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體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很難被界定為一個僅僅有關時間迄始的概念，更多的是在社會背景、運動方式方法、思想理念等層面上對其進行界定和分析。
在“現代體育”這一寬泛的概念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中的“更快、更高、更強”的口號幾近成為現代體育的一種代表性符號，其中透析出一種“超越”的品格。但是無論這種超越的品格，是“超越自己”“超越身體極限”,還是“超越紀錄”等等,都已然被世人習以為常，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追求“超越”已成為了體育人和體育運動應當具備的一種精神。
哲學有著追問“習以為?！钡钠焚|，在體育哲學中，追問現代體育為何有著“超越”的品格，是古已有之還是誕于當代，不僅要有哲學的思辨，歷史的重釋也頗為關鍵，而哲學人類學的方法同時具備了哲學思辨和歷史重釋兩重特性。
哲學人類學作為一種方法，有著多種追問的方式，悉數身體在不同的時代的不同的被解讀方式便是其中一種。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勒布雷東以“身體史”的視角區別了對身體的整體論和個人主義式的解讀，既區別于將身體漠視的近代哲學以來的觀點，也區別于對身體進行機械主義解讀的方式，而反思了人對人身體的認識，人對人身體所形成的知識。認為人類身體不再單純是機械性的肉體，而是整合了社會理念和社會現實的整體，人類對自己身體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人類對自己的認識。在此基礎上，他對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身體整體論和身體個人主義進行了區分，認為“在以整體論為基礎的傳統社會里，人是不可分割的，身體不是分裂的對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與群體當中”,在以身體個人主義為特征的現代社會中，身體在西方社會內部的孤立見證了一種人與世界、與他人、與自己的分離的社會秩序，身體作為社會、思想觀念層面上的個人化因素，從主體上游離出來，被視為主體的屬性之一。但是傳統社會（勒布雷東更多地指向了古希臘和羅馬社會）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區隔也并非涇渭分明，在現代社會同樣會存在著整體論的蹤跡。
如若將勒布雷東對身體整體論和身體個人主義的區隔投射到解析現代體育的“超越”品格的形成過程之中，以哲學人類學的方式追問“超越”品格在現代體育中的形成，凸顯歷史條件變遷和體育運動中身體譜系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兩個要素，給予現代體育“超越”品格一種新的詮釋。
1、“超越”品格的歷史溯源
從19世紀，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肇始之時，顧拜旦就曾在巴黎索邦大學的演講中嘆惋了在大眾之中已經失去了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競賽者”.他不僅試圖恢復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競技精神，更努力讓奧運會有著“宗教的神圣氣氛和濃重的文化氣息”“與運動會緊密相連的各種形式的藝術博覽，是競技與精神、道德成為一體”.但是是否正是由古希臘體育運動中某些因素而催生了現代體育中的“超越”品格卻是值得回歸到思想變遷的本身去進行評述的。
1.1 古希臘時代的“完美”品格：身體整體論的繁盛
固然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充滿著古希臘神話的隱喻，既包含了一種身體的神性化，也包含了古希臘時代的享樂主義的蹤跡.但是將所有泛希臘化的比賽認作為一種宗教儀式的，完全能屈就于神話的解釋卻是有失偏頗的。古姆布萊希特首先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這一觀念，同時反其道行之，重新解釋了古希臘運動中的神話隱喻，“將希臘眾神視為運動員”,“他們的神性人格魅力建立在他們擁有我們視為‘完美’的身體條件上：他們要么無比靈巧，要么強壯如牛，要么力大無窮，要么魅力十足，有時似醉非醉，有時清醒異?！?可見“希臘眾神與人類之間的界限與一神論中的神和他的信奉者之間的界限相比，具有更強的可滲透性，致使追求身體的完美成為了通向接近眾神的一條客觀之路”.
在具體的訓練和競技層面上，這種神性與人性，抑或說是自然性與人性的共通則更為清晰。英國體育哲學家C.Jane和Darwin轉述了Pindar的記載，體現了這種共通。在人的運動行為和自然神性上，Pindar記載了“賽跑、鐵餅和擲標槍、搏擊、摔跤和戰車比賽都是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其中的“摔跤、拳擊和戰車比賽都是與大地相關”,模擬著人格神宙斯在大地上動物如公牛和駿馬的行為，“投擲性的如鐵餅、標槍卻與天空相關”“模寫著宇宙的一種秩序”,如太陽的東升西落，流星滑落等等.即便在判斷比賽公正和輸贏中，這一自然性與人性的共通也得到彰顯：“在古希臘時代，體育比賽必須在一個公開的場地上，在日光下進行，這是為了讓神來見證比賽的全過程。拳擊比賽都是沒有現代拳擊比賽的‘重量級’概念”,這樣做的目的在于體現“這種無差別的比賽才能展現最有力量和最強壯的人且不受制于體重，才能代表太陽這一‘生命之源’的力量”“在摔跤中，一個失敗的身體姿態是某一方的背部觸及了地面，因為這個時候，失敗者能感受到太陽的力量，而此時毫無疑問，獲勝方正是代表了和行使了太陽的力量”.
同樣在古希臘時代的身體整體主義視野下個人的運動成績并不是關注的重點，而是因為運動員的身體與其他社會機制的種種關聯，形成了整體的榮譽。這里引述一段歌頌古希臘賽車冠軍的詩---《給賽車冠軍特隆·馮·阿克拉加斯的歌》便可以發現其中端倪：“而當我贊美特隆在奧林匹克運動回上的勝利時，那不過是不知疲倦地奔跑的駿馬的裝飾品”,可以看出，古希臘對運動員的在體育場上獲得的成績，“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一下”,而更多的卻去歌頌神的參與，“運動員的家譜和他們出身的城邦的歷史”,去描述比賽的整體狀況.
從上述對古希臘體育運動中蘊涵的神話隱喻出發，所揭示的自然神性與人性的契合說明了古希臘體育運動者的訓練和競技行為，是追求與神性的契合，實現身體與宇宙、自然和群體更為“完美”地融合，而非超越?？梢姮F代體育中的“超越”品格無法在身體整體論盛行的古希臘時代產生，亦并非直接來源于古希臘的競技運動。
1.2 “超越”品格之肇始：中世紀體育運動中身體整體論與個人主義的交織
身體個人主義在體育運動中的形成意味著身體整體論的逐漸淡出，也意味著區別于古希臘體育運動的現代體育逐漸成形，在歷史延展層面上，中世紀時代的體育運動則成為了身體整體論和身體個人主義此消彼長的中間階段。
勒布雷東認為在中世紀文明進程是一個從古希臘的身體整體論逐漸向現代體育的身體個人主義的流變過程。在中世紀早期“都是當地民間傳統與基督教義規范標準的一種混沌交融”“人沒有從置身其中的集體與世界的經緯網絡中獨立出來，而是淹沒在他的同類之中，他的特點也并沒有因此將他成就為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但從16世紀開始“標志著批次差異及主體封閉的身體---在學者階層出現了”“少數經濟及思想領域的統治階層”“資產階級與改革派”開創了“以人為本，理性看待自然的新生世界觀”的個人主義觀念，而“在百姓階層，個人始終從屬于社會及世界這一整體。肉體的分界線并不界定個體單子。關聯的大網將動物、植物、人以及不可見的世界統統匯總到一起，共命運，同呼吸”.可見，中世紀時代，身體整體論與身體個人主義是共存的，但是身體個人主義正在逐漸取代身體整體論的統治地位，而這一點在中世紀時代的體育運動的代表---比武大賽中得到了彰顯。
在13世紀以前，中世紀比武大賽是“非常粗野殘暴，有些幾乎與真正的戰爭無異”“目的是模仿戰爭的方式鍛煉參賽者適應戰場上的各種情況”,而“在13世紀以后，比武大賽向慶典和儀式型轉變，參賽者往往借此表現自己的勇敢和武功技能”“到了14世紀，比武大賽各項程序已經十分完備，也非常復雜”.比武大賽同時具備了社會交往、經濟收入、娛樂、規范等現代體育所稱道的特性，個人的因素在其中發揮的巨大的作用，無論是社會理念還是自然、宇宙都不再對人的身體產生操控作用。但是即便如此，“競技者代表既存的社會關系參加對抗：或是代表同一個村鎮集體，或是效忠同一個領主，或是代表同一個年齡層，或是代表同一個生活方式下的社會群體。競技者從來不會以‘獨立的身份’出現也不會自由選擇陣營或球隊”.所以人仍然受著身份，即一種集體因素的作用。
雖然在中世紀的體育運動中，交織著身體整體論和身體個人主義，但是“個體的身體”這一觀念正在體育運動中逐漸地被打造出來，為現代體育的“超越自我”形成了對象。但是現在體育的“超越”品格的實現，更有賴于在現代體育中對古希臘游戲傳統的發揚和現代體育“超越”內涵的進一步被詮釋。
2、現代體育的“超越”品格：身體個人主義的繁盛
2.1 從“sport”到“αθλοπαδια”:古希臘游戲傳統的延續
希臘學者古里奧尼斯認為古希臘體育運動只有在整個社會都處于身體整體論時代才能存在的，而現在體育是起源于古希臘的游戲傳統，這點在現代希臘語對“sport”一詞的翻譯中便可見一斑。對于當代希臘人來說，英文“sport”是一個舶來詞，而在希臘現代的“文人雅士”的努力中，將其翻譯成為“αθλοπαδια”.古里奧尼斯認為，其實“αθλοπαδια”是由兩個單詞“αθλο”和“παδια”拼接（古里奧尼斯極其垢弊這個詞，認為這是一種婚配、雜交出來的殘廢的單詞）,分別是對應著古希臘時代的體育和古希臘時代的游戲。
對于前者，古里奧尼斯認為體育運動是用“睿智的、獨特的”方式馴服人的“攻擊性本能”“是通過比賽，以文明競爭的方式追求第一或勝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人與自然和群體的和諧共存，但更強調一點“成了人類，從未在其他物種身上看到”;但是對于后者，“從古希臘人看來，游戲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欺騙行為，是不能進入體育場這樣的大雅之堂的”.在游戲中，參與者“用盡所有力量去戰勝別人，渾身是汗，緊張的臉都變形了，非要決一雌雄不可”,“勝利是他們唯一的目標”,古希臘人“從未想過要將體育同游戲混合”.但是在中世紀這一整體論向個人主義轉折的時代，古希臘的體育運動佚失了，但是“游戲卻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這一對語詞層面上的究源透露出現代體育和古希臘體育運動不同的內涵，古里奧尼斯無不悲觀的說“追求卓越的競技場，轉變為足球場，那里上演著不擇手段、以勝利為唯一追求目標的沖突式競爭，只要球員遵守了一些表面規則，以平等競爭和某一條法規的片段解讀為借口，欺詐、虛偽、諷刺甚至背叛都可以一一登臺”.所以也不奇怪，為何古里奧尼斯如此尖刻地認為，現代體育sport,或“αθλοπαδια”是以古希臘體育之名，行游戲之實。而正是因為這種源于古希臘游戲的現代體育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古希臘體育運動“完美”品格的“超越”品格。在這一游戲過程中，人的自我無比膨脹，人的身體不再與世界、宇宙、群體成為一個整體，而以自我的一個附件存在著。
2.2 現代體育“超越”品格的現代詮釋
秉承著古里奧尼斯對“現代體育”的解讀，雖然言辭有幾許悲觀主義的色彩，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析古希臘體育與現代體育之間的差異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提示了在古希臘游戲傳統中身體個人主義逐漸繁盛這一思維徑路。而在挖掘了現代體育的古希臘根源后，在現代性的層面上對現代體育的超越內涵進行詮釋也是展開分析的一個必要途徑。
（1）個體---“超越”群體與身體
如前所述，在盛行身體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中，個體與群體相割裂，身體與個體相割裂，身體是一種生理性的肉體，是個體的附件，而個體自我卻在本體論上成為人之為人、個體之為個體的關鍵。維加雷洛和埃利亞斯現代體育中存在的對本土性的超越和體育中對暴力的控制即印證了這一點。
作為人類學的研究，維加雷洛首先引入的是20世紀初世界杯的創辦給足球帶來的震動。因為在當時，“對于英國人來說，只有國粹---本國的郊區和綠茵才是真正的足球運動，只有足球故鄉創立的一絲不茍的技術和戰術規則才是最終的足球模式”,但是“世界杯足球賽粉碎了這一體育地區觀，粉碎了這種嚴格的地理歸屬性，世界杯議案忽略了甚至破壞了這種鄉土運動方式。體育要建立自我的普遍性和跨民族交流的體制”.由此可見，地域和民族傳統這種群體性因素已經不再是現代體育的要素，現代體育所追求的國際化發展也正是在這種超越的基礎之上，現代體育中的個體不是屬于某個地區、某個民族的個體，而更多的是一種普世性的個體。雖然毫無疑問，現代體育比賽中的運動員往往代表某個國家、某個地區、某個民族，但是這種民族性、地區性已經不同于傳統社會中身體、個體、社會、群體緊緊綁縛的群體性，而是一種在國際化、普世化意義上的民族性、地區性，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種國際競爭。由此可見，個體在此層面上超越了“群體”.
作為社會學家的埃利亞斯是為數不多將體育作為研究對象的著名社會學家之一，他比較了現代摔跤運動和古奧運會中的暴力成分，發現現代摔跤運動對身體暴力有著嚴格的控制，且不說這項運動有著“高度的組織性和規范性”,同時在具體的比賽中“掐扼或半掐扼，或在一定情況下的雙方互相反夾都是屬于在自由摔跤中的違規行為，用拳頭、腳和頭去擊打都是被禁止的，雙方運動員的接觸扭打，不能超過9分鐘，并且是被分為三段，每段為三分鐘，每段中間都有兩次暫停，同時這些都是被一個裁判員、三個評判和一個計時員來控制”.但是在古代奧運會來說，就有較大的不同，“選手可以使用身體的任何部分進行搏斗，包括手、肘、膝蓋、脖子和頭：在斯巴達，他們還使用腳。角斗士們還會去挖對方的眼睛……如果一個人成功將對方絆倒在地，那么他會自動的坐在對手的身上，然后擊打他的頭部，面部或耳朵。.....人們從來不會說這些選手是非常野蠻的，即便他們帶有非?？膳碌膫?，死亡也并不罕見”.乍然一看，覺得這是一種文明的象征，暴力和流血在現代體育中被拒斥，但是維加雷洛卻人問這種對“運動本能的粗暴和攻擊行為”的削弱和制止卻是“見證了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重大決裂。它（現代社會：筆者）更重視個人的價值和獨立性，倡導個人隱私和關注個人”“個人對自身的思考產生了變化，更加追求愜意、安全和自身發展，更加渴望最大限度的實現個人價值。傳統的依附關系---人與人之間、群體凝聚力之間---產生了變動。人體接觸不再那么直接，而是拉開了距離。其中，身體被更多的看成個人所屬，是不可侵犯的”,足見在現代體育中，個體在此層面上超越了身體。
（2）體育技術---“超越”體育技藝
在現代體育的身體個人主義色彩中，自我從身體中脫離出來，不僅僅造成了個體對身體和群體的超越，同時也造就了體育技術從體育技藝中脫離出來，甚至超越了技藝而存在。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技藝是將作為質料和題材的東西”改變成“作為一種存在物而存在”的知識,法國人類學家莫斯認為“我們稱之為‘技藝’的行為和活動的整體，一般來說其大部分都是手工的。這個整體是被組織起來的，傳統的，通過協作達成共識的物理的、化學的或者有機的目的”,比如航海家、醫生、建筑師。而運動員就是將自己的身體作為一種質料，運用訓練的技藝等手工的手段將其改變為適合競技這一題材的存在。而“從工業時代以來，手工制作活動走向衰落”,技藝中的技術和藝術走向了分裂，“技術則同成批生產產品的操勞的機器操作活動聯系起來”,莫斯將其認為是一種“工具技術”,更多地指向那些“現代的、復雜的、精巧的、基于知識的可觀現象”.
而在當前技術一詞已經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概念，在現代體育運動中體育技術也成為了一個制勝的因素之一。但是在現代體育中，技術也有著概念層面上的困擾，運動員和教練員本身既可以擁有諸如“起跑技術”“后蹬跑技術”等技術，但是同時也可以受到生物化學等科學技術的影響，在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這種形式的技術的影響也日益增加，所以首先這里要做一個在概念層面上的澄清。諸如“起跑技術”“后蹬跑技術”等提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舊一種身體的技藝，按照莫斯的理解，以“體育藝術”為代表的身體技藝，仍然集結著“集體與個人的實踐的理性”,可以說是一種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技藝”的遺存。但是后者，在現代體育中存在的科學技術手段則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種工具技術的表現。但是在現代體育日漸繁盛的今天，這一工具技術已經逐漸超越了身體技術，雖然我們絲毫不能否認科學技術手段為體育技藝的提高帶來很多的正面的效果，但是其消極效果仍然是不可否認。古里奧尼斯就尖銳批評了這種工具理性帶來了追求數字性紀錄的思想，在技術作用下的違禁藥物成為了絕佳手段，而人的身體卻在這種科技撕裂般的作用下被拋在一邊,按照維加雷洛的說法，“興奮劑似乎是一些最平凡和最日常做法的延續。在弘揚個人主義的社會，不少演員就認為可以無限度的改變自己的身體，根除原有的體征”.同樣維加雷洛也發現“體育技術挑戰了原有的體育表演形式”,進而“扮演了決定性作用”.他較為系統的闡述了體育技術在現代體育中的應用，從最為簡單原始的自行車變速器，到今日即便一個普通學生都耳熟能詳的跑鞋氣囊、減震器，直至媒體技術對體育比賽的改變，發現技術已經日益讓身體的技藝在體育中退隱，而心智的力量正在逐漸侵占。所以，國內有學者會驚呼，體育中的“技不如人”,在實質上是“科技不如人”.
可見，隨著身體個人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繁盛，個體與身體割裂之后，個體的最佳代表---心智，所形成的體育技術已經超越了體育中身體的技藝，成為一種現代體育的主導。
（3）“優秀”---“超越”人類極限
現代體育追求“優秀”,是有別于古希臘體育中對“完美”的追求?，F代體育運動更多的關注了個體的運動成績，鼓勵個人對自身極限的超越，從而形成人的優秀。法國學者Queval認為現代體育的“優秀”有著三個先決條件。首先便是對“優秀”是基于“比賽結果的公開、客觀的評價”和“對個體表現永不滿足的主觀性評價”相結合。對于這一點，有現代體育比賽體驗的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體育比賽中的優秀運動員，他的比賽結果一定是需要公開向所有人展示的，有著客觀標準的評價，但是他一定是抱有一種超越原有紀錄和成績的主觀心態去參與，否則也稱不上優秀二字。其次，現代體育中的優秀更是一種“表現”的優秀，但是這種“表現”的優秀并不非常在意過程，而在意是否“產生了成績”,是否“完成了壯舉”,沒有結果的過程是不被認可的，在其中深深蘊涵了現代社會才有的“進步的線性邏輯”.Queval將“進步的線性邏輯”認作為“優秀”的第三個先決條件，而這種“進步的線性邏輯”是來自于蘊涵在現代史觀中的一種意識形態，即強調了歷史是單線性向上的發展。在“進步的線性邏輯”下，現代體育對“優秀”的定義便是超越前人或自己的紀錄、水平。在這種“優秀”的意識下，現代體育就會自然而然的崇尚“更快、更高、更強”的口號，任何人類極限在客觀和主觀上都是被挑戰，都是值得藐視的。
3、結論：哲學人類學追問下的體育中的身體研究
通過對古希臘體育運動中蘊涵的“完美”品格、中世紀體育運動的過渡性以及現代體育中“超越”品格的現代詮釋，可以挖掘出在現代體育中深藏的古希臘游戲傳統，由此梳理出在身體整體論到身體個人主義流變的過程中古希臘體育運動傳統的旁落和游戲傳統的保留。誠然，這一說法是一家之言，對現代體育“超越”品格的解釋，對古希臘體育運動傳統的發揚仍在眾說紛紜之中，本文的研究意旨在解析這條發展路線的同時，凸顯一條哲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解析體育中身體問題中的應用及其反思價值。
隨著在社會學、人類學與哲學現象學中對人類身體進行的重釋，各個學科都已經開展了積極的探討，體育學科也不甘人后，身體問題儼然成為了體育哲學、體育社會學和體育人類學中炙手可熱的一個議題，但其研究現狀仍處于莫衷一是的情況。如何在體育運動中更為清晰地理解人類身體，體育哲學的探討是首當其沖的，而如何定位人類身體，則是其中重中之重。在當代中國，在體育領域中，以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重釋主要呈現出以下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本體化視角，即將身體視為一個實體性本體，如肉體，體育運動便是在這種肉體層面上的身體的行為,或將身體視為一種關系性本體，在體育運動中，身體實現了社會的價值模式、人對自然的理解等關系的融合，其中也不乏身心一元論的觀點,這種本體化視角的特點就是無論將身體認為是一種實體或者一種關系，都是亙古不變的，這一觀點是明顯不符合哲學人類學對知識變遷的理解，也不符合人類知識存在著歷史演進，交相辯難的特征；第二種是人類學、社會學視角，其主要的思想來源是?？碌群蟋F代解構主義學者的思想，尤其是其中對身體概念的解構，認為人們對身體的理解是來自于社會權力。這一觀念落在體育之中，表現為多關注在體育內涵變遷的過程之中，身體是如何被理解和解析的.在這里值得反思的是第二種人類學、社會學視角，從表面上看，它們也試圖解構、質疑原有的知識，在歷史的過程中去剖析身體的概念，已有了哲學人類學的色彩。但是在國內的人類學、社會學維度中有著濃重宏觀色彩，大多是大跨度、高屋建瓴的方式，動輒從古希臘談起直至現代體育，動輒涵蓋體育之本質內涵，以一種“界限清晰的政治有機體”的“群體生活”方式來看待體育，繼而分析其中的身體概念內涵。但是根據現代人類學家莫斯對“技藝”的分析，體育運動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清晰邊界的社會現象”,并不是“那么嚴格地歸屬于確定的社會有機體”,不同時代、民族、社會的體育運動形式“通常都處在一個整合的體系中并相互關聯”.推廣莫斯的理論到體育之中，可以認為體育是一種“體育文明”,大跨度的邏輯分析方法并不能全面地分析體育運動中的身體問題，而微觀的問題式研究卻是更為值得發揚。
所以，以哲學人類學的方式追問體育中的身體問題，不能單純以大的文明進程的方式來進行歸納，也很難得出其中清晰明確的邏輯變遷過程，而應該以問題統攝的方式，從某一個特定的問題出發，剖析其中牽扯的、相互關聯的社會事實，從問題角度出發構建一個社會觀念演進的歷史。如果說本文在哲學人類學追問的維度下有所嘗試的話，便是以現代體育中“超越”品格為出發點，剖析其中存在的多種社會事實，由此引發對本體化的身體概念的質疑，梳理出從古希臘到現代體育中存在的身體整體論到身體個人主義這條變遷之路，凸顯出針對身體的一種社會觀念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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