管理理論在西方國家得到了系統全面的發展，特別是早期企業對績效管理理論的實踐使之日趨成熟，并逐步被政府部門所吸收、發展。

2.績效管理政府實踐的探索

第一，關于政府績效管理理論研究。西方學界對政府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以跨學科為基礎的執行研究和各學科之間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明顯趨勢導致了多元的綜合研究方式的出現”①，強調政府在加強管理、解決其存在的實際問題的進程中，為了達到為公共管理的研究與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與手段的目的，可綜合運用各個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企業家政府理論的代表人物戴維·奧斯本（Davidosbome）、特德·蓋布勒（Ted Gaebler）認為政府在進行政府改革的進程中，應改革傳統的管理方法與理念，樹立顧客至上的理念，引入競爭機制，在分析企業或其他私營管理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與手段的基礎之上，將其合理成分移植到公共部門的管理中，以此提升政府管理績效。②英國學者胡德（Hood）主張借鑒現代經濟學和私營管理理論的理念和方法，提出在界定政府績效目標時，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對政府績效進行測量與評估時，應以人民滿意為導向，才能提高行政行為的有效性，促進政府績效的進步。羅杰斯（Rojers）和布雷德拉普（Bredrup）認為政府的組織結構及其所涵蓋的技術支持、經營體系和業務程序是政府進行戰略規劃的關鍵，也是政府實施績效管理的核心評測點。他們指出，雖然政府行政行為要受公務人員認知狀態、執行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但歸根結底，對政府組織的績效管理，還是應把關注點由人轉移向組織。政府實施績效管理，通過計劃、改進、考察等過程，制定政府戰略，繪制政府績效管理過程圖，是提升政府績效的有效途徑。

安斯沃思（Ainsworth.1993）、史密斯（smith.1993）和奎因（Quin.1987）①以及斯坎奈爾（1987）②，聯合提出了在企業的雇員績效管理模型基礎上，構建政府部門績效管理體系的構想，并通過對企業、雇員、政府機構、公職人員進行抽樣調研，設計出政府績效管理循環模型是一種類似管理企業雇員績效的體系，并構建循環模型（如下圖 1-2）。

他們認為政府行政行為不應該僅僅只是高層決策者會同商議的結果，普通的公職人員也應該有機會直接參與政府的管理服務活動中，這是一種在組織目標和框架內對公務員績效進行管理的活動，對普通公務員參與績效管理活動的重視是一種可喜的進步。英國學者 C.V.布朗和 P.M 杰克遜通過大量調研，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論和“成本-效應”分析方法，推動公共產品實現最佳供給。③澳大利亞學者歐文。E.休斯通過對政府績效管理的實踐反思，對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府的最佳規模進行了細致研究。④《公共部門標桿管理：突破政府績效的瓶頸》⑤是標桿管理的經典著作，由美國學者帕特里夏·基利和史蒂文·梅德林等人合著完成。

書中對組織施行標桿管理的必要前提、運用標桿管理制動戰略目標的方法、使用標桿管理達成績效提升的途徑等內容展開了詳細闡述，并運用大量現實案例證明標桿管理是提高政府績效最強有力的前沿手段。美國學者馬克。G 波波維奇通過總結其親自參與聯邦政府改革的經驗，出版專著《創建高績效政府組織：公共管理實用指南》一書，直截了當地指出政府改革成功的關鍵就是提高政府績效，并用大篇幅對提高政府績效的途徑進行了科學論證與清晰概括。

第二，關于政府績效管理實踐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學者萊倫斯·雷德和赫伯特·西蒙合著的《市政工作衡量·行政管理評估標準的調查》一書，將評估工作分解為需求、結果、成本、努力和業績五個方面，是學術界公認的對政府績效管理進行研究的最早成果，標志著績效管理理論的出現。進入 20世紀 70 年代，績效管理的研究對象逐步從私人企業擴大到公共部門，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理論日趨成熟，西方政府開始熱衷于運用績效管理理論指導實踐，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1973 年尼克松政府頒布實施的《聯邦政府生產率測定方案》。在《方案》的指導下，美國政府指命勞工局先行調查研究，對雇員超過 200人的聯邦政府機關的勞工投入、勞務成本、勞動產出等信息進行詳細統計，最終，為其績效管理指標體系設計了 3000 多個績效考核點。為了保證績效管理工作的順利實施，聯邦政府還重新規劃了組織結構設計，增設了項目評價部，專門負責對績效結果進行評價。由此，在完善制度改革、調整組織結構、優化技術支撐的努力下，美國政府的績效管理逐漸向系統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方向邁進。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公共行政中嶄露頭角，對政府機構改革提出了嚴峻挑戰，加之長期受傳統官僚政治體制的束縛，政府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資源嚴重浪費等弊端日益突出，政府績效管理收到極大推崇。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任后就開始著手的“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便是當代行政體制改革的先驅。撒切爾政府秉持私有化、競爭機制、分權化、服務質量、績效評估的改革理念，先后通過雷納評審、部長管理信息系統、財務管理新方案等改革措施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績效管理在政府中的應用。

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政府將行政行為的關注開始以效率為導向，將原本企業績效管理中的“顧客滿意”和“質量優先”等理念引入公共部門，作為衡量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指標①，為政府績效管理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提供新方向：一是績效評估的制度支撐不斷完善，法制建設成果豐碩。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至21 世紀初，世界范圍內掀起了績效評估合法化的高潮，各國爭相加快績效評估的法律法規建設，以期政府績效評估實現規范化、法制化（見表 1-1）。

二是績效評估手段的不斷完善。在現代化的信息通信技術和統計量化技術的高效幫助下，績效指標的設計、篩選及績效信息輸入、調用都實現了智能化操作。各國開始針對不同部門實行不同的評估方式和指標體系，從而保證了業務部門與后勤部門在績效考核過程中的公平對待。與此同時，受信息化的影響，一些學者提出績效評估信息化理論，也受到了重視。三是績效評估的公民導向突顯?？冃гu估的公民導向是將公民作為核心，以公民的滿意度作為政府績效的衡量標準。從西方國家實施的績效指標體系中可以明顯看出，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行政服務質量、公民滿意度測評的許多公民導向性的指標占績效考核指標體系的比例大增，加拿大等國家甚至將提升顧客滿意度作為政府績效的目標，在許多地區和領域開展政府顧客滿意度調查。四是評估主體的多元化。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和公民參政議政意識的加強，近年來的政府績效評估已不再是政府的“獨角戲”,而是形成了多方參與、多元評測的局面。評估主體不僅局限于政府機關內部的考核機關，還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雙向考核機制；在績效考核過程中，更加注重發揮第三方的考評優勢，接受社會績效管理機構對政府行為進行評測，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政府績效評估實踐，形成了政府內部自評、社會組織測評、公民個人參與的多元評估主體。五是績效評估的廣泛傳播，成為世界性的潮流。隨著績效評估實踐的不斷推進，其理念、技術和方法逐步向除英美之外的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拓展，如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等國家都在政府管理過程中大量應用績效評估的技術和方法。此間，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相繼開展了政府績效評估活動，并逐步向發展中國家擴散。

1.2.2 國內研究綜述

與西方學術界對績效管理的研究相比，我國的績效管理特別是政府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與時間研究均起步較晚。從學科發展角度來看，現代意義上的政府績效管理研究，可以說起始于 90 年代中期，迄今為止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藍志勇、胡稅根， 2008）①：第一階段（1994 年-1999 年）：績效管理研究的初步探索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對西方經驗的介紹以及對“績效評估”到“績效管理”概念的延伸。根據盧文超、梁小秋和周禮智的觀點，這一時期，學術界普遍將員工個人的績效考評等同于組織績效評估。1994 年 1 月，《行政人事改革》刊發英國學者大衛·伯寧翰原著、左然編譯的《英國地方政府中運用績效評估尺度的觀察》②；見刊不久，《改革與管理》又刊發約翰·鮑恩原著、左然編譯的《評估中央政府的工作績效》③。此上兩篇文章，標志著政府績效評估正式進入我國學者的研究視野。1995 年，學者周志忍撰文《公共組織績效評估--英國的實踐及其對我們的啟示》④一文，對英國組織績效評估的背景、主要內容、特征和技術方法進行了一定的介紹，并指出了我國評估活動存在的主要缺陷。周志忍（1998）①同時還在國際相關研究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政府績效管理做出了界定，加上田玉青（1997）、王明濤（1995）等人的相關研究，使得學術研究從績效評估擴展到績效管理。

第二階段（2000 年-2003 年）：績效管理研究的拓展階段。我國學者在這段時期主要圍繞績效評估的基礎理論、西方國家政府績效評估的系統介紹和研究、我國政府績效評估活動的評價以及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制度設計的初步探索等內容引發研究熱潮。在績效評估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幾乎所有的成果都涉及其內涵、特性、作用等基礎性研究，如馬寶成（2001）指出了政府績效評估的價值取向歸納為增長、公平、民主、秩序②，李靜芳（2001）從價值取向角度③為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工作尋找共鳴。在傳播西方績效評估基礎理論和實踐方面，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聯合課題組（2003）④、杜鋼建（2000）⑤、母天學（2001）⑥、陳振明（2003）⑦等對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績效評估實踐進行了系統的綜合考察。在對我國政府績效評估活動的評價研究中，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聯合課題組（2003）④提出了我國建立機關工作效率標準體系的基本原則及設想，蔣容（2003）⑧、顏如春（2003）⑨則指出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中存在理論與實踐脫節、規范化程度不足、評價主體單一等問題。此外，張璋（2000）⑩等通過對“理性設計模式”與“社會互動設計模式”兩種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方法的對比，提出了對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制度進行綜合的元設計。

第三階段（2004 年-今）：績效管理研究的系統化、精細化、規范化階段。為了推動績效管理研究的規范化，我國學者就完整的績效管理系統基本達成一致，認為戰略規劃、績效計劃、績效監測、績效跟蹤、結果運用是其必然內容。這一階段的政府績效管理理論研究特點突出：一是政府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不斷分層細化，學科分支增多。如彭國甫（2005）①對地方政府公共事業管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評價的研究，安秀梅（2005）對公共支出項目績效評價的研究，鄧國勝（2008）對事業單位績效評估的研究。二是政府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視角逐漸開闊。如馬國賢（2005）從公共財政角度對績效管理的研究，鄧國勝（2006）從群眾評議角度對政府績效評估的研究。三是績效管理研究專題的深入。如卓越（2004）對績效評估的主體構建及其理論依據的研究；吳月（2007）等人對績效評估中公民角色和公民參與的研究；包國憲（2005）②對地方政府績效評價中“三權”（即管理權、組織權、評級權）的合法來源、權責歸屬和具體內容的研究。

在對我國政府績效管理文獻進行歸納梳理時，我們發現該領域的期刊論文目不暇接，與之相反的是相關專著卻彌足珍貴。在我國績效管理專著中，學術界公認比較有代表性的五本書分別是《政府績效管理：制度，戰略與方法》（劉旭濤著）、《政府績效管理導論》和《公共部門績效管理》（卓越著）、《公共部門績效管理：迎接效能革命的挑戰》（胡稅根著）、《政府績效管理》（馬國賢著）。在我國績效管理論文中，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則各有千秋。2005 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的《績效政府--理論與實踐創新》③（郭濟主編）一書中，對多年來我國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提出建立績效型政府的構想，也是我國關于績效型政府建設主題的第一本論文集。該書提出績效型政府要以公共績效為導向，利用現代信息通訊技術，加強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的溝通互動，清晰界定政府各部門的權責分配，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對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獨特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值得學習。 徐友浩和吳延兵（2004）將顧客滿意度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當中，對顧客滿意度指標設置進行了研究，對指標權重分配進行了定量細化，同時以西方績效管理的發展為“母版”,對績效考評、績效管理的區別與聯系展開論述。

劉華安（2004）認為政府績效管理應對政府成本與公民監督意識強化的有效工具，是塑造“”的的關鍵，對政府績效管理的實施路徑進行了理論規劃，主張通過完善公民參與、社會監督，構建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型，以“經濟、效率、效益、公平”為價值導向推進政府績效管理體系建設，推動績效管理理論的創新與發展。但其研究也存在不足之處，這種“全新政府管理模式”沒有實際操作的機會，其理論構想在實踐應用中困難重重。①劉旭濤、許銘桂（2004）對績效型政府的理念與內涵進行了擴展創新，指出我國當前政府績效管理的現狀問題及改進對策，認為我國政府機關應首要緊迫的是端正自身為人民服務的公共責任觀，構建完整的績效管理系統，加快政府績效管理系統建設和制度支撐，推進績效型政府建設。

章秀英、戴春林（2005）運用行政生態學視角，對績效管理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應用環境進行分析，認為績效管理是西方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的產物；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特殊的行政生態環境對績效管理實踐提出新要求。只有破除技術壁壘、加速信息溝通，端正執政理念，加強內部激勵，才能構建適應我國國情的績效管理體系。③徐雙敏（2003）對我國政府實行績效管理的可行性進行了理性辨析，認為政府組織具有非營利性、壟斷性和公益性等特點，容易導致政府機關對公共事務產生“偽適應”的假象，缺乏自我約束的動力。必須以公務員隊伍建設為出發點，引導公務員個人價值與組織績效達成統一，績效管理過程與結果的良性循環。④曾狄（2004）提出了政府實施績效管理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在政府績效管理主體上，機構評估與公民評價并重；二是在績效管理客體上，過程監控和結果評估并重；三是在管理評估標準上，效果和公平并重；四是在績效管理價值追求上，優劣獎懲與效能建設并重。

國家人事部《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研究》課題組（2004）發文《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浮出水面》，對我國政府的績效管理指標體系進行了科學設計，尤其論證了該指標體系在市縣級政府績效管理實踐中的立即作用，為全面、系統地開展政府績效評估提供權威方法。該指標體系采用三級分層，其中三級指標 33 個，二級指標 11 個，一級指標 3 個，分別從職能指標、影響指標和潛力指標三方面對我國政府的行政績效進行評價。

1.2.3 國內外研究述評

綜上所述，西方國家的績效管理理論在政府改革的積極實踐中，極大地推動了各國政府的行政改革步伐，以事實證明了科學的績效管理對提升政府效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學術界關于政府績效評估的理論與模型，都是以適用于私人企業的績效管理體系為原型，先總結出績效管理理論的共性，在將其作為政府績效管理研究的基礎，對政府績效管理的公共性導向挖掘較淺，除了一些與社會聯系密切的具體公共服務的內容之外，政府部門的其他產出很難確定和度量，特別是難以通過精確的數字來進行量化考核，因此，在各國的績效管理實踐中，、政府行政機構擁有其特殊性，績效管理在政府部門中的成效差異明顯。②在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研究起步較晚，雖然在關于政府政府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其中不妨諸多別出心裁的建設性觀點與設想，但是與績效管理起步較早的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關于績效管理理論的研究依然沒有突破，具體實踐也步履維艱，存有諸多的不足之處：首先，關于政府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沒有形成完整系統，研究方向分散且研究不夠深入，學術文章遍地開花，但績效專著難得一見。其次，由于我國政府管理體制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現階段的政府績效管理多集中在對政府這一主體的績效管理研究，而對一些諸如經濟開發區等“準政府”的特殊群體則關注不夠，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此外，目前各種關于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構想層面，對評估指標的設計方法以及績效測量的實施方法生搬硬套、含糊其辭，缺乏真正有效的改革途徑推動政府績效提升。最后，對政府績效管理的法制化建設和績效文化研究方面關注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