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在客觀上為中國體育史學的更新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社會環境，使體育史學向現代方向的轉型成為了可能。經過幾年的困惑，雖然有一批體育史學者轉型，但仍然有少數中年學者堅持不懈，以及新涌現的一批年輕博士們一直在不斷探索，他們置身于變革的時代，熱心新史學的建設，逐漸將目光轉向更新傳統、尋求新的史學方法，深入思考傳統體育史學的出路。于是，曾一度陷入危機的體育史學重新為人們所重視。其中，體育思想史、體育文化史、民俗體育史的興起引人注目。這不僅反映了體育史學研究在艱難復雜的轉型過程中的積極回應，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國體育現狀研究的新思想、新浪潮。

1 當代體育史研究的主要特點

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整個社會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為體育史學營造了新的生態環境，但同時也使體育史學受到了較明顯的影響。受到政府機構改革、體育史課程縮減、市場經濟的物質利益等思潮的影響，體育史學領域陷入研究隊伍分散、人員轉型、學術成果突然減少的危機之中。

2005-2006年以后，體育史學逐步認清了形勢，通過努力轉型，認識到體育史學新的歷史使命，端正了態度，重新評價和回顧了改革開放30年的體育史學，重整旗鼓，使體育史學開始向理性和求實的方向邁進，并表現出對現實的積極關注。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議論、各種思潮紛呈，如有人稱這一時間為體育史學的“間歇期”“衰落期”“低谷期”“轉型期”等。

總體上看，由于體育史學者們的不懈努力，積極投入轉型，加強新理論學習，并加強對外學術交流，體育史學，尤其是古代體育文化史、體育思想史和新中國體育研究，都有了明顯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體育研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體育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我國體育學界有著深厚的傳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開始了體育史研究的“第一波”.當時“成都體育學院以3位老教授（董時恒、孫仲達、李季芳）等為基礎成立了”體育史學研究室（后1986年改稱研究所）“進行系統的中外體育研究，成為體育史研究領域公認的”領頭雁“.有學者研究指出，20世紀中國特殊的命運和背景決定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中國體育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最深刻的動機和動力。在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里，中國的體育史學界同中國的學術界連同體育界同仁一致，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承擔中國的命運、喚起民眾的愛國激情和自強自重為己任，力圖通過自身民族古老的文化和體育歷史的尋覓及展示，來實現自己學科在特定歷史背景需求下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政治價值[1].這一時期出版了《中國近代體育史》《中國古代體育史》《中國近現代20家體育思想論稿》等10多部著作，使人們對上世紀60至90年代中國體育史學研究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也可以看出，一些學者對那段時期體育史學研究重新做出了較為科學的評價，特別對古代體育史、體育史料匯編及體育史學會的積極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對老一輩從事史學的愛國熱情、敬業精神，也都給予了較為客觀的評價和肯定，這對我們從當代新史學發展的視角重新認識中國體育史學的進程具有積極的意義。

2）從體育史學研究的客觀環境來看，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社會轉型所導致的政府機構調整合并、科研人員流失轉向、新老研究人員接替不上等狀況到2006年前后也有了一定的好轉。2005-2007年體育史學發展的又一大特點是中國體育通史的編輯完成及高校體育史教材的出版，以上成果推動了我國體育史的研究和發展，為改革開放的中國體育提供了理論基礎[2].特別是進入2008年以來，以北京奧運會在我國舉辦為契機，我國體育史研究形成了奧林匹克研究熱[3].有學者認為”當前體育史學研究有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多學科的滲透和交叉。同時將體育文化學、體育社會學以及體育人類學的學科理論融入進來，進行既有理論性又有實證性的研究[4].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對科學文化事業的投入明顯加大。諸如近年體育人文社會科學博士點有所增加，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申報指標數量增加，體育人文基地增多（如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研究基地已有40余個），各大體育院校、理工科院校的體育人文學科、基地的科研經費增多，圖書資料、檔案文獻、科研設備等基礎建設進一步完備。舉例來說，南昌航空大學體育學院自2008年成立體育文化研究基地以來，受到學校領導和科技部門的極大重視，已先后投入經費10多萬，基地3年新增圖書近600冊，建有50m2的圖書資料室1個，電腦、打印機、復印機、桌椅、書櫥等基礎設備一應俱全。一些學術期刊也新增了體育文化研究欄目，國內國際體育史專題學術報告會、研討會頻繁舉行，這些都給體育史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學術平臺和發展機遇。另外，有為數不少的高水平體育史研究著作得以陸續出版?！?】

以上著作都是學者們長期不懈努力、刻苦鉆研所取得的成果。他們在前人的基礎上，挖掘新的材料，尤其是采用了新方法，提出新觀點，力求有所創新、有所發展、有所突破?！吨袊w育通史》一書揚揚灑灑百萬余言，是我國體育史大部頭著述的創新。絲綢之路體育史研究也是不斷有新材料、新發現，讓人耳目一新。古代體育斷代史、體育文化斷代史的研究更有大的突破，為我國體育通史的研究增添了不少史料。這些著作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當代體育史學研究的狀況，將體育史的研究很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體現出由我國近30年培養起來的一代中青年學者，他們勇于挑戰，對傳統史學和我國體育史學進行改革與反思，從而使當代體育史學研究出現了新面貌、新氣象。

當前，體育史學者們將范式導入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意義有了更深的認識。特別是他們對上世紀60年代西方新史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們不僅注意吸收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中的有益元素，一些學者在體育史學研究視野的拓展、史論角度的調查、史料層向的細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顯出其鮮明的學術特色，日漸突破了我國古代體育史研究的“表 象復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我國古代體育史意義闡釋、價值形態和理論范式的原生性以及開拓性建構[5].當然，中國體育史學并非是對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復制，而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吸收、融合。在史學觀念上還是具有民族精神的，應該說是對中國傳統體育史學的繼承和發展，也應該看作是當代體育史學者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表現。

3）關于我國體育史學發展現狀與趨勢的討論也十分活躍。

《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發表的論文“走向21世紀的中國體育史學---兼論體育史從尋根史學到參與史學'的變革”,圍繞20世紀中國體育史學的傳統變革和轉變進行了評述。其中，作者對中國體育史學如何從“尋根史學”轉向“參與史學”的全過程進行描述，并介紹了《體育文史》雜志1984-1999年體育史學論文的研究現狀，認為從1984年至1995年11年間，古代體育史的研究占了61%,而近代體育史和外國體育史的研究只占15.2%,這種情況到1995年才有所轉變?！扼w育文史》雜志無疑是中國體育史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園地，也是中國體育史研究對外宣傳的重要窗口，對中國體育史發展作出不小的貢獻。

有些老體育史工作者面對體育史學的危機，積極參加討論。諸如《體育文化導刊》2003年第11期發表谷世權先生的《對新中國體育史研究工作的歷程、現狀與前瞻》。該文富有深情地表達了他對新中國體育史發展的懷念，客觀地評價了50年來中國體育史的研究現狀，并對體育史學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他認為，2008年奧運會應是我國體育史研究工作大顯身手的又一契機，他期望屆時能再掀起一次體育史研究的發展高潮?！?0世紀中國體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論21世紀體育史研究的發展方向》[6]《中國體育史學的學術歷程與發展》[7]《中國體育史學研究進程綜述》[2]等文章也針對危機進行了討論。

成都體育學院是我國體育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成立了體育史研究室（1986年改為研究所），2008年成都體育學院學報專門開辟一個欄目，專題討論我國體育史發展現狀等問題。在2008年第7期上，有劉雪松的《30年來體育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聶嘯虎的《中日體育史學在逆境下的奮斗》、郝勤的《體育科學的發展與體育史學的復興》。作者開篇就指出：一位研究文化人類的先哲曾經說過，不能完整論述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悲哀的，也是沒有未來和希望的民族。同樣道理，對于體育以及研究體育的科學來說，如果沒有自身的歷史作為根基與基礎，必然是沒有希望和未來的。這段話深情地表達了一個體育史學者發自內心的吶喊。

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還在所網頁上開辟了“體育史在線”欄目。在該欄目“創刊記一”中編導寫道：“對于歷史與歷史學科從來未敢輕視?！扼w育史研究在線》是我們小小的努力之一。我們深知我們”才“與”識“尚有所不及，但我們不曾想放棄！”這段話真切地表達了編導對成都體育史所的情懷和對該研究所未來發展的期望。欄目雖小，但對中國體育史復興所表現出的決心卻大，事實上其中各期都有好文章發表，諸如第一期上的《體育科學的發展與體育史學的復興》《體育史學科現狀之改進散議》《中日體育史學界在逆境下的奮爭》《從學科反思的角度看體育史的發展》等文章，都有獨到的見解，其中論點發人深思，影響較大，是當今體育史學研究中優秀的欄目之一。

4）在當代體育史學領域里，計量史學的運用日漸增多，優勢明顯，歷史計量化是20世紀歷史學領域出現的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坝嬃渴穼W”即是其學理化的產物[8].21世紀以來，計量史學在我國體育史轉型時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20世紀末計算機在我國普及以后，對我國計量史學是一個不小的支持，體育史學界普遍開始運用這種技術方法開展研究。

2001年在四川成都召開的第4屆東北體育史學大會，會后程士鈞運用信息統計學方法對大會131篇論文進行了分類統計，全文共有6個統計表，結果發現：中國學者在體育文史類學科的科學研究問題上表現出多元化的研究趨勢，缺少國外同行長于歷史考證和對民族、民俗文化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日本和臺灣學者在體育文史領域中表現出明顯的傳統研究傾向，日本和臺灣對學校體育的研究興趣明顯高于中國和韓國[9].北京體育大學教授谷世權在《我國體育史研究工作的歷程、現狀與前瞻》一文中，也使用了歷史信息學的研究方法，文章中計量了體育史學會成立后歷年的全國體育史學術會議、1982-1999年重要的“官修”體育史參考書以及1984-2001年出版的“私家著作”.文章對新中國50年體育史學發展作了全面總結，并提出了新的觀點，這方面的論文還有《論現代社會的中國體育與體育史學》等，都運用了計量史學的新理論。

在著作方面有崔樂泉的《圖說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馮國超的《中國傳統體育》、王俊奇的《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唐代體育文化史》、李重申和李金梅的《中國馬球史》、崔樂泉主編的《中國體育通史》、譚華主編的《體育史》等，這些著作都對歷史事件、人物活動、文獻、詩歌、地名等做出定量分析，并通過圖表或數理模型的建構、探討歷史問題。雖然我國體育史運用計量方法研究歷史的時間不長，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應用方面已有一定的水準，提出和解決的問題是傳統史學方法不可比擬的。

2 當代體育史學與傳統史學及西方史學的比較

對中國當代體育史學的特點進行分析和研究，是一個復雜的事情，因為社會和歷史在不斷發展、演變，一個問題剛解決，又會出現新問題，剛分析完昨天的事件，今天可能又有新事件發生，所以要全面地分析中國體育史，就有必要把中國當代體育史學與傳統體育史學進行比較，將其與西方體育史學進行對比，以便于揭示其共性和特殊性。

1）當代中國體育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研究范圍明顯擴大，研究空間也不斷拓展，其覆蓋面涉及民傳、民俗體育、體育人類學等多個領域，已形成多層面和網絡系統。中國傳統體育史關注身體運動與健康，具有使命和責任感的特點在這里得到進一步發揚，而傳統體育史學偏重“尋根史學”,這其中教條主義和政治傾向均有所克服。關于體育史的現實意義和“當代中國體育史是什么、走什么道路”等問題占有重要位置。目前，我國體育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領域包括。

①古代體育史方面，例如中國古代體育通史、中國傳統體育、中國體育思想史。

②體育文化斷代史方面，例如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唐代體育文化史、宋代體育文化史、魏晉南北朝體育文化史、遼夏金元體育文化史等。

③民俗史學方面，例如中西方民俗體育文化。

④武術方面，例如中國武術史（人民體育出版社），高教出版社《中國武術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術史》等。

⑤地域史研究方面，例如西藏體育史、絲綢之路體育圖錄、山東體育史。

⑥運動項目史方面，有中國馬球史、中西方球類文化等。

其中一些是傳統史學長期研究的項目，例如中國古代體育通史、武術史等，但由于理論與方法的不斷更新使研究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許多新的研究領域，例如中國馬球史、唐代體育文化史、魏晉南北朝文化史、遼夏金元體育文化史等則都對歷史鏈條上的缺漏與空白做了彌補，使體育史的研究趨向更系統與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