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字卓如,號飲冰室主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 他生在封建科舉考試制度和八股文逐漸衰落以及中國近代教育亟待誕生的關鍵時期,面對當時中國“民愚、國弱”的混亂局面,繼承了其師康有為“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的思想。 他所闡釋的關于幼學教育的意見和主張,在當時不僅是新穎的,而且也是很精辟的,被稱為“很有價值的文字”[2]。 時至今日,這一重要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去研究、去學習。
一、重視幼學教育:人生百年,立于幼學
梁啟超說:“春秋萬法托于始,幾何萬象起于點。 人生百年,立于幼學。 ”[3]兒童時期的教育是最基礎的教育, 是一個人接受教育的重要開端,這一時期的教育質量對于個體日后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長期而關鍵的作用?!爸袊e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 ”[4]
嚴重的憂患意識讓梁啟超十分重視兒童教育, 并且將其直接與國家的存亡興衰密切相連。他以為,“教小學教愚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要義”[5],“他日救天下者 , 其在今日十五歲以下之童子乎”。[6]對于兒童創新能力的培養,梁啟超也分外關注,“西人每歲創新法,制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而中國無一焉。西人每百人中, 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國不逮三十人。 ”[7]
中國除了舊文化落后、新思想不及西方以外,識字人口數量稀少、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低下是當時國人創新能力極度匱乏的一個主要原因,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唯有“開幼學”。 在梁啟超看來, 如果教育不能從兒童抓起,就是沒有抓到本源,出現最嚴重的后果便是“強敵權奸流寇, 舉無足以亡國, 惟吏胥可以亡國。外教左道鄉愿,舉無足以亡天下,惟學究足以亡天下。 ”[8]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 , 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9]
作為一位堅定的教育救國論者,梁啟超將兒童個體的成長發展與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將“少年智”視為“國智”的重要前提。 此外,他還建議小學必須要實行義務教育,“然遍觀各國小學, 皆行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者何? 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 故各國之興小學,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 ”[10]“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茍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 ”[11]
總之,梁啟超的幼學教育思想處處體現出強烈的民族危機和救國救亡意識,賦予了兒童教育充滿生機的嶄新意義。
二、嚴格教師質量:學究必由師范學堂
梁啟超在主張積極學習西方先進教育思想的同時,肯定了中國人在天資以及后天勤奮等方面不輸給西方人。 他說,“震旦之人,學于彼土者,才力智慧,無一事弱于彼。 ”因而我們有能力、有潛質超過他們,這也是他提出幼學教育思想的一個基本前提。
但是,如梁啟超所言,“頂同圓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懸絕若此”。[12]
既然國人與西方人沒有多大差別,為何中國的兒童教育質量與西方相比差距甚大? 他以為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教師質量太差,“師范之不立,自數百年以來矣”。[13]
梁啟超一方面極其重視教師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對當時國內教師的整體素質表示強烈不滿。 他批評鄉塾教師多是迂腐落后之人,認為中國的兒童教育完全毀于他們之手———“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志氣,其消磨于此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人之手?!盵14]
然而,學風、教風的敗壞并非一時、一日而成,自古以來,由于“天子養士”之風盛行,中國的教師皆是“朝廷所庸 ”,官者即師者 ,官場即教場 ,這使得“教師之權 ”難以 “散于下 ”,且多集中于官宦之手,而當時各府州縣學官大多“不復事事”、無心學術,因此,造成教師質量“師道之弊,極于時矣”[15]的局面也就勢所必然了。
“故夫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 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者也。 ”[16]
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教師的作用舉足輕重,要想從根本上端正學術之風,培養優秀人才,必須緊抓教師質量,如梁啟超所言,“欲救天下,自學究始”[17],“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18]。 他還為師范學堂的設立做了進一步規劃,“其必自小學堂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小學,而輔之以師范學堂。 以師范學堂之生徒,為小學之教習,而別設師范學堂之教習?!盵19]
師范學堂的設立必須要和小學堂的設立緊密聯系起來,由師范學堂學生\\(即未來的教師\\)來充當小學堂的教師,以小學堂的教學效果來檢驗師范學堂的教學效果,二者相互促進,只有這樣才能使各類人才不斷涌現。
三、幼學教育方法:循序漸進、樂知樂聞、張弛有度、強記不如善悟
\\(一\\)循序漸進
“人莫不由少而壯,由愚而智。 ”[20]兒童教育講求由淺而深、由粗而精,梁啟超極力斥責傳統私塾教育先后倒置、進退逆行的教育方式,“中國則不然,未嘗識字,而即授之以經。 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強之為文。 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于口,洋溢于耳。 ”[21]
這樣的教學方式會讓學生產生“學為苦”的思想,因而就會“疾其師也”。 所以,他提倡兒童教育要講究“次第”,不可躍進,“其為道也 ,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 ”[22]“求學譬如登樓 ,不經初級 ,而欲飛升絕頂 ,未有不中途挫跌者。 ”[23]
梁啟超以日本人所提出的“教育次第”理論為基礎,制定了“教育期區分表”\\(兒童身心發達表\\)和“教育制度表”,對于處在不同年齡時期的兒童,在“身體、知、情、意、自觀力”這五個方面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有利于按階段對兒童采用不同的方法、實施不同的教育,使他們全面、健康地發展。
\\(二\\)樂知樂聞
梁啟超很贊賞兒童天生所具有的活力、熱情和好奇等天性,當時的國人正極度缺乏這樣的性格特征。 “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 ”[24]
他嚴厲批判中國傳統封建教育對兒童天性的抹殺和對其身心的摧殘,指出:“今之教者毀齒執業,鞭笞觵撻,或破頭顱,或潰血肉,饑不得食,寒不得息。 ……是故中國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纏足;毀其肢體,男者撲頭,傷其腦氣。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 ”[25]
這樣一種“但恣喝棒”的暴力教學方法不僅沒有尊重兒童的興趣,而且使得兒童將學校視為監牢,把教師當成獄吏,造成“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的惡劣后果。
\\(三\\)張弛有度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學而時習”的學習方法、“藏息相輔”的教學原則,梁啟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兒童每日學習應“不過三時”,以保證學生不勞累、不畏難,同時還要“習音樂、習體操”,如此才可“無厭苦、強筋骨”,還可以使學生安其學、親其師、樂其友、信其道。 他通過英美兩國每年死者人數的對比以及對其原因的分析強調了“張弛”的重要性,他分析道:“美之操工者日三時,英之操工者日四時,其率之差實其于此。 然則執業時刻之多寡,其與人身之相關。 ”[26]
\\(四\\)強記不如善悟
“人之生也, 有大腦有小腦。 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 ”[27]“教童子者也,導之以悟性甚易,強之以記性甚難。 ”[28]
梁啟超通過對人類大腦、小腦在學習中所起不同作用的分析,指出兒童教育必須要做到 “強記不如善悟”。 一直以來,中國的教學方法只重視記憶和背誦,然而記誦之學問一成而難變,而且學生讀書誦經也僅僅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對于不在考試范圍內的知識幾乎都不聞不問,即便學子們“得第”以后,也很難再有人“復以記誦為事”。
“西國之教人,偏于悟性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機,睹引芥而悟重力。 ”[29]梁啟超以為西方人之所以在創造性上強于中國人,與他們重視“悟性”教育有關,他把這種教育稱為“導腦”,“導腦者腦日強”。 反觀中國,當時的教育“偏于記性者也”,且重視“古地理古宮室古訓話古名物”,學習方法只是“苦口呆讀”,只求“背誦而后已”,梁啟超稱此法為“窒腦”,“窒腦者腦日傷”。 因此,即使中國有天賦異稟的兒童,也會由于這樣的教育方法而“泯然眾人矣”。 通過以上中西之間教育方法的對比, 梁啟超得出結論:“此西人之創新法制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滅絕也?!盵30]
因此,我國幼兒的教育也必須以“悟性教育”為主。
四、總體評價
梁啟超的幼學教育思想是在吸收中西方優秀教育思想,并結合他自己關于兒童教育經驗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 他的這一思想反映了當時中國先進教育家主張學習西方進步思想、改變我國傳統教育閉塞落后、故步自封局面的美好愿望,為我們現今的兒童教育帶來了巨大啟發。 魯迅說過:“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下?!盵31]
梁公所闡明的關于幼學教育的思想便是如此。
參考文獻:
[1]梁啟超.康有為傳[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31.
[2]陳青之.中國教育史 \\(下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642.
[3][7][8][12][14][17][21][22][24][25][26][27][28][29][30] 梁啟超.論幼學[C]//羅炳良,主編,何光宇,評注.變法通議.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2:100.100.101.100.100.101.102.101.101.106.107.103.104.104.105.
[4]梁 啟超.戒 纏足會敘[C]//楊 家駱,主 編.戊戌變法文獻匯編\\(第四冊\\).臺北:鼎文書局,1973:432.
[5][6][20]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N].時務報,1897\\(44\\).
[9]林文光.梁啟超文選[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66.
[10][11][23]梁啟超.教育次序議第一[J].新民叢報,1902\\(29\\).
[13][15][16][18][19]梁啟超.論師范[C]//羅炳良主編,何光宇評注.變法通議.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82.81.81.84.85.
[31]魯迅.魯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