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人口轉移、產業升級和社會轉型在時空中融合互動的過程。隨著我國從國家層面提出新型城鎮化戰略，學術界開始對新型城鎮化進行大量研究，剖析新型城鎮化的內涵、產業與人口的配置、城市規劃及生態保障等機制設計，以及新型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的協同性及相應的交通、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關鍵問題；也有學者致力于國外城鎮化發展經驗的研究，主要針對可能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提出規避策略，且大多只對某些國家進行分析，而沒有從全局視角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綜合評判。地理學家諾瑟姆于 1979 年將多數國家城鎮化路徑概括為“S”曲線，城鎮化率 30%和70%拐點間的階段是城鎮化快速發展期。這一理論對于解釋城鎮化初步完成階段的增長規律較為適用，但對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再城鎮化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在新歷史時期的城鎮化歷程難以作出有效解釋。鑒于此，這里嘗試從產業發展和消費需求的角度闡釋影響城鎮化發展的拉力、推力機理，同時引入城市底層人群的生存問題和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等阻力因素，綜合分析影響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由此辨析我國繼續推進城鎮化的政策著力點，為適應自身社會制度、資源稟賦、文化背景的新型城鎮化推進策略提供鏡鑒。

一、發達國家城鎮化代表性模式

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典型代表有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傮w來看，除日本外，歐美國家的城鎮化歷程均較為清晰地呈現出相似的“起步期-快速增長期-穩定期（增長停滯期）-再增長期”脈絡，體現為“中心集中型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鎮化”的四階段劃分（見表 1,下頁）。

以城鎮化歷程最完整、出現問題和解決路徑較為全面和典型的英國為代表，發達國家城鎮化的興起大都源于工業革命的自發條件，大量勞動力脫離封建制土地束縛而投入工業生產，資本快速積累；隨后，工業區及其配套的生活、商服設施逐漸成型并發揮規模效應，城鎮發展加速。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由于競爭加劇和政府干預不及時，城市擴張需求逐漸超出城市的自然承載力，“城市病”加??；而鄉村地區發展滯后、發展空間廣闊導致逆城市化的產生。隨著中心城市的疏散和周邊小城鎮的增長，加之交通條件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城市功能逐步實現了擴散，最終形成大、中、小城鎮分級發展格局。城鎮化發展的“后起之秀”美國自 19 世紀中期開啟城鎮化，到 1920 年城鎮化率達50%,但是到20 世紀70 年代，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騷亂、貧困等問題開始出現并逐漸惡化，郊外中小城鎮得以迅速崛起。到 20 世紀90 年代，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迅速擴張，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諸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 1998 年，城鎮化率達 77%,成為一個“大都市區化”國家。法國和德國的城鎮化歷程雖然受到“二戰”等外部條件干擾，但總體路徑依然可被抽象為與英美相似的脈絡。

日本的情況較為特殊，由于“人口-資源”矛盾相較于歐美國家更為突出，雖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都市疏散政策，但巨型城市集群擁擠依然長期不能得到改善，“逆城鎮化”現象僅在 90 年代后期的經濟危機中才略微顯現；隨著2003 年后經濟逐漸復蘇，城鎮人口又逐漸開始回升。

二、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代表性模式

與發達國家源于工業化的城鎮化不同，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主要源于經濟發展不均衡所帶來的大量人口跨區域遷移，其城鎮化總體特點為自由市場下的大城市優先發展。大批農民因失地或貧困涌進城市，城鎮化快速推進而無產業支撐，導致發展失控，“貧民窟”涌現并廣泛分布于城市的各個區域，城市環境和治安惡化，總體消費能力受到嚴重制約，即便后期城鎮人口繼續增長帶來城市化率浮高，但其城鎮的實際發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始終徘徊在低位?？傮w上呈現出“萌芽發育期-快速成長期-增長停滯期”的階段劃分（見表 2），代表性國家有巴西和印度。究其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城鎮化大都起步于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下遺留的城市基礎，由于城鄉開發程度和居住條件差異過大，導致大量人口短期內迅速涌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然而，早期城市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發展失衡，對于就業的吸納能力有限，城市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導致城市階級分化加劇，城鎮逐漸失去對于外來資本的吸引力，現代產業發展受到影響，進一步消弱了消費需求，形成惡性循環。印度的城鎮化水平在 1920 年之前長期徘徊于 10%左右，后來雖然有所增長，但是由于印度由自由市場調節，加上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難以對城鎮化發展形成支撐，城鎮化速度較為緩慢，城市體系發育不良，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病加劇，雖有少量農村人口隨著城鎮生產和生活環境的逐步惡化而回流，但并未出現顯著的逆城市化現象。

三、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

（一）城鎮化發展的四維分析模型

各國城鎮化進程中的“起步-加速-增長放緩”三個階段基本可以用“S”曲線理論進行解釋，但該理論無法解釋 20 世紀80 年代后期出現的“逆城鎮化”和“再城鎮化”現象。為此，沿著諾瑟姆概括城鎮化發展規律的基本思路，建立下述模型，用以闡釋城鎮化歷程中相關驅動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結果，假設：

（1）D 和d 分別代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發展趨勢；

（2）回歸到經濟學的基礎分析范式，從城鎮發展的“社會產品”總供需角度解釋城鎮化趨勢；

（3）城鎮發展所需的社會產品總供給由工業化、信息化發展水平等因素決定，可概括為城鎮產業發展水平；而社會產品總需求（消費需求）則主要由城鎮人口的集聚和增長所決定。

基于以上假設，建立四維分析模型：圖一（1）、（2）、（3）、（4）（見下頁）分別代表發達國家D 和發展中國家d 在城鎮化過程中的產業發展水平、城鎮化總體發展水平、城鎮社會產品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結果以及城鎮人口增長率水平的運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