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對 2008 年癌癥發病和死亡人數統計分析,乳腺癌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1]。乳腺癌患者作為社會特殊人群擁有較低的社會地位,其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更低[2]。當已婚女性被診斷為乳腺癌時,疾病會影響到所有的家庭成員,特別是患者配偶。研究結果表明,乳腺癌患者從被診斷到后期存活期間對夫妻關系有重要影響[3]。因此,需要將癌癥這一概念擴展為一個 “家庭疾病”,需特別關注癌癥患者配偶這一特殊且常受忽略群體的經歷[4],并重視乳腺癌對夫妻關系的影響。本文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就夫妻雙方對乳腺癌疾病不同反應進行探討,并分析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
1 相關概念
1. 1 反應 從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反應是指動物所做出的一系列活動,是永遠及時的跟隨著刺激而呈現的[5]。行為主義創始人約翰·華生 \\( John Watson\\)對反應做了非常具體的描述與分類。根據反應能否直接觀察到,將其分為外顯反應和內隱反應。外顯反應是指可直接觀察到的身體外部活動; 內隱反應是指借助儀器記錄才可以觀察到的身體內部變化。根據反應的發生是否為練習得到的,將其分為習慣反應和遺傳反應。習慣反應是指個體后天由條件作用而形成的各種行為活動模式,常表現為日常形成的各種習慣; 遺傳反應是指個體在未形成或未經條件作用之前而固有的一切先天性活動。綜合兩種標準可以把反應分為外顯習慣反應、外顯遺傳反應、內隱習慣反應、內隱遺傳反應。
1. 2 社會心理學 戴維·邁爾斯 \\( David G. Myers\\) 認為社會心理學就是對人們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響他人,又如何互相關聯的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學科。這是一門研究周圍情境力量的科學,尤其是關注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響他人。是一門研究社會思維、社會影響和社會關系三類問題的學科[6]。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心理?,F代學科大辭典中所解釋的社會心理是指個體或群體對社會活動、社會交際、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所形成的認知、印象、判斷、觀念、態度和情感等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社會心理學研究不僅包括個性心理現象,還包括共性心理現象。兩者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構成社會心理的統一整體。對于乳腺癌,不僅是患者的個人問題,也是給整個家庭乃至社會帶來不同程度影響的社會問題。對乳腺癌夫妻進行社會心理學研究,即觀察患者被診斷為乳腺癌后,夫妻雙方看待這個事件的態度和想法,癌癥會給雙方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以及夫妻之間是如何共同應對的。
2 對疾病反應的差異
2. 1 心理體驗 相關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乳房切除后最關注的是乳房的缺失,而不是其得了癌癥這一事實。相比而言,配偶相比患者自身更關注患者的未來情況[4,7]。Cebeci 等[8]將乳腺癌患者應對疾病的體驗概括為需求、應對失去和改變。需求表現為獲得配偶和家庭成員關注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以及獲得和分享信息的需要; 應對失去主要為乳房和頭發的失去; 改變包括改變正常生活、改變自我認知、改變對健康價值的認知和對生存的渴望。張慧等[9]將乳腺癌患者康復過程中的真實體驗歸納為: 消極情緒、家庭角色的改變、消極的應對方式、康復信息的需求、醫療費用負擔過重、生命價值的體驗 6 個方面。特別是對于乳房缺失這一事實,蔡雁等[10]研究表明,乳腺癌切除術后乳房缺失患者會發生自我概念的改變、強烈的不確定感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改變。對于有關癌癥患者配偶的心理體驗調查表示,癌癥患者配偶在患病過程中的心理體驗表現為確診初期有恐懼、悲傷、沮喪、不知所措和獲得信息的強烈愿望,經過患者短期的治療和適應后配偶心情逐漸平穩,其次表現為患者治療過程中其感到巨大的壓力,包括對疾病的不確定感、經濟壓力、精力和體力不支、被當作發泄的對象等,最后癌癥患者配偶還會發生社會適應能力的改變[11]。Hilton 等[12]研究顯示,應對妻子患乳腺癌以及化療,丈夫的體驗主要包括圍繞妻子的疾病、照顧以及家庭生活現狀。
綜上所述,被診斷為乳腺癌后,患者和配偶經歷不同體驗。乳腺癌患者更注重疾病帶來的身體形象、心理狀態的改變以及滿足自身需求的強烈愿望?;颊咚枷牒托袨榫宰陨頌槌霭l點,較少顧及家庭成員和社會其他方面。而對于乳腺癌患者配偶,除了遭受疾病帶來的自身情緒反應外,更多的是考慮患病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的感受以及家庭重建以維持家庭現狀等。
2. 2 應對措施 不同性別和社會角色對乳腺癌的應對方式和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Badr[13]在慢性病夫妻關系應對方式的性別分析中發現,當夫妻中妻子患病,女性患者更多地采取回避的應對方式以及防護緩沖,但很少尋求支持。丈夫和妻子根據其是否健康,在主動參與、方法應對以及防護緩沖的使用上有所不同。在面臨疾病時,丈夫和妻子可能使用不同的應對策略,男性表現出更多的人際互動,而女性更偏向于個人自我內在的處理方式。有關個人人際關系的研究表明,丈夫更可能在感知到人際問題時運用關系導向行為[14]。所以當丈夫將疾病看做對人際關系的一個潛在的威脅時更可能會積極主動參與應對,對于乳腺癌來說亦是如此。Lopez等[15]在調查研究患病 1 年后的乳腺癌患者和照顧者所經歷相關認知、生理和心理影響中,得出特定社會性別觀念妨礙男性照顧者的自我支持。男性獨特的處理方式如事件最小化、專注于工作、獨自承受壓力等因素使其在癌癥斗爭史上作為擁有獨自需求的群體未受到關注,男性所存在的憂慮和挑戰也不同于女性照顧者。在應對措施和策略上,患者的心理抑郁和問題集中型應對得分要比配偶高,表明乳腺癌患者運用針對問題的應對策略比其配偶要多。在承受強大的心理抑郁時,配偶試圖用積極的方式應對不良情況?;颊卟扇∏榫w集中型應對措施包括公開討論、逃避、宗教信仰和積極擺脫抑郁行為策略,這與患者的抑郁情緒和較差適應度高度相關,而配偶的集中應對措施和抑郁情況與患者相關[16]。但是Bigatti 等[17]認為乳腺癌患者配偶的抑郁測試得分相對于患者要高,而問題集中型應對的使用得分要低。逃避應對策略作為乳腺癌患者配偶社會支持和抑郁的調節器,因為低社會支持與無效應對和抑郁有關,其發生對乳腺癌患者配偶特別不利。在患者配偶中,只有通過應對時,社會支持才會與抑郁相關。
2. 3 社會支持 Holland 等[18]認為社會支持是個體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徑與他人或群體接觸,并獲得信息、安慰及保證。乳腺癌夫妻對社會支持的認知、尋求方式、來源和獲取量存在差異。Baider 等[19]認為性別差異與成人角色期望以及責任等均由社會化造成,由于受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丈夫和妻子對社會支持和婚姻滿意度的感知有所不同。Maunsell 等[20]研究表明,根據知己使用的相對差異,乳腺癌診斷時以及診斷后各個時期,配偶相比其妻子而言更少訴有知己使用,39% ~57% 的乳腺癌患者配偶在任意時刻較少知己使用,這表明患者和其配偶可能具有不同的尋求支持行為方式。
Hasson - Ohayon 等[21]調查了不同支持因素 \\( 配偶、家庭、朋友、宗教信仰\\) 的感知對晚期乳腺癌患者和其配偶經歷心理悲痛的影響?;颊吆团渑季鶇R報了相類似程度的配偶支持,但是配偶從家庭和朋友處獲得的支持程度要低。對于患者而言,家庭支持是患者免于心理悲痛的最重要支持來源; 然而對于男性配偶,來自朋友的支持最重要。對于社會支持獲取量而言,癌癥患者表示比配偶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并且對支持更容易感到滿意。社會支持量表顯示丈夫比妻子對社會支持更容易適應[21 -22]。
2. 4 情緒反應 情緒反應可能與患者遭受疾病相關癥狀有關,相關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比其配偶更容易情緒低落,身體功能和社會功能更低[23]。目前關于乳腺癌夫妻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特別是與心理抑郁相關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觀點。Ben - Zur 等[16]的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患者的抑郁比其配偶更嚴重。而 Bigatti等[17]、Baider 等[19]、Altschuler[24]認為乳腺癌患者配偶的抑郁測試得分高于患者。由于配偶所面臨的負擔包括對患者提供照顧和支持、經濟困難、家庭日常生活的改變、社交娛樂活動的中斷,導致配偶不能應對其自身情感抑郁和對疾病的不確定感。諸多方面的壓力導致健康配偶存在更大的心理抑郁和身體障礙。Hasson - Ohayon等[21]調查了感知不同因素 \\( 配偶、家庭、朋友、宗教信仰\\) 的支持對晚期乳腺癌患者和其配偶經歷心理悲痛的影響,結果表明配偶比患者承受更多的心理悲痛 \\( 總體的、抑郁、焦慮\\) 。相關研究表明,普遍積極雙向應對對患者與配偶癌癥相關悲傷的影響不同,配偶對悲傷的經歷程度稍低,患者對悲傷的經歷程度稍高[25]。有關焦慮的調查研究顯示,女性乳腺癌患者感到焦慮始終與其配偶相關,女性的焦慮只與其配偶的夫妻關系的感知有關。結構方程分析表明,雙方影響大部分是從配偶的焦慮到乳腺癌患者的焦慮,而配偶的焦慮還與女性的健康包括抑郁、疲勞癥狀和并發癥處理有關[26]。Manne等[27]分別從夫妻角度研究對同情心的感知相關影響因素,對于患者而言,對同情心的感知一部分受配偶坦露和親密關系結合的影響,但是自我坦露并不與同情心和親密關系相關。對于配偶而言,對同情心的感知受自我坦露和對配偶坦露的感知以及親密關系的感知等綜合影響。
3 差異產生的理論解釋
3. 1 生理和社會性別差異 除了基因導致的生理解剖差異,如性器官、荷爾蒙分泌差異,脂肪肌肉含量以及生長發育等方面存在不同,男性和女性在后天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加大了這種差異。Eagly 等[28]提出的生物與文化相互作用理論,認為生物影響、兒童期的社會化經歷等諸多不同因素,導致了男女性不同的社會分工。成年以后,通過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這種社會角色直接影響社會行為差異。從獨立性和聯系性來看,女性比男性更重視親密關系,女性更樂于接受更多別人的幫助,體驗更多與關系有關的情感,并努力協調自己與他人的關系。男性在社交時常關注任務以及與大群體的關系,而女性則更關注個人關系。因而女性乳腺癌患者更多的體驗到疾病給自己帶來的身體、心理改變以及與其相關需求。女性更善于發覺他人的情緒線索,因而在消極的情境下表現出更強的情緒反應,所以乳腺癌女性患者相對于男性配偶抑郁程度更嚴重。從社會支配性的角度分析,從男女不同的交流方式可反映出男性對獨立的關注更傾向于采取指示性的領導方式,而女性更注重關系,傾向于采取民主化的方式。不同性別會以不同的態度以及行為處理方式對待某一事物或事件,因此不同性別的人對于尋求支持行為方式也存在差異。
3. 2 認知的動機和風格存在性別差異 Dweck 等[29]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會表現出不同類型的成就動機。
成就動機指人們定義和設置目標的方式,特別是與本身的能力相關的假定目標。男性常采取掌控定向方式,設置能挑戰自我的目標,并以此提升其能力、理解力或對新經驗的掌控。當遇到障礙或困難時,這些人會堅持到底并在需要時也樂于付出更多的努力。相反,女性更傾向于形成無助定向類型,一般不會設置挑戰目標,在遇到困難時很容易放棄。因此在面對疾病時,女性更容易采取回避的應對方式,而男性更多的是主動參與,再加上疾病帶來的角色差異所產生的不同影響,解釋了女性患者在社會功能上低于男性配偶的原因以及性別不同在采取的應對方式和策略上存在差異。Belenky 等[30]認為女性對事物的認知是一種連續性認識過程,即通過自覺的意識過程來理解個體與事物、事件、人或概念之間的聯系,是一種感性的認識方式。而男性認識事物的風格不同,常采用分離型認識方式,力求客觀和嚴格,脫離物體、事件、人或概念而獨立存在,傾向于非人為的規則或標準取向,更加理智。所以乳腺癌女性患者在疾病體驗中,更關注的是疾病給自己帶來的變化和感受,更容易受情緒以及周圍事物的影響。因此,抑郁和情緒集中型應對要高于男性。而男性患者大多會對疾病及預后進行客觀而全面地評估,并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以減少或最大程度降低這種災難所帶來的損害。
3. 3 角色差異 升治·米德提出了角色理論,通過不斷[30]豐富該理論,發展成現代角色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的重要理論之一,依照人們所處的地位、身份,并根據人們對角色的理解、期望和要求以及對參與社會互動起作用的有關群體來解釋人的各種社會行為[31]。當妻子被診斷為乳腺癌后,夫妻雙方在角色扮演上分別新增了照顧者和患者這一角色。由于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對其角色期望不同,患者遭受疾病所帶來的更直觀的心理體驗,因此其思想與行為更多的表現出以自身為出發點?;颊咦鳛榧膊〉闹苯邮芎φ邚亩@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其次,家庭角色是在家庭群體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成員符合規范的行為模式。丈夫和妻子是兩個互相對應的角色伴侶,雖然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是對等的,但是由于受生產方式的制約、傳統規范的影響、家庭教養的熏陶以及生理差異的影響,導致夫妻家庭角色的性別差異的形成,從而社會要求夫或妻的行為規范不相同[32]。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治療后 1 年,其配偶角色緊張在社會領域有所緩解,但是在家庭領域更加明顯,有持續家庭角色緊張的乳腺癌患者配偶極有可能在其妻子后續治療中持續心理抑郁[33]。因此,對于乳腺癌患者家庭而言,配偶和患者在家庭中所擔任的夫妻角色差異以及家庭角色的改變 \\( 角色增強或角色減弱\\)影響其對疾病的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和情緒反應。最后,由于受生理、環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乳腺癌患者與其配偶在周圍環境中所擔任的社會性別 \\( Gender\\)角色也存在不同,女性在社會環境中表現為更少的攻擊性、更多關心他人、更敏感、依賴性強; 而男性則更獨立、控制欲強、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支配性[6]。
所以在心理體驗上女性表現出強烈的依賴性,而在應對方式和應對措施上,男性采取其獨特的處理方式積極主動應對疾病。
4 總結
總體來說,乳腺癌患者與配偶在心理體驗、應對措施、社會支持、情緒反應 4 個方面存在差異。由于存在生理和社會性別以及角色的差異,在對乳腺癌的心理體驗中,乳腺癌患者以自身為出發點,關注疾病給自己身體形象、心理狀況帶來的影響以及滿足自身需求的強烈愿望; 而配偶在受疾病帶來的心理影響的同時,更關注的是其給整個家庭所帶來的改變。從認知的動機和風格的性別差異來看,乳腺癌患者與配偶采取不同的應對方法和策略。乳腺癌患者以個人自我內在的處理方式應對疾病,對疾病采取回避的方式和較少尋求支持。而配偶更多地使用人際互動,運用關系導向行為積極主動參與和應對疾病。對于社會支持,乳腺癌患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要更多,來源更廣泛,家庭支持最重要; 而配偶較少訴有知己使用,其支持主要來源于朋友。在情緒反應上,乳腺癌患者比配偶經歷更大程度的抑郁、心理悲痛、悲傷、焦慮等。因此,應該認識到這些差異的存在并重視其分別對乳腺癌夫妻以及夫妻關系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深入研究這個領域,為分別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的干預措施和改善夫妻關系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