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是相對于舊中國而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一種習慣稱謂，它象征著嶄新的精神面貌，凸顯著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代表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全新形象。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接受了蘇聯的體育援助。這是一種主動的戰略行為，也是中國謀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新體育的一個必要步驟。然而，隨著體育援助工作遍布相關部門、觸及各個領域，深入不同層次，轉移到新中國的不僅是硬件設備，還有技術、觀念、管理方法，甚至體制和機制等，這些軟件系統并沒有隨著援助的終止、體育專家的撤離而消失，在蘇聯停止援助后仍然影響著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至今尚存若干“蘇式基因”的痕跡。隨著體育事業高歌猛進的發展，中國同樣面臨著不斷增多的對外體育援助任務。因此，立足當下、審視歷史、以史鑒今，以期為除弊興利的中國體育改革和中國對外體育援助工作提供啟發，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 研究方法
在國家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和吉林省高校圖書館聯盟查閱到 1945-1960 年之間，涉及中蘇關系并與冷戰、外交和對外援助相關的著作20 余部。在國家檔案館和吉林省檔案館查閱解密后的中蘇關系檔案多部。在北京體育大學圖書館查閱到涉及蘇聯與新中國體育援助、體育交流的著作和年鑒 10 多部。特別是北京體育大學校慶 60 年出版的《北體情懷》一書[1],記載了北京體育大學的建校元老和參與創建體育專業學科的老專家們，在建校初的困難時期，對蘇聯專家給予援助的深情回憶頗為深刻，故有感而發。
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系統等電子數據庫，以中蘇關系、體育外交、體育交流、對外體育援助、對外體育交往、援外體育教練為關鍵詞進行“篇名”和“全文”搜索，查到相關的報紙、期刊和學位論文共計 500 余篇，查閱的年限為 1949-2014 年，對 2000 年以來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精讀，對 2000 年以前的文獻進行了泛讀，本研究直接參考的文獻 23 篇。
2 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歷史背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國內戰爭隨之爆發。在國際上，繼丘吉爾1946 年發表了有關“鐵幕”的激烈演講之后，挑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對峙的局面，國際政治逐漸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冷戰格局[2].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致函國會，建議對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進行遏制，并保證對所有參與反共包圍圈的國家提供援助。
“杜魯門主義”的一個重要工具就是《馬歇爾計劃》，是由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對歐洲提供巨額經濟援助的復興計劃，目標直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1947 年 9 月底，蘇聯做出了反應，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宣布，國際政治的力量已經分裂為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一個是“帝國主義---反民主的”陣營，一個是“反帝國主義---民主的”陣營[3]75.在中國，雖然斯大林還堅持《雅爾塔協定》和與國民黨簽訂的條約，只與國民政府保持官方關系，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卻根據現實狀況，站在發展的高度，審時度勢地將外交戰略定位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在 1949 年 7 月 1 日黨的生日前一天，毛主席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熱情洋溢地論述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訓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盵4]
同時，他對“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錯誤想法，給予了批評和論證，還對“一邊倒”外交政策與國際援助的關系，進行了透徹的分析： “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 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盵5]
《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發表和“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確定，與蘇聯承諾對新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密切相關，更與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的直接對立有著根本的聯系[6].1950 年，《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以蘇聯政府和新中國政府之間的條約方式簽字，蘇聯也完成了從援助國民黨政府向援助共產黨政府的過渡[7].
3 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歷史過程
蘇聯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體育建設最好的榜樣，在具體實踐上的表現為全面宣傳、學習與仿效蘇聯模式。達拉索夫是蘇聯功勛體育家，擅長冰球，曾擔任過卡基爾的足球隊長，成為首位來華訪問的蘇聯體育專家。他隨蘇聯青年代表團訪華，與首都體育界進行了兩次座談，發表了一次演講。主要介紹了蘇聯體育的建設情況，如體育師資的培養、體育宣傳、大眾體育等問題，并特別介紹了蘇聯實行的“勞動國防制度（ 成年組） ”和“準備參加勞動國防制度（ 未成年組） ”,闡述了體育與政治的關系，以及體育與衛生保健的關系等理論。
1950 年 7 月，蘇聯體育專家戈爾節拉則受邀在北京清華園舉辦的首期“全國體育工作者暑期學習會”上做了演講，主題是“關于蘇聯體育運動的性質、目的和組織形式”[8].戈爾節拉則還就蘇聯體育在學校中的地位，蘇聯體育的宣傳與出版，蘇聯體育社團情況分別做了介紹，使參加學習會的全體人員對蘇聯體育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認識。
由于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后，體育領域的師資、工作者和科研人員奇缺。因此，根據中共中央與政務院1952 年發出“以培養工業人才和學校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提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中央決定在全國建立體育學院[9].1952 年 11 月，中央體委成立，建設體育學院的具體事宜便由其主要承擔。
在中央體委和教育部的支持以及賀龍總理的關心下，上海、北京、武漢、成都、西安、沈陽6 大體院相繼建立。
1954 年，新中國開始了體育專業的研究生教育，中央體育學院（ 現北京體育大學） 首先設立了研究生部，開始培養研究生并開展體育科學研究工作。為使我國的體育教育工作能迅速走上正軌、不斷提高質量，中央體育學院先后聘請了 10 位蘇聯專家前來任教，對學校各方面工作進行指導，并承擔了 8 門學科的研究生培養任務。上海體育學院聘請的 3 位蘇聯專家也分別擔任了院長顧問、教務顧問和競賽顧問，他們幫助制訂教學文件、培養體育師資，到上海市各大中小學、工廠和農村深入了解情況，指導體育活動的開展。
受到體育援助的學校還選派一批優秀教師隨專家學習，并在專家指導下有機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各個專業的教育計劃、教學大綱、主要教材、教學組織與制度、教學作業的方法與方式等一系列教學文件。蘇聯體育專家對我國體育院校的建設、教學秩序的健全、師資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全面的推動與促進作用[10].為了迅速提高我國競技體育水平，新中國選派了部分年輕運動員赴蘇聯學習深造。1955 年 5 月，中國選派了 9 名青年舉重選手去蘇聯學習，其中有陳鏡開、黃強輝、趙慶奎等人，蘇聯選派了著名教練普斯特沃依特和奧西波夫負責中國青年舉重隊的訓練工作。
中國運動員虛心好學，刻苦訓練，較好地掌握了推舉、抓舉和挺舉技術，理解了競賽規則，豐富了比賽經驗，運動成績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回國前與蘇聯運動員進行的友誼比賽中，先后有 8 人 36 次打破 18 項全國紀錄。蘇聯教練員對中國運動員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預言將在他們中間出現世界紀錄的創造者。奧西波夫教練還在贈給陳鏡開的照相簿上寫道： “祝你在最近兩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舉重運動員，并創造挺舉世界紀錄?！盵11]僅僅過了 7 個多月，陳鏡開就以 133 kg 的成績打破了最輕量級挺舉世界紀錄，成為了新中國第一個打破世界紀錄的運動員，掀開了中國體育的嶄新一頁。
1955 年 6 月 10 日-10 月 21 日，中國派體操隊赴蘇聯斯大林體育學院學習。蘇聯體委選派了優秀體操教練員普洛特金、阿歷山大洛夫、伊萬洛娃、維列耶姆，以及技巧教練和鋼琴伴奏師來指導中國體操運動員進行訓練，蘇聯著名的體操運動員朱卡林、季托夫等也常來與中國運動員共同訓練。學習期間，中國體操選手對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運動技能形成理論有了初步了解，系統地學習了蘇聯體操訓練中關于多年規劃、年度訓練計劃、周期訓練法、大運動量訓練法和蒸氣浴控制體重等方法，掌握了國際體操聯合會制訂并公布的第 16 屆奧運會體操比賽規定動作?；貒?，此套動作被當成全國體操甲組比賽和我國體操運動健將的規定動作，標志著我國體操向國際化、正規化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從 1958 年下半年起，中蘇 2 黨之間因一系列事件而產生矛盾，由意識形態分歧逐漸擴大到了國家關系的分裂。1960 年 7 月 16 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借口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的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了 3 篇紀念列寧的文章，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專家，并單方面撕毀援助合同[12].1959 年 1 月 28 日，最后一位蘇聯解剖學專家貝柯夫任教期滿回國后，來自蘇聯的體育援助至此中斷。
4 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歷史審視
4. 1 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動機
4. 1. 1 蘇聯援助的動機： 冷戰格局的現實需要 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牢牢把握主動權之后，蘇聯由援助國民黨而轉向援助共產黨，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有 2 個方面。在中國國內，人民解放軍的捷報頻傳使斯大林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將取得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將取代國民黨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合法政府，蘇聯與國民黨之間建立的國家關系將隨著政權的更迭而過時。在國際上，以美蘇為首的 2 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已覆蓋全球，蘇聯急需進一步鞏固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主義陣營，用以對抗來自西方勢力的遏制和擠壓[13].1947 年的《馬歇爾計劃》和 1949 年的杜魯門“第四點計劃”與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提供援助幾乎同步，這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1949 年 8 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宣告成立，30 名蘇聯高級專家就被派到東北，并在北京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接見[14].周恩來在致詞時強調了援助與中蘇之間的同盟關系： “蘇聯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互援助的具體表現，中國強大了也是對蘇聯的一種支持和加強?！盵15]
在 1949 年底和 1950 年初，蘇聯駐華使館不斷報告美國挑撥中蘇關系的情況，稱： “現在美帝國主義在對華政策中非常重視中蘇關系問題。美國把希望寄托在當它承認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貿易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害怕中國參加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系?！盵16]
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地大物博，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不僅美國害怕中國加入東方陣營，蘇聯方面也害怕中國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因此，為了爭取盟友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均衡與西方對峙和抗衡的實力，鞏固自身的遠東防線，蘇聯方面做出了巨大讓步，放棄了在中國東北的各種利益，決定向中國提供援助。蘇聯認為“要把蘇中兩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伙伴關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國際事務中應保持蘇聯在世界的領導作用，鼓勵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國際關系問題上發揮作用，為此付出代價是符合目的的?！盵17]
在體育領域中的表現同樣如此，蘇聯極力邀請中國及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參與國際賽事，以優異成績的取得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 1952 年赫爾辛基奧運會前夕，蘇聯大使多次告知新中國要全力爭取參加，反復強調將參加本屆奧運會作為一個政治任務來看待，目的是在體育領域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因此，中蘇之間這種“兄弟友誼”體現的是東西對峙下的國際主義，是國際冷戰格局的現實需要。
4. 1. 2 中國受援的動機： 自身需要主動的提出 中國爭取蘇聯體育援助是在特定的國際格局下，積極主動采取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要求雖然迫切，但自始至終都體現了尋求民族獨立和追求國家之間公正平等的原則，雖然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但是一直沒有喪失主導權。首先，在與蘇聯協商相關援助的談判中，毛主席堅決強調不要無償援助。同時，蘇聯體育專家與其他援助項目一樣，也是在中國的邀請下，才向中國派遣的。1950 年 3 月 21日，蘇聯外交部在制定的外派專家工作細則中，明確提出： “蘇聯專家的任務是在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中，向中國的企業與機構提供全面的組織準備上和技術上的幫助?！盵3]119因此，新中國與蘇聯在援助具體事宜中保持著平等的國家關系，蘇聯對華體育援助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上的主導權也在中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