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全球各地，從相對溫和的集會游行、請愿示威活動，到形式極端的戰爭沖突、流血事件、恐怖主義行動等，規模不等、形式各樣的社會沖突為世界和平主義的構建設置了重重阻礙，沖突問題也成為了自 20 世紀以來西方心理學界經久不衰的話題。在此研究背景下，對集群行為的研究應運而生。集群行為似乎貫穿人類社會的始終，當存在個體無法實現的需要集體合作才能獲取的利益問題 時 ， 集 群 行 動 便 會 出 現 。 Wright,Taylor 和Moghaddam（1990）對集群行為進行定義，認為集群行為有兩大鮮明特征：一為群體性，二為目的性。所謂群體性，顧名思義，整個行動以群體的姿態出現，表明的并非個體而是所有成員的一致性態度與立場；而所謂的目的性，即集群并非毫無緣由的，而是旨在維護或者提升所屬群體的利益。而正是因為集群行為的群體性特征，使得集群成員產生去個性化現象: 由于匿名性和責任分散等機制的存在，個體放松了對自身行為的監察力度，從而以反規則的方式來參與行動，而這恰恰為進一步的沖突與騷亂事件埋下了伏筆，因此，集群行為的預警與控制對社會治安而言至關重要。
我國學者已經對目前集群行為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整理，涉及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多類學科。在心理學的相關綜述類文獻中，對集群行為出現的前因變量進行了詳實的總結與概括：群體認同、群體效能感、群體憤怒、相對剝奪感、不公正感等均被視為促使人們產生集群意愿的重要變量。
然而這些變量都僅僅是集群行為發生前的準備狀態，卻少有對集群過程本身，如集群規模的形成與擴大、集群行為中個體行為特征的分析等進行進行綜合探討。近年來，國內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與日劇增，與小規模的群體事件相比，大規模群體事件容易引發社會失控，進而引起大規模的社會騷亂，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因此，對集群規模的形成與擴大機制進行探討無疑對社會治安管理提供了借鑒性的理論依據。本文試圖從調節定向理論、閥限理論、調節匹配理論及精細化的社會認同模型入手，對集群規模的形成與擴充予以淺析。
1.一般集群規模的形成與擴大
1.1 初始規模的形成
調節定向理論（regulatory focus theory）是 Hig-gins 在 1997 所提出的經典動機理論。所謂的調節定向，其實就是個體為了實現目標而進行自我調節的過程中會表現出的調節方式。Higgins 認為，個體為了達到特定目標會進行自我調節，即：努力改變或控制自己的思想與反應。Higgins 指出，由于教養者教養習慣以及個人經驗的差異，導致不同的個體持有不同的自我調節方式：一種為促進定向，持有促進定向的個體對積極的結果（獎勵）更為敏感，因此會更多地關注發展以及如何實現相關目標的需要，強調的是理想狀態；另外一種是防御定向，與促進定向的個體相反，持有此種調節定向的個體對消極的結果（懲罰）更為敏感，更加關注自我安全以及怎樣規避自我損失的需要（Higgins, 1997）。由于極少考慮消極消極結果，強調理想狀態，因此，相對于防御型定向的個體而言，促進型定向的個體行為更加激進、積極，相當于集群行為中的激進者；而由于過分關注自我安全、規避消極結果，防御型定向的個體相對而言則更為保守、穩重，相當于集群行為中的保守者。
當群體利益受到侵害，并試圖通過集群行為來進行群體的利益訴求時，促進定向的認知及行為特點決定了其在最早通常扮演著集群行為的發起者及倡導者的角色，也就是說，在最初的發起規模中（例如，10 人以下的小規模示威活動）通常以提升型定向的個體為主。而防御定向的個體，由于過多地考慮集群行為帶來的消極后果，例如“參與集群行為究竟是否能解決當前問題”（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等，因此，應該極少或者不會選擇在集群行為的發起之初就參與進來。當然，此處的結論完全是在集群行為遵從個人意愿的前提下得出的，任何帶有懲罰或獎賞性質的強迫性集群行為不在探討的范圍之內。
1.2 集群規模的擴大
當少數提升定向的個體形成初始規模后，集群規模需要進一步的擴大。Granovetter（1978）認為，個體對于是否參與集群行為的收益—支出的權衡并不僅僅取決于自身，關鍵在于在這之前，有多少成員已經參與到此次集群活動中。足以吸引并決定個體參與到集群行為中的既有成員數量就是所謂的“閥限值”。每個個體的閥限值有所不同，然而概括來看，行為激進的利益相關個體的閥限值高，而行為保守的個體閥限值低（Macy，1991）。結合 Higgins 所提出的自我調節定向理論，我們可以將行為激進的利益相關者視為提升定向的個體，將行為保守的利益相關者視為防御定向的個體。由于持有提升定向的個體閥限值低，因此當集群規模還較小時（如只有少數志同道合者參加），就會令那些起初并沒有參與到集群行為中來的提升定向的個體（激進分子）的參與意向大為增加，從而吸引更多的參與者。當原有的集群規模因激進分子的參與而不斷增大時，這時集群行動已經完成了其第一階段的人員擴充工作。
在經歷過第一輪的人員擴充后，集群行為已有相當規模。根據閥限效應的進一步解釋，雖然行為保守的防御定向個體的閥限值較高，然而隨著閥限值較低的激進分子的不斷加入，使得群體的規模不斷擴大，而集群規模的不斷累計最終會達到保守分子的高閥限值，促使更多的保守分子也加入到原有的集群隊伍中來。與規模較小時的狀況不同，較大的集群規模不僅僅吸引防御定向的個體（保守分子）加入，同時，提升定向的個體（激進分子）也在源源不斷地匯入群體中，從而形成了所謂的“連鎖效應”，集群隊伍空前壯大。
然而綜合實際狀況來看，根據閥限效應對集群規模的擴大進行解釋無疑是理想化的，因為在集群規模不斷累加的過程當中，也有不少行為保守的防御型定向的個體選擇在集群行為的小規模時期就積極地參與到行動中來，為隊伍的擴充做出貢獻。Van Stekelenburg 等人（2009）在研究也發現，當集群行為采用提升型的動員話語風格時（如：為爭取更高的群體地位而參與到行動之中），吸引了更多的提升定向的個體參與行動；反之，當集群行為采用防御型的動員話語風格時（如：為保障現有的權益，維護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卻吸引了更多防御定向的個體參與行動。這就是所謂的調節匹配理論：即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如果當前任務情境中的信息線索支持已有的調節定向時，會產生一種調節性匹配，而這種調節性的匹配會激發個體的行為動機，這對個體的決策、任務績效、評價態度以及情緒體驗等產生廣泛影響。也就是說，群體成員除了會受到已有參與人員的吸引外，還會受到其他相關信息線索（如發動者對集群行為進行動員的話語風格）的影響。
可以說，閥限效應的解釋并非是絕對的。如果說閥限效應有助于從宏觀的角度理解集群規模的形成與擴大的話，那么調節匹配理論以及其它有待挖掘的心理機制將有助于從微觀層面對集群規模的不斷累加進行解讀。例如，某些防御定向個體由于其顧慮較多、行為保守，在人數較少的時候并不傾向于冒險參加仍未達到其理想中規模的集群行為，然而，由于行為的發動者運用防御定向的個體采用了防御型風格的動員話語對其進行動員，那么，這些防御型定向的也可能在仍未達到理想閥限值的情況下選擇參與到集群行為中來，促進集群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當然，這只是我們假設性的推理。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并不能證明已有集群規模與其他情境因素存在交互作用，但在對集群規模的擴大進行理解時，也不能否認其他作用機制與閥限效應的共同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對閥限效應所無法解釋的特殊情況進行全面的理解。
將閥限效應與調節匹配綜合起來進行描述如下：集群行為的初始規模中，以提升定向的個體為主，這是其個體特征所決定的；在集群規模擴大的第二階段，既有提升定向的個體參與，也有防御定向的個體參與，而此時，提升定向參與可能是閥限值效應或者發動者的情境動員效應，而防御定向的參與僅有可能是情境動員效應；在集群規模的第三階段，提升定向的個體與防御定向的個體都會參與其中，兩者的參與都有可能是因為閥限效應或者情境動員。（如圖 1 所示）【圖1】
2.外群體成員在集群規模擴大中的作用
以上所提到的群體規模只涉及到了利益相關群體。而在實際的集群行為當中，還有一部分外群體相關成員或者非利益相關群體的成員參與到集群行為中來。這一現象在“球迷騷亂”事件中較為常見：即外群體成員也參與到集群行為中來，使原本的較小規模的集群行為瞬間擴展為數千人的較大規模的集群行動。也就是說，除了利益群體自身規模的擴大外，外群體成員的加入也會提升已有集群行為的集群規模。精細化的社會認同模型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該理論認為，應該從動態的角度將社會認同與行為聯系起來，以類別化為基礎的群體認同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產生形式及內容上的變化，原本不屬于同一群體的成員，在某種情境的催化下（即面臨共同命運時），會重新定義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并令最初異質的群體最終形成一個持有共同社會認同的新群體。
例如，“球迷騷亂”事件中，A 國球迷與警察發生爭執或沖突，此時 A 國球迷試圖采取集群方式表達立場、維護權利，然而由于警察對于所有國家的球迷均采取同樣的應對措施，那么此時其他國家的球迷與 A 國面臨了同樣的處境，這導致原本保持中立態度的他國球迷與 A 國球迷團結一致，參與到他們的隊伍中來，并與他們形成了持有共同社會認同的新群體，原有的集群規模瞬間擴大。
與閥限效應下逐漸形成的群體規模不同，因群體認同的動態變化而導致的集群規模的擴大是瞬間完成、毫無過渡的。
3.集群規模形成與擴大的啟示
3.1 及時控制群體規模
由于一般集群規模的形成與擴大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因此，在集群行為發生的早期（即群體規模較小的情況下），就應當采取積極的措施進行管制，控制人數的進一步增加，從而防止集群人數累積而產生的“連鎖效應”，避免難以管制的大規模的集群行為的發生。正所謂“擒賊先擒王”，及時對集群隊伍中的行為激進分子進行懲罰和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集群規模的擴大和沖突的進一步升級。
3.2 避免煽動效應
即在對集群行為進行管制時，應警惕集群行為的倡導者對不同類型的群體成員進行煽動：如，以提升型風格的話語對提升型個體進行動員，以防御型風格的話語對防御型個體進行動員。當然，警務人員也可以針對不同類型群體成員的特點進行反煽動，從而降低群體規模：對提升型定向的個體而言，可以通過提供積極結果的方式來降低其行為動機（如，向不參加集群行為的提升型個體預期積極性的結果）；而對防御型定向的個體則通過施加消極結果的方式來降低其集群意向（如：向參加集群行為的防御型個體預期懲罰性的后果）。
3.3 改善執法方式
治安管理人員在對集群行為進行管控的時候，應該注意其執法方式。一方面，對直接參與群體和非直接參與群體進行區別對待，避免非利益相關群體參與到已有的集群規模中來，使集群規模瞬間擴大，加大執法管制的難度；另一方面，如果在已有的集群成員中只有部分暴徒試圖升級沖突或發動進一步的騷亂，那么，警方應該只對直接參與者采用相對高壓的治理方式，而對于其他成員則采取相對溫和、克制的執法方式，防止集群行為升級為更嚴重的群體暴力事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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