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概論”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從學科體系來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3745-92《學科分類與代碼》，語言學（代碼為740）與文學（代碼為750）是并列的一級學科，其學科重要性毋庸置疑。1994年，伍鐵平教授出版了專著《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學科---論語言和語言學的重要性》，論述了語言學科的領先性。彭澤潤（1999）闡述了“語言學概論”的學科發展對策。
然而，語言學概論課程教學效果卻不太理想，這在當前實際教學中已成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課程地位與教學效果的巨大反差的根源還在于對語言學概論學科性質的認識，學科性質認識上的任何偏差對課程建設、課程教學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深入研究與探討語言學概論的學科性質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語言學概論課程的學科性質
（一）語言學概論學科發展歷史的簡要回顧
1.引進階段
我國第一部語言學概論教材是樂嗣炳（1901-1984）的《語言學大意》，由上海中華書局作為“國語講義第九種”于1923年出版。全書大約2萬字左右，共有九講，涉及語言學的定義、研究方法、語言變遷、語言分類等問題，書中提到了英籍德國學者麥克斯·繆勒（MaxMüller,1823-1900）和德國梵語專家弗朗茲·葆樸（FranzBopp,1791-1867）等西方語言學家，主要目的是引進和介紹西方語言學，正如作者在《例言》中所說：“跟世界語言學家互相提攜，這是語言學界最所希望、所欣幸的一件事了?！边@一階段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暨南大學張世祿的《語言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主要是根據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的《語言研究導論》為藍本編寫而成，內容較為充實。值得注意的是，張世祿先生在《例言》中指出：“本書編制的目的，在使讀者明了語言的性質，并關于構造、組織、發生、變化種種的原理，以為各種語言學專門研究的準備”,這對我們今天認識語言學概論課程的學科性質都是有指導意義的。張世祿先生后來對該書進行了修訂，改名為《語言學概論》于193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也是中國第一部以“語言學概論”為名的語言學概論教材。
2.蘇聯模式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在學習“斯大林語言學說”的浪潮中，“語言學引論”課程列為高等學校中外語言文學各系科的必修課，教學內容主要是以契科巴瓦編的《語言學概論》一書為框架，中國學者也相繼出版了一批教材：“朱星（語言學概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宋振華、王今崢《語言學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上海外國語學院和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編的《語言學引論》（時代出版社1958年），都屬于前蘇聯的模式。再后來出現的高名凱、石安石主編的《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63年）是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教材?！?br>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接受和模仿蘇聯的語言學說，西方語言學理論成了批判對象，內容主要是“語言的本質”、“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語言的階級性問題”等，語言研究逐漸僵化封閉。最后一段時間各大學甚至取消了語言學概論課程。
3.發展與創新階段
隨著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1980年“語言學概論”課程正式列入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計劃。李兆同、徐思益主編的《語言學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語言學概論教材。
葉蜚聲、徐通鏘的《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是這一時期發行量較大且至今仍是具有較大影響的教材。這部教材以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為藍本，奠定了“語言的本質”、“語言的結構”、“語言的發展”三大塊內容的基本格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該教材在“語言的發展”部分把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成功地運用于漢藏語系，對語言發展規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豐富和發展了普通語言學。此后，徐通鏘、李宇明、王德春、彭澤潤、李葆嘉等學者有在各自的教材中增加了字本位理論、語用學、語言規劃等理論，體現出發展與創新的特點。
（二）語言學概論的學科性質
無論是引進西方語言學理論、模仿蘇聯，還是發展創新，語言學概論都是對人類的全部語言作整體上的把握的一門學問，是探索語言本質的科學?？疾飕F行的語言學概論教材，如葉蜚聲、徐通鏘主編的《語言學綱要》、岑運強主編的《語言學基礎理論》、余志鴻、黃國營主編的《語言學概論》、張世祿主編的《語言學原理》、駱小所主編的《現代語言學理論》等，盡管名稱各異，但這些教材論述的都是人類語言的共同特點和一般規律，屬于普通語言學性質。葉蜚聲、徐通鏘在《語言學綱要》1980版序言中指出：語言學概論的任務“是闡明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概念，為學習各門語言課程提供必要的理論知識，也為以后學習語言理論課程打下基礎”,岑運強《語言學基礎理論》2004年版前言中指出：“語言學概論是普通語言學的入門課，是從理論上對全人類語言的共同規律進行研究的學問”.在教學一線的教師和學者對此也有類似的論述，如彭澤潤、陳長旭、吳葵（2007）指出：“語言學概論是站在全世界所有語言的基礎上，強調的是語言最基礎、最普遍的規律”,聶志平（2010）指出：“語言學概論是語言學理論的入門課，介紹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從共性角度講述語言的性質、結構、功能、運用、變異以及發展演變規律”等。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語言學概論的學科性質就是普通語言學（或一般語言學）。對此，教育部在語言學概論的教學大綱里作了明確說明：該課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語言觀闡明人類語言的性質、結構、起源及發展等基本理論，通過教學，要求學生初步樹立科學的語言觀，掌握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具備運用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分析語言現象的能力。
（三）普通語言學的發展方向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語言學的研究逐步深入，語言學概論教材建設不斷推陳出新，語言研究者對語言學概論課程建設更為關注。在這種情況下理清普通語言學的發展方向對語言學概論學科建設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普通語言學誕生于歷史比較語言學出現并空前繁榮之后，毋庸諱言，普通語言學是建立在印歐諸語系諸語言的研究之上的，當時包括索緒爾在內的西方的西方語言學家對漢藏語系諸語言都談不上深入的了解。陳望道先生曾指出：“一般語言學的理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能、或者說很少能充分地、正確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歷史極其悠久、既豐富又發達的漢語事實和規律”.的確，這一現象不僅使學生感覺語言學概論課程教學遠離漢語實際，也增添了教師教學的畏難心理。甚至有人因此認為西方的普通語言學是“不普通的”普通語言學。
普通語言學的建立基于以下兩個理論前提：
1.人類的語言具有共同的特點和規律；
2.以人類所有的語言為研究對象并總結出一般規律是可能的。中國絕大多數語言學者對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前提并不懷疑。上個世紀趙元任、朱德熙等先生等運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漢語語音、方言、語法等方面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的探索，其研究方法與成果對當今的漢語研究仍具有范式與指導意義，也證明了西方普通語言學對人類語言的一般解釋力。王力先生甚至認為：“可以這樣說，最近50年來，中國語言學各個部門如果有了一點一滴的成就，那就是普通語言學的恩賜?！?br>王希杰在總結一百年來中國理論語言學歷史時指出：“流行的西方色彩濃厚的普通語言學的確是比較地科學的，它的缺點是還不夠普通，這也是有歷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我們本當具有更廣闊的心胸，在世界各種語言之上來建立更加普通的普通語言學?！?br>因此，中國學者應不僅有漢語自身的眼光，也要熟悉世界各民族及國內少數民族語言，要以一個語言類型學的眼光把漢藏語的研究融入普通語言學，豐富普通語言學，發展和完善普通語言學。這既是普通語言學的發展方向，也是語言學概論課程教學及教材建設所應遵循的原則。
二 、對語言學概論學科性質的認識誤區
如前所述，語言學概論是對人類的全部語言作整體上的把握的一門學問，其語言研究的角度和立足點是“求同”.如果偏離了“求同”這一根本立足點，著眼于語言的“異”和具體特點，對語言學概論學科性質的就會出現似是而非的認識，甚至將語言學概論與語言的其他研究領域混淆起來。就當前的情況而言，我們應該處理好以下兩類關系：
（一）語言學概論學科性質與語言文化屬性的關系
申小龍（2004）認為：“高等院校中文學科的基礎課程‘語言學概論',是一門講述普通語言學基礎理論的課程。以往，這一課程全部理論幾乎都來自西方語言學。這一’習慣‘做法，隱含著兩個語言學假設：其一，語言不屬于文化范疇，人類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西方語言學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其二，語言學理論不屬于文化范疇，人類各民族的語言理論中，西方語言學理論是唯一科學的?！?br>這段話中提出的兩個“語言學假設”邏輯含混，第一個假設中包含兩個似是而非的論斷：一、因為普通語言學認為人類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而人類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有特點的，所以語言不屬于文化范疇；反之，承認語言的文化屬性，則必須承認人類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規律是不相同的。
這個觀點實際上是把語言學概論學科的人類語言“共性”性質與文化對語言的特定影響對立起來了。我們認為：語言在更高的層次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屬于文化范疇，但語言的文化屬性并不能否定作為共同物種的人類的語言不能具有相同的基本規律，人類的語言具有共同的特點和規律恰恰是普通語言學得以建立的理論前提。二、語言學概論這一課程全部理論幾乎都來自西方語言學，西方語言學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認為：普通語言學從理論上對全人類語言的共同規律進行研究，能揭示人類語言一般規律的，不管某種是來自西方還是中國，都是科學的，都屬于普通語言學。如前文所述，上個世紀趙元任、朱德熙等先生等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漢語語音、方言、語法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證明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對人類語言的一般解釋力，是普通語言學的組成部分。反過來，如果中國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人類語言一般規律的高度，對西方和世界其他民族語言具有解釋力，也就在普通語言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成為普通語言學的組成成分了。
（二）語言學概論學科性質與中國語言學研究的關系
語言學概論的教材和教學要結合我國語言研究和教學的實際，但在具體實踐中應處理好“一般規律”與“特定語言現象”的關系。漢語語言學研究包括現代漢語與方言研究，屬于具體語言學，如果在語言學概論課程中過分強調具體語言特點，則背離了課程的學科性質。馬學良、瞿靄堂（1997）指出：“我們認為中國的普通語言學教學首先應該本土化，即中國化，以中國的語言學理論為主導，中國的語言現象和資料為基礎，解決中國的語言問題為目的”.
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普通語言學研究和注重的是人類語言共性和一般規律，不是微觀地研究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或者少數民族語言，更不能僅僅以“中國的語言現象和資料為基礎”,也不可能有所謂本土化和中國化。謝奇勇（2010）指出：“現行的語言學概論教材，其理論部分的內容較多的是借鑒或引進國外語言學理論，這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情況也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思考：中國的語言學理論如何在語言學概論中占有一席之地？”
這里涉及國外語言學理論、中國語言學理論、語言學概論3個概念，我們認為，在語言學概論學科中，不應存在國外語言學理論與中國語言學理論之分。如上文所述，能揭示人類語言一般規律的，不管這種理論是來自西方還是中國，都屬于普通語言學?！耙繇崒W的理論與方法”、“中國的語言識別和方言研究”、“中國的雙語現象和雙語研究”、“中國的文字問題”等具有中國語言研究實踐和理論當然可以出現在語言學概論的教學內容中，但必須從人類語言共性和一般規律角度進行研究和闡釋，不能只強調其特性而不注重其一般性，否則那就是漢語語言學了?？傊?，語言學概論的學科性質要求我們著眼于人類語言的“同”,而不能過分強調具體語言的特性和對特定語言的解釋性。
三、語言學概論學科的內容
根據關彥慶（2010）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語言學概論教材內容上大都具有開放性的特點，既有語言的語言學研究成果，又有言語的語言學研究成果，充分體現了編者的自主創新意識”,“彭澤潤、李葆嘉的《語言文字原理》（1995）增加了語言規劃理論。王德春的《語言學概論》（1997）介紹了邊緣學科。李宇明的《理論語言學教程》（1997）介紹了語言運用和語言學習理論。徐通鏘的《基礎語言學教程》（2001）重視字本位研究視角，體現漢語研究成果。岑運強的《語言學概論》（2004）重視言語的語言學研究?！鄙鲜鼋滩牡某霈F既是語言學概論內容改革的一個良好探索，但也反映了編者對語言學概論學科內容的不同理解。
曾毅平（2001）認為：“近幾十年來，西方語言學發展迅速，但當代語言學甚至現代語言學的重大成果沒能得到應有的反映”.但正如陳青松、張先亮、聶志平（2012）指出的那樣：“盡管現在國內高校使用的課程教材多種多樣，側重和創新多有變化，……”語言的本質“、”語言的結構“、”語言的發展“三大塊內容都是課程的主體。而這三大塊內容基本理論觀點都基本上統一在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框架內。有學者和教師對課程的教學內容多有批判，但往往批判的東西又在批判者的教材和課堂中出現?！?br>我們認為，語言學概論學科的內容就是從共性的角度討論人類“語言的本質”、“語言的結構”、“語言的發展”,這種基本一致性歸根結底是由其學科性質決定的，而不僅是因為多年的學術傳統和教學實踐。語言學概論闡明人類語言共同特點和一般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構主義語言理論之后的轉換生成語言學、功能主義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影響較大的語言學理論不屬于普通語言學，它們只不過是新的語言研究方法對某些具體語言的特定方面進行研究，其創新是研究方法的創新，而不是語言結構和語言發展規律的創新，其對人類語言共性和規律的闡釋還沒有達到顛覆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程度。我們可以在語言本質論部分增加相關的介紹。這里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不能處理成語言學流派講座，只能就這些流派的語言本質觀對結構主義語言本質論進行對比分析；二是在后面的語言結構論和語言規律論中要能有機穿插這些語言學理論，真正起到開闊理論視野、促進普通語言學理論建設的作用。
字本位理論、語用學、語言規劃理論等能不能納入語言學概論內容？這在目前還處于實踐探索過程。謝奇勇（2010）指出：“語用學應該納入語言學概論的教學內容，并且是在’理論‘（即普遍規律）的層面納入”,因此，上述理論和內容在多大意義和層面上具有普遍規律的意義，就是一個值得慎重研究的問題了。最后附帶一個與語言學概論課程學科性質緊密相關問題，即教學目的。教育部的教學大綱要求學生具備運用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分析語言現象的能力。語言學概論的普通語言學性質，決定了它是一門用以指導各類語言的學習和研究的基礎理論課，所這里所分析的“語言”不應該僅僅只是現代漢語，而是應該包括漢語方言、英語等其他語言。當前對語言學概論教學目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應該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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