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互聯網誕生以來，網絡色情就一直是互聯網治理的頑疾。2014年，打擊網絡淫穢色情和低俗信息（以下簡稱“網絡色情信息”）專項行動自4月上旬拉開序幕，這是中國中央政府從2007年起每年部署和開展打擊網絡色情信息專項行動的持續，該專項行動在凈化網絡環境和建設健康網絡文化方面發揮了中堅作用。然而，與既往一樣，“2014年底，當專項行動接近尾聲時，大網站低俗辦網傾向又有反彈，淫穢色情信息時有抬頭”[1],社會影響惡劣，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和互聯網的有序發展造成很大的危害。徹底清除網絡色情信息是全體社會組織和成員的強烈要求。
學界也對中國網絡色情治理進行了較多探討，現有關于網絡色情治理的對策研究多圍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強調法律管制，介紹和評述其他國家關于網絡色情管制的法律措施，期望為中國的立法實踐提供參考。例如，龔文庠和張向英[2]重點分析了美國與新加坡網絡色情法律管制在宗旨、原則、主體、標準和措施等方面的差異。二是呼吁在法律規制的框架下引入內容分級的技術手段進行網絡色情治理。例如，張志銘和李若蘭[3]探討了網絡色情治理引入內容分級制度的客觀需要、運作規范與制度實踐，認為中國治理網絡色情也需1由于社會文化背景和歷史延續的原因，中國政府在網絡色情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也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由于社會網絡化造成傳統公共治理生態發生變化以及網絡空間環境的復雜性，中國以政府這一公共權力主體為主導的網絡色情治理實踐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難題。本文擬從政府公共權力運行的視角分析這些難題的表現和原因，并提出具針對性的應對策略，以期探明政府公共權力在互聯網治理中的運行規律，也為中國網絡色情治理實踐提供參考。
一、跨境網絡色情信息難以從源頭上根除
近年來，隨著國家打擊網絡色情信息行動的力度不斷加強，許多不法分子為了逃避打擊將服務器轉移到國外，在國外建立淫穢色情網站并通過互聯網提供淫穢色情服務，給政府有關部門清理網絡色情信息造成阻礙，網絡色情信息難以從源頭上根除。
眾所周知，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是在一定疆域范圍內進行的，這里的“一定疆域范圍”通常是指國家擁有領土主權的地理區域，國家的領土范圍給政府公共權力的運行設置了合法性和有效性界限。在網絡化時代，公共事務所關涉的空間在很多情況下超出了國家的疆域范圍，其所關涉的個人、團體和組織機構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看，政府對本國疆域范圍內存在的人和物具有強制約束力，而受公共權力效力的疆域限制，政府對公共事務活動中其他國家疆域范圍內存在的人和物通常并沒有直接的作用效力。當這些人和物的行為對本國民眾的利益造成了危害時，政府很難對1就境外傳播到中國的網絡色情信息而言，公安等政府部門雖然能夠通過技術手段刪除和清理傳到境內的網絡色情信息、切斷傳播鏈條，并能夠對在境內建立和維護這些淫穢色情網站的不法分子實施懲罰和法律制裁，但對境外的服務器、網站和人員則無權處置，只能采取屏蔽IP地址和過濾域名等技術措施，在國際網絡接口處對淫穢色情網站的訪問和信息傳播進行封堵。并且，這種處理措施的長期效果也并不樂觀。事實表明，不法分子經常采用域名變換或跳轉等伎倆逃避封堵[4],使淫穢色情網站很快改頭換面后又死灰復燃，難以從根本上鏟除。
二、網絡色情信息傳播在新媒體環境下愈發難以控制
與傳統網站集中控制信息生產的“單點-面”的傳播模式不同，目前的媒體生態和傳播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概括而言，當前的媒體信息傳播至少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受眾可以自己生產內容，自媒體快速發展，信息傳播呈現“多點-多面”特征。二是信息傳播渠道、形式和手段越來越多樣。就網絡色情信息傳播而言，既包括網站等傳統信息源頭，也有論壇（BBS）、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自媒體工具；既包括傳統互聯網，也包括手機媒體等移動互聯網，還包括網絡電視和機頂盒等渠道；既有文字和圖片信息形式，也有視頻和廣告形式。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近年來微博和微信等新媒體工具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成為網絡色情信息傳播的溫床，即使微博和微信服務商在源頭上刪除和查封了色情信息，由于具備大規模實時傳播的特征，色情信息也可能通過微博轉發在相當規模的網民中傳播開來，或者通過微信朋友圈在熟人圈子中隱匿地傳播，要從網絡平臺上完全刪除這些信息幾乎不可能。概言之，網絡色情信息生產源頭多樣、傳播鏈條動態化和復雜化。
面對這樣的媒體傳播環境，政府要清除網絡色情信息，并追究相關企業和社會個人等主體的責任，除了采用內容審核等直接監管方式以外，鑒于行政成本和技術等方面的原因，還不得不采用間接監管方式。政府重點對互聯網內容和服務提供商、廣告與收費代理等進行強制監管，要求“互聯網站、基礎電信運營企業、網絡接入服務企業立即開展自查自糾，主動清理網上淫穢色情信息或鏈接，嚴格落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內容審核把關機制，研發應用防范淫穢色情信息傳播的技術措施，不得為淫穢色情信息提供傳播條件、渠道”.[5]
從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這是作為公共權力主體的政府對客體采取的強制措施，然而，政府的強制手段收到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以新浪公司為例，2014年4月16日和23日，因涉嫌傳播淫穢色情信息，新浪公司被吊銷《互聯網出版許可證》和《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依法停止從事互聯網出版和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的業務，并被處以較大數額罰款，涉嫌構成犯罪的部分人員被移送公安機關立案調查。[6]
從時間上來看，新浪網傳播淫穢色情信息正值全國部署統一打擊“網絡色情”專項行動時期（該專項行動于2013年4月13日發布全國公告）。并且，新浪網在2013年就先后兩次因傳播含有違禁內容的互聯網出版物受到行政處罰，但并未吸取教訓。[6]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在其他互聯網企業身上也屢有發生。
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是因為互聯網企業對政府行政強制手段的服從是被迫的服從，這使得政府公共權力運行的效用降低，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從政府權力運行的角度而言，政府憑借強制性力量達到的效用往往是有限的。這是因為，政府公共權力的強制力一般是通過實施懲罰或懲罰的威脅來贏得公共權力客體的服從，這種強制性服從是一種被迫的服從。被迫的服從很難保持長期的穩定，在強制力減弱或消失的情況下，客體很有可能減少服從的程度或者擺脫被支配的地位。并且，服從也具有成本，這種成本是可以計量的?；镜挠嬃繕顺呤怯捎诜乃说囊庵径艞壍幕顒訉Ψ恼叩膬r值的大小。如果服從者考慮到服從他人的意志而放棄自身想做的事情并不值得，而又不得不去做時，他們就不會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