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歷程和社會沖突的產生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由市場調節的高效率的非國有經濟迅速成長，與計劃調節的低效率的國有經濟形成巨大的反差。價格雙軌制的實施在兩者之間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間，尋租行為使得腐敗現象迅速蔓延。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策略的漸進式改革，總體而言，仍屬于帕累托改善，在這期間所發生的社會沖突都屬于非經濟性質的，主要來自于精英階層非經濟利益的訴求。
到了 90 年代初期，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劇變，改革和經濟增長均處在一種徘徊、停滯時期，“穩定壓倒一切”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幸運的是，1992 年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最終得到了確立。在向市場化目標推進的過程中，首先在“產品市場化”和“要素增量市場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要素存量市場化”改革卻因阻力重重而并無實質性進展。兩種資源配置體制并行產生了一系列摩擦，矛盾日益嚴峻，而維持要素非市場化的體制也在不斷地消耗著大量的財政金融資源，造成財政赤字和金融機構呆賬壞賬激增，此時又逢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外部市場萎縮，矛盾進一步激化。20 世紀 90 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改革進入要素改革的攻堅階段。
在一個交易成本并不為零的現實世界中，資源初始配置的不同不僅意味著不同的配置效率，更意味著會有不同的收入分配結果.機會不均等是造成結果不均等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處于傳統體制中的存量要素不管以什么樣的方式重新配置使之市場化，都意味著巨大社會利益的重新組合。
中國社會由此也進入了一個直接利益沖突帶來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激增的階段。
此后的社會沖突與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的社會沖突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一階段以官員和政府為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使得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財富再分配，此輪再分配中利益受損者對這種利益分配規則并不認同。這種不滿可能直接引發以明確利益訴求為目的的社會群體性事件，也可能透過某個孤立、偶發、不相干的事件爆發，但爆發的最根本原因還是直接利益受損方積累了對社會的不滿。
二、收入分配不均加劇社會沖突
從前文的歷史回顧中可以看出，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社會沖突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街頭示威，也不是要求制度變革的激進行為，主要是由于發展的不平衡和資源的稀缺性而圍繞著稀缺資源的競爭所直接或者間接引發的社會沖突。主要表現為地方上的單一問題所引發的抗議活動，并且大多數活動有明確利益訴求。利益訴求的社會沖突，實際上根源于社會經濟制度的轉型。在中國則表現為，從一個財產相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向差異擴大的社會過渡。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述：“在可欲資源分配方面存在著明顯的特權和不平等時，必然會加劇不同階級之間的緊張和仇恨，這種仇恨會進一步觸發那些沒有權力、聲望與財富的人對占有這些資源的人進行對抗?！惫P者認為造成當前社會沖突的最主要經濟根源在于社會的不平等，而這當中首推收入的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一直以來都被認為與沖突密切相關。關于兩者之間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論述“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到社會穩定”.阿馬蒂亞·森在其經典著作《論收入不平等》中談到“不平等和暴動實際上是個近似體”,將經濟領域的不平等與社會沖突看作是同生體.用不平等來解釋社會沖突的早期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或土地所有權的個人分布上，收入不平等導致了低收入階層的不滿，進而引發社會的不穩定。一個經濟體要想取得可持續性發展，必須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
自 1978 年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經濟改革總體而言是成功的。2012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3/4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的生活大為改善 .與總體福利改善得到一致認同一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并沒有平等地為每個人所共享也是得到一致認同的觀點。81%的受訪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狀況；87%的受訪者認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個大問題。
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三十多年來，經濟和社會發展遵循的一個思路是：收入水平提高、人們生活標準上升，進而人們的生活幸福指數會增加，政府也從這個角度保護人們免受社會沖突之威脅。但實際上 1990-2008 年經濟高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飛速提高的近二十年間，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并未提高，也就是幸福指數并沒有伴隨著收入提高而提高.原因就在于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斷上升，而且這種不平等的上升已經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事實上，在經濟增長率突破 10%的時候，群體性事件反而呈現出“棘輪效應”（至少在一些省份呈現繼續上升的趨勢）。政治學意義上的沖突關注的是社會財富的分配，而不是創造社會財富本身的活動。一個國家社會財富的分配既與其經濟制度相關，也和政策的傾斜度有關。市場化改革以來，造成人們之間收入出現差異的原因，可以歸為人們參與市場競爭能力的差異和競爭機會不均等兩類。而能夠引發不滿并最終導致社會沖突的顯然是后者。
三、失業的產生與社會沖突的集中爆發
（一）勞動力市場改革與失業的產生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國有企業工人遭遇下崗，工資與福利被削減或中止，并失去了養老金。城市失業率據估計平均在 15%,在中國東北的一些城市，失業率甚至上升到了 25%.以遼寧省為例，勞資沖突事件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快速增加。
據統計，在 2000 年 1 月到 2002 年 9 月之間集中爆發 9 559起勞資沖突事件.隨著國企改革漸近尾聲和對國企下崗職工安置工作的重視，發生在國企中的社會沖突事件不斷減少，而代之以城市中外來務工人員維護相關利益的沖突事件，沖突地點也向沿海地區轉移。例如，廣州市 2004 年 1 月份到 10 月份發生了 863 起涉及超過 50 000 人的抗議事件。
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和產業升級的背景下，經濟發達地區不可避免地出現結構性失業者增加和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就業沖突會日益加劇。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和城市就業人員人力資本水平差異不斷縮小，由于政策歧視引發的與就業相關的沖突主要表現為：要求滿足他們的積極就業的權利；要求得到承諾支付的工資、社會保障和改善工作環境。
（二）失業與社會沖突
經濟高速增長并沒有帶來就業的同步增加。雖然城鎮職工基本上都納入了國家失業保險，但是城鎮職工并不包括大量非正規就業的城鎮從業人員和大量的農民工。在非農就業人員中，大約只有 25%的就業者參加失業保險，這一比例基本穩定了十幾年。而城鎮就業人員中參保比例明顯高于非農就業，但也只是在 40%上下浮動。
領取失業保險補償基本條件：一是按規定參加失業保險，所在單位及本人累計繳費時間滿一年的；二是非本人意愿中斷就業的；三是已辦理失業登記并有求職要求的。在這些條件限定下，失業人員收益率（拿到失業保險金補償的失業人員占總失業人員的比重）很低。從表 1 看，大部分年份失業保險收益率都不足 50%,自 2005 年以來更是逐年降低。如果按照調查失業人員數，則失業人員收益率更低，最后一列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失業保險收益率不足 1/4.且從 2008年以來大幅度降低。絕大多數的失業人員處于無保障狀況。
即使參加了失業保險，領取了失業保險金，也不能保證失業者無后顧之憂。因為失業保險金和失業補償水平偏低，替代率還達不到 20%（見表 2），保障水平根本無法保障失業者的基本生活。國際勞工組織對失業補償的建議是：根據失業者失業前的工資或投保記錄為依據，補償標準在原工資60% 以上。大多數國家的補償比例都高于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中國的失業保險補償替代率按照最低工資水平為基礎，低于這個標準。
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在失業保障不足的情況下，如果就業不充分，會惡化一些家庭的收入狀況，進而擴大不平等，形成失業和貧困的惡性循環。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統計口徑問題，中國失業人口只計算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因此可以預見，實際上的就業沖突和危機比估計的要更嚴重。
社會沖突的根源在于居民利益受到侵害和整個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在基本經濟制度處在變革時期，如果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同時又得不到必要的社會救助，自身勞動權和財產權受到侵害，而政府和社會機制又無法調節，此時社會緊張度不可避免提高。與公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通貨膨脹、犯罪、失業、經濟增長放緩、經濟危機、官員腐敗和濫用職權、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都會觸痛大眾的神經，此時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都可能成為引發大規模群體事件的導火索。
四、維護社會穩定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保障對長期增長問題的經驗研究早已證實，收入不平等和社會不穩定都不利于經濟增長[6],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甚至會通過引發社會沖突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停滯、倒退[7].
Alesina and Perotti 將社會不穩定（用社會沖突度量）和投資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認為收入不平等會通過增加社會不滿情緒而加劇社會不穩定，而社會不穩定會降低人們的預期，增加不確定性，這種預期的不確定性會反過來減少投資。據此可以推出，如果中國的社會沖突進一步加劇，那么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就一定會下降。一些文獻也支持了這個推論[6].例如，Easterly et al.認為一個國家如果缺乏社會凝聚力（以收入不平等和種族分割度量），那么會通過影響制度質量進而阻礙該國的經濟增長[8].Aisen and Veiga 通過分析一組跨國數據，檢驗了社會不穩定（選取政治變化的一些基本指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兩者呈顯著的負相關[7].Daron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認 為 政 治不穩 定 對 經 濟制度和激勵造成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政治不穩定直接導致了產權不安，同時也會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以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國家為例，源自殖民時代的制度使得這些地區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各種集團為了爭權奪利，陷國家于政治動蕩、經濟停滯的悲慘處境[9].
經濟放緩對所有政府來說都具有挑戰性，對中國政府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最近幾十年經濟的強勁增長，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期望值，地區不平衡的發展戰略使得中西部地區還遠未達到富裕水平，地區差異已經很明顯。人們看到的不平等比其感受到的不平等危害更大。因此，與那些本身處境較差，民眾期望不高的國家相比，經濟增長對中國顯然意味著更多的內容。但這種增長絕對不能再建立在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基礎上。如果政府致力于縮小收入不平等、健全社會保障和以擴大就業為目標的投資，那么社會沖突自然會得到抑制。政府應從主導性角色向服務性角色轉變，給予人們參與行政決策的機會、加強和統一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這些無疑能更好地解決社會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