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此做出戰略部署。習近平主席在十二屆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指出：必須同心協力做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既要發揮國家主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發展格局；同時強調，軍隊要始終堅持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1].習主席的重要指示抓住了軍隊建設的根本規律，為推動國防建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從軍方的角度，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在做好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民事篇”的同時，更要牢記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牢牢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標準，緊緊圍繞“戰斗力建設”這個中心，讓軍民融合充分展現軍事效益，充分助推部隊戰斗力的生成、鞏固和提高。
1軍民融合必須緊緊圍繞“戰斗力建設”這個中心
縱觀國內外的軍民一體化實踐，考慮各國的產業基礎和戰略意圖，軍民融合的發展重心無非“用軍為民”和“用民為軍”.“用軍為民”,即通常理解的軍轉民，是以軍事技術的民用化為主要內容，主要目的是收獲前期軍事投資的民用租金，提高軍事投資效益。其轉化的主要途徑是市場力量，市場機制在軍事技術進入民用領域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武器裝備的政府規制特性，民事資金和技術進入軍工市場的“用民為軍”卻并非交由市場主導那么簡單。
考慮融合的主體特性和融合途徑的不同，以及我國國家安全形勢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迫切性，軍方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應以“用民為軍”為重點，努力完善軍民雙向運用的體制機制，充分收獲軍事效益。特別是武器裝備科研生產，在軍民融合方式手段上，可以引入民間力量，搞好軍民融合協同創新；在科研內容和力量投入上，還應主要服務于軍事目的，即使是具有軍民兩用屬性的裝備技術，在設計的初衷和投入的重點上仍應優先滿足軍用需求。
以美國國防高級研究項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為例，DARPA在眾多的前沿技術項目中取得了大量的技術進步，其中很多技術被市場證明有廣泛的民事應用前景。以激光為例，20世紀60年代DARPA（當時還被稱作ARPA）啟動了導彈防御體系項目，研發人員竭盡全力想要創造能夠攔截敵方核導彈的“光速武器”.盡管“光速武器”最終沒能被創造出來，但他們在激光技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技術突破。其中，最初為了導彈防御而研發的鹵素準分子激光，最終被廣泛應用于石版印刷集成電路和激光視力糾正手術中。全球最大的單孔徑望遠鏡，最初的研發目的是為了檢測彈道導彈重新進入北美上空大氣層時發出的無線信號，雖然DARPA這一研究沒能取得圓滿的成功，但單孔徑望遠鏡的純粹科學研究價值卻被證明是“美妙的副作用”和“不可思議的成就”.
DARPA還有很多項目，既取得了顯著的軍事應用價值，也產出巨大的民事應用效益，比如全球定位系統（GPS）、高清顯示技術（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等。令人遺憾的是，蘇聯解體后，DARPA善于創造民用效益的特性使得其研究重點發生轉移。
1993年，DARPA的名稱甚至被更改成ARPA,丟掉了“國防”的專屬，意圖把研發成果的民事應用放到與國防應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實現所謂的“軍民融合”.但是，這種所謂的“融合”是短暫的。ARPA于1996年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本初，復名為DARPA.
2001年擔任DARPA局長的托尼·特瑟認為，離開原來的純軍用路線去開發軍民兩用技術，盡管這類技術對民用 工 業 和 軍 事 工 業 都 大 有 裨 益，但 對 于DARPA來說，為了軍事技術的副產品-民用科技，而將其融入到軍事項目任務中，容易使研發人員產生“精神分裂”,這種一舉兩得的企圖是無意義的，是不符合美軍的戰斗力導向宗旨的。而且，軍民融合帶來的技術復雜性也會使得任務異常艱巨，美國國家航天飛機項目（又稱X-30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被設計成了一架全面融合的飛行器，既要成為航天飛機的替代載具，將衛星和航天員送上軌道，又要成為空軍轟炸機技術的制高點，還要成為地球點對點旅行的高超音速客運工具。最終結果是，它未能實現上述任何一項目標[2].在特瑟的領導下，DARPA重新回到了純粹的軍工運作軌道上，可以說，若沒有DARPA,美國就沒有今天領先的軍事高新技術。
2軍民融合的軍事效益與民用效益
DARPA的發展之路警示我們，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軍民融合發展，如果產出的僅僅是民用效益，即使民用效益再大，這種軍民融合也不是好的軍民融合；如果產出的民用效益較少，短期內甚至看不到大的民用收益，但能收獲非常大的軍事效益，那么這種軍民融合應該也是值得的。道理很簡單，尤其是對軍方而言，融合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有利于戰斗力建設，僅僅是“賺了錢”的向“民”轉化，這種轉化也必須以不犧牲戰斗力建設資源為前提，否則就是削弱了軍民融合的根本屬性。
如此，就會產生一個疑問：軍隊直接主動將技術或能力向民用轉化，通過市場獲得大量資本，然后將獲得資金再度投入技術研發升級，是否可以推動軍事技術更好更快地向前發展？這個問題涉及2個方面：
一方面是軍隊能不能經商或者說直接轉化自身技術生產民品的問題。中央軍委在20世紀末對此有明確規定，軍隊不能介入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軍隊必須吃“皇糧”.軍隊經商既分散了軍隊建設的資源和精力，也很容易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弊遠大于利。
另一方面，軍轉民帶來的轉化收益資金，也很難確保全部被投入到軍事技術的研發升級上去。
人都是理性的，軍人也不能例外。軍隊如果嘗到了民用轉化的“甜頭”后，就很容易產生“套牢效應”,縱然把民用轉化得來的部分收益轉入技術再研發，也很難保證會被用到軍事專用性較強的技術研發上。長此以往，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規制，“劣幣驅逐良幣”,軍隊發現搞兩用技術有利可圖，則會更多地將資源集中于此，而那些短期內看不到民用前景，或者本身就是軍事專用的一些技術則會被忽視。軍事技術民用化并沒有錯，問題是軍隊絕對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甚至丟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將自身工作的重心放在推進技術的軍轉民上。
以著名的“天河”超級計算機發展為例?！疤旌印奔夹g的研制單位國防科技大學是軍隊高新武器裝備研制的中堅力量，20世紀80年代建造的“銀河”億次巨型計算機為我國國防尖端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3].近年來，國防科技大學利用“銀河”超級計算機的國防科技優勢，在為國防服務的“銀河”系列的基礎上，將其成果輻射轉化成為國民經濟服務的“天河”系列，并相繼在天津、廣州等國家超算中心得到成功應用[4].“天河”超級計算機多次在世界超算榜上奪魁，考慮到我國快速發展的國民經濟社會需求，民用系列的“天河”當然還可以更上一層樓，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是，也要注意到，“銀河”到“天河”系列的轉型，其背景本身就是軍用需求得到基本滿足，軍隊總部沒有需求也沒有動力持續投入推動“銀河”升級，從而使得國家部委、地方政府成為了“天河”投資的主角[5].當然，短期來看，這是一種雙贏的軍民融合模式，既滿足了地方經濟社會需求，也為軍隊升級超算帶來了技術投資，增強了國防應用潛力。但如果著眼長遠，“天河”團隊是繼續以服務民用需求為主，還是通過融合發展為國防高科技鍛煉保留隊伍和力量，并進一步將這些高科技物力和人力資本投入部隊極缺的項目發展中去，是衡量超算的軍民融合發展模式是否成功的關鍵。過猶不及，過度的軍民融合對于軍隊自身來說，只會淡化戰斗力建設的標準，模糊戰斗力建設的焦點，分散戰斗力建設的資源。
3軍民融合必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
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國防預算逐漸下降，國防需求大大減少。為了維持那些日漸衰落的兵工廠，降低生產和競爭成本，美國國防工業出現了大面積的整合轉型[6].在此次整合狂潮中，國防企業有4條路可走：
①收購其他國防公司，在萎縮的市場上增大份額；②在保留國防業務的同時進行軍轉民，多樣化產品服務；③主動瘦身，出售部分子公司，將重點集中在優勢國防領域；④徹底退出國防市場。對于那些實行部分軍轉民的企業，由于軍民市場環境的顯著文化差異，尤其是在市場營銷方式、財務金融制度和工程設計理念等方面，國防企業跨界至商業領域的轉型策略被證明是困難且大部分是失敗的。據美國方面統計，軍轉民跨界經營的整體成功率（包括“軍轉民”和“民參軍”）平均約為35%（Paul Blumhardt對1973-1993年 的 數 據 考 察 顯 示，成 功 率 為32%[7];另外一項針對148家企業的調查數據顯示，成功率為36%[8]）；如果轉營方向與企業技術或能力優勢密切相關的話，成功率會有明顯升高，在70%左右[9].
由此可見，考慮軍地雙方固有特性的顯著差異，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必須審慎處理好政府、軍隊和市場的關系，既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又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決定作用。既不能一股腦、不分主次地推動彼此融入，消解本有的特色和優勢，走美國軍轉民成功率較低的失敗之路，更不能固步自封、自我循環地人為分割與壟斷發展，走軍民兩張皮、封閉僵化的老路。軍民融合在完善軍事服務的同時，其民用資源屬性完全應交由（國防）專利轉移轉化等市場機制，從而實現軍事的技術優勢和社會的市場營銷、企業管理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軍方理應利用市場的經濟手段，通過建立良好的軍品需求信息披露機制、完善競爭性采購體制機制，以及營造公平、公正的軍民市場競爭環境，引導民企進行軍民兩用研發創新投入，促進軍事采購和軍民企業的規范、快速發展[10].
當前，軍隊主管部門已經集中發布了關于簡化軍品市場準入程序、建立采購信息交互機制等12項推進“民參軍”的措施以及多項裝備采購需求，打開了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軍方大門[11].在積極把優勢民營企業“引進來”的同時，軍隊也積極鼓勵自身先進技術“走出去”,推動技術產出發揮經濟效益。在這個過程中，尤其要注意的是，軍方應加強戰略定力，要能穩坐釣魚臺，既不為經濟利益所惑，忘記為軍服務和戰斗力建設的根本，也不要自成體系、孤立發展，無視地方金融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落伍于經濟一體化和軍民融合發展的大潮流。
4結 束 語
正像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我國在武器裝備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克服長期建設中形成的機制障礙問題。這些障礙在軍地雙方都存在，而且具有嚴重的體制慣性，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藩籬。美國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國防科技工業轉型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對我國軍民融合深度轉型具有很好的警示和借鑒作用。軍地雙方如何在軍、民二者“效益”之間找到雙贏路徑，本文只是提供了初步探索和一方觀點，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和回答。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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