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緣起
從荷馬時代開始，注重德性成為了古希臘社會的道德傳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這一悠久傳統的代表。亞里士多德作為雅典的非正統“公民”，一方面經歷了城邦的衰落和馬其頓王國的興起，另一方面，他又留戀那自給自足的小國寡民的城邦共同體。時代要求他對城邦制作一個總結，用思想的形式保留城邦的精神。柏拉圖也在做這個工作，在一定意義上，亞里士多德所從事的就是柏拉圖未竟的事業。只是柏拉圖試圖用理想改造現實，亞里士多德則更注意從人的經驗生活本身去論證人的德性和城邦的公正。而生活經驗無非證明：作為生活在城邦中的政治動物，人是一個多種質料的統一體；作為三個部分的理性、感性 / 欲望、營養 / 生長對于人的靈魂這一生命形式來說是缺一不可的。人的獨有本性和功能是理性，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理性功能的發揮就表現在理性如何處理對待非理性的關系之中，德性就是理性與感性的平衡。正如他把倫理德性界定為中道原理一樣，他的倫理學也顯示出一種“中道”的特征。與柏拉圖相比，這種“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德性論更能如實地理解人的德性實踐。
當然，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不可能挽回古希臘城邦的命運。在希臘化時期，隨著亞力山大的遠征和馬其頓王朝的興起，希臘的城邦共同體無可奈何地紛紛瓦解，于是忠于城邦的德性也不得不返回到自我意識中，在個人內心深處找尋靈魂的慰藉和幸福的依靠。但是，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并未就此消失，在中世紀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體系中就得到過重新闡釋。而在當代德性倫理學看來，因為對人及其幸福的誤解，現代規則倫理學離開德性論規則，使得倫理理論與道德生活出現了某種脫節，這是“現代性危機”日趨嚴峻的重要體現，于是，追尋德性成為了解決現代性道德問題的出路。在德性倫理學的當代復興運動中，亞里士多德無疑是關注的焦點。執當代德性倫理學之牛耳的麥金太爾就是從亞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啟示的，當代德性論的其他論者不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也至少要論及亞里士多德。因為亞里士多德作為對倫理德性系統經典的詮釋者，至少在三個方面為當代的德性倫理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資源：幸福目的論的解釋框架為德性倫理學提供了理論基點；對幸福的詮釋在一定程度上為德性倫理學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與規則之間追尋幸福為倫理學把握人類生活、建構德性倫理方案指明了現實途徑。
①顯然，相對于他的老師，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在當代社會得到了道德主體更多的認同，盡管他的論述略顯繁瑣而平淡，文筆也不如柏拉圖優美動人。也因此，比較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包括他們的老師蘇格拉底）德性論的差異，總結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的特征，并從中發掘他對當代德性倫理學影響深遠的原因，在學理上就是一件有樂趣又有意義的事情。
二、亞里士多德德性論與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差別
1. 理性與經驗相結合的探究方法
理性精神是希臘的傳統。從巴門尼德開始，經由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基本上奠定了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作為柏拉圖的學生，又在柏拉圖的學園生活了近二十年，蘇格拉底、柏拉圖對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蘇格拉底講知識即美德，惡行不外是由于無知與思考錯誤；行為不當帶來的“無意”或非志愿或被動，人并沒有明知故犯的道德弱點。柏拉圖把人的靈魂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兩倍分，認為德性就是理性完全駕馭非理性；在《理想國》中他構建了一個理性化身———哲學王統治的城邦，把理性主義發展到了極致。亞里士多德不可能拒斥這一傳統，因此他也認為：“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動物”。
但亞里士多德出生于醫生世家，從小便接受實踐技術的訓練，因而他對經驗也十分重視。他不同意巴門尼德和柏拉圖將理性和感性絕對對立起來，他認為認識都開始于感覺，他首創了“經驗”這個概念，認為它是在認識的發展上升過程中，聯系感覺和理性的必要的中間環節。在哲學研究中，亞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圖那樣只對理念作抽象的邏輯論證，而是以經驗事實為根據，進行細致的分析，不輕易做出結論。在作科學研究時，亞里士多德更是廣為收集經驗事實作為素材，比如，他作動物學研究時，對當時各種動物調查的廣泛和深入，令后人也嘆為觀止；在作政治學研究時，他讓學生分赴各個城邦，收集了 150 多種城邦政制的歷史沿革情況。這為后來西方經驗科學的形成樹立了榜樣。
②亞里士多德既然對感覺經驗和理性給予同樣的重視，他當然不會像柏拉圖那樣區分兩個對立的世界，把變動的現實世界認作是虛幻的存在。相反，他認為現實的自然界中形形色色的具體的個別事物正是需要首先考察的對象。身邊事物、可見世界、生活常識是亞里士多德非常重視的東西，亞里士多德哲學是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之上，亞里士多德對人的理解也是從經驗、觀察、常識出發的。
亞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也使他不同意柏拉圖對至善目的的解說。柏拉圖認為，在一切具體事物和行為活動之上，存在一種作為終極原因和目的的“善”的理念，即至善，它是唯一真實的。人們要達到幸福，就必須摒棄一切情欲和現實生活要求，去追求至善。與他的老師相反，亞氏沒有在超俗的天國中幻想超然的善，而是面對現實，探求實際生活中的德性品質，研究人類的行為和各種關系。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切具體的行動和職業活動，都在追求某種目的，在實現某種具體的善。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不能說只有一個善。普遍的善與個別的、特殊的善是聯系在一起的，離開個別的、特殊的善，就無所謂普遍的、絕對的善或至善。亞里士多德強調的目的和善是真實的和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神秘的。
作為倫理學的研究對象的人是一個綜合體，人的道德生活也是多方面的。人類本性不善也不惡，德性取決于后天的塑造和風俗習慣的熏陶。倫理德性就是通過實踐智慧確定的中道，但中道無定法。亞里士多德的探究特點正是通過方方面面的綜合分析，得出恰當的結論。有時對同一個問題，他往往從不同角度、多個方面進行闡述，常常不是一個說法，有時干脆不作結論。一切理論理性（自然科學理論）都有確定性，正如能期待一切技藝的制品都同樣精確一樣。但是，政治學考察高尚（高貴）與公正的行為，這些行為包含著許多差異與不確定性。亞里士多德對政治學、倫理學這類人文學科的性質的看法確實有真知灼見。既然世人的精神生活如此復雜，任何思想行為都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因而任何線性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在這里都是不著邊際的。如果說他的倫理學存在矛盾，那也是生活的本性使然。
這樣的研究方法也使得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更加接近現實，接近一般人的生活，正如羅素評論的那樣“：亞里士多德的倫理觀點大體上代表著他那時有教育的、有閱歷的人們的流行見解。它既不像柏拉圖的倫理學那樣地充滿著神秘的宗教；它也不贊許像在《國家篇》里可以看到的那種關于財產與家庭的非正統的理論。凡是既不低于也不高于正派的循規蹈矩的水平的公民們，對于他們認為應該用以規范自己行為的那些原則，都可以在這部倫理學里面找到一套有系統的闡述。他的作品是批判的、細致的、平凡的，而沒有任何巴庫斯激情主義的痕跡。柏拉圖思想中的奧爾弗斯成分在亞里士多德里面被沖淡了，而且被摻進了一劑強烈的常識感；就在他富有柏拉圖氣味的地方，我們也覺得是他的天生氣質被他所受的訓練給壓倒了的?！雹?br>
2. 對德性的理性解釋
就德性的理解和闡釋而言，因為理性與經驗的結合，使他在如下兩點上不同于他老師的觀點：
其一，德性與知識的關系。
“理性”這一概念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獲得了較為明確的形式。蘇格拉底哲學的意義，是通過辯證術的運用，通過對流行觀念的辯證詰難和批判，引導人們對事物本質的尋求。蘇格拉底倫理學的主要任務則是為各種美德正名，尋求它們的普遍性定義。因為經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城邦社會大動亂，又經智者的大膽激烈的言論，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正在淪亡，社會缺乏共同的行為準則。蘇格拉底正是想通過對話探索“善”的知識，以引導人們逐漸走上他所指向的道路。他提出“知識即德性”，把德性歸結為普遍性的知識，意味著只要把握普遍性的理論智慧就能同時解決認識和實踐兩方面的問題。沿著這條思路，柏拉圖更進一步，將理論的目光鎖定在對普遍的、不變的和獨立的“相”（也譯為“理念”）的追尋和把握上，比如，如果要在實踐上真正成為“善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知道那個“善”本身。
亞里士多德繼承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人學思想成果，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理性首先是指高級的人類能力，即高于感性的理智能力，是超越感性事物之上進行概念、判斷、推理的能力和有效工具。因為本能是盲目的，它們缺乏理性而可能加劇對人的健康和幸福的過度損害，或使健康和幸福相互沖突并導致挫折。理性的作用就在于支配、控制和協調所有決定人類行為的諸因素?！叭耸抢硇缘膭游铩痹趥惱韺W上意味著人的德性的理性本質，就是說，亞里士多德承認德性主要來自人的理性。
但是，亞里士多德指出，德性不只是一個知識問題。蘇格拉底以關于美德的知識為目標，常常探討什么是正義、勇敢以及各種美德。他這樣做有他的道理，因為他認為所有的美德不過是各種知識而已，所以知道了正義同時就是正義的人。就理論性知識說，他的看法是對的，因為天文學、物理學或幾何學，除了知道和深思作為這些科學的主題的事物的本性外，沒有其他部分，……但是實踐科學的目的不同于理論性科學，例如健康不同于醫學，法律、秩序等類似的東西不同于政治學。知道某種高尚的東西本身誠然是高尚的，但是涉及德性，至少不只是要知道德性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德性從哪里產生才是最高尚的。因為我們不只是要知道勇敢是什么，而是要成為勇敢的人，不只是要知道正義是什么，而是要成為正義的人。
在道德知識和道德行動的關系上，亞里士多德更注重行動。注重行動，就必然強調實踐性和情境性。從實踐性可以說明道德不只是知，還要行，有知不一定行。亞里士多德在批判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知識即德性”時，提出了一個問題：勇敢的人是否也感到恐懼？按照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說法，如果一個人不具備勇敢的知識，他就不會采取勇敢的行為，也不會通過勇敢的行為去實現善目的。如果他有了勇敢的知識，知道自己做什么，做了什么以后會得到什么，他就不會有恐懼的余地了。亞氏認為，這不符合事實和人的心理秉性，人都會有對于死亡、殘廢、恥辱、災難等遭遇的恐懼感。有了勇敢的知識，雖然能夠指導人們如何對待這些遭遇，但不能抹殺、泯滅人的自然情感和心理秉性。在生活中，蘇格拉底孜孜不倦地勸導人們要做正義的、有道德的人，但是在理論上，他在“知”和“行”這兩方面中只片面強調知的重要性，遇到了困境。勇敢的德性意味著人不僅要知道什么是勇敢，而且是他能夠用理智、意志去控制、減輕或克服恐懼感，并經過反復的克服恐懼的勇敢行為，養成一種勇敢的性格和習慣。也就是說，培養德性不僅是學理論知識，或者說主要不是靠智力發展，而是依賴行為習慣的養成。判定一個人是否是一個勇敢的人，只有一兩次行為還不夠，還必須了解他的一貫的行為方式和習慣，判明他為什么采取這種行為以及他的長期的行為趨向，即從目的和行為習慣兩方面，判斷一個人的德性。
從生活實踐還可以證明，道德的知與理論之知不同，前者不具有后者那樣的普遍性和確定性。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意識到，他所謂的真正科學的、構成知識的那種知識———通過從某些第一原理邏輯地引申出來之普遍必然的真理所把握的關于本質本性的知識———不是那種有關人類事務的知識。倫理學探討人類事務和道德之知，但這里沒有絕對普遍的確定性。亞里士多德從根本上講否認在道德領域里有一種單一的、普遍的關于“善”的理念的知識，正如麥金太爾評論道：“他知道適當的概括只是抓住了大多數，因此他對它們的看法與有關現代社會科學家的概括的論斷不謀而合?！?/p>
④他論證了道德的最高原則是中道，也就是避免在“情感和行為中”的“過與不足”，但是在行為和活動中沒有法定的準則，只有個別化的需要發揮智慧去把握的道德情境。從德知到德行，需要實踐智慧的選擇，實踐智慧就是在具體情景中對善的敏銳感知。
哲學偏重理論，而倫理學是偏重實踐的，需要重視個別情境?！暗滦约粗R”的倫理學唯理智論，認可倫理知識的普遍性，卻不能顧及個別行為的無限多樣性。亞里士多德雖然把思辨理性活動的地位撥得很高，但是他的倫理學主要還是探討實踐理性的問題。實踐理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情感的理性，思辨理性則是一種與情感無涉的理性，是知性。正因為是“在實踐活動中”的思考、推算，只考慮手段的善，不與倫理德性分離，實踐理性才稱作是實踐智慧。道德世界需要的是這種能應付復雜人生境況的理性能力。
其二，對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劃分以及對實踐智慧的闡釋。
亞里士多德“人是理性動物”的命題，意味著理性是人生所具有的特殊本質，是人的根本的、固有的目的和活動。但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中，產生德性的理性不是蘇格拉底的知識理性和柏拉圖所謂能夠認識理念的理性。因為經驗告訴他，德性不只是一個知識問題，而且是一個與實踐相聯系的問題。因此，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是把人的理性分為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而這是他的老師未曾思考過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在理論上的困難在于無法將善知和善行“、相”的世界和具體事物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聯系起來，亞里士多德的劃分克服了在他的老師那里善知和善行、“相”的世界和具體事物的世界相互分離的困境。
與上述劃分相一致，同時又根據古希臘人把靈魂分為理性 / 邏各斯和非理性兩個部分的認識，亞里士多德將倫理的德性和理智的德性也區分開來。亞里士多德認為智慧、諒解和明智是理智的德性，慷慨和謹慎是倫理的德性。理智德性是出于思考的，思維是理智奴斯的功能。理智德性的產生和成長是由于教導，需要經驗和時間。倫理德性則是在生活群體的長期交往中，作為習俗風尚的組成部分而呈現并得到確認的，“倫理美德通過風俗習慣養成，……‘倫理的’也是從‘風俗習慣’這個詞演變而來的”。
⑤倫理德性可以改變，因為它既不是出于自然本性，也不是違反自然本性，而是將它接受下來，通過習慣養成并完善起來。
如果對亞氏德性論的理解到此為止的話，似乎理智德性只是一種思維能力，與人的倫理德性和生活實踐聯系不大，“理智”也就不成其為“德性”。但是，事實上，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人的德性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倫理德性與理智德性密不可分。如果著眼于兩者的關系，更能領會亞里士多德對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區別以及實踐智慧的意義，從而準確把握他的德性論與老師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差別。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里，沒有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實踐智慧和理論智慧的劃分，也沒有對實踐智慧的闡釋。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德性是指與情感欲求保持適度關系的品質，而在更高層次上則是確定哪里是這些情感欲求保持適度之處、怎樣達到適度之處的理智功能，理智德性就是對倫理德性的一種提綱挈領式的把握。當亞里士多德提到“一個有德性的人”時，不僅意味著他具有某些優秀的性格特征（倫理德性），而且意味著，他是通過優秀的理智能力而發現對待這些情感欲求的適度之處的（理智德性），這種理智能力就是實踐智慧。由于每一種倫理德性所確立的都是單一目的，實踐智慧作為理智德性則能考慮整體的目的，實踐智慧以其理智之光能使每一種倫理德性在達致幸福的過程中顯明自己的位置和意義。相對于倫理德性來說，實踐智慧不是依附性的，它具有對于倫理德性的整合功能。
一切選擇都離不開思考和策劃，實踐智慧就是好的謀劃 / 考慮⑥，是生活行動的合理性和德性品質運用目標的合理性的判斷。實踐智慧面向生活，它幫助我們決定在與道德有關的事務中如何行動。這是一種有教養的知覺，它超越于一般的規則應用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們判斷在特定情境中德性的實踐所要求的是什么。實踐智慧在實際行為中表現為慎思明辨，它不僅要求通曉普遍知識，而且要求通曉個別事物。比如，在實際的道德事務，中道作為行為準則，它是舵師的航標、射手的箭靶，其自身并不能起實際的規范作用。
到底應該對什么人，應該在何時何地，應該有多大，以什么方式，應該抱什么目的，需要實踐智慧的謀劃，只有具有實踐智慧的人能夠命中靶心。因此，亞里士多德極為清楚地表明，“他一旦獲得了那個實踐智慧，便擁有所有的道德德性?！雹邲]有獲得實踐智慧，就不可能具有任何一種德性。
當然，亞里士多德也說過，一個人沒有德性就不可能具有實踐智慧⑧。因為人的功能是靈魂根據理性的現實活動，靠理性的單一作用是不能構成全部德性的。實踐理性如若不去指導行為就不能產生活動，而不參與到現實活動中就不能說具有德性。實踐智慧是把對善的正確理解和各種內在的德性品質，與生活的特殊情景聯系起來加以綜合考察的實踐能力。
倫理德性和實踐智慧都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核心概念，他一方面將德性與實踐智慧劃歸不同的領域，二者不存在隸屬關系，而是彼此對等的關系。另一方面，又認為二者互為充要條件，“德性無明智則盲，明智無德性則空?！?/p>
⑨唯有有德之人具有真正的實踐智慧，而具有實踐智慧的人亦必樂行善事。因此，對于亞里士多德來說，德性包含著實踐智慧，實踐智慧也包含著德性。在理性的意義上，他是一個有實踐智慧的人；在道德的意義上，他則是一個有德性的人。德性與實踐智慧被看作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說法：“當我們談論一個人的品性的時候，我們不說他是明智的或具有判斷力，而說他性情平和或適度。然而我們的確因為明智之人的狀態而夸贊他，而這值得夸贊的狀態我們就稱為德性?！?/p>
⑩亞氏的德性論正是希望通過使人的實踐理性按照實踐智慧的方式去卓越運作，能準確地發現和確認人們在情感欲求方面的“適度之處”，從而表現出真正的倫理德性。
3. 對欲望的適度處理
倫理學是實踐的科學，倫理學不能只在概念中構建道德理想，倫理學是從現實的人應該而且可能達到的人生幸福出發去構建其理論的。亞氏重視理性，但是不否定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感性欲望和快樂。
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相信人是二分的，靈魂分為理性和非理性兩個部分。非理性的部分則是雙重的，一部分是植物的，與理性絕不相干；另一部分是欲望的，在一定程度上分有理性，因為它們受理性的約束。在這里，亞里士多德表現出與柏拉圖的重要分歧：他堅持欲望與靈魂有著內在的關切，而柏拉圖則把欲望看成是理性的對立面，認為理性對欲望的調適來自外部。靈魂并不是單純的只由理性部分組成，摒棄了靈魂的非理性部分，也就摒棄了激情和道德，因為理性本身是純粹靜觀的，若不借助于嗜欲，理性絕不會引向任何實踐的活動。這一差別在德性論上的重要反映在于，柏拉圖把德性看成是剛性的原理，欲望和情感被作為德性的壓制對象，而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認為，理性自然地引導欲望，不是與欲望作為非此即彼的對立原則。
當亞里士多德把德性的本質定義為“中道”———與情感欲求保持適度關系的品質時，實際上是看到了現實人生充滿矛盾，理性與欲望的斗爭時刻會發生，因而不應像理想主義者那樣反對欲望，甚至主張禁欲。
正因為他把倫理德性規定為對待情感欲求的品質，他的倫理學才較詳盡地討論了自愿與非自愿的區分，強調了意志的作用，倫理學的疆域因此得以拓展，這是他的重大貢獻。若否定具有事實和心理學根據的意志，僅僅依賴于知識、理性，則道德就會變成只有特權貴族才可以把玩的智力游戲。
上述不同，與亞里士多德對幸福目的的獨特理解是相互聯系的。當亞氏把幸福界定為靈魂符合德性的現實活動時，幸福也需要外在的善作為前提和補充，幸福與快樂的關系也頗為密切，這些都是柏拉圖不贊同的。
4. 理想與現實平衡的德性對待態度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現實主義又是理想主義的，是理想性與現實性的結合。倫理學應注重道德應然的研究，應然是“將然”，故道德本身具有理想性。但任何“應然”都必須從現實的人的實際生活和實際關系出發，理想才不是空想，實然才能轉化為“應然”。
亞里士多德作為秉承理性主義傳統又重視從經驗出發的哲人，其倫理學既然帶有理想主義的特點，但同時又具有現實主義的態度。
亞里士多德是理性主義者，卻非理想主義者。把理性主義發展到極致，必然導致理想主義。因為否認經驗，輕視乃至否定情感、欲望等所謂非理性部分在人生和道德中的意義，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想主義就是如此。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也是基于他們的精英主義觀點。蘇格拉底認為德性教育的對象是有限的，普通人或者多數人不具備自治所必需的知識。人類社會群體是一伙“羊群”，不能放手信任它能治理自己。
這種精英主義的德性論本質上是一種貴族氣質的德性理論。柏拉圖的觀點同于蘇格拉底，在他的理想國中，人分幾等，只有少數理性人才具有統治者所需的德性，教育的任務主要是培養統治者之治理德性。
亞里士多德作為重視經驗、不否定感情欲望的哲人，對道德、人的德性必然持有現實主義的態度。他批評蘇格拉底的“知識即德性”，指出倫理學重在實踐，他批評柏拉圖的善的“相”理論，對人的終極目的———幸福作了更符合古希臘城邦實際的定義。雖然他提出“思辨乃最大的幸?！钡挠^點，但又認為這種神圣的生活僅是極少數成為哲學家的人能追求的。既然它非常人的生活，因此“倫理德性的幸福生活”就是常人追求也能夠過的幸福生活，只要能過這種次等幸福生活，人類就完滿了。他的政治學為常人的德性生活提供了空間，他的倫理學則為在這一城邦空間里生活的公民提供了關于德性幸福生活的系統論證和實現途徑。
當代美國著名教育學家內閣爾·諾丁斯在《品格教育之外的另一種道德教育方法》和《教育哲學》兩書中都夸贊亞里士多德道德理論的現實取向，他指出，柏拉圖從神的視角來建立善惡觀，認為一個徹底的善人永不遭惡，因為身體的境遇并不重要，只要心靈不墮落即可。這種彼岸世界的善惡觀沒有給現世的肉體和事物留下一席之地，也否定了母愛、關懷等倫理德性在倫理學中的地位。相比之下，亞里士多德要現實得多，他承認了在幸福問題上人際間的相互依賴性，以及運氣和偶然性對幸福的影響，正視了善人也可能遭際不幸和不善的現象。
形成這種差別的原因，與亞里士多德所處時代環境的變化和“局外人”的生活經歷關系密切。柏拉圖身為城邦的貴族，他努力營造和維護的還是一種身份社會，人的德性和社會職責等就是其現實身份的一部分，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格式化的狀態。而亞里士多德更關心的是，如何在一個給定的共同體內實現并保證個人在城邦中的福祉。因此，亞里士多德所看重的不是諸德性之一的正義，而是諸德性的綜合，即中道。他認為只有將諸德性一起現實地反映出來，至善才能作為至善本身得到展現。
當然，在強調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現實感的同時，千萬不能反過來遺忘其倫理學理想性的一面。就其在目睹希臘城邦尤其是雅典的衰落，而在他的政治學中建構好的政體、在他的倫理學中引導人們在城邦共同善之下追求德性生活，以挽救城邦的命運而言，其倫理學的整體傾向還是理想主義的。若就其學說缺乏歷史感而言，甚至是一種空想。理想的運思總不是現實的實際，現實達至理想，往往要經過長期艱難的歷程，并且有些理想本身就是空想，這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總之，亞里士多德力圖在理性與經驗、靈魂與肉體、理想與現實、個體與整體之間保持平衡，他的德性倫理學的這種綜合平衡的特征常給人一種矛盾的印象。但是，如果不為其表面現象所迷惑，而是深入其思想實質的話，就會發現他的倫理學確實是一種中道的平衡。使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與古希臘其他倫理學區別開來的，正是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這是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的核心概念。
三、亞里士多德德性論的局限
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自然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對此，麥金太爾有過如實的評論。麥氏認為，亞里士多德不理解城邦的短暫性，因為他對一般意義上的歷史性了解很少或者根本就不了解。在亞里士多德的筆下，似乎野蠻人與希臘人各自有固定不變的本性。對他來說，包括人們可能從奴隸或野蠻人的狀態向城邦公民過渡的方式等問題都不會產生。而非希臘人、野蠻人與奴隸不僅沒有政治關系，而且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擁有政治關系。這一觀點又與他的下述看法是聯系起來的，即只有富人和身居高位者才能獲得某些關鍵美德，比如慷慨與大度；工匠和商人構成下層階級，盡管他們不是奴隸。因此，從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范疇表出發，就不可能看到工匠技藝與體力勞動的實踐所特有的優秀?！澳承┟赖轮荒転槟切┘邑斎f貫者和身居高位者所有；有些美德是窮人所不可企及的，即使他是個自由人也不例外?！?/p>
羅素也說過：“當我們拿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口味來和我們自己相比較的時候，我們首先就發現———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必須要接受一種不平等，而那是非常引起近代人的反感的。他不僅僅對于奴隸制度，或者對于丈夫與父親對妻子與孩子的優越地位，沒有加以任何的反駁，反而認為最好的東西本質上就僅只是為著少數人的———亦即為著驕傲的人與哲學家的?！行┤擞捎谒麄兊男愿窕蚰芰Φ木壒识兄葎e人更廣闊的范圍，所以他們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沒有什么不正義的?！倍?，“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里差不多完全沒有可以稱之為仁愛或慈愛的東西。人類的苦難———就他所查覺到的而論———并沒有能在感情上打動他；他在理智上把這些認為是罪惡，但是并沒有證據說這些曾使得他不幸福，除非受難者恰好是他的朋友。更一般地來說，《倫理學》一書中有著一種感情的貧乏，那在希臘早期的哲學家之中是看不到的。在亞里士多德對人事的思辨里有著某種過分的自高自大與自滿，凡是能使人彼此互相感到熱情關切的一切東西似乎都被亞里士多德遺忘了，甚至于他對友誼的敘述也是淡淡的?！?/p>
當然，理論的局限，常常不是理論者個體的問題。況且，任何理論一經“說”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閹割了生活，因為言說是線性的邏輯，而生活是多向度的。言說與實際生活往往是兩回事情，但是我們又不能只“思”不“說”。因此，關鍵就是探討問題的方式。在這一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理論及其意義是永遠值得后人品嚼的，也難怪當代德性倫理學從他這里尋找到了智慧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