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提出

創造性是指人們根據一定的目的,應用新穎的方式解決問題,并能產生新的、有社會價值的心理品質和能力\\( Sternberg & Lubart,1996,pp.677-688\\) .社會的發展呼喚創造性\\( 創新性\\) ,然而,創造性的匱乏在某些社會已經成為頑疾,這其中的內在機制如何? 與社會道德水平相關嗎? 或者說,一個道德水平低下的社會具有科學和文化的創造活力嗎? 為什么富有科學和文化生機活力的社會,其成員大都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作為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它通過社會輿論、習俗和內心信念的力量,以"應當"如何的方式調節人的行為.心理學對道德的探討主要涉及人們對道德規范的認知、情感態度以及相應的行為和意志等方面,亦即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道德意志以及道德品格\\( 簡稱品德\\) ,這其中,品德是人類社會道德原則和規范在個體身上的典型體現.

從以往的某些研究觀點來看,創造性和道德可能存在正相關.早期有關"美德即知識\\( virtue isknowledge\\) "的論述也支持該觀點\\( Fries,1941,pp. 89-99\\) .蘇格拉底認為,從倫理道德本身來說,"無人故意為惡",人們之所以為"惡"是由于其不具備"善"的知識.該觀點認為人的行為之善惡,主要取決于他是否具有有關的知識.雖然人們知道什么是"善"不一定會行"善",但只有人們知道什么是善與什么是惡,人們才能趨善避惡.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論觀點支持個體品德對創造性的促進作用.

這典型地體現在,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人格結構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組成的,本我遵從快樂原則,超我遵循至善原則\\( 以致有學者將超我視為所謂的"良心"\\) .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存在許多無法滿足本我情況,但這時超我會借助自我防御機制促使本我無法發泄的本能經過升華后產生創造性的產品.就此而言,個體品德及其道德管理機制有助于其創造性的發展或發揮.

早期許多關于偉人的個案研究和傳記分析顯示,個體品德與創造性有著顯著的正相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對愛因斯坦和甘地的分析\\( Runco & Nemiro,2003,pp. 91-105\\) .現實生活中有著形形色色的與社會道德規范相悖的誘惑.在面臨各種誘惑時,個體能否很好地按照已有的道德規范行事,自古以來就是評價個體品德高尚與否的一個重要標準.當人們像甘地和愛因斯坦這些人一樣充分秉承內心道德規范和抑制外在誘惑行事時,長此以往就具備了高尚的道德品質.高尚的個體至少需要具有足夠的抑制力,使得他們可以很好地抵制外界的各種干擾和誘惑,保障他們按照自己一貫遵守的道德規范行事.就此而言,個體品德越高尚,其抑制能力可能越強.研究顯示\\( Runco,2004,pp. 657-687; Benedek et al. ,2012,pp. 480-485; 劉昌、李植霖,2007,p. 114\\) ,創造性過程主要是個體抑制舊的聯結保證新的聯結接通的過程,且高創造性的人為保證創造性產品的順利生成需要更強的對干擾物的抑制能力.這意味著,個體品德越高,其創造性也可能更高.

從道德情感層面而言,個體品德也能促進個體創造性的發展和發揮.現實生活中的道德或者個體的品德可在一定程度上視為一種積極情感或正性情緒.有關情緒或情感對創造性影響的研究顯示,積極情緒和情感會促進認知和創造性\\( Subramaniam et al. ,2009,pp.415-432\\) .由此似可推知,個體品德可能會促進創造性的表達或發揮,意味著個體品德與創造性間可能存在正向關聯.Silverman\\( 1994,pp. 110-116\\) 對天才兒童道德品質的調查就曾發現天才兒童比一般兒童有更多道德行為或親社會行為\\( 如更愿幫助和保護殘疾兒童\\) .

然而,也存在另外兩種觀點: 認為創造性與道德沒有任何關聯,或認為創造性與道德存在負相關.主張創造性與道德無關的研究者認為,道德是價值負載的系統,屬于"應當"的內容,而創造性與作為其核心要素的知識則屬于事實知識系統,表征"是"的內容,故兩者屬于不同的類別,亦即個體品德高尚與否與其創造性高低無關\\( Greene,2003,pp. 847-850\\) .這集中體現在休謨的"'是'不能推出'應當'"\\( one can't derive an'ought'from an'is'\\) 的命題上.該觀點的問題在于強調道德的倫理價值時脫離了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的人.有研究表明\\( Valdesolo & DeSteno,2007,pp. 689-690\\) ,當個體在對自己和他人行為作道德評價時,若個體只是專心致力于該活動,則其傾向對自己的行為作道德上寬容的評價,對他人行為作了更苛責的道德評價; 若個體在行為評價的同時完成一項簡單的記憶活動,個體對自己和他人同樣的行為作出的道德評價并無差異.這說明,個體的道德評價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記憶等認知活動的影響.創造性作為認知活動,自然也可能會影響個體的道德評價標準以及以此為依據的道德評價或行為.顯然,個體品德與創造性并非全無聯系.

主張創造性與道德存在負相關的研究者認為,個體品德越高尚,其創造性會越低.目前相當多的人認為品德會阻礙個體創造性的發展和發揮.他們認為,道德的本質在于要求個體遵從已有規范,按照習俗或規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創造性則需要個體突破已有規范,利用已有知識產生新穎獨特的聯結,進而產生新穎獨特的觀點和產品.因此,作為"遵守規范或規則"的道德與"打破規則或規范"的創造性自然是負向關聯的.例如,Dollinger 等\\( 2007,pp. 91-103\\) 發現個體創造性與"傳統\\( tradition\\) "和"從眾"\\( conformity\\) 的相關系數分別為 - 0. 15 和 - 0. 12; 且當按產品取向對創造性評定時,創造性與"傳統"相關度更高\\( 約 -0.26\\) .但應該注意的是,一方面,習俗規范并非都是道德.

盡管個體可能需要遵守某些習俗規范,但它不一定與創造過程沖突,因為創造性的實現和發揮需要符合社會價值標準\\( Niu & Sternberg,2006,pp. 1001-1021\\) .社會價值標準自然包含道德的考量,品德高尚的人并不一定會因遵守道德規范而表現出較低的創造性.另一方面,作為規則打破的創造性并不一定是要打破道德規則,科學創造性或藝術創造性相對較少涉及道德規則打破,雖然道德難題的破解所需的創造性可能會涉及更多道德規范的打破過程\\( Runco & Nemiro,2003,pp. 91-105\\) .因此,作為規則打破過程的所有創造性活動并非都與品德是負相關的.

綜上所述,關于創造性與道德關系的一些爭論顯然需要給出明確的實證檢驗.但實證檢驗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題是如何評估個體的品德.考慮到道德在現實中多是知情交互的綜合體,而非單純的道德認知或道德情感.因此,不管是著眼現實還是保證研究的信效度都應從知情交互層面來探討道德與創造性的關聯性.

近年迅速興起的道德人格\\( moral personality\\) 研究巧妙解決了先前研究中知情統合的難題,成功克服了道德的評估過分屈從道德認知取向或道德情感取向的弊端\\( 王云強、郭本禹,2009,pp. 784-787; 沈汪兵,2009,pp. 98-101\\) .更重要的是,這種知情交互的品德評估方式不僅提升了品德評估的有效性和生態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我們在充分吸收當代道德人格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積極借鑒人格和個體差異心理學中的心理詞匯學評估法\\( Cawley III et al. ,2000,pp.997-1013\\) ,設計了基于道德詞匯分類的個體品德評估方法,以便評估個體的品德.

對于創造性的考察,考慮到目前在行為領域上缺乏相對成熟且大家普遍認同的行為實驗測評任務,可借助近年認知神經科學領域頓悟研究中發展起來的能夠較好表征創造性的頓悟字謎來測評.

之所以認為該任務能夠表征研究所測的創造性,一方面是由于以往研究證實該任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征頓悟過程.頓悟不僅是創造性最關鍵的心理過程和認知環節之一,而且它還是創造性思維的一個重要的心理基礎\\( 羅勁,2004,pp.219-234; Luo & Niki,2003,pp. 274-281\\) .另一方面是由于確實是很難尋找到相對客觀的創造性評估任務.該任務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創造性評估的難題,而且還可以通過認知神經科學技術滿足創造性評估的客觀性標準.

考慮品德發展的階段性,為控制諸如年齡和道德標準等諸多變量的交互影響,主要探討品德發展相對成熟的成年個體的品德與創造性的關聯性.研究借助高密度的腦電技術記錄道德水平高低兩組被試在解決頓悟字謎任務過程的腦電,以便通過兩組被試在表征創造性的頓悟任務上的電生理活動差異來考察道德與創造性的關系.以電生理活動差異來考察道德與創造性的關系主要基于創造性的前額葉低激活理論\\( low arousal theory of creativity\\) \\( 參見 Martindale,1999,pp. 137-152\\) .該理論認為,個體創造性可通過前額葉的激活程度來表征,若個體創造性越高,那么在解決創造性任務時其額葉激活程度相對越低; 若個體創造性越低,那么在解決創造性任務時其額葉激活程度相對越高.

據此可推測,若高德組被試較之對照組被試在解決創造性任務時前額葉的腦電波幅相對要小,那么就可認為創造性與道德是正向關聯的; 相反,若研究觀察到高德組被試較之對照組被試前額葉的腦電波幅相對較大,即可認為創造性與道德是負向關聯的.

二、方法

\\( 一\\) 被試

國內某高校 61 名本科生或研究生,選取高德組和低德組被試各 12 名.全部 24 名被試完成了頓悟字謎任務并同時記錄其腦電活動.在腦電分析中由于可疊加試次較少以及腦電偽跡過多等原因剔除了 4 名被試,保留 20 名被試\\( 4 男,16 女,平均年齡 24. 50 ±1. 61 歲,每組 10 人\\) 的數據納入正式的腦電分析.所有被試皆為右利手,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無神經系統疾病.

\\( 二\\) 實驗任務設計

1. 道德詞匯分類\\( 品德評估\\)

從以往道德人格的研究和文獻\\( 王云強、郭本禹,2009,pp. 784-787; Cawley III et al. ,2000,pp.997-1013; Lapsley & Lasky,2001,pp. 345-363\\) 中選取 50 個與大學生道德人格或品德有關的詞匯,然后邀請 6 名未參加正式實驗的被試對所選擇的這些道德詞匯進行等級評定,以剔除其中不符合研究目的的詞匯.研究將最終選取的 25 個道德形容詞\\( 含 3 個偵測詞\\) 呈現給被試,要求被試對這些形容詞作"適合描述自己"或"適合描述別人"的分類.在該任務中,為了避免社會贊許性的干擾,實驗前告知被試此任務只是一個"詞匯分類任務".根據"自利人"假說\\( self-interested man hypothesis\\) ,可以認為,若個體品德越低,其應越傾向將消極詞匯歸到"他人"類別中,而將積極詞匯歸到"自己"類別中; 相反,若個體品德越高,其應越傾向將積極詞匯歸到"他人"類別中,而將消極詞匯歸到"自己"類別中.實驗將所有的消極形容詞歸到"他人"類別中且將所有積極形容詞歸到"自己"類別情形下的正確率預設為 100%,而將把所有積極詞歸為"他人"類別而把所有消極詞歸到"自己"類別情形下的正確率設為 0.對于后一情況,主要會有兩類人做如此判斷: 一類是"沽名釣譽者",他們也許知道實驗目的,得知該任務是對個體的品德進行評估,因而在受社會贊許性因素影響下作掩飾性回答; 另一類則是過于自謙者,這些人傾向使用貶斥性詞語來描述自己,而傾向于褒揚性詞語來評價別人.為了排除這種可能,在實驗操作過程中,各被試實驗結束后都會有一個約 5 分鐘的訪談,主要測查被試是否清楚實驗目的和排查掩飾性的作答.

另外,為了避免社會贊許性以及過分自謙傾向\\( over-self-abasement\\) ,剔除正確率低于 40% 的被試\\( 即過分自謙被試\\) ,而選擇正確率接近 50%\\( 即將一半"好"的形容詞和一半"壞"的形容詞用來描述自己,并相應將另一半"好"的形容詞和一半"壞"的形容詞用來描述他人\\) 的被試作為高品德組被試.這樣與低品德組被試\\( 正確率更接近 100%\\) 構成高德組和低德組兩組被試.此外,為了避免被試作答的隨機性,研究在實驗過程中設置了不納入成績的偵測詞匯.偵測詞匯帶有強烈和鮮明的褒貶感情色彩\\( 如,淫蕩\\) ,被試需將其歸到合理的類別中\\( "淫蕩"需歸到"他人"類別中\\) .最終從 61名測試對象中選出了高、低道德組被試各 12 人.

2. 記憶測驗

為避免個體記憶能力的干擾,保證所選被試認知加工能力的同質性,研究對被試進行了記憶測試.記憶測驗主要是由道德人格形容詞分類任務和隨后的再認任務構成的,著重考察了被試道德人格詞匯的加工偏好和外顯再認能力.再認任務材料主要由部分道德人格形容詞分類任務材料和部分新選取的道德人格形容詞組成.其中,道德人格形容詞分類任務的 25 個詞匯作為再認任務的舊刺激,新增的 25 個詞作為再認任務的新刺激\\( 如虛偽、好色和狡詐等,新舊詞各有 5 個作練習\\) .為避免詞匯的范疇差異及其干擾效應,再認記憶測驗的新詞與前述道德人格形容詞一樣,也來自道德詞匯分類任務中道德詞匯的文獻.

3. 自尊測驗

以往研究顯示,個體自尊與道德\\( 例如,Meriwether,2003,pp. 167-181\\) 以及創造性\\( 例如,Ranket al. ,2009,pp. 465-489\\) 均有著較密切的關系.為保證選取正式測驗被試的同質性以及研究結果的有效性,研究采用具有較好信效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又能避免社會贊許性的內隱自尊測驗對被試的自尊水平進行了測量.內隱自尊測驗考察了高低德組被試的自尊效應.該程序中設置了 8 個分別指向自己和他人的人稱代詞\\( 各 4 個\\) 以及 20 個從以往同類研究中選取的自尊形容詞\\( 正負性詞各 10個\\) .通過自判和他判的反應時與正確率等多個指標來對內隱自尊進行評估.根據以往內隱聯想測驗的分析策略,研究進一步將自判與他判反應時之差作自尊聯結強度,而將兩者正確率之差作為自尊的指標.

4. 智力測驗

由于創造性和智力也存在一定關系\\( 例如,Benedek et al. ,2012,pp. 480-485\\) ,為保證高德組被試和低德組被試的等質性,研究者對被試的智力水平進行了測量.主要采用張厚粲和王曉平主修的《瑞文標準推理測驗\\( 中國城市版\\) 》\\( Raven's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SPM\\) 來測量個體智力.該測驗是英國心理學家瑞文在 1938 年設計的一種非文字智力測驗,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為智力測量中最常用的文化公平測驗.測驗主要由 60 個矩陣組成,被試需從預選答案中選出一個備選項作為答案.整個測試由研究者依照測驗指導語和手冊組織實施,約 25 分鐘.

5. 創造性思維測驗

采用以往研究廣泛使用的頓悟字謎任務來檢測創造性.頓悟字謎任務的設計與測驗過程參見我們以往的研究\\( 沈汪兵、劉昌、張小將等,2011,pp.229-240\\) .

\\( 三\\) 實驗程序

除智力測量任務外的其他所有任務均在計算機上進行,其中道德詞匯分類\\( 品德評估\\) 、再認記憶任務和自尊測量同時進行,三任務的測試順序相對固定,各任務內的項目完全隨機,組間方式平衡順序效應,共持續約 20 分鐘.計算機上操作的實驗任務都是借助 Eprime 1. 1 程序將刺激呈現在CRT 顯示屏上,然后要求被試根據相應指導語完成操作.所有刺激字體均為宋體,字號為 28 號,均以白色背景黑色字體的模式呈現.另外,智力測量\\( 瑞文標準推理測驗\\) 和創造性思維測驗\\( 頓悟字謎任務\\) 均單獨施測.

頓悟字謎任務在施測的同時還記錄被試完成該任務時的腦電活動,腦電記錄過程與我們以往的研究相同\\( 沈汪兵、劉昌、張小將等,2011,pp. 229-240\\) .腦電分析主要針對創造性頓悟試次的腦電波,且所分析的時程為"催化解"呈現后的 -100 ~900 ms,以 100 ~ 0ms 為基線.參照同類研究,并結合 ERP 總平均圖主要選定前后左右四個位置的 14 個電極點: 前部或額葉\\( Fz、FC3、FC4 和 Cz\\) ,左側\\( FT7、TP7 和 C3\\) ,右側\\( FT8、TP8 和 C4\\) 以及后部或頂枕部\\( PZ、PO5、PO6 和 OZ\\) 進行分析.采用 4\\( 電極位置: 前部,左側,右側,后部\\) ×2\\( 組別: 高德組,低德組\\) 的兩因素混合實驗設計的重復測量方法分析來進行差異檢驗,并在此基礎上著重觀測額葉電極點的波幅變化情況.p 值皆經 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地形圖則由 64 導總平均圖給出.

三、實驗結果

\\( 一\\) 行為結果

為控制個體差異,被試除完成了品德評估任務外,還參與了多項控制任務.兩組被試各任務成績的分析顯示,兩組被試除了品德水平\\( 道德詞匯分類的正確率; M高德組± SD 高德組 vs. M低德組±SD低德組\\) 有差異外\\( 86. 40% ±7.94% vs. 95.50% ±9. 08%\\) ,t\\( 18\\) = -2. 39,p <0. 05,其他方面均無顯著差異.兩組被試\\( M高德組± SD高德組vs. M低德組± SD低德組\\) 年齡相當\\( 24. 2 ±2. 04vs. 24. 80 ±1. 03\\) ,道德詞匯分類反應時無差異\\( 855. 37 ± 190. 81vs. 818. 53 ± 200. 09\\) ,記憶正確率無差異\\( 80. 00% ±8. 22% vs. 82. 22% ± 6. 76% \\) ,記憶反應時無差異\\( 920. 28 ± 107. 18vs. 944. 25 ± 152. 22\\) ,自尊聯結強度無差異\\( 248. 66 ±344. 70vs.247. 63 ±274. 64\\) ,自尊效應無差異\\( -0. 04 ±0. 11vs. -0.02 ±0. 05\\) ,智力無差異\\( 54.80 ±2. 97vs.55. 80 ±3. 01\\) ,ps >0.05.如上所述,兩組被試除道德水平有差異外,其他方面均具有較好的同質性.行為記錄顯示在所有正確匹配的字謎中,高德組的無頓悟和有頓悟評定的可疊加試次分別為\\( 31 ±11\\) 和\\( 46 ±8\\) ,而低德組的無頓悟和有頓悟評定的可疊加試次則分別為\\( 33 ±12\\) 和\\( 40 ±9\\) .

2\\( 組別: 高德組,低德組\\) × 2\\( 創造性類型: 無,有\\) 的二因素混合設計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顯示,創造性評定的類型主效應顯著,F\\( 1,18\\) =9.77,p <0. 01,有頓悟字謎的數量顯著多于無頓悟字謎.這表明該材料可以激發足夠的頓悟反應,也就是說該材料適用于開展創造性研究.組別主效應不顯著,F\\( 1,18\\) = 0. 77,p > 0. 05,η2p= 0. 04,且組別與字謎類型的交互效應也不顯著,F\\( 1,18\\) = 1. 43,p >0. 05.這些表明兩組被試評定的兩類字謎的數量無顯著差異.此外,對高低道德組被試的兩類字謎解題時間的方差分析顯示,字謎類型主效應極顯著,F\\( 1,18\\) = 210. 24,p < 0. 001.高德組無頓悟與有頓悟字謎的解題時間為\\( 1311. 30 ± 445. 13\\) ms 和\\( 2334. 27 ± 393. 80\\) ms,低德組無頓悟與有頓悟字謎的解題時間為\\( 1220. 13 ± 348. 57\\) ms 和\\( 2366. 02 ± 304. 20\\) ms.但組別主效應[F\\( 1,18\\) =0. 04,p > 0. 05]以及組別與字謎類型的交互效應[F\\( 1,18\\) = 0. 68,p > 0. 05]均不顯著,意味著,兩組被試解決有頓悟和無頓悟字謎的認知過程總體相似,但在準確猜出簡單字謎答案時能較快反應,而較難的有頓悟字謎的解決則耗時較久.這可能是由于有頓悟字謎包含了思維僵局,被試需突破僵局后才能順利解決問題所致.

\\( 二\\) ERP 結果

先前研究表明,采用三字字謎不僅可以較好避免工作記憶負荷對頓悟問題解決的干擾效應,而且基于猜謎范式\\( Luo & Niki,2003,pp. 274-281\\) 改進而來的三字字謎任務能有效表征創造性思維過程.因此,研究在此基礎上將著重分析兩組被試創造性頓悟\\( creative insight\\) 過程的腦電效應,以便深入考察兩組被試創造性解決問題過程的認知神經差異.

由圖 1 可知,高、低道德組被試在使用創造性策略解決三字字謎時誘發了相似的腦電波形.額區主要誘發了 N1\\( 60 ~120ms\\) ,而在頂枕部則主要誘發了 P1\\( 60 ~120ms\\) .對早期成分波幅進行檢驗,發現電極位置主效應顯著,F\\( 3,54\\) = 9. 15,p < 0. 01.多重比較結果顯示,頂枕部電壓與其他三個區域有顯著差異,ps <0.05; 但其他三個區域之間的平均波幅無差異,ps > 0. 05.結合總平均圖可知,頂枕部誘發了較其他三個區域不一致的早期 P1 成分,而其他位置則主要誘發了早期 N1.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組別主效應不顯著,F\\( 1,18\\) = 0. 18,p > 0. 05; 組別與電極位置的交互效應接近邊緣顯圖 1 不同道德組被試解決創造性字謎的 ERP 總平均圖著,F\\( 3,54\\) = 2. 60,p = 0. 09.根據平均電壓值以及總平均圖,高德組較低德組被試雖在額葉廣泛電極點誘發的 N1 更負,在頂枕部誘發的 P1 有更正趨勢,但簡單效應分析顯示這些均不顯著.

潛伏期分析顯示,兩組被試總體解題進程無顯著差異,但中期正成分\\( 120 ~360ms\\) 的潛伏期存在組別差異.由于該成分主要見于前部腦區,故選取 Cz 和 Fz 兩個電極點的波幅峰值的時間點來計算該成分的潛伏期.結果顯示,高德組該成分的潛伏期為\\( 218 ± 44. 50\\) ms,而低德組則主要位于\\( 263. 1 ± 41. 70\\) ms,兩組差異顯著,t\\( 18\\) = - 2. 33,p < 0. 05,表明高德組該時程內腦電成分的潛伏期顯著早于低德組.總平均圖\\( 圖 1\\) 同時顯示,在中晚期,額葉電極點和頂枕部電極點的 ERP 波形仍呈現出大體相反的趨勢.重要的是,從圖1 可知,在200 ~360ms,低德組較之高德組誘發了一個更正的偏移.采用差異波分析策略對該時程內的腦電平均波幅作進一步分析,將高德組的 ERP 波形減去低德組的 ERP 波形得到了一個差異波\\( 圖 2\\) .在差異波中這個負成分的峰潛伏期約在 270ms 左右\\( N270,峰值為 -1.94μV\\) .此外,從總平均圖似乎還觀察到不同道德組在不同電極點還誘發了并非全然一致的 ERP 波形,為了進一步檢測他們究竟是否存在組別主效應和電極位置主效應,研究采用平均波幅法對各時程的 ERP 成分進行了顯著性分析.

早期腦電\\( 120 ~ 200ms\\) 平均波幅的二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顯示,電極位置主效應極其顯著,F\\( 3,54\\) = 7. 29,p < 0. 001; 其他效應均不顯著,ps > 0. 05.電極位置的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前部各電極點的平均電壓顯著高于其他位置的各電極點,ps <0.01; 而其他位置各電極點間的平均電壓無顯著差異,ps > 0. 05.以 200 ~ 360ms 時間窗的平均波幅作為測量指標,進行組別\\( 高德組,低德組\\) 與電極位置\\( 前部,左側,右側,后部\\) 的二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電極位置主效應極顯著,F\\( 3,54\\) = 44. 67,p <0. 001; 組別主效應仍不顯著,F\\( 1,18\\) = 2. 32,p > 0. 05; 但組別與電極位置的交互效應顯著,F\\( 3,54\\) =4. 43,p < 0. 05.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前部的額區電極的腦電平均波幅顯著高于其他位置電極,ps < 0. 01;左側電極的平均電壓值顯著高于后部的頂枕區電極,MD =1. 70,p <0. 01; 右側電極的平均波幅也顯著高于后部電極,MD = 2. 23,p < 0. 001; 但左右兩側電極點所誘發腦電的平均波幅并無顯著差異,MD = - 0. 53,p > 0. 05.

為探討是否存在組別主效應,研究在上述分析基礎上進一步將200 ~ 360ms 細分為兩個時間窗,并分別以 200 ~ 280ms 以及 280 ~360ms 這兩個時間窗的平均波幅為測量指標來進行組別與電極位置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 200 ~ 280ms,組別主效應不顯著,F\\( 1,18\\) =2. 49,p >0. 05; 但電極 位 置 主 效 應 極 其 顯 著,F\\( 3,54\\) = 53. 53,p < 0. 001; 位置與組別交互效應也顯著,F\\( 3,54\\) = 3. 49,p < 0. 05.電極位置的主效應的多重比較顯示,前部電極的平均電壓顯著高于其他位置,ps <0. 001.同時,左側電極的電壓顯著高于頂枕部,MD =2. 37,p <0. 001; 右側電壓也顯著高于頂枕部,MD =2. 40,p <0. 001; 但左右兩側各電極間的電壓無差異,MD = -0. 04,p >0. 05.電極位置與組別交互效應的簡單效應分析揭示,高德組前部電極點所誘發腦電成分的平均值[\\( 2. 31 ± 1. 48\\) μV]顯著低于低德組[M ± SD,\\( 3. 99 ±1. 66\\) μV],F\\( 1,18\\) = 5. 73,p < 0. 05; 高德組右側電極點所誘發成分的平均電壓[M ± SD,\\( - 0. 64 ±0. 72\\) μV]顯著低于低德組[M ± SD,\\( 0. 44 ± 1. 12\\) μV],F\\( 1,18\\) = 6. 55,p < 0. 05; 兩組被試在解決三字字謎任務時,其左側電極點與頂枕電極并未誘發不同波幅的腦電成分,ps > 0. 05.類似,在280 ~ 360ms,組別主效應不顯著,F\\( 1,18\\) = 1. 46,p > 0. 05,2p = 0. 08; 但電極位置主效應也極其顯著,F\\( 3,54\\) =21. 05,p <0. 001; 電極位置與組別的交互效應顯著,F\\( 3,54\\) =3. 61,p <0. 05.不同位置電極點平均電壓值的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前部電極點所誘發成分的平均電壓極顯著高于其他位置,ps <0.001; 右側電壓顯著高于左側,MD = 1. 02,p < 0. 05; 右側也顯著高于后側頂枕區,MD =2. 06,p < 0. 01; 左側電壓稍高于頂枕部,差異邊緣顯著,MD = 1. 04,p = 0. 05.重要的是,研究觀察到,低德組被試[M ± SD,\\( 2. 71 ±1.28\\) μV]較之高德組被試[M ± SD,\\( 0. 91 ± 0. 64\\) μV]在解決三字字謎任務時,其前額電極仍誘發了更明顯的正成分,F\\( 1,18\\) = 15. 92,p < 0. 001; 兩組被試在解決頓悟字謎任務時,其他各位置的電極點誘發了相似的電生理效應,ps >0. 05.以中晚期\\( 360 ~900ms\\) 腦電成分的平均波幅為測量指標,進一步借助組別與電極位置的兩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分別對以下時間窗\\( 360 ~440ms,440 ~560ms,560 ~730ms 以及 730 ~900ms\\) 的腦電波幅值進行差異檢驗.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 360 ~ 440ms 的時間窗內,電極位置主效應不顯著,F\\( 3,54\\) = 1. 56,p > 0. 05; 組別主效應不顯著,F\\( 1,18\\) = 0. 03,p > 0. 05; 電極位置與組別交互效應也不顯著,F\\( 3,54\\) =0.54,p >0.05; 在 440 ~ 560ms 的時間窗,電極位置主效應也不顯著,F\\( 3,54\\) =2. 33,p > 0. 05; 組別主效應不顯著,F\\( 1,18\\) = 0. 31,p > 0. 05; 電極位置與組別交互效應也不顯著,F\\( 3,54\\) = 1. 34,p > 0. 05; 在 560 ~ 730ms 內,電極位置主效應邊緣顯著,F\\( 3,54\\) = 3. 33,p = 0. 054.

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左側電極點的平均電壓顯著大于后部頂枕區電極,MD =0. 86,p <0. 05; 右側電極點的平均電壓也顯著大于后部頂枕區電極,MD =0. 97,p <0. 05; 其他各位置的電極點所誘發的電壓并無顯著差異,ps >0.05.此外,組別主效應[F\\( 1,18\\) =0.81,p >0. 05]以及電極位置與組別的交互效應[F\\( 3,54\\) =0.18,p >0. 05]也均不顯著.另對 730 ~ 900ms 晚期成分的平均波幅進行組別與電極位置的二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電極位置主效應顯著,F\\( 3,54\\) = 4. 69,p < 0. 05; 電極位置與組別交互效應[F\\( 3,54\\) =0. 42,p >0. 05]與組別主效應[F\\( 1,18\\) = 0. 02,p > 0. 05]均不顯著; 電極位置主效應的多重比較顯示,除左右兩側電極的平均電壓差異不顯著[MD = -0. 34,p >0. 05]外,其他各位置的激活均有顯著差異,ps <0.05.

四、討論

研究首次采用實證方法從個體差異角度來探討了創造性與道德的關系.研究根據倫理學中經典的"自利人"假說和對中國人有深遠影響的中庸思想,并結合道德人格和人格心理學中心理詞匯假說的思路,創造性地設計了道德詞匯分類任務---要求被試將一系列含褒貶色彩的道德形容詞進行自我定向\\( self-orienting\\) 與他人定向\\( other-orienting\\) 的歸類.道德詞匯分類任務考察個體對正負性道德詞匯的分配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道德情感、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依據被試道德詞匯分類的成績,將他們分成高、低道德組.然后在進一步從電生理層面驗證三字字謎有效表征創造性思維或頓悟過程的基礎上,運用高密度的腦事件相關電位記錄了被試在解決表征創造性字謎任務過程的腦電,并嘗試借助相對于正確率和反應時等行為指標更敏感的腦電指標來探討創造性與品德的關系.研究顯示,高德組和低德組被試在解決頓悟字謎任務時誘發了總體類似的腦電效應,兩組被試均誘發了散布在額區的 N1 以及頂枕區的 P1.以往研究顯示,N1 和 P1 主要負責刺激早期的物理和感知加工.研究呈現的是一個常見高頻字,故其所引發的視覺加工基本一致,體現為表征視覺加工的 N1 和 P1 等早期無差異.早期加工結束,個體將進一步對"催化"解進行深水平和更精細的加工.

我們可從腦電圖上觀察到 120ms 以后產生了較明顯的 ERP 成分.如圖 1 和圖 2 所示,高德組較之低德組在 120 ~440ms 誘發了一個更負的偏移.在差異波中\\( 高德 - 低德\\) ,該負成分的峰潛伏期約為270ms,廣泛分布在頭皮的中前部電極點.這表明不同道德組被試采用頓悟策略解決三字字謎的認知過程并不相同.然而,兩組被試在解決頓悟字謎過程中,他們所誘發的晚期腦電成分并無顯著差異,這意味著兩組被試解決頓悟問題的晚期心理過程又逐漸趨同.

對兩組被試在 120 ~440ms 時窗內的平均波幅進行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被試在該時程內的腦電活動均無顯著的組間差異,也就是高、低道德組被試在解決創造性字謎問題過程中并未在大腦頭皮產生分離的電生理效應.電極位置主效應顯著表明被試不同大腦頭皮區參與了頓悟字謎不同時間進程以及認知階段的心理加工過程.在 200 ~ 360ms 時程,電極位置與組別呈現出顯著的交互效應,且簡單效應分析顯示高、低道德組被試借助創造性思維解決字謎問題時,其前額區腦電成分的平均波幅有顯著差異.然而,研究另對借助非頓悟策略解決三字字謎過程腦電成分的考察揭示,高低道德組被試在使用常規思維或其他非創造性思維策略解決字謎問題時,他們的心理過程和腦活動狀況都十分相似.這些意味著,額葉在創造性思維活動中具有獨特的作用.高低道德組借助創造性思維策略解決頓悟字謎過程在額區出現的分離效應表明,他們解決創造性思維問題的過程不同或說是他們的創造性水平存在差異。截至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者借助包括行為實驗、電生理記錄以及腦成像技術在內的眾多研究技術來對額葉在創造性思維活動中的作用進行了探討\\( 例如,Goel & Vartanian,2005,pp. 1170-1177\\) .

這些研究較一致地顯示額葉\\( 尤其是前額葉\\) 在創造性思維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一般地,前額葉的激活越低,其創造性相對越高.前額葉的激活可以直接用 EEG 的頻率和波幅來測量.頻率越低,其激活水平就越低; 或者波幅絕對值越低,其激活水平相對就越低\\( 參見 Martindale,1999,pp. 137-152;Fink & Benedek,2013\\) .Martindale 和 Hines\\( 1975,pp. 71-80\\) 利用 EEG 技術記錄了被試完成操作轉換測驗\\( 一種專門測量創造性的任務\\) 、遠距離聯想測驗\\( 兼具創造性和智力雙重評估效用的任務\\)和智力測驗時的 α 波.他將 α 波的變化作為大腦皮層激活水平的一個指標,當 α 波活動增多時,表明大腦皮層激活水平在降低.研究發現,高創造性被試在轉化操作任務上的激活水平最低,在遠距離聯想測驗任務上次低,而在智力測驗上最高; 然而,中等創造性和低創造性被試并未出現這種任務間的差異.Barrett 和 Eysenck\\( 1994,pp. 3-32\\) 則進一步發現被試在刺激呈現后 250 ~500ms 內的 ERP波幅與創造性指標間有約 -0.5 的相關.基于這些研究逐步形成和建構起了一個經典且頗具影響的創造性思維的低喚醒度理論.該理論主張個體創造性的高低可以通過額葉激活程度的高低來表征,創造性越高,在解決創造性思維任務時其額葉激活程度越低.研究發現高和低道德組被試解決創造性思維任務時在 200 ~360ms 時程內于前部額葉廣泛區域產生了電生理效應的分離---高德組被試的腦電平均波幅顯著低于低德組.更重要的是,在非創造性思維任務\\( "無頓悟"字謎任務\\) 的比較中,高低道德組被試并未表現出這種差異.因此,依據該理論,我們的結果證實了創造性與道德的正向關聯.

針對高低道德組在解決創造性思維任務中產生的電生理效應的分離,我們認為至少可從原始波形和差異波兩個方面來解釋.從平均 ERP 原始波形來看,高低道德組所發生分離的電生理效應主要是 P2 成分.P2 多被視為負責刺激知覺加工的成分,但也有研究顯示 P2\\( 尤其是波幅\\) 對情緒信息敏感\\( Vandoolaeghe et al. ,1998,pp. 105-113\\) .針對此,我們認為本研究的 P2 主要反映的是催化解的有關情緒信息或所誘發情緒體驗的加工.本研究所向被試呈現的是只有一個常見漢字的催化解.若P2 反映的是對"催化解"的知覺加工的話,其峰潛伏期相對較早\\( 一般在 100 ~ 200ms 間\\) ,同時其峰振幅相對較小.然而,本研究所觀察到的 P2 的峰潛伏期不但很晚\\( 約在 200ms 后\\) ,而且峰振幅也很大.因此,我們認為此處的 P2 可能并不是反映視覺刺激的知覺加工,而更傾向反映的是情緒信息的加工.情緒電生理研究\\( 例如,Vandoolaeghe et al. ,1998,pp. 105-113\\) 揭示,P2 在情緒信息加工過程中主要與情緒喚醒有關.這也就是說,此處的 P2 可能反映的是被試在解決三字字謎過程中大腦皮層的激活度.這一解釋恰好與上述創造性低喚醒度理論的觀點吻合.其實,激活度多是指情緒喚醒,尤其與所欲操作任務相關動機的喚醒程度.情緒心理學的研究,尤其是 Yerks 和 Dodson 的經典研究表明,情緒或動機喚醒在一定范圍內逐漸升高可以增強任務成績水平,但若是超過該范圍且繼續增強則會降低任務的成績.當然,這一范圍會因任務性質和任務難度而變化.然而,正如許多頓悟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和本文的研究方法部分所交代的,頓悟問題相對較難.易言之,最佳喚醒范圍相對偏低,很容易就超過該范圍.因此,低喚醒的高德組被試解決創造性任務的成績更好.

從差異波角度來看,高低道德組分離的電生理效應的最大峰潛伏期約為 270ms,且主要鎖定于Cz 點,分布在額區和中央區\\( 圖 2\\) .據此,研究認為該差異波可能是 N2.N2 主要是指在刺激呈現200ms 以后在額 - 中央區廣泛電極分布的負成分.已有研究發現許多認知任務 \\( 如 Stroop 任務和Flanker 任務等\\) 都會激活 N2,且它們還比較一致地揭示,N2 主要與認知控制\\( cognitive control\\) 和抑制加工\\( inhibitory process\\) 有關\\( Goel & Vartanian,2005,pp. 1170-1177\\) .基于這些,N2 可能主要是表征個體的抑制能力.如前所述,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上充斥著各種與社會道德規范相悖的誘惑,個體要在如此多的誘惑下表現出一貫而穩定的高尚道德品質和情操,這就需要個體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抑制能力來屏蔽外在干擾,極力地創設和營造內心的純凈.這促使高道德個體需要發展出比普通人更強的抵制或抑制外在或潛在誘惑的能力.因此,本研究中高道德個體在解決創造性思維過程中伴隨明顯的抑制加工.何況,先前行為研究也顯示,個體創造性越高,其抑制能力也越強\\( 劉昌、李植霖,2007,p. 114; Benedek et al. ,2012,pp. 480-485\\) ,這就導致在解決創造性思維過程中,高創造性個體較之低創造性個體表現出更強的抑制---產生了標記認知控制和抑制加工的 N2.針對抑制能力在創造性中的作用,我們認為至少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個體可以主動利用抑制能力來抵制和克服外在的無關刺激或克服外在環境中的各種誘惑,保證任務在社會道德規范的框架中順利地實施和執行.二是個體在解決創造性思維任務時,不僅需要散焦注意的參與,而且需要聚焦注意的參與.但這兩種注意合理而恰當的征調則需要個體執行功能和抑制能力的充分協作.一般地,在個體創造性思維的初級加工環節更多需要散焦注意,也就是研究中字謎任務的頓悟過程,而在創造性思維的刺激加工過程則需要更多的聚焦注意.注意資源調節以及注意的有效切換則都需要個體抑制能力的積極參與.

我們積極借鑒人格和個體差異心理學中的心理詞匯學評估法,設計了基于道德詞匯分類的個體品德評估方法.但由于道德或品德的復雜性,加之本研究所用方法的探索性和開創性,這些使得此法的效度仍將是今后研究需深入探討的問題.就品德評估而言,當前研究只采用了一種量化的評估方法,未來研究可在此基礎上使用多種方法來進行綜合驗證.另外,對創造性的測量還可以設計多個不同任務進行綜合評估,這些有待于今后進一步完善.

總體上,本研究首次通過實證方法觀察到創造性與道德的正向關聯,也就是說,高道德意味著高創造性.當然,這一結論是基于群體的統計分析得出的,它是否適用于每個個體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至少在國家或社會的層面上,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創造性總是與其整體的道德水準相聯系.科學、文化作為社會創造性的產品,一定建立在良好的社會道德的基礎上.難以想象一個道德水平低下的社會,其科學文化會有突出的表現.本研究主題和研究結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它深化了我們對創造性和道德本質的認識.社會的發展有賴于個體創造性的發揮和培養,而本研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對創造性的培養要以公民道德教育為基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和諧而富有生機的社會.

參考文獻:

劉昌、李植霖,2007: 《創造性與抑制能力的關系研究》,《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進展》,第 34 卷第 2 期.

羅勁,2004: 《頓悟的大腦機制》,《心理學報》,第 36 卷第 3 期.

沈汪兵,2009: 《道德理論與測量的新進展》,《山東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 3 期.

沈汪兵、劉昌、張小將等,2011: 《三字字謎頓悟的時間進程與半球效應: 一項 ERP 研究》,《心理學報》第 38卷第 3 期.

王云強、郭本禹,2009: 《當代西方道德人格研究的兩類取向》,《心理科學進展》,第 17 卷第 4 期.

Barrett,P. T. & H. J. Eysenck,199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oked potential component amplitude,laten-cy,contour length,variability,zero crossings,and psychometric intelligence",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vol. 16,pp. 3-32.

Benedek,M. ,F. Franz,M. Heene & A. Neubauer,2012,"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intelli-gence on creativity",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vol. 53,pp. 480-485.

Cawley III,M. J. ,J. E. Martin & J. A. Johnson,2000,"A virtues approach to personality",Personality andIndividual Differences,vol. 28,pp. 997-1013.

Dollinger,S. J. ,P. A. Burke & N. W. Gump,2007,"Creativity and values",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19,pp. 91-103.

Fink,A. & M. Benedek,2013,"EEG alpha power and creative ideation",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http: / / dx. doi. org /10. 1016 / j. neubiorev. 2012. 12. 002.

Fries,H. S. ,1941,"Virtue is knowledge",Philosophy of Science,vol. 8,pp. 89-99.

Goel,V. & O. Vartanian,2005,"Dissociating the roles of right ventral lateral and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in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ypotheses in set-shift problems",Cerebral Cortex,vol. 15,pp. 1170-1177.

Greene,J. ,2003,"From neural'is'to moral'ought': What are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neuroscientific moralpsychology?",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vol. 4,pp. 847-850.

Lapsley,D. K. & B. Lasky,2001,"Prototypic moral character",Identity,vol. 1,pp. 345-363.

Luo,J. & K. Niki,2003,"The function of hippocampus of 'insight'of problem solving",Hippocampus,vol.13,pp. 274-281.

Martindale,C. ,1999,"Biological bases of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 ed. \\) ,Handbook of Creativity,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137-152.

Martindale,C. & D. Hines,1975,"Creativity and cortical activation during creative intellectual,and EEG feed-back tasks",Biological Psychology,vol. 3,pp. 71-80.

Meriwether,N. K. ,2003,"Can self-esteem sanction morality?",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vol. 32,pp. 167-181.

Niu,W. H. & R. J. Sternberg,2006,"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onceptions of creativity",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 26,pp. 1001-1021.

Rank,J. ,N. Nelson,T. Allen & X. Xu,2009,"Leadership predictors of innova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Subordinates' self-esteem and self-presentation as moderators",Journal of Occupational &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vol. 82,pp. 465-489.

Runco,M. A. ,2004,"Creativ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 55,pp. 657-687.

Runco,M A. & J. Nemiro,2003,"Creativity in the moral domain: Integration and implications",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vol. 15,pp. 91-105.

Sternberg,R. J. & T. I. Lubart,1996,"Investing in creativit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 51,pp. 677-688.

Silverman,L. K. ,1994,"The moral sensitivity of gifted childre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ty",Roper Review,vol. 17,pp. 110-116.

Subramaniam,K. ,J. Kounios & E. M. Bowden,et al. ,2009,"Positive mood and anxiety modulate anterior cin-gulate activity and cognitive preparation for insight",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vol. 21,pp. 415-432.

Valdesolo,P. & D. A. DeSteno,2007,"Moral hypocrisy: Social group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virtue",Psychologi-cal Science,vol. 18,pp. 689-690.

Vandoolaeghe,E,F. van Hunsel & D. Nuyten,et al. ,1998,"Auditory event related potentials in major depres-sion: Prolonged P300 latency and increased P200 amplitude",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vol. 48,pp. 1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