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是國內外均面臨的一類非常規社會安全事件。在國外，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一般被稱為社會騷亂或動亂，其中典型的案例為 2011 年發生在倫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地的騷亂事件，而在國內這一類事件則主要是指由突發性治安、刑事等案件所引發的群體暴力性活動。這一事件的特點是誘發因素很不顯著，但往往會在特定的環境下引發人群的大規模聚集，并迅速地向群體性暴力行為方向轉化，如安徽池州事件、貴州甕安事件、上海九亭事件等均是典型的突發性群體性暴力活動。這一類活動一般最終均表現為群體性的打、砸、搶、燒等行為，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威脅，給社會穩定造成沖擊。
近年來，一些學者和研究人員采用了復雜適應系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建模等方式來試圖還原突發群體暴力活動的過程，通過確定事件的一些基本規律和特征來為這一類事件的有效應對提供理論依據。例如 Epstein 等建立了由警察、暴徒和平民等幾類主體所組成的群體暴力活動仿真模型，通過對每個主體進行行為和情感定義，模擬了平民叛亂和種族騷亂中的人員行為［1 －4］。而 Goh 等人則通過引入博弈論原理對群體暴力活動中個體的行為策略選擇過程進行仿真，模擬了群體暴力活動的動力學效應和騷亂分子的空間聚集特征［5，6］。此外，國內的趙宇寧、黨會森等人利用Agent 建模方法建立了群體性暴力活動模型，模擬了不同場景下群體暴力事件中人員的擴散過程，并對警察控制暴力事件的策略性效果進行了仿真分析［7 －10］。然而，通過對現有的工作進行總結，可以發現目前所開展的群體性暴力活動仿真建模主要側重于對群體性暴力行為爆發后的狀態進行研究，即暴力活動中的個體作用關系與行為特征分析，而對于群體性暴力行為爆發前的過渡過程，即人群從圍觀、聚集到群體暴力行為發生這一階段中的個體心理與行為變化缺少關注。
根據群體行為理論，非正式的群體性組織會先后經歷初始階段、震蕩階段、規范化階段、執行階段和中止階段等多個發展過程［11］。其中初始階段、震蕩階段和規范化階段是人群從最初的隨機、松散的狀態得以進化到行為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關鍵環節。因此，探索群體行為的這一非線性演化與發展過程對于了解群體暴力行為的形成和產生機理以及群體暴力活動的預防和控制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為此，針對前人在群體性暴力活動建模工作中的不足，本文對突發性群體事件的主要影響性要素進行了分析與總結，利用復雜適應系統建模工具對群體暴力行為過渡過程中的個體心理、情緒、行為等特征進行描述和定義，構建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的多主體仿真模型。
2 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分析
2． 1 群體暴力行為產生的主要動力性因素
在以往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的案例中，人群從圍觀和聚集狀態轉化成為群體性的暴力行為過程中有三個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三個因素分別為群體性的憤怒、謠言傳播和個體之間的行為模仿。
1\\) 群體性的憤怒是群體暴力活動產生的直接動力［12］。
文獻［13］的研究表明，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不公平現象，如兩級分化、貧富差距等造成了社會中的階層對立，一些弱勢群體本身會對社會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滿情緒，當一定數量的弱勢群體成員聚集在一起時，相同的處境會使其產生群體的認同，一旦此時情境中發生了不公正或不公平等突發性事件就會引起弱勢群體成員的相對剝奪心理，進一步加強群體之間的群體認同，引發群體性的憤怒，而這股群體的憤怒情緒一旦產生便會向一個方向或目標集中發泄出來。
2\\) 謠言傳播是群體暴力活動發展的催化劑。張書維指出: “謠言是一種群體性的問題解釋和解決方式”［12］。在一些群體性事件活動中，由于政府作為信息發布者角色的缺失導致了現場出現信息發布的真空，人群處在恐慌、焦躁、不安的情緒中會自發的集中資源來對一些事情的真相進行還原，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現場情境的不確定性會引發信息傳播的失真、刪減和省略［14］，從而造成謠言的傳播，而現場人群的聚集性特點又決定了這種信息傳播的方式是一種類似于演講的信息擴散，因此謠言將會以很快的速度散播開來［15，16］。在謠言的作用下群體的同質性被加強，進一步增加了群體的不穩定性。
3\\) 個體之間的行為模仿是群體暴力活動得以發生的關鍵性要素。當現場情境下的人群不滿和憤怒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部分成員會首先表現出異常的行為如攻擊、謾罵甚至打、砸、搶、燒等。在這部分成員的帶動下，人群中的更多成員會形成行為上的效仿，從而形成一種現場群體的速生規范效應［12］。在這種速生規范的壓力作用下，一些不符合此規范的情緒和意圖被壓制，而暴力性的行為會受到鼓勵，同時在群體的集群效應作用下成員的個性被掩蓋，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力減弱，逐漸喪失掉自我意識，從而在實施暴力活動中更加肆無忌憚［17，18］。
2． 2 群體暴力活動中的主體分類
根據群體暴力活動的基本特征描述，可以發現在群體暴力行為的過渡過程中人群中的個體成員根據其自身的心理與行為方式等會分化為多個類型，而不同類型的主體之間通過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推動了群體行為的發展。一般可以將現場情境下的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主體分為兩大類: 平民和警察，其中警察代表的是政府等強勢部門，其職責是維護現場秩序，防范群體性行為的惡化，而平民則是構成群體暴力行為中的主要成員。在其中，平民又可以進一步的分為三類主體，即旁觀者 \\( Watcher\\) 、激進分子 \\( Activist\\) 和暴徒\\( Thug\\)［1 －4］。在三類平民主體中，暴徒是群體暴力行為的主要實施主體，其主要特點是具有很高的非理性，在群體暴力活動中常常會對其他平民主體產生示范作用，即形成現場情境下的速生規范，迫使其他平民主體的行為與其保持一致。
激進分子是平民中受到謠言感染和影響的主體，其特點是具有較高的非理性和憤怒情緒，會主動向其他平民主體成員進行情緒和謠言的傳播，并且在暴徒的影響下容易表現出暴力性的傾向，從行為上產生模仿效應。旁觀者是平民中非理性程度較低的主體成員，會同時受到激進分子和謠言感染者的影響，其中在激進分子影響下容易被謠言所感染并產生一定的憤怒情緒，在暴徒影響下則會被脅迫采取與其一致的行為方式和策略，因此從行為上旁觀者主體是處于中立的一方，是暴徒、激進分子與警察同時爭取的對象。三類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如圖 1 所示。
3 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的主體建模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一定的現場環境下，人群從聚集狀態向暴力行為轉化的過渡過程會主要受到群體憤怒、謠言傳播和個體之間的行為模仿等群體性和個體性的因素所影響，而在過渡過程中又伴隨著個體身份與狀態的分化。
因此，對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進行基于復雜適應系統的仿真和建模就需要從這幾個主要的影響因素出發，建立合理的主體行為規則。
3． 1 主體的功能屬性與憤怒情緒生成機制
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中的主體一般具有四個基本功能，即學習功能、情緒功能、決策功能和運動功能。其中學習功能是主體從其自身所能控制和覆蓋的范圍之內獲取外界信息\\( 如其它類型主體的數量\\) 的能力; 而情緒功能決定了主體在外界信息的影響下其心理狀態的變化，如平民主體在接觸到其他主體的謠言傳播后會產生不滿或憤怒的情緒等; 決策功能則是主體在綜合外界信息的基礎上決定其下一步行為的方向，即運動的方向\\( 遠離人群或接近人群等\\) 。因此，四個功能之間存在有如圖 2 所示的邏輯關系。
在主體的四類功能中，情緒功能尤為重要，因為主體的情緒功能不僅會決定主體所處的身份和狀態以及決策的結果，也會影響和感染到在其控制范圍內的其他主體。因此，在主體的情緒功能中，分別定義了兩個變量來反映主體的這兩種行為，其中一個是個體的憤怒情緒水平，另一個是個體在現場情境下的影響范圍。而對個體的憤怒情緒水平，又可以進一步認為是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即主體的反社會傾向 A\\( Antipathy\\) 與主體對社會和政府的認同度 L\\( Legit-imacy\\)［2 －6］。其中前者代表著平民主體的內在情緒感受，而后者則代表著政府在個體認知中的客觀存在。則主體的個人情緒函數可定義為:Ei= Ai\\( 1 － Li\\) \\( 1\\)即平民主體的反社會傾向越大，對社會和政府的認同度越低，則平民越容易產生憤怒情緒。
對主體的控制與影響范圍，可以通過定義一個視閾變量V\\( Vision\\)［2－4］來實現。該變量反映的是在現場情境下主體所能覆蓋到的面積，V 越大表示主體所能覆蓋和影響到的面積越大，因而其所能收集的信息也就越多。
3． 2 謠言傳播與主體分化機制
從某種程度上，現場情境中主體之間的謠言傳播機理與疾病的傳播機制非常的相似，因此在人群的謠言傳播過程中，按照受謠言影響的程度可以將平民主體分為感染者、未感染者、恢復者等不同類型［19－21］，其定義如下:感染者\\( contagious\\) : 謠言的傳播者，一旦相信謠言就會向視閾內的其他主體進行謠言的傳播;未感染者\\( non － contagious\\) : 尚未接觸到謠言的主體，一旦接觸到謠言后就會接收到謠言的信息;恢復者\\( recover\\) : 對具有較高理性的主體，在接觸到謠言后能夠以概率 β 迅速的恢復成未感染者，并在此后不再相信謠言的內容。
在平民的三類主體中，暴徒和激進分子是典型的謠言感染者，而旁觀者中則既有未感染者也有恢復者。
謠言在人群中的傳播途徑可通過摩爾鄰域模型來表示［7］。根據文獻［15，16］，突發群體性事件中的謠言傳播是一種基于現場感官的信息流通方式，因此其最大的特點是流通速度快，傳播非常迅速。因此，在模型中謠言感染者會在同一時間內將謠言信息擴散到其視閾的每一個未感染主體\\( 圖3\\) ，隨后被感染主體在其視閾內感染給其他主體，進而依次將謠言傳播下去。
對面積為 A 的區域內的 n 個隨機運動的平民主體而言，假設從時刻 t0開始主體 ni成為謠言感染者并開始向人群進行謠言傳播，則位于其視閾內的所有平民主體會同時接觸到謠言的信息，隨后在各自的視閾內向其他平民主體進行傳播。
對接觸到謠言的主體，其恢復理性的概率 β 為其個體情緒的函數:βi= 1 － Ei\\( 2\\)即個體的憤怒情緒越高，恢復理性的可能性越低。經過恢復的主體成為不再相信謠言傳播的旁觀者，而未能恢復的主體成為激進分子。
對激進分子主體，其轉化為暴徒的條件為:E － N ＞ 0N = De·Pd·Jα\\( 3\\)這里的 N 代表激進分子轉化為暴徒過程中所面臨的犯罪代價［4－6］。該項由三個變量構成，其中 De代表主體視閾內的人群密度，人群密度越高則主體轉變為暴徒的傾向性越大; Pd代表激進分子在向暴亂主體轉變過程中被警察抓捕的概率，與視閾內警察和激進分子的數量比值\\( NC op/ NA ctivist\\) 成正比; J 代表暴徒主體被抓捕后面臨的監禁時間，即參與暴力活動可能會付出的成本代價，α為政府的應急強度，其數值越大則政府的應急措施的有效性和震懾力就越大。
基于謠言傳播的平民主體分化機制如圖 4 所示。其中對不滿足轉化條件的激進分子而言，他們會則繼續作為謠言的傳播者在空間內存在，直至其視閾內出現暴徒主體，此時激進分子在模仿效應的作用下將會轉變為暴徒。
3． 3 主體間的博弈行為與策略
當人群中個別主體轉化為暴徒后就意味著群體性的暴力行為有開始形成和擴大的可能，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類型的主體之間會形成一些特殊的相互作用關系與行為策略，其中比較重要的主體作用關系表現為警察 － 暴徒與旁觀者 － 暴徒。
1\\) 警察 － 暴徒在突發群體性暴力活動中，暴徒是執行暴力活動的主體，其可能的行為包括攻擊其他平民主體與躲避警察主體。而警察主體的主要職責是跟蹤和抓捕暴徒，預防和避免暴徒的暴力行徑。因此暴徒與警察主體之間存在著對抗和非對抗兩種行為。
在某一時刻暴徒 nT i的視閾內，暴徒與警察的力量對比會出現三種可能，分別為暴徒數量多于警察數量\\( nthug＞ncop\\) ，暴徒數量等于警察數量\\( nthug= ncop\\) ，暴徒數量小于警察數量\\( nthug＜ ncop\\) 。在不同的暴徒和警察力量對比下，暴徒和警察主體會存在著不同的博弈對策。如果定義暴徒的行為策略為襲警\\( 對抗\\) 和逃逸\\( 非對抗\\) ，警察主體的行為策略為抓捕\\( 對抗\\) 和撤退\\( 非對抗\\) ，則在三種力量對比下暴徒主體的策略收益如表 1 所示。
因此，當暴徒 nTi的視閾內暴徒數量大于警察數量時，暴徒 nTi的最優策略是襲擊警察; 而當暴徒數量小于警察數量時，暴徒 nTi的最優策略是逃逸; 當暴徒數量等于警察數量時，其襲警和逃逸行為均是有條件的最優策略。
2\\) 旁觀者 － 暴徒當人群行為發展到群體性的暴力階段后，人群中的旁觀者主體就會變成謠言的免疫者，因此在事件中的行為主要表現為避免被暴徒主體所脅迫或躲避暴徒主體的襲擊。而暴徒主體除了躲避警察主體以外，其主要的行為策略還包括對視閾內的旁觀者主體施加影響，利用速生規范效應來帶動更多的人加入到群體性暴力活動中。與暴徒 － 警察的關系相同，某一時刻旁觀者主體 nWi的視閾內同樣也存在著三種旁觀者與暴徒的力量對比: 旁觀者數量多于暴徒、旁觀者數量等于暴徒、旁觀者數量少于暴徒。
而在相互的行為博弈中，旁觀者的策略為仿效暴徒的行為\\( 對抗\\) 和不仿效暴徒的行為\\( 非對抗\\) ，暴徒的策略為襲擊平民\\( 對抗\\) 和不襲擊平民\\( 非對抗\\) 。則兩類主體在不同力量對比下的策略收益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中的策略收益可見，對旁觀者主體 nWi而言，當在其視閾內旁觀者數量大于暴徒時的最優策略為不仿效暴徒的行為，而在旁觀者數量小于暴徒數量時的最優策略為仿效暴徒行為，在兩者力量相等時則是有條件最優。
4 結果與討論
作為一個典型的非常規突發社會安全事件，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的復雜性不僅體現于不同主體之間的復雜作用關系，還表現為從突發事件所引起的人群聚集和圍觀到群體暴力行為的過渡過程是一個非線性發展的階段。而無論是對突發性群體暴力事件的演化規律分析還是預防和應急，了解突發性群體暴力事件的非線性過渡過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基于突發性群體事件的社會科學理論，針對群體憤怒、謠言傳播與行為模仿等主要動力性影響因素，利用多主體仿真建模工具來對突發性群體暴力事件過渡過程中的主體進行建模分析，能夠從對人群中個體的心理、情緒和行為的變化進行描述的角度來對復雜環境下聚集人群的群體進化行為進行涌現，從而有利于從定量和定性的角度揭示出人群行為失控的內在規律和發展變化過程。
首先，從定量的角度，有利于研究相關因素對群體性暴力活動產生的影響。在以往的一些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案例中，人群的規模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當人群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參與主體的匿名性會被大大強化，從而使其犯罪成本降低，增加其向暴力行為主體轉化的可能性。因此，通過對突發性群體暴力行為過渡過程的建模仿真能夠使人們從定量的角度來分析人群的規模效應\\( 如單位面積下的聚集人群密度等\\) 對群體暴力行為產生的影響，從而確定出臨界性的人群密度閾值或臨界點，為應急部門通過現場人群的規模來進行群體異常行為的判斷提供依據。
其次，從定性的角度，有利于制定更有效的群體性暴力事件應急戰術策略。在突發性群體暴力活動中，一些異常行為的主體，如暴徒和激進分子等通過傳播謠言、脅迫參與等行為往往會對人群向暴力行為方向的轉化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控制和圍堵這一類異常主體則會有利于防止群體行為的失控。因此，通過對人群向暴力行為轉化過程中的主體作用關系進行建模和仿真分析能夠有利于人們從定性的角度來驗證戰術策略的有效性，從而制定出更為合理有效的防范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