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兵書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高峰，自秦漢至唐，逐漸衰徽，到宋朝，這種衰徽的趨勢持續了一個短哲的時期后，很快地便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可以說是繼先秦之后的第二個高峰時期。造成這種兵書繁榮發展的主要厲史氛圍。即是國防的多事之秋。外族的入俊、軍事上的連連失利及北宋的亡國等，刺激，一些文臣武將們對邊事和軍事的關注。民族生死存亡的呼喚，國防戰勢攻守的孺要，把兵法的研究和兵書的整理著述推向了新高潮。據史料記載，這個時期的兵書多達100余部，雖然大部分已經流佚，但從保留下來的有限若作來粉，這個時期的兵書有一個鮮明的軍事倫理特點，這就是：以史為鑒，以愛國主義為核心，以議和與抗戰為焦點，以繼承和申發傳統的武德精神為主導價值取向。
宋代的兵書比較完整保存下來的尚有十多部。但有的多是對前人的思想的綜述，如（武經龜鑒》，內容雖然很豐富，但無更多創新；有的則是陰陽迷信占！要成分，如《九賢秘典》等。今僅選擇具有創新憊義且又有豐富軍事倫理意義的幾部略加闡釋。
一、《虎鈴經》的軍事倫理理想
《虎鈴經》是宋代的一部著名兵書，為許洞所撰寫。許洞是北宋吳郡（今江蘇吳縣）人，字洞天，生于北宋開寶九年（976年），出身世宦之家。他幼年尚武，喜讀（左傳）等史書，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考中進士，后因官場失利，回歸吳縣家中，閉門撰寫兵書。（虎鈴經）成書之后，他上兵書應武舉不中，后來被起用為均州參軍。卒年不詳。（虎鈴經）成書于景德元年（1004年），全書共20卷，210篇。前10卷論述用兵作戰間題，頗有軍事價值；后10卷講述八卦陰陽占卜，有不少荒誕迷信的內容。從軍事倫理意義上看。該書主要思想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者天地之心”的貴人思想
在如何看待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方面，許洞認為“天”、“地”、“人”三者，人是最根本的決定因素。他說：人者天地之心也，茍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三才應變第四》就是說，人是天地的中心，這個中心如果立不正，行為失范，那么即使占有天時地利的條件，又有什么用呢？反之，許洞認為：“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為王矣?！保ㄍ希┮虼?，在天、地、人三個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之中，作者認為應當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只有“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敵也?！保ㄍ希┰凇叭恕钡囊蛩刂?，許洞認為，將帥又是最重要的因素。他把將帥比作為“天”,把士卒比作為“地”,“天”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地”便會作出什么樣的反應。所以，在“正人”的時候，要首先“正”好將帥。他強調指出：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取吏士，未有不振拔勛業，以截禍亂者也?！短旃Φ谝弧肪褪钦f，善于做將帥的人，言行舉止要合乎法度規范而又要靈活機動。要剛強而又能體恤部下，要仁慈而又能果斷，要勇猛而又細致周祥，善于運用良策管理駕御官兵，只有這樣，才能振奮自拔，建功立業，平定天下禍亂。
許洞之所以重視“正”將帥，更重要的是從“嚴師律”的意義上來認定的。他認為，只有將帥心中正直，行為合范，才能做到軍記嚴明。這就是他所說的“將必內應其正”,“應以正則師律嚴”（同上）；反之，將帥不正，則威令不整，進退無節，賞罰失明，如此之師，必遭失敗。正如他所說：復兵殺將，弱國削地者，豈敵疆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知是，亦自土而及下，自內而追外，其擾天地之用乎。（同土）拜疆“通”強“.就是說，敗軍亡將、喪權辱國的原因并不在于敵人強大，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軍隊沒有嚴格的紀律。而要嚴紀律，就要從上而下、自內而外做起?？傊?，”嚴師律“必須從將帥開始，先將帥”內應其正“,而后外化于全軍官兵，就象用天變影響地變一樣。
（二）”人將“正身說
許洞在（虎鈴經·論將第七）中，把將帥分為八類：天將、地將、人將、神將、威將、強將、猛將、良將。但闡述最多、最具有武德修養意義的是“人將”正身要求。他認為，只有符合如下武德標準的才能稱之為“人將”,即：康于對，節于色，硫于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故之貨路而不蓄，得故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客，疑而能斷，勇而不陵物，仁而不喪法；原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諱其親，有功著不產感奧伏淤者扶之，兩奢撫不，撰者寧之，優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踐者平之，強者抑之，儒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基者掛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故淺以待變，故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者也。（《論將第七》）就是說，真正的“人將”,就應當做到：在錢財方面清廉，在女色方面節制，在酒食方面談泊；善于用禮義正身，以忠誠奉上；能和廣大官兵同甘苦、共優樂，繳獲敵人財物歸公而不存私囊，俘獲敵軍婦女而不留納；廣納謀士而能寬容待之；疑慮而能決斷，勇敢而不凌人傲物，仁慈而不失法度；能原諒他人小過，解決處理其大過；對違犯軍紀者罰不避親，對有功者賞不忌私仇；扶老撫弱，使懼者安寧，優者快樂，能決斷訴訟，詳察貪婪之人，平定賊寇，抑制豪強，保護懦怯，善用勇士，刑殺專橫，原諒歸服，幫助遺失的人，追捕逃犯，對投來效忠的人封官加爵，對強暴者要挫其銳氣，親智者，遠讒按小人；對已得到的城池不再施加攻伐，對已得到的地方不獨斷專橫；敵軍已勢淺力薄且待其衰變，敵軍施詭道能將計就計；在不利于我的形勢下耐心等待觀察，在有利于我的形勢下抓住機遇進攻?？傊?，以上這些武德要求都達到了，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善于“正己”的“人將”.
（三）“三和”、“三有余”、“三必行”的先勝之術
《孫子兵法·形篇》中說：“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意思是說，善于打勝仗的軍隊，總是先創造獲勝的充分條件，以便把握主動權，然后尋機求戰于敵。許洞把孫子這一思想稱為先定必勝之術，在申發“先勝”之術的意旨時，他提出了“先務三和”、“次務三有余”、“次務三必行”的“公式”（《先勝第十六》）。所謂“三和”,就是“和國”、“和軍”、“和陣”.他說：和于國，然后可以出軍；和于軍，然后可出以陣；和于陣，然后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教令亂；陣不和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何其可戰鄧？（《先勝第十六））在講到“三有余”時，許洞說：何謂三有余？曰：力有余，食有余，義有余也也。力無余困于斗，食無余則怠于時，義無余則吏士怨。不務三有余之術，師其可動鄧？（同上）所謂“力有余”,是指真正氣旺盛，戰斗力強；否則會陷入困境。所謂“食有余”,是指給養充足；否則時間一長，軍隊就要被拖跨。所謂“義有余”,是指師出有名，道義的優勢壓倒敵方；否則全軍上下都會積怨生憤。
許洞認為，“三有余”是僅次于“三和”的，但它又優先于“三必行”.“三必行”指的是“必行其謀”、“必行其賞”、“必行其罰”,誠如他所指出：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不成；必行其貫，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歸咎。不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鄧？（同土）就是說，必須善于實施謀略，才能挫敗一切奸詐用機；必須堅持行賞制度，喜歡立功的人才能不怕死（不愛死之“愛”,作吝、惜解）；必須堅持懲罰法度，犯錯違紀的人才不敢文飾其過?？傊?，不務“三必行”,就無法統御部屬用命作戰。
務“三和”之道在于團結而“得人”;務“三有余”之道在于“得力”（即得人力、物力、精神力）；務“三必行”之道在于“用人”.三者若都能實現，那么“先勝”的歸屬則是必然的了。
二、《權書》的軍事倫理思想
“《權書》，兵書也”《權書·按語》，為北宋蘇詢撰寫。蘇詢生于1009年，卒于1066年，字明允，北宋著名文學家，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早年無意讀書，中年應考進士不中，后發憤讀書，窮治經史，旁涉百家，用心培養蘇軾、蘇轍二子。宋仁宗嘉平右初年，他攜二子進京師，晉渴翰林學士歐陽修，呈上所著的（幾策）二篇、（權書）十篇，頗得歐陽修的好評。歐陽修遂將其著作轉呈宋仁宗，得到宋仁宗的嘉許，遂以文章得名。后經韓琦推薦，授為秘書省校書郎，轉霸洲文安縣主薄。他一生著述頗豐，文名極盛，有戰國縱橫家之遺風，被列為“唐宋八大家”.
《權書》集中表現了蘇詢治國平天下的軍事倫理思想。他雖然不是行伍出身，但非常關注當時的軍事問題。他在《權書》的《按語》中，第一句話就是批駁“讀書人不談軍事，仁義之師不用謀略戰術就可以自然得到勝利”的說法。他說“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谷柿x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瀟，又何用也？”據說武王任姜太公伐商時，牧野戰役前運用戰法戰術反復多次訓練軍隊。蘇詢以上所言在于說明兩個間題：其一，讀書的文人是可以言兵的，這是在為他的言兵之作的《權書》“正名”;其二，仁義之兵也應講權術，這是為他的（權書》定位。正如他所說，《權書》正是“用仁濟義之術”的書，“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保鄷ぐ凑Z）“用仁濟義”而舉兵施權謀，正是《權書）的軍事倫理真諦。
（一）兵貴“義”而“詭”
蘇詢，方面主張義兵，一方面又強調詭道用兵。他認為這兩個方面并矛盾，是可以在軍事功利目的的前提下統一起來的。他在（心術）篇中說：凡棄止義；不義，雖利勿動。昨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唯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
這段話的主旨是強調用兵必須祟尚正義。蘇詢認為，如果用兵不符合正義的原則，即使眼前有利可圖，但也不要輕舉妄動。這并不是因為一用兵就會帶來多大的利害影響，而是說對今后的戰局將會造成無所措手足的被動局面。同時還要看到，只有用正義才能激起官兵的義憤怒勇，而官兵一旦有了義憤怒勇，就可以百戰百勝。因為“怒不盡則有余勇”《心術》只有常懷“義怒”而不衰的軍隊，才可以持久地保持旺盛的斗志。
蘇詢不僅崇尚“義兵”,而且主張“詭道”之兵。他認為，只講義是不能完全解決勝負問題的，還必須善于施詭道之謀、權術之智。正如他在《按語）中所說，“故仁義不得已而后吾《權書》用湯?！痹幍乐\，權術之智，就是在先用仁義而不能解決間題后才使用的手段。他認為，只要兵本于仁義，是可以盡施詭道、權術之智的，而且只要二者作到相輔相成，就一定能最終取得勝利。誠如他所說：夫共雖論道，而本于正者終亦必勝。（《用間》）“正”就是指正義之軍?！氨居谡摺本褪菑恼x出發，為正義而戰?？傊?，蘇溝的邏輯公式就是：仁義+詭道=勝利。
（二）將貴“智”而“嚴”
既然從仁義+詭道”的用兵方略已定，而執行這一方略的又主要是靠將帥，那么，作為將帥，在武德要求上，不僅要“仁”,而且要“智”、要“嚴”.他說：兒井欲今而產，凡士軟總。今不可瀏，嚴則不可犯。（《心術》）“智則不可側”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足智多謀，使部屬難以看破；二是詭道多變，使敵人深不可漪?！皣绖t不可犯，也有兩層含義：一是軍紀嚴明，使部屬不敢違犯；二是軍風陣容威嚴減然，使敵人望而生畏?！睂⒂呛沟奈涞乱笫菓斂隙ǖ?，但是“士欲愚”的洽軍法則就失之于偏了。當然，這是由剝削階級的軍隊性質所決定的。正如朱德所批判的那樣；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主張“將貴智，兵貴愚的愚兵政策，因為兵如果聰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薄墩摻夥艆^戰場》，《朱德選集》第163頁）當然，“將貴智，兵貴愚”也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的必然反應。
（三）反對賭敵求和，力主御邊抗敵
蘇詢看到當時外族的不斷侵擾，而仁宗當朝卻又抱著“屈辱求和”的路線不放，甚為優慮。愛國主義的情結驅駛著他在修《權書》時，特著《六國》篇，將戰國時期“六國”因賂秦而亡國的歷史教訓寫入書中，寓意告誡仁宗當朝，不可走賂敵求和茍安的亡國之道；而應“封天下之謀臣”,“禮天下之奇才”,并力御邊抗敵。（六國）篇可以說是優國篇，愛國篇，也是蘇詢忠骨肝膽的“書諫”.在《六國》篇中，蘇詢開篇首句就明確指出，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鼻栀T敵以求安，不但得不到安，反而導致喪權亡執國。這一立論，既鑒于史實，又揭示了賂敵必亡的規律性，從而為他主張的拒和抗敵的救國方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六國》篇還借“六國”子孫毀其祖先大業的史訓，告誡仁宗當朝，不要忘記祖先創業的艱辛，要“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切不可學“六國”賂秦的不肖子孫，對先祖的功業“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逼鋵?，這種賂敵求和的做法“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其結果，必然是喪權亡國于敵手。
蘇詢借古喻今，言詞激烈，其愛國的忠貞之情，真可謂達到了“優國忘身”的境界。尤其是在《六國》篇的結尾處，蘇詢忠言直諫，呼聲大作。他說，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國，他們的勢力弱于秦國，尚且有可以不用賂和的辦法來戰勝敵人的優勢。那么，“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假若今日擁有天下之大的帝國，而去走六國賂敵求和導致喪權亡國的老路，那就連“六國”都不如了！
但是，蘇詢的忠諫并沒有能夠動搖當代王朝與后者“求和”路線的根基，其結果也正被蘇詢言中，走上了“六國”喪權亡國的老路，卻“又在六國下矣！”
三、《翠微北征錄》的軍事倫理思想
《翠微北征錄》又名（翠微先生北征錄》、《華岳翠微先生北征錄》，是南宋人華岳撰寫的一部重要兵書。該書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南宋軍事斗爭的實際和軍事思想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和軍事倫理價值。
華岳，字子西，號翠微，貴池（今安徽貴池）人，約與陸游、辛棄疾晚年同時代。他是“武學生”出身，自幼輕財好俠，行為放蕩不羈，一生不得志，曾先后兩次被貶官下獄，后來被杖死在獄中?！洞湮⒈闭麂洝肥撬诒恢鹌陂g寫的，是他優國優邊精神和智慧、策略的結晶。該書共分兩大部分：一是開禧三年（1207年）上奏寧宗皇帝的“平戎十策”,主要是針對南宋當時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十條去弊興利、富國強兵的大政方略；二是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寧宗皇帝的“始安藥石”,主要論述當時的和議政策、邊防要務、破敵之法、將帥修養和謀略等，其中蘊含有豐富的軍事倫理思想。
（一）力主“和議”而不忘戰
《翠微北征錄·軍國大計一》中專以“和議”為題，力主與金人“和議”,認為“此和議之講，實今日之先務也”.這是華岳從當時救國愛國的動機和效果出發，審時度勢而提出來的“軍國大計”.他認為，與金人“和議”,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忍一時之辱，圖萬世之利”的策略；行此策略可有“三利”,這就是：“利國”、“利軍”、“利民”.
從“利國”方面說，華岳認為，“和議”是國家當務之急的“自存之策”,非“和議”不能安國家，定社傻。華岳的這一諫策是在當時南宗諸多將領率軍北伐而連連失利的情況下提出的。當時之勢是：邊區人民失去了原有的基業，內地人民苦于賦稅和搖役；人口減少，財力耗盡；將帥已無智謀可用，而士卒違抗命令的事件多有發生；軍隊沒有儲備，國家費用不足。在這樣情況下，究竟是“兵爭”有利呢，還是“和議”有利呢？華岳認為，只可“和議”,不可“兵爭”.他說：“今日之勢，大恥之未雪，未足以為國家之重輕，”；“故陵之未反，塊土之未復，未足以系今日之安?！埃ü柿?，即宋徽宗、宋欽宗二帝之陵）。然而“再戰失利，三戰而不捷，則天下乘其弊而起，在國家何以為自存之策？”《軍國大計一》結論很清楚，唯有“和議”才是“國家之大?！?、“存體”之上策。
從“利軍”方面來說，華岳認為，“和議”可以使連年征戰而失利的軍隊得以養精蓄銳。他批駁那種認為“和議”會“挫天下豪杰之心”、“失天下將帥之望”的非議，指出“和議”不僅不會挫傷和冷卻國中愛國抗敵的豪杰、將帥的心志，反而可以“全吾軍養銳待敵之策”（同上）。
從“利民”方面來說，華岳認為，“和議”是解除當時人民陷于災難困境的良策。他對“生靈之涂炭，將士之死傷，邊民之餓草，父兄死于疆場”的現實甚為優慮和同情，呼吁寧宗當朝，不要再“驅吾之赤子以就鋒摘”,而應“通金帛以息民”;不要再做“耗天下之財饋，以資遺黎徐炭之苦”的“兵爭”之事，而應當機立斷地作出“和議”的選擇，“卑辭下禮、暫屈一時之重，以免天下元元之愁嘆”（同上）。在華岳看來，解除天下黎民百姓（元元）“之愁嘆”是第一位的，而其它則是次要的。
顯然，華岳主張的“和議”和那種喪權辱國、賣國求榮的媚敵是有本質區別的，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的“尺蟆之屈”的權宜之計。如他所說：“然則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機耳；非真畏也，養吾智以侯異時可投之隙耳?！保ㄍ希┧运⒉幌嘈胖豢俊昂妥h能”從根本上解決間題，因而在主張“和議”的同時，他又反復強調不要忘記武備，不要因“和議”而“廢兵”;應當把“和議”與“兵爭”結合起來。他認為，“三朝”（宋徽宗、宋欽宗、宋高宗三朝）之恥的教訓，并不歸咎于是“議和”還是“兵爭”,而在于“兵爭”時“諱言和議”,“和議”時又“恥言用兵”.這是“威德”倒施，必敗無疑。只有把“兵爭”與“和議”結合起來，做到“威德相濟”,才是“全勝”之術；而且更完美、更有利的是“勝而后和”,這才是真正的“威德兩全之策”.正是鑒于前朝的教訓，華岳極為擔心在實行他的“和議”策略時又會重蹈“恥言用兵”的歷史覆轍。所以，他強調指出：“和已成而廢兵，則他日之禍蓋有甚于未和之先者?！比绻J為“和議”成功了就可以廢除武備的話，那么日后的禍患可能比沒有“和議”前更加嚴重。因為“倘果以為和可恃而廢兵”,那么將會看到金人“奮臂一呼，帶甲兵百萬，招族一揮，下城數十，堂堂之中國為無人之境矣。豈不畏哉！豈不畏哉！”（同上）可見，“和議”并不是華岳所謂的“軍國大計”的全部內涵。他的“軍國大計”的真正精義，就在于立足于當時形勢，從“利國”、“利軍”、“利民”出發，以“和議”為先策，以“強兵”為大計，實現“威德相濟”、“德威兩全”.
（二）“戒傷將帥之道”
《翠微北征錄》卷十中有一篇專門論證對將帥的戒傷問題，題為《戒傷將帥之道四》。所謂“戒傷”,是指上級對下級下達的禁戒律令。華岳認為，將帥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也不同于一般士兵，一是人才難得，二是有特殊的使命。所以，在行為上，不僅要有特殊的武德要求，而且還要有特殊的“戒傷之道”.他根據當時軍中存在的弊端，在《戒傷將帥之道四》中（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的，皆出于該篇）提出了三條有關對將帥的“戒傷”律令：
第一，戒“將帥輕死”
華岳認為，一般說來，人死于“忠義”二字是無可非議的。因為人之所以能立身于天地之間，“惟忠義而已”;否則，“忠義不足而徒欲全生，雖堂堂六尺”的漢子，戴著帽子，穿著衣服，然而實“存亦亡耳”.所以，“茍無愧于忠義，則死奚足靳也？”倘若一個人的死無愧于忠義的話，那么其死又何足借呢？但是，他又認為，這個道理對于將帥來說則不盡然。因為將帥是“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命”的重臣，他們的個人安危關系到國家的存亡興衰，個人的優樂關系到黎民百姓的禍福安樂。所以，要叫他們善于珍惜自己的生命。他說：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至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就是說，不顧生命，不怕死，是士卒應當作到的；珍惜生命，不作無謂犧牲，則是將帥應當作到的。因此，他提出：應該明確告訴將帥們，不要不顧個人生命安全而深人故境，不要輕敵而隨意挑戰；要以玩忽職守，輕舉妄動為戒律?？傊?，要把珍惜自己的生命與軍隊、國家的全局利益聯系在一起，不可只顧個人所謂的操守節義而輕生妄死。其實，將帥的生命是寶貴的，士兵的生命也是寶貴的。對于士兵來說，也不能一味地去拼死，而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但是，從決策倫理意義上來說，當保全士卒的生命與保全將帥的生命發生沖突時，作出犧牲前者、保存后者的決斷和命令無疑是正確的。
第二，戒“將帥好戰”
華岳認為，當時將帥們之所以屢屢戰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將帥只是專門學習交戰的藝術，而不懂得不戰而勝的精義要訣。他無不感嘆地說：“學戰易，學不戰難?！彼麡O為崇尚孫武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伐謀伐交戰略，認為，如果離開不戰而勝的前提去努力，即使“百戰百勝，亦所不取”,只能“不得已則斗”,而不能“有得已而斗者也”.因而他建議朝廷“嚴傷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求不戰之法?！?/p>
第三，戒將帥“聚斂貨殖”
所謂戒“聚斂貨殖”,是說防止將帥貪吝聚斂財物而不肯散財于部下。華岳提出這條戒傷令，實出于他的“材財相用”的理論。他認為，人材與財物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安摹焙汀柏敗彪m然字音相同，作為事物，卻有很大差異。但是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而其為義，則相為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彼^“相為盛衰”,就是指材與財是相輔相成的，而不能把它們絕對地對立起來。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币奂煜氯瞬木托枰幸欢ǖ呢斄ψ骰A，而散施天下財力的也正是為了吸引人材。因此，只有舍得用財，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材；反之，若貪吝聚斂財物，必然要失去人材。他認為，對人材的“募”與“聘”,實際上就是用財物來招募和雇聘。因而，軍隊要招募良將謀士，任用豪杰勇士，就必須舍得散施財力。他說，當今“三軍之眾，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摘如枉席”,正需要用財力來賞賜他們。而“今之將帥”卻又昧于這個道理，“不知人材之得失，系乎貨財之聚散”,所以建議朝廷，要“無令將佐聚斂貨殖，專欲誤事”.應該看到，華岳關于材與財關系的分析，是有辯證思想的，對于治軍治國都有一定可取之處。但是，也不應該絕對化。因為重賞之下未必皆勇夫；勇夫也未必皆是重賞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