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我是查理”成為歐洲最響亮的口號。幾十個國家的領導人手挽手地游行，上百萬人的集會在昭示反恐決心的同時，似乎也為“文明的沖突”這一老話題提供了最新論據。

被誤讀的“文明的沖突”說起“文明的沖突”，人們自然會想到亨廷頓。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并不是針對今天歐洲的局勢而言，他關注的重點不是一個社會之中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關系，而是世界范圍內西方這個板塊與其他板塊之間的沖突。

毋寧說，所謂“文明的沖突”是一種形象化的描述，亨廷頓通過這樣一種描述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緊張關系進行了現代語境中的重塑，并且以此巧妙地遮蔽了在后殖民時代以西方為中心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與不發達地區的深刻矛盾。坦率而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更接近于一種偏見，它忽略了伊斯蘭不同教派之間的沖突往往比其與西方的沖突更為激烈和持久的事實，也忽略了西方世界在所謂同一文明之下的深刻分裂所帶來的沖突往往更為殘酷的事實。更為重要的是，他忽略了許多國家往往同時受到多種文明的影響，并且在其政治實踐中也同樣影響并塑造著文明，“文明的沖突”往往只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而非原因這一事實。作為一種浪漫主義的修辭，“文明沖突論”的確為人們對于西方與世界的關系提供了一種不夠嚴謹卻說得過去的角度，但令人悲哀的是，它在大眾傳播當中被廣泛地誤讀了。這是因為，聳人聽聞的標題總是更能吸引眼球，而人類似乎又如此渴望一種確定性的命運，哪怕是明顯的有失偏頗的明確，往往也比復雜而專業性的模棱兩可更受大眾的歡迎。

漂亮而武斷的修辭似乎總是比紛繁復雜的真相更能捕獲大眾的心靈。

相比于將“文明沖突論”運用于國際關系的做法，將其運用于國內治理則可能帶來更為災難性的后果，因為它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塑造不可調和的敵對關系，它意味著有一些人是拒絕融入的，是“心懷敵意”的，是命中注定的“敵人”。坦率地說，這種說法在歐洲的歷史上毫無新鮮之處，例如，在多個歐洲國家長期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的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迫害，16 世紀法國的天主教派對新教胡諾格教派的清洗、19 世紀英國對愛爾蘭天主教移民的驅逐，以及麥卡錫主義時期美國當局對共產主義者的歇斯底里的清肅，都共享著同一種邏輯，那就是：出于絕對“正當”的理由，有那么一部分人肯定是必須予以斗爭到底的“敵人”。只是今天，似乎輪到穆斯林群體來承擔這樣一個角色了。

正如一位激憤的穆斯林人士所言，所謂的“文明的沖突”不過是暗示著所有的穆斯林都或多或少地有著恐怖分子的嫌疑。

今天，西方社會對于“穆斯林群體從事恐怖活動”的恐懼，與歷史上對于吉普賽人從事“巫術”、猶太人奉獻“魔鬼”的恐懼在實質上究竟有著多少區別呢？如果僅僅從針對平民的暴行而言，且不提歐洲的黑手黨、美國的三 K 黨等老牌暴力組織制造的暴行，相比于若干年前的愛爾蘭共和軍、西班牙“埃塔”、德國“赤軍”、意大利“紅色旅”等的行為，這次對《查理周刊》的血案雖然殘忍，但在危害程度上卻未必更深。歐洲人應該不會忘記，意大利前總理莫羅就是在 1978 年被“紅色旅”綁架并公開處決于街頭的。

但是相比于伊斯蘭極端分子，歐洲國家那些曾經的左翼暴力組織長期得到歐洲社會的容忍甚至同情。德國的左翼恐怖組織多次針對報社實施過爆炸襲擊，但是卻從來沒有數百萬人為那些犧牲者進行過游行。不僅如此，還曾有相當多數的人認為，這些爆炸襲擊是摧毀資本家喉舌的正當戰爭行為。這種鮮明的態度差別說明了這樣一個冰冷的事實：人們對于暴力行為的譴責程度通常和人們與這些群體聯系的緊密程度密切相關。一個美國的白人多少可以理解白人右翼極端組織的暴力行為，即便他并不接受暴力。

但他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暴行就會有著更為激烈的反應，更愿意相信存在著一場不可調和的“文明的沖突”，盡管事實上在美國本土 70% 的恐怖暴行來自于白人恐怖組織。

西方社會繁榮的新祭品在 20 世紀，伊斯蘭世界雖然獲得了塑造民族國家的歷史機遇，但是也被更深地卷入了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現代秩序之中，西方世界的世俗主義、消費主義、市場經濟與暴力，以一種更為全面而直接的方式進入了伊斯蘭世界的日常生活。它打碎了伊斯蘭世界傳統的治理模式，使穆斯林階層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新的無產階級。對于那些背井離鄉進入歐洲的穆斯林群體，這種“無產階級化”的趨勢更為明顯。

在歐洲社會，大量的外籍勞工、非法移民、少數族裔替代了原有的白人無產階級，成為了社會繁榮的新的祭品。更為悲哀的是，隨著歐洲經濟的長期停滯，少數族裔無產階級化的趨勢及由此而承受的壓迫甚至還在進一步擴大。

在備受壓迫、忍氣吞聲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反而可能會展現出高度侵略性和顛覆性的性格特征。在美國，一些最兇悍的匪徒來自于某些發展中國家體格瘦小的第二代移民，他們作為難民的后代在成長中備受凌虐，因此也形成了暴虐的性格與對暴虐的崇拜。車臣的恐怖分子同樣是當年蘇聯高壓民族政策的產物，在全族流放的道路上出生的那代兒童，最終以十倍的恐怖回報了俄羅斯人。今天歐洲穆斯林中的激進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

在許多時候，由于施暴者的宗教背景，暴力的根源被想當然地歸因于宗教，更為深刻的暴力動機在政治中的功能也隨之被簡單的道德批判所遮蔽。

由于種族、宗教、語言等這些似乎自然、客觀的區隔，西方“主流”社會中的多數人很少會對這些確定的“少數群體”感同身受，也很難對他們的困境心生憐憫。在這種時候，“多數”對于“少數”的壓迫往往以不經意的方式成為了一種人人視而不見的自然現象。

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往往是社會中沉默的少數，他們在主流社會的視若無睹中承受苦難，卻很少能夠通過文明、和平的途徑來主張權利。在這種時候，暴力成為了一種對話的方式，它能夠以最極端的方式強迫多數人正視現實中被忽視或被默認的不公正。許多發生于歐洲的暴力或恐怖事件，其實都可以歸于一個原因，那就是在西方民主政體中的永遠的“少數”以絕望的極端行為去彌補政治中的絕對弱勢，而穆斯林極端分子的襲擊在本質上與這些恐怖活動并沒有太大的區別。

事實上，歐洲的政治精英也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這也是歐洲在反恐問題上與美國最大的不同。長期與恐怖活動共存的歷史經驗，已經讓歐洲的政治精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小布什式”的復仇主義情緒，這不是因為歐洲更為懦弱或是更為偽善，而是他們更能從傳統中汲取經驗。歐洲必須采取更為溫和而謹慎的反恐策略。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歐洲，“主體民族至上”的種族主義觀念已經為保障人權、實行法治的價值觀念所取代。對“少數”的壓迫危及的是多數人共同的理想，以及國家最根本的合法性。然而問題在于，在許多時候，這種確定的“少數”與“多數”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在社會經濟停滯、剩余有限、福利下降的情況下，這種矛盾甚至還會進一步激化。

這就是歐洲的困惑，一方面大規模的種族壓迫或強制同化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他們又面臨窘迫的經濟形勢，無法再以慷慨的姿態進行有效的對話與協商。在這種情況下，忍耐與等待成為了惟一的選擇，就像他們曾經長期忍耐那些源于本土的暴力活動一樣。

這未必不是一種值得稱贊的智慧，因為對于人類社會的疾患本就很少有立竿見影、標本兼治的良藥，而在許多時候，莽撞而過度的治療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