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沖突法隸屬于國際公法，是規范交戰方戰時行為和關系的法規體系的總稱。一個多世紀的實踐證明，武裝沖突法對人類作戰行動的限制、約束和控制，對于減輕人類的痛苦和災難，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政治價值、軍事價值和人道價值。值得注意的是，武裝沖突法有許多規定和慣例完全是道義上的要求。比如，它允許轟炸敵方的水源，或將敵人淹死，卻禁止向敵方水源投毒。這些規定看似奇怪，卻蘊涵著一定的道義追求和期望。本文擬從軍事倫理的角度，談談對武裝沖突法軍事倫理價值的認識。

一、武裝沖突法旨在尋求軍事需要與人道要求之間的平衡

武裝沖突法包括海牙法和日內瓦法兩個系列。無論海牙法還是日內瓦法，都是人類企圖以人道原則和傳統來規范、限制戰爭暴力的成果。其中，海牙法主要對作戰行動進行規范，如戰爭的開始、進行和結束，并對戰爭手段和方法有比較詳細的規定。如1907年著名的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章程》對戰斗員身份、戰俘和傷病員的待遇、作戰手段和方法以及軍事占領等方面都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規范。日內瓦法關注戰爭中如何對個人給予人道主義保護，主要由1949年日內瓦四公約和1977年兩個附加議定書構成，基于其人道主義保護的宗旨，人們也將日內瓦法稱為“國際人道法”.

1868年在圣彼得堡召開了一次國際軍事會議，簽署了著名的《圣彼得堡宣言》,《宣言》明確了整個武裝沖突法致力于解決的基本矛盾：使“戰爭的需要”符合“人道的法律”,并竭力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而武裝沖突法的孕育產生，就是在考慮到客觀上人類戰爭或武裝沖突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為了維護人類的整體利益、戰爭受難者的尊嚴以及生命財產安全等，特意制定了某些不得違反的“最低原則”或“最低規范”,為戰爭受難者提供“最后”的庇護和防線。武裝沖突法的這些“最低”規范或要求，一方面與人類進行或實施戰爭的唯一合法目標“削弱敵人的軍事力量”相契合，使軍事行動得以順利地實現其既定目標；另一方面，它們則是人類豐富的軍事倫理思想、規范及其實踐發展、衍變的必然結果，這些傳統包括古代中國的傳統武德、古印度的“仁戰”、日本的“武士道”、近代歐洲的“正義戰爭理論”和騎士精神以及現代的人道主義理念等，它們是人類軍事倫理規范的源頭活水，也是武裝沖突法的重要法理淵源。這些規范背后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求軍事活動的主體（國家、軍隊和戰斗員等），在其軍事活動中必須服從相應的道義規范，在實現軍事目的同時，不違背人類道德良知的基本要求。

二、武裝沖突法的價值在于規范軍事行動，即在不人道的活動中追求基本的人道

武裝沖突法確立了若干基本原則，通過規范軍事行動，達到減輕戰爭暴力和損害的目的。通過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作戰手段，減輕軍事行動的暴力性和毀壞程度，為遵循軍事倫理創造客觀條件。為了降低軍事行動的暴力程度，武裝沖突法對作戰手段進行了規范。1907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章程》指出：“交戰者在損害敵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擁有無限制的權利?！笔聦嵣?，規范作戰手段，始終是追求人道價值與實現軍事需要之間斗爭和妥協的產物，是人類運用法律工具，捍衛人道價值的成果。如果說對常規武器的限制始于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那么，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禁止，則始于1925年6月17日在日內瓦通過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在此基礎上， 1971年《禁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毀這類武器的公約》和1992年《關于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分別禁止了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等等。

通過禁止以背信棄義的方式作戰，保證軍事行動中敵對雙方之間確立基本的“誠信”,為雙方遵循軍事倫理創設環境。1907年海牙《章程》禁止“以背信棄義的方式殺、傷敵國或敵軍的人員”,禁止“濫用休戰旗、國旗或敵軍軍微和制服以及日內瓦公約所規定的標記”等，這些屬于對作戰方式的限制，旨在要求交戰雙方之間確立最起碼的“誠信”.

1977年第一附加議定書重申了禁止背信棄義的要求，并定義道：“以背棄敵人的信任為目的而誘取敵人的信任，使敵人相信其有權享受或有義務給予適用于武裝沖突的國際法規所規定的保護的行為，應構成背信棄義行為”,包括在白旗保護下實施攻擊，或為了更易于消滅敵人、爭取援助而假裝無作戰能力；假裝因傷或因病而無能力，假裝具有平民、非戰斗員身份；欺騙性地使用國際組織或受保護的旗幟、標識或微章等，假裝享有保護的地位。禁止在軍事行動中濫用公認的特殊標識，特別是紅十字和紅新月標志，等等。

通過給予戰俘以人道待遇，體現了軍事活動中對戰斗員尊嚴的尊重。武裝沖突法尊重戰俘的規定既符合戰爭目的，也比較人道。由于戰爭的直接目的在于迫使敵人屈服，所以在敵人投降后給予起碼的安全保證，應該是理所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1907年海牙《章程》中已經有了17條關于戰俘待遇的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1929年締結于日內瓦的關于戰俘待遇的公約，而且這些規約也為戰俘提供了比以前較好的安全保護和拘押條件。

二次大戰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通過修訂以往戰爭法中有關戰俘的規定，通過了1949年《關于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1977年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等，對戰俘待遇進行了詳細的規范，許多國家都是這些文件的締約國和成員國。盡管戰后的武裝沖突中發生過一些違犯現象，但總體來看，許多戰俘的生命得到了保護，戰俘問題從道義要求上升為法律規范的高度，甚至引起了各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三、武裝沖突法追究戰爭犯罪的個人責任，為軍事主體遵守法律、履行道義準則提供有力支持

法律是倫理道德的后盾。武裝沖突法關于對戰爭犯罪的懲處，特別是對戰爭罪個人刑事責任的追究，為軍事主體遵循軍事倫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后盾。指揮員作為軍事活動的主體，作為作戰行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在領受作戰任務、搜集情報、分析判斷敵情、定下作戰決心、下達作戰命令以及控制戰場態勢等不同環節和階段，都必須掌握可靠的情報，有確鑿的法律依據，有切實可行的法律方案，依法指揮，遵守戰爭法規的相關要求。否則，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設立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法庭，以及新近成立的國際刑事法院等的規定，戰爭罪必須受到懲處。目前對戰爭罪的管轄包括國內管轄和國際管轄兩種途徑。依據國際法的規定，國際管轄是對國內管轄的有效補充。

就是說，只有在主權國家不愿或不能管轄的情況下，國際管轄才啟動其司法程序。而實際上，多數情況下，主權國家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輕易地將自己的軍人移交國際法庭受審。如在越南戰爭中，美軍指揮官凱利中尉于1968年3月16日，下達“殺無赦”命令，造成了300余名越南平民被殺戮的“米萊大屠殺”,后被美國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但由于尼克松總統插手，對他的處罰一再減輕，最后不了了之。此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事法庭最早對“虐俘”女兵英格蘭的指控多達19項，最高可判處38年監禁，但最終宣判只有2年監禁。盡管國家對追究個人責任的干預力度較大，但無論如何，“米萊大屠殺”和阿布格萊布“虐俘”事件，如今已經成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其他國際組織在傳播國際人道法時必須提及的反面教材，被永遠地釘在了人類道德的恥辱柱上。所有這些，都給美軍指揮官隊伍紀律廢弛、道德敗壞敲響了警鐘，也對整個美國軍隊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而且，國家追究的不徹底性和有失公允，恰恰為國際社會進行輿論譴責和批判提供了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