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便開始關注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的培育，面對新世紀的復雜國際戰略環境，加強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培育的要求日益迫切。為有效應對持續沖突時代的多樣化軍事行動，增強高級軍官的戰略領導素養，美軍通過制定法律法規，頒發條令條例，完善管理制度，強化職業軍事教育等途徑著力推動高級軍官的教育培訓、崗位任用、選拔評估等領域的改革。
一、美軍戰略領導力的主要構成要素
美軍認為，戰略領導者作為“領導的領導”，對于戰爭勝負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當前復雜多變的作戰環境中，高級軍官應具備良好的戰略思維素養，要具備戰略謀劃、戰略執行、戰略研判等高級領導能力。［1］9 －12; ［2］2 －10美軍對領導力層次的劃分。美軍認為，領導力是指為履行使命和提高部隊戰斗力，通過明確目的、提供方向和激發動力等方式影響他人的能力和過程。領導力可分為三個層次，即直接領導力、組織領導力和戰略領導力。直接領導力屬戰術層面的領導力，組織領導力屬戰役層面的領導力，而戰略領導力是最高級的領導力形態，是戰略功能和領導力功能的結合，是作為戰略家的領導者所具備的領導力的總和。美軍的資深校官、將官和同等級別的文職人員都屬于戰略領導層次，如軍種司令部、聯合司令部和國防部層次的軍職和文職領導等。
美軍戰略領導者的核心領導力。美軍提出三個方面的核心領導力，即實施領導、發展部隊和實現目標。實施領導包括領導他人、擴展影響力、以身作則及人際溝通等; 發展部隊包括營造良好環境、自我準備以及培養他人; 實現目標包括提供方向、指導和重點，制訂與實施計劃等。核心領導力適用于各個層次的領導者。每個層次的核心領導力要求也不盡相同。如直接領導提供任務目的，組織領導要提出長期目標，而戰略領導則需著眼未來勝利，倡導變革，并構建完整的體制。美軍強調，戰略領導者應當運用在實施直接領導和組織領導時掌握的核心領導力，進一步加以調整以適應戰略環境中更為復雜的現實。
美軍戰略領導力的主要構成。戰略領導者特別強調方向、愿景、戰略、激勵與整合等方面的領導能力，關注全局性、整體性、長遠性問題，以前瞻性、創新性、開放性為特征。美軍認為，在當今復雜的國際戰略環境中，戰略領導力包含如下五項核心要素:［2］40 －48一是提供遠景目標。戰略領導者是軍方、國防部和國家安全機構的最高層指揮，面對來自軍內外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其首要任務就是權衡眼前利益與長遠發展，為組織提供遠景目標，為組織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定下基調。應著眼全球性、區域性或國家的視角引導部隊的發展方向，提供有效的指導，設定清晰的遠景目標，給每位官兵提供終極意義上的目的、方向和動機，作為部隊制定具體目標和計劃的起點，評估工作進程的準繩。
二是塑造組織文化。戰略領導者通過戰略構想、政策、溝通、教育訓導及以身作則等方式塑造組織風氣，構建組織文化，增強組織凝聚力。確保軍人價值觀和“戰斗精神”始終作為組織文化的核心要素，運用組織文化來支持其戰略構想。通過設立制度、政策和規章，以及組織主導價值體系，完善軍隊的習俗與傳統。使組織文化適合未來環境要求并且基于其他領導者和成員共同認可的價值觀，使組織價值觀與戰略構想相一致，在組織內部廣為宣導并內化為組織成員的思想意識。
三是構建并影響各種關系。首先是構建并影響聯合、跨部門、多國及組織內部的各種關系，善于利用各種技巧達成共識，建立聯盟。發展和維持與其他軍種、國家及政府機構間的聯合及一體化關系; 其次是構建并影響國家層面的關系。戰略領導者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應對軍事組織與國家政策機構之間的關系，利用國內和國際參照體系來影響輿論，實現組織的任務和目標。
四是作為組織的代表。戰略領導者在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中代表組織，拓展戰略影響，構建戰略共識。如定期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成員進行溝通;在其他聯邦機構、媒體、當權者以及公眾面前充當組織的代言人; 構建并維持信息來源網絡，以了解并塑造環境。為此，戰略領導者必須熟悉國家文化、價值觀、各種利益以及政治、經濟、國家軍事力量等，熟悉制定國家安全目標，國家軍事戰略以及發展、部署和使用軍事力量的過程和程序。
五是引領和管理組織變革。面對新人員、新任務、新科技、新裝備以及新信息等復雜因素，戰略領導者要不斷倡導面向組織未來的扎實變革。戰略領導者應著眼長遠，以開拓革新的勇氣建設部隊。借助于廣泛的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手段等方面的知識儲備，依靠情報資源以及智囊網絡，集思廣益，共同謀劃，引領和管理組織變革。
二、美軍加強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培育的原因
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面臨日益不穩的國際安全環境，龐大的國防系統愈加不能適應預算趨緊、軍隊在全球范圍內收縮的現實。多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戰爭，使美軍軍官職業軍事教育時間銳減，軍官的戰略素養未能有效培育，難以為未來戰爭做好充分準備。因此，美軍亟須一支具備創新性和前瞻性思維的高級戰略領導隊伍，以有效懾止或打贏下一場戰爭。［3］319戰爭形態的變化要求美軍加強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培育。21 世紀的戰爭包括三種相互重疊的沖突形式: 一是硅戰爭，敵人擁有高技術武器和強大的戰斗力; 二是鐵戰爭，威脅來自于某個國家，越來越表現出混合戰樣式; 三是影子戰爭，利用無人機、特種部隊和情報活動應對全球非常規威脅。未來美軍將長期面對區域沖突、低強度戰爭、特種作戰以及反恐戰爭、平叛行動、穩定行動、重建行動等戰爭與非戰爭行動，這都涉及越來越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等非軍事因素。軍事和非軍事領域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迫切需要具備戰略領導力的高級軍官，他們不僅精通軍事，還擅長利用非軍事力量達成國家目標，以便在復雜多變的戰略環境中保持主動權，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
行動環境的多元化要求美軍重視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培育。美軍認為，未來幾十年將以持續沖突為特征，國家、地區和個體之間持久沖突，并越來越傾向于通過暴力來實現其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的目的。在這一“持續沖突的時代”，美軍將在史上最具道義模糊性與復雜性的環境下作戰。美軍當前的作戰環境、力量布局、戰場政治環境的復雜性以及聯合作戰的要求和執行任務的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美軍軍官越來越多地在聯合、跨部門和多國環境中實施行動，這就要求高級軍官要具備聯合、跨部門以及多國視野，能夠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要善于利用聯合、跨部門和多國資源，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取得行動的成功。因此，美軍亟須具備文化敏感性和地緣政治意識的戰略領導者。
管理方式的變革要求美軍高級軍官具備戰略管理才能。面對規模龐大、復雜的人事管理、采購和后勤體系，未來的高級軍官必須要成為管理龐大國防系統的專家。要擅長協調跨部門關系，在政治環境中游刃有余。未來十年，美軍將繼續面臨嚴峻的管理挑戰，包括預算自動削減、機關經費快速攀升，在部隊規模、戰備和裝備現代化之間難以平衡等問題。高級軍官要在預算和資源吃緊的情況下，運用創新性戰略思維，推動組織變革。因此，美軍亟須增強某些崗位高級軍官的金融管理、戰略思維、決策、溝通、人力資本控制等戰略管理能力。
三、美軍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培育路徑
多年的戰爭實踐使美軍認識到，僅僅取得戰術上的勝利并不能確保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要有效應對新的后現代安全環境，應著力培養創新型軍事人才，核心目標是領導力培養，而高級軍官的戰略領導力至關重要。為此，美軍構筑了以院校教育為主渠道的培育路徑，為高級軍官戰略領導力培養提供智力支持。［4］4 －12; ［5］8 －15; ［6］2 －21院校教育是美軍戰略領導力培育主渠道。美軍軍官院校教育包含初、中、高三層院校教育體系以及預任、初、中、高、將官等五個層次的職業軍事教育體系。高級軍官及將官的聯合職業軍事教育主要針對組織領導和戰略領導培養，其主體對象是中校、上校、將官等。經過多年的實踐，美軍院校教育已經形成了較完善的戰略領導力課程體系以及符合戰略領導者能力本位的培養模式，取得了較明顯的培養成效。針對戰略領導力培養，美軍院校教育主要有如下幾種做法: 一是構建科學的戰略領導力課程體系。美軍高級軍官院校教育以培養戰略家為主要目的，強調拓展學員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科技等視野，將批判性思維與創新思維運用于戰略決策。其重點是戰略教學，課程設置以戰略研究為主，重在分析影響安全戰略環境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因素，為高級軍官進行高層決策，承擔指揮與參謀工作做準備。對中校和上校側重進行軍事戰略和戰區戰略內容的教學，課程內容包括國家軍事能力和指揮體制、聯合作戰理論、戰役計劃以及戰區聯合與聯軍作戰等。對將官則主要進行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軍事戰略的教學。課程內容包括國家安全戰略，地緣戰略，國家力量手段，國家安全政策程序等。二是打造符合戰略領導者能力本位的培養模式。為符合戰略領導者能力本位需求，美軍為高級軍官量體裁衣，著力打造靈活多樣的培養模式。美軍軍種部、有國防部研究項目的地方大學、盟國防務院所以及防務智庫等聯合舉辦了各種將官和政府高管課程。比如與哈佛肯尼迪政 府 學 院 聯 合 舉 辦 的 黑 海 安 全 計 劃 課 程\\( BSSP\\) ，北約防務學院的北約將軍和大使班課程，英國防務學院的國際戰略領導力課程，華盛頓大學的國家與國際安全執行力課程，海軍部與北卡大學聯合舉辦的戰略思維課程等等，這些課程周期長短不同，相互競爭又各有特色，為將官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寬廣平臺。美軍高級軍官教育課程的實施方式也靈活多樣，主要通過研討、演習、模擬、參觀見學等實踐課程檢驗學習成果，鍛煉崗位能力。
完善的法規體系是美軍戰略領導力培育的制度保障。美軍建有完善的軍官人事管理法規體系，強調頂層設計，注重制度引導，通過系統和相互協調的手段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軍官領導力培養程序。注重通過統一的組織管理、嚴格的制度規范來培養高級軍官的戰略素養。一是法規體系。當前美軍的法規體系主要包括四部分: 國會頒布的涉及軍隊及其人事管理的一些基礎法規和制度，例如《美國法典》第10 篇第 36 章、《國防安全法》《國防授權法》《國防軍官人事管理法》等以及針對全軍的單獨法規，如 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重組法》; 總統頒布的法規; 國防部長頒布的法規，如《國防部訓練轉型戰略規劃》等; 參聯會、各軍種部長、參謀長等頒布的法規手冊以及條令指示等，如《參聯會主席關于聯合軍官培養構想》《聯合作戰頂層概念》《軍官職業發展與任職管理手冊》《美軍軍官職業軍事教育法規》《美軍軍官教育訓練法規》等。此外，美軍基于《軍官教育系統》和《軍官評估報告》定期實施對軍官的教育和評估及遴選晉升工作，評估報告直接基于領導力條令，對軍官的履職和潛力進行評估，對于包括價值觀、特質、技能以及行為等 21 項內容進行考核評分。
二是制度建設。美軍聯合教育在領導體制上實行參聯會主席負責制。參聯會主席就聯合課程審查和修訂向國防部長提供咨詢和協助，并制定聯合訓練政策，特別是為聯合專業軍官的軍事教育提供政策指南。參聯會主席不僅通過國防大學校長實施對國防大學各聯合院校的領導; 還通過協助國防部長審查和修訂軍種院校聯合課程，對軍種院校的聯合教育實施控制。聯合參謀部下設的聯合教育局具體負責聯合教育的協調和落實。聯合教育局依據《國防部重組法》《美國法典》和國防部指令，代表參聯會主席制定聯合教育政策和相關協調政策，確保美軍官兵掌握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勝任多軍種、跨部門和多國環境下的聯合任務。
多樣的崗位任用是美軍戰略領導力培育的實踐途徑。目前，美軍大約有 900 名各類將官，其中50% 為準將，35% 為少將，15% 為中將和上將。美軍《國防軍官人事管理法》規定，中校晉升為上校的比例一般為 50% ，而上校晉升準將的比例不到5% 。在海軍陸戰隊，每年約有 450 名上校競爭不超過 10 個準將位置。各軍種每年晉升的準將人數為 10 至 35 名不等。每前進一步都要淘汰一大批人，由此形成了有序的競爭機制和晉升通道，也為戰略領導力的培養創造了人事條件。美軍還致力于通過多樣化的崗位歷練來培育戰略領導力。美軍軍官職位傳統上可分為三大類: 專業類、技術保障類以及作戰類。不同的作戰類軍官需要不同的經歷和專業技能，如軍事/海軍技能、軍種技能和文化、團隊技能和文化、軍事經歷等。專業類軍官中大約有 100 名左右的將官，主要從事醫療衛生、牧師及法律領域。這類軍官一般從上尉做起，根據自己的教育背景或經歷獲得晉升，最高可到準將或少將。技術保障類軍官中大約有 140 名左右的將官，主要從事給養、軍械、化學、維護、運輸及工程等領域，從少尉做起，其他領域的軍官也可進入該領域，從上尉或少校起。大多數此類軍官最高可升到中將，極少數可干到上將。這類軍官可在聯合參謀部、作戰司令部、國防機構或國防部長辦公室任職。
為拓展經歷，作戰類軍官有時也會進入該類領域任職。作戰類軍官是指直接與作戰行動相關的軍官，此類軍官中有大約 660 名將官，他們在戰術、戰役及戰略層面上擔任領導和指揮職務。他們精通軍種、聯合、合成及跨部門層次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最終會成為作戰指揮官、軍種首長，甚至參聯會主席或副主席。一般從少尉干起，先學習成為本軍兵種專家，如步兵、航空兵或水面戰等。在此類專業領域可干到中校，少數可干到上校。要獲得縱向流動，就必須掌握更廣泛的組織技能和對軍種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對軍種組織技能和文化的精通可使軍官升至中將。要干到上將，就必須學習和適應更廣范圍的團隊技能和文化，即聯合文化和國家安全領域。這些職位包括軍種首長、作戰司令、參聯會主席、副主席，以及一些高級專業化的職位，如條令、訓練與教育，核領域、軍種司令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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