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世界福利，一國單邊貿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國最優的貿易政策應該是自由貿易政策。但是理論和現實卻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貿易保護主義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它已經成為一國干預國際貿易的重要手段。雖然在 WTO 的倡導下，各國施行了大幅度的關稅減讓，但是非關稅壁壘卻盛行不衰。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各國更青睞于保護而不是補貼等直接根治經濟扭曲的手段。經典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中的貿易保護政策，所以，諸多經濟學家從最優關稅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市場失靈、次優等角度出發試圖解釋貿易保護主義，但是以效率為基礎的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所以，只有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式引入傳統的貿易理論當中，從收入分配而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視角探究貿易保護政策的問題，即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諸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相關研究已取得豐碩的成果。
本文將其分為兩大類: 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利益集團模型的出發點是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和政治捐資來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的貿易政策是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而中點選民的出發點則縮小到不能進一步分解的選民個體，政治家要贏得選舉，得到選票的最大化，必須代表中點選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團模型及相關研究
利益集團模型是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理論，大部分學者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對貿易保護政策了進行分析。該模型主張資本家通過影響政治家來獲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認為利益集團可通過游說，并投入相應的支出，達到影響政府貿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團模型理論在其不同的發展時期呈現不同的特點。早期研究介于 20 世紀 60 －80 年代，這一時期是利益集團模型的雛形。大部分學者就某一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這些研究對貿易保護水平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團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但是這一階段的理論是分散和片面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型和體系。到 20 世紀 80、90 年代，利益集團模型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模型，代表理論有關稅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護代售模型和信息傳遞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的提出成為利益集團模型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該模型較為完備和成熟，為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進入 21 世紀以后，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熱情持續不衰。其中一些學者以保護代售模型為基礎，將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因素加入模型當中，使該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學者用利益集團模型分析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等具體問題，使其解釋力不斷增強。還有一些學者以本國數據為基礎對利益集團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探討該理論在本國的適用性。根據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研究重點的不同，將相關研究分為四個方面:
1． 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從利益集團的角度研究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構成了利益集團模型理論的基礎部分。早期經濟學家認為: 企業數目少、地理集中度高、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有效調整集團內部利益并形成游說，因此行業獲得的保護水平以及行業反對貿易自由化的能力與上述因素成正比; Olson認為不利于收入、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更有 2 利于利益集團的形成。所以行業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與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關系; Gawande 等研究了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在政府貿易保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之前的研究學者認為，國外利益集團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游說對國內經濟是有損失的，但 Gawande 等卻認為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可能會減少貿易壁壘，提高消費者剩余，進而提高該國的福利; Matilde Bombardini將企業異質性引入利益集團模型當中。認為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受到企業游說能力的影響，而企業的游說能力則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為在企業游說的過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獻，規模較大的企業會擁有較強的支付能力。
所以，對于一個產業而言，如果該產業內大型企業較多即產業集中度較高，則該產業的游說能力就較強，貿易保護水平也較高; Bumba Mukherjee 等將勞動力流動程度引入利益集團模型中，認為當部門間勞動力流動性變弱時，民主國家更容易采取保護貿易的政策。
2． 關于貿易保護水平決策過程的研究。在貿易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影響因素可以看作是一個輸入變量，以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為表現形式的貿易保護手段可以作為一個輸出變量，那么中間的影響過程和決策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呢，諸多學者通過構建函數或者是利用博弈論對該環節進行展開。如 Findiay 等構造了關稅形成模型，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團影響關稅的具體過程。認為關稅水平取決于對峙的兩個游說集團游說競爭的結果。利益集團雙方進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說支出，使各自凈收益最大化，最終的最優關稅便是該博弈的納什均衡解。該模型認為關稅是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政治結果，而政府在關稅的決定過程中退居其次。該模型較好的利用了博弈論的分析工具，對關稅決定水平進行了詳細論述，但在此過程中過分看重利益集團的作用，忽視了政府、消費者等其他社會群體對關稅的影響。
Magee 等構造了兩個政黨、兩個利益集團的兩階段博弈模型。該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為候選政黨或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當選執政的概率。假設，各黨在得到利益集團政治捐獻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導的貿易政策，并且該貿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獻的影響與干擾。利益集團只是根據自身的貿易政策偏好，選擇自己支持的政黨。那么，在該情況下，利益集團并不能以政治捐獻的方式直接影響貿易政策，只能通過政治捐獻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的獲勝幾率，從而間接獲得自己所期望的貿易政策。
上述研究將政治捐獻作為利益集團左右政府制定貿易政策的籌碼，而 Ainsworth認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提供詳實可靠的信息同樣可以起到游說作用。由此，我們研究的前提從充分信息演變為非充分信息狀態。
于是，信息便成為了利益集團游說決策者的重要砝碼，能夠幫助資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經濟狀況，作出決策。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關系便由“保護待售”模型中的交易雙方，變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團向決策者傳遞對自己有利的真實信息，決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選擇以延長政治壽命，雙方互惠互利。
傳統的利益集團模型大多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如 Findiay 等的關稅形成模型。因為政府可以通過關稅獲得全部的貿易保護利得\\( 租\\) 。隨著貿易保護手段的日趨豐富，非關稅壁壘越來越受到重視，而非關稅壁壘與關稅壁壘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不能獲得全部的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Facchini 等人將配額等非關稅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團模型當中。研究發現在政府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過程中，只有 72%－75%的租最終由政府獲得。該研究大大拓寬了以往分析的視野，使得研究學者對非關稅貿易壁壘給予關注。從而使得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
3． 關于利益集團綜合模型構建的研究。上述文獻分別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和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這只是利益集團模型的兩個方面，如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政府的角度對影響因素進行權衡，最終制定貿易保護政策呢? 這就涉及到了綜合模型的構建和深化。
Hillman首次提出一個較為完備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該模型假設，政府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關稅過高，雖可得到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卻由于價格提高，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 降低關稅，雖可滿足消費者，卻無法讓利益集團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通過分析，Hillman 得出了以下結果: 由于利益集團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響很大，政府將采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但這樣的保護對于衰退產業而言只是暫時的，并非永久性的。雖然處于衰退境地的產業利益集團最渴望得到政府保護，但最終結果可能不是延緩而是加速了這些產業的衰退。該模型雖然比之前的理論更完善，但單從公眾的角度或單從政治家與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仍然不夠豐富，直到 Grossman 等提出了保護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團模型才得到了長足發展。
Grossman 等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而非提高競選政黨的當選概率或是當權政府的連任幾率。當權政府則為了再次當選，除了借助政治捐獻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選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該情形下，利益集團應向政府提供適當的政治捐獻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當權政府則制定合理的貿易政策使總政治捐獻與社會總福利的加權值最大。Grossman 等假設，一小國中存在 n 個利益集團，分別代表各自產業利益游說當權政府。在勞動報酬為 1 的前提下，構建了利益集團的福利函數和社會總福利函數，政府的目標是使游說集團的政府捐資和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大化。為了達到目標，利益集團和政府間形成兩階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提出納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獻安排，然后政府在給定的捐獻安排上再決定最優稅率。
在非合作博弈條件下，根據政府與游說集團之間“菜單拍賣”的納什均衡條件，得出了均衡時的關稅表達式。
其結論表明: 均衡關稅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總體利益集團人數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組織產業。只要產業內部存在利益集團，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獻，便可享受到關稅保護，而未成立利益集團的產業則需忍受負保護。若所有產業均存在利益集團，并且每位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則此時會形成全面的自由貿易。
該模型是利益集團模型中最為完備的一個，但是仍然存在明顯缺陷，即對于利益集團期望利用政治捐獻影響所有商品關稅的假設，與現實情況并不一致。在現實中，利益集團更希望將有限的政治捐獻投入到直接相關的貿易政策游說中。利益集團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產品的保護程度，對于其他產品則并不關心，因為對其他產品關稅進行游說，將是一件邊際收益遠低于邊際成本的行為。
基于此種考慮，Helpman 進一步假設利益集團只對自身產品的關稅水平進行游說，結論表明: 不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將實行自由貿易，而并非征收出口關稅; 提供政治捐獻的產業將一定受到關稅保護。即使出現所有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的極端現象，全面的零關稅也無法實現，除非只存在一個產業、一個利益集團。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其關稅具有獨立性，并與該產業特定要素的所有權集中度有關，集中度越大，保護率越高，而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實力無關。然而，該模型視利益集團的存在為一個外生變量，這種假設仍然與現實存在一定差距。在現實中，只有當利益集團的潛在收益足夠高或者組織成本足夠低的時候才可能形成。保護代售模型作為利益集團模型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后期學者進行研究的基礎。
Chang對保護代售模型進行了深化，將 Krugman-Dixit-Stiglitz 提出的壟斷競爭模型植入保護待售模型中，探討了在壟斷競爭環境下，利益集團對貿易政策的影響。該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 在壟斷競爭條件下\\( 1\\) 即使是在沒有組織的產業中，內生性的進口關稅水平也不會降到零。\\( 2\\) 對于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內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現為出口補貼。但對于沒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則表現為出口稅。\\( 3\\) 不管該產業是否有組織，進口保護水平與進口滲透率成反比; Gawande 等以保護待售模型為基礎，探討了上游生產者和下游生產者的游說競爭問題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文章認為來自于相互對峙的兩個利益集團的游說競爭對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產生重要影響。文章搜集了來自 40 多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一個有組織的產業往往會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但是如果該產業中下游生產商也存在強大組織的話，往往會削弱政府對該產業的貿易保護力度; Matschke 等將勞工問題引入了保護待售模型中。通過構建新模型和實證分析得出，均衡的貿易保護水平確實受到勞動力市場變量的影響。并認為，如果一個特定產業中的工會而不是資本擁有者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會比保護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為工會會將零散的游說租金集中起來。反之，如果資本擁有者而不是工會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就會較低; Facchi-ni 等將產品替代率引入了保護代售模型當中，認為如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國產品所在行業得到的貿易保護就越強。
4． 關于利益集團模型應用的研究。在利益集團模型日臻完善的過程中，一部分學者將利益集團模型運用到分析其他問題中去，比如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問題等等，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這一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利益集團模型的廣化。比如，Maggi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貿易協定。
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確實能夠推動貿易自由化，但是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僅與一些政治變量相聯系，還與部門間資本流動性有關。如果資本的流動性越好，越容易導致貿易自由化的深化; Lucian Bebchuk 等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間接投資問題。該論文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團的游說是如何影響政府對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決定。認為公司內部人員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資產去影響政治家的決策，作為外部人員的機構投資者\\( 比如金融中介\\) 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無法獲得有效保護，這些因素會導致投資者獲得的保護水平在一個次優的狀態下達到均衡。
通過上述歸納，可以看出利益集團確實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但是普通選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又涉及到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另外一條主線———中點選民模型。
三、中點選民模型及相關研究
中點選民將立足點放在選民個體。政府或政治家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在選擇貿易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如何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中點選民的意見將會代表多數選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盡可能地選擇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20 世紀 70 年代從選民的角度考慮其對貿易政策影響的觀點就形成了，比如 Caves的選舉最大化模型就將行業的就業人數與選民人數聯系起來，并考慮選民人數對政府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理論認為，行業就業人數是利益集團和政府談判的籌碼，有更多選民的行業更容易得到候選人的偏好，即行業就業人數與行業保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該理論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完備的理論框架，但是卻給出了與利益集團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場，即從選民的角度來考慮其對貿易政策的影響。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Mayer正式提出了中點選民模型。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過多數人投票決定的。
只要中點選民對政策的偏好有“單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點選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 在H-O 框架下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如果中點選民的資本 / 勞動比率比經濟體的總比率低，那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時，這個國家就會征收正的進口關稅。即如果該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它的貿易政策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如果該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那么它的貿易政策應該是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但這與各國實際情況很不吻合。事實上，很多國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國少數要素擁有者的利益。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點選民模型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時期，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理論。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而且將中點選民模型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對具體的實際問題進行了解釋。近幾年，學者對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持續進行，他們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經濟、政治變量，集中分析了中點選民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從而使該模型與現實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該模型解釋能力的局限，導致成果并不是很豐富。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本文將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貿易保護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另外一類是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1． 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Hillman將中點選民模型與要素稟賦理論結合起來，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擁有量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他利用赫克歇爾 － 俄林模型與斯托爾玻 － 薩繆爾森定理構造了一個經濟均衡時關稅水平的決定模型。該模型認為，均衡關稅水平是中點選民的個人最優關稅水平。然而，對于中點選民的識別依賴于對投票者資格的判定和要素擁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資格判定中對最小資本擁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該行為就體現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貿易保護的意圖。如果最小資本擁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保護的意圖就越明顯。保護性關稅水平取決于中點選民對相關要素擁有量與經濟中要素擁有總量的關系。如果中點選民對資本擁有量高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數投票原則將導致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關稅，反之亦然。自由貿易僅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發生，即中點選民的要素擁有量與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時候。除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也成為一個影響因素。如果投票成本為正，則個體進行投票的可能性將隨著投票凈利潤的增加而增加。此時，那些邊際收益在征收關稅后提高很少的個體，將沒有激勵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與征收關稅密切相關，即征收關稅以后會明顯提高該選民的利益。于是，從貿易保護中得到的利益將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產業當中，而損失則被廣泛的分散到整個經濟當中。該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與貿易保護程度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極富參考價值的論點，但是對間接民主下的貿易保護問題沒有涉及。
Dutt 等將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了在中點選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對一國稅收政策的影響。文章指出，如果一國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稟賦的價值比較低，那么相應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較高。對于資本豐富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就越高。反之，對于勞動豐裕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將越低、補貼越高?？傊?，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限制性的貿易政策。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開放性的貿易政策。該模型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并首次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給予關注。
Daron 等將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某些經濟因素比如分配效應、外部效應、規模效應和消費者效應與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產生貿易保護; Subhayu Bandyopadhyay 等將腐敗引入了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腐敗會提高勞動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從而使得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與其他因素相比，腐敗會使貿易政策偏離中點選民的偏好; Hugh Ward等給中點選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變量，認為在西歐國家全球化對民主黨派產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點選民的位置。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坑?，那么民主黨派會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貿易政策。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孔?，那么民主黨派則會采取較為極端的、不友好的保護貿易政策。
中點選民模型從 Mayer 的首次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日漸豐富，諸多經濟學家將要素稟賦、收入分配、外部效應、規模效應、腐敗、中點選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對其進行完善，使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F在不僅可以利用其分析關稅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區域貿易協定締結等諸多經濟現象。
2． 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Feenstra將中點選民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協定、多邊貿易協定當中。具體分析了一國在從封閉經濟走向雙邊貿易協定或多邊貿易協定過程中的損益情況，并且剖析了雙邊貿易協定到底是多邊貿易協定的絆腳石還是鋪路石。通過分析，芬斯特拉證明了定理\\( Levy，1999\\) 的部分觀點。
首先，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下，如果兩國的中點選民都會在雙邊貿易協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個國家一定會在多邊貿易協定中獲益; 其次，如果允許壟斷競爭下產品的多樣化，那么兩國的中點選民一定會在從封閉經濟到雙邊貿易協定，或是從封閉經濟到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收益。但可能從雙邊貿易到多邊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受損。所以，雙邊貿易協定會阻止參與國向多邊貿易協定發展。對于多邊貿易協定來說，雙邊貿易協定是一個絆腳石，而不是鋪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 等對該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在關稅同盟內部不存在貿易轉移的條件下，優先貿易協定一定會阻礙多邊貿易協定的簽訂，并通過對歐盟的實證檢驗，支持了該論點。上述經濟學家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了貿易協定問題，從廣度上拓展了其解釋能力。這為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中點選民模型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可以把其當做是一個分析工具去解釋其他經濟現象。
四、現有研究小結與未來研究展望
\\( 一\\) 現有研究小結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沿著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兩條主線并行發展，但是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即對利益集團模型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中點選民模型的關注。最終導致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證的研究中，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中點選民模型則相對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是兩個模型解釋力的差異所致。利益集團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團游說的基礎之上，而利益集團在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這就奠定了該理論繼續深化和發展的基礎。中點選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之上，然而在制定貿易政策時，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為常見的政治體系是代議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選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議制民主下，個體并沒有機會參加投票來直接影響貿易政策的制定，雖然他們可以尋找可靠的代表參與政治決策，但是由于政治進入壁壘、投票者理性、搭便車等諸多原因的影響，導致中點選民模型的解釋力大大減少。所以，后期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貿易保護問題的研究與利益集團模型相比較少，而更多研究學者利用它來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問題。
\\( 二\\) 未來研究展望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補充和完善成為今后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首先，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貿易保護主要是針對于產品貿易，忽略了服務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國外的研究學者還是國內的研究學者，要么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一個統一體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貿易保護問題，要么單純的研究產品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很少有學者專門將服務貿易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而我們知道產品貿易政策和服務貿易政策的區別很大，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差異性和不可儲存性決定了服務貿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結合服務貿易的特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是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其次，對貿易保護政策表現形式的界定不夠豐富。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數已有的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唯一表現形式，盡管后期一些經濟學家比如 Gawande 和Krishna\\( 2004\\) 、Facchini，Biesebroeck 和 Willmann\\( 2006\\) 研究了非關稅壁壘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在整個貿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對于非關稅壁壘，以及與服務貿易緊密相連的政府管制等貿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將非關稅壁壘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轉化為定量指標，從而構建一個反映貿易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獻針對于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較少。相關的模型不是針對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針對于代議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如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樣結合這些國家的特點構建相關的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模型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雖然，芬斯特拉在 2002 年針對于中國提出了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國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決策過程，并沒有針對貿易保護進行研究。Mitra 和 Thomakos 在 2002 年首次將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分開討論，研究了保護待售模型在這兩種不同類型國家的應用。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未能成為后續學者關注的研究重點。所以探討利益集團模型在非民主國家適用性的相關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