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我國以“時空壓縮”的方式追逐現代化，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逐漸凸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們逐漸由街頭表達走向網絡抗爭。網絡動員究竟是沖突化解的有利武器，還是沖突升級的助推器?

這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研究者們正是利用和借鑒西方理論的同時，開始了網絡動員的本土化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網咯動員研究的基本取向和研究議題，并作一簡要述評?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研究取向

有關網絡動員的研究中，西方學者尤其強調利益之于網絡動員和集體行動的重要作用，從理性的視角解釋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的動因。

1.網絡動員中的理性視角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1]82所有的網絡動員最初都有著明顯的利益訴求，都是動員主體借以實現其利益的工具。在網絡時代，人們之所以能夠被動員起來參與社會沖突事件或集體行動也都和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為我們理解集體行為中的個人決策提供了一個簡單而清晰的理論框架。奧爾森認為，大多數的組織成員都處于理性的個人計算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搭便車”困境是集體行動無法克服的障礙。組織成員是否參與集體行動都和他們的利益權衡密切相關，當他們參與集體行動的收益大于成本時，就會參與集體行動，反之則會退出集體行動。在以后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開始用利益和機會等詞匯來代替以前的怨恨和剝奪感等詞匯。如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就利用成本。收益分析來衡量人們是否參與革命、鎮壓革命或者不參與革命行動，并認為集體行動過程中的“選擇性激勵”仍然起著重要作用。[2]

20世紀70年代麥卡錫（John D. McCarthy）和左爾德（Mayer N. Zald）發表了《社會運動在美國的發展趨勢：專業化和資源動員》以及《資源動員和社會運動：一個局部理論》，奠定了資源動員理論的基礎。資源動員理論來自奧爾森理論的一個核心命題…利益計算是集體行動的固有邏輯。資源動員理論是對集體行動乃非理性假設的一種反動。

原先的社會運動理論更強調剝奪感和怨恨等各種情感是集體行動爆發的根本原因。而資源動員理論則認為，人們之所以能夠參與集體行動，也是人們深思熟慮選擇的結果。資源動員理論認為，社會運動的增多并不是意味著社會矛盾的加大或者社會上人們所具有的相對剝奪感或者怨恨感的增加，而是社會上可供社會運動參與者利用的資源大大增加了。資源動員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能夠參與集體行動，并取得成功，是人們審時度勢，進行權衡的理性結果?？傊?，不管是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還是資源動員理論，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即集體行動的參與者都是權衡成本和收益的理性“經濟人”.人們是否進行網絡動員以及人們參與網絡動員過程中的程度，取決于他們的利益權衡與利益計算。2.網絡動員中的情感視角事實上，人并不是完全純粹理性的，在某種程度上，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綜合體。

正如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一個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綜合體，在其行動中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情感的因素，除非這個人是冷血動物。人們在社會中的行動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認知逐漸深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行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種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控制的情感影響?！盵3]

那種“企圖把個體行動分解成‘理性'和'感性'這對立的兩大類，是對人類行為的復雜性的否認”.因此，網絡動員并不完全遵循理性的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到情感的支配。在網絡動員的過程中，人們處于一種群體非理性的狀態，往往受到情感的支配。法國社會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首先對人們參與集群行為時這種心理狀態進行了詳細描述。勒龐的整個理論的核心是所謂的“心智歸一”原則。勒龐的理論為我們解釋人們在互聯網的動員過程中群體心理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受勒龐理論的啟發，布魯姆提出了符號互動理論。這個理論可以解釋從集體行為到社會運動乃至革命的所有聚眾現象。人們對社會公平的感知會決定他們是否會參與公共沖突事件。亞當斯（J. S. Adams）在1963年提出了公平理論。[4]

亞當斯認為，當一人所從事的活動和工作與他們從這種工作和活動所得到的，與其他人所從事和所得到的大體相當，就會達到一種滿意的狀態。公平理論關注的是投入相對于獲得的公平性。不公平的感覺會造成一種緊張狀態，一種要求改變現狀的內在壓力。與此類似，格爾（Ted Robert Gurr）提出了相對剝奪感概念。[5]

格爾認為，每個人都有某種期望，而社會則有某種價值能力。當社會變遷導致社會的價值能力小于個人的價值期望時，人們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越大，人們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壞性也就越強，他把這個過程稱為挫折。反抗機制。斯梅爾塞（Neil J. Smelser）提出的加值累加理論，有助于解釋人們為什么會參與集群行為。

斯梅爾塞認為，結構性誘導因素、結構性的怨恨和剝奪感、一般化信念的產生、觸發集體行動的因素或時間、有效的動員以及社會控制能力的下降是導致集體行動產生的五個關鍵要素。其中，結構性的怨恨和剝奪感以及一般化信念的產生在動員人們參與集體行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人們之所以參與集體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的相對剝奪感和由此而產生的怨恨的增加，而一般化信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擴大了人們的怨恨、剝奪感和壓迫感，從而使得人們能夠輕易地被動員起來參與集體行動。人們之所以被動員起來參與公共沖突事件，還存在一個社會認同問題，即把沖突的雙方建構為“我們與他們”、“弱勢與強勢”的對立。

集體認同感同樣屬于情感的范疇，比較不滿，它更多是在建構過程中形成的。建構主義認為人們是根據意義的社會建構來采取行動的。集體認同感的建構是集體行動的核心內容。社會問題并不必然地引起集體行動，這中間需要一個意義建構的中介過程，即關于“我們是誰”之類確切問題的傾向。[6]64在某些情況下，只有人們對行動賦予了一定的意義，大規模的社會動員才能成為可能。

（二）研究議題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互聯網已經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關于網絡動員的研究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有的研究已經認識到網絡動員在集體行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互聯網對包括公共沖突等在內的社會抗爭的影響仍然沒有一致的結論。概括地說，目前有關網絡動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網絡動員的結構和作用研究。1.網絡動員的結構網絡動員的研究重點是圍繞公共事件的行動者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這一問題而展開的。動員結構是社會運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維度，是指能夠促進個人及組織參與集體行動的機制，比如社會結構與抗爭手段等。[7]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組織和網絡在社會動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后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動員形態及運動組織間的聯系與社會運動發展之間的關系，這些因素被稱為動員結構。[8]39?40西方的社會運動理論尤其關注組織和社會網絡在社會動員中的重要作用。在社會運動動員結構的研究中，西方學者關注的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探討組織/網絡和圍繞人的居住和活動形態而產生的空間環境這兩個因素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作用；第二是探討社會運動動員的不同形式，即所謂的內在動員結構和外在動員結構在運動動員中的意義。而在網絡社會，物理空間距離在動員中的作用開始下降。目前國內關于網絡動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流以及精英或者說網絡意見領袖在動員中的重要作用。信息流在網絡動員中的作用經常被提及，許多學者的研究突出了信息流在動員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流的核心要點就是互聯網的出現降低了信息獲取的成本，使得個人參與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網絡動員相對于其它社會動員的主要特點，就是信息的獲取更加便利。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相對于互聯網技術本身而言，信息流具有更豐富的政治涵義。鹿皮亞（Arthur Lupia）和森（OselaSin）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地降低了溝通的成本，因此，群體規模不再是集體行動的主要障礙，相對而言，個人的作用大大地提高。[9]沿著同樣的研究脈絡，羅斯科蘭蒂（Jacob Rosenkrands）把信息分為三類，即以提供事實為導向的信息；以傳播思想和觀點為導向的信息；以動員為目的的信息。[10]

2.網絡動員的作用互聯網的出現和發展，對社會沖突事件的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有學者認為，關于互聯網如何影響集體抗爭事件，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是：互聯網的出現加速了抗爭的擴散。有多種因素可以影響到沖突擴散的進程，沖突擴散的渠道可以采取多種方式，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沖突擴散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沖突事項的增多；二是沖突參與人數的增加?；ヂ摼W無疑成為動員人們關注和參與事件的最好載體?；ヂ摼W經常被看作沖突擴散的間接載體，并且推動了沖突擴散的過程。賓伯（Bruce Bimber）的研究表明，隨著網絡的出現和發展，互聯網在加強了政治溝通的同時，也改變了政府應付沖突的效率，從而改變了沖突方的政治機會結構，從而推動了沖突的擴散。[11]

也有的學者通過經驗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如安德魯（Kenneth T. Andrews）教授通過對美國靜坐現象的實證研究表明，對于社會網絡而言，互聯網更有利于靜坐的跨城市擴散。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地理空間對通過互聯網進行的擴散的阻礙并沒有社會網絡那樣大。[12]互聯網作為一種資源動員的選擇性工具，它不僅有可能促進沖突的擴散和升級，還有可能實現沖突的化解。目前已經有學者認識到了網絡動員在沖突化解中的積極作用。有的學者認為互聯網之所以有利于沖突的控制和化解，是因為“信息流”機制的存在。 “信息流”的核心要點就是互聯網的出現降低了信息獲取的成本，便利了人們信息的獲取。鹿皮亞（Arthur Lupia）和森（Osela Sin）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地降低了溝通的成本，從而也提高了政府應對社會沖突的效率。

二、國內研究現狀

隨著網絡社會的來臨，我國學者也加大了對網絡動員的研究，總體地說，這些研究在基本的價值取向和研究主旨上與西方學者的研究大體相同。

（一）研究取向

1.網絡動員中的理性視角由于學科建設的發展階段不同，我國的許多學者或者是對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理論直接照搬或者是加以修正和補充來研究中國的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維權抗爭行為。如有研究者就認為奧爾森集體行動中的“選擇性激勵”機制仍然適合用來解釋中國的農民上訪等集體行為。而于建嶸則對奧爾森的理論進行了修正，認為農民基于利益衡量的“壓迫性反映”是集體行動的原動力。[13]

國內學者關于網絡動員的研究特別是維權式的網絡動員研究中，我們都能看到精英基于利益的考量而決定是否參與動員以及參與動員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了動員的效果。如韓恒則以山東曲阜的祭孔為例，指出社會認同以及利益動機是如何生成網下聚會機制的。[14]高恩新通過對三個網絡個案研究，指出網絡集體行動的積極分子是如何借由媒體和互聯網的包裝而形成網絡共意動員的。[15]黃榮貴和桂勇通過研究表明，正是業主的利益受到了損害，才是業主積極分子通過互聯網進行抗爭的主要動力。[16]

也有的學者研究表明，在動員的不同階段，維權積極分子會進行利益的衡量而決定是否退出集體行動，以及把集體行動引領到何處。我國許多學者也從資源動員的視角對社會動員進行了研究。目前有關資源動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維權和社會救助兩個方面。如張磊認為，正是業主積極分子的有效領導以及業委會的動員，才是業主維權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并且取得成功的關鍵資源。[17]孟偉也在對業主維權的個案研究中指出，社區的精英人物、業主大會以及業主委員會既是組織動員的核心力量，也是業主進行維權的重要資源。[18]

另外黃榮桂和桂勇通過15個業主集體抗爭的案例，說明了當小區內業主的利益受到損害時，業主是如何利用互聯網進行動員形成集體的力量來進行抗爭的。此外，他們還對廣州市118家業主論壇間抗爭信息的傳播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對業主抗爭信息在互聯網上的傳播進行了探討，指出了不同的業主論壇及其結構在網絡動員中為什么起著不同的作用。[19]

此外，還有的學者研究了作為一種資源動員方式，網絡動員在抗震救災以及社會援助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有的學者研究了在地震和暴風雨等自然災害中，互聯網是如何作為資源動員的工具來應付危機的。另外劉威關注了在社會轉型期，以政府的民政部門以及共青聯的準政府組織作為慈善活動的主體，是如何運用互聯網進行公益資源動員的。[20]

章友德和周青松以“小雪玲救助”個案中，研究了互聯網作為呼吁援助和組織救援的工具，是如何進行動員人們參與救助的，并指出了網絡動員的結構和模式以及相當于傳統動員的優勢和不足。[21]

2.網絡動員中的情感視角

西方的集體行動理論認為，集體行動往往遵循情感的邏輯。受此影響，我國的許多學者的研究也表明，情感在中國的社會動員和集體行動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代表性的研究有，于建嶸認為，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泄憤事件，它沒有明確的利益訴求，純粹是一種感情的宣泄。[22]

應星強調了“氣”在抗爭政治中的作用，它與被傷害和壓抑的情感密切相關。[23]劉能的研究表明怨恨的生產和累計是集體行動發生的起點。[24]

總的來說，在對社會動員或者集體行動的研究中，中國的學者大多都是直接借鑒西方的理論。如有的學者從群體心理的角度研究了如何被動員起來參與網絡群體性事件等集體行動。還有的學者從相對剝奪感的角度對人們為何會參與公共沖突事件做出了解釋。根據他們的研究，在對公共沖突事件中，特別是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中，利益的分配不公而導致的相對剝奪感或者怨恨感的增加，往往成為集體行動發生的宏觀情境。如《了望》新聞周刊記者提出了“無直接利益沖突”概念，他們指出許多群眾與事件本身并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而是長期的社會不公和積累的不滿情緒，使他們參與事件中來并借機發泄。[25]

師曾志通過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形成機制的研究，指出市場機制造成的公平和效率的失衡，是各類泄憤群體性事件爆發的重要原因。[26]有的學者直接利用斯梅爾塞的價值累加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網絡動員過程。代表性的研究有，劉勇用斯梅爾塞六個累加的流程來分析群體沖突，為我們把握由于利益差異的效能累加而引發的群體沖突的發生機理提供了清晰的解釋框架。[27]

宛恬伊則通過四起網絡案例的過程分析，指出斯梅爾塞的理論同樣對于虛擬社會的集群行為具有較強的解釋力。[28]魏娟和杜駿飛通過魔獸事件玩家集群事件的分析，進一步地驗證了斯梅爾塞的理論。[29]鄧希泉運用斯梅爾塞的加值理論來解釋我國網絡動員之所以能成為可能的原因。他認為：“社會的結構性緊張促使弱勢群體通過互聯網積極爭取話語權以及進行利益訴求和表達?！盵30]

目前，國內有關網絡動員或者集體行動的研究中，社會建構理論具有更高的解釋力，也出現了較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研究有，陳映芳把與社會怨恨有關的話語作為影響市民選擇的基本要素之一。沿著同一個研究脈絡的還有，劉瓊認為敏感話題構建出的“我們”意識是動員發生的心理基礎。管勤積以某地區D廠成功的集體行動為案例研究，探討了行動的積極分子是如何構建話語“心齊”,而動員人們參與行動的。[31]

王英以2008年南京大學小百合BBS反對“漢口路西延工程”為例，研究在動員過程中集體認同感的構建。[32]在此事件中作者通過文本分析和調查問題描述了“我們”是如何被賦予多層次意義與合法性的，最終取得了抗議的階段性勝利。孫煒則以廈門PX項目事件為例，討論了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大眾媒介是怎樣通過“我們是誰”來構建集體認同感，取得預期的動員效果的。[33]

另外，高恩新以躲貓貓事件、羅彩霞事件以及鄧玉嬌事件三起網絡公關事件為例，探討了是什么因素通過何種作用機制推動那些與特定事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社會成員參與事件的。高恩新認為，在這三起網絡公共事件中，互聯網充分發揮了議題建構和共意動員的作用。在這三起網絡公共事件中之所以能夠實現快速的社會動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三起事件都被建構為“社會不公”而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二）研究議題

1.網絡動員的結構

我國學者也認識到了信息流之于網絡動員的重要作用。黃榮貴把以信息流為動員機構的模型分為工具型模型和心理學模型。[34]他進一步認為，互聯網的使用將進一步地促進網民參與社會抗爭活動。社會動員的發動和過程同領袖以及精英的作用密切相關。石發勇以一個街區環保運動個案為例，展示了領袖或者精英是如何動員人們參與行動的。[35]

劉能、陳映芳、黃桂榮、曾鵬等也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還有的學者對精英的產生機制、參與行動的動機以及行為邏輯等展開了研究。如應星以四個個案進行比較研究，指出了“草根行動者”是如何動員人們起來參與集體行動的。[36]

應星認為不管“草根行動者”是主動“站”出來的還是被“推”出來的，都努力地追求代表底層，與此相類似，傳統的精英和“草根行動者”在不同的場景也下具有相同的行動邏輯。于建嶸通過對幾起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案例分析，指出農村的精英之所以愿意冒著風險，充當集體行動的領袖，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外，最主要的就是在行動中不斷被構建出來的社會聲望。[37]

吳廷俊的研究表明了網絡意見領袖是如何揭露真相，吸引網民們的關注并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而使事情得以解決的。[38]

黃桂榮在對業主集體抗爭的研究中，則為我們展示了另一幅不同的畫面。黃桂榮認為，在線業主論壇是業主集體抗爭的新興動員結構，當小區內業主的集體利益受到損害時，業主中的積極分子利用互聯網作為動員的手段發起集體行動。與此不同的是，章友德和周松青在對小雪玲救助案研究的基礎上發現了外在動員結構的特征，即主要在運動積極分子之外的人士之中進行動員的動員結構，并且歸納了這種外在動員結構的基本特征。2.網絡動員的策略。

動員策略是指實施動員者根據動員所要達到的目標，對動員方法、手段進行控制影響的過程。形象地說，動員策略=動員指導+調控策略。 相對于西方學者而言，我國學者尤其關注網民在網絡動員中的具體策略選擇。眾多文獻中，關于網絡動員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對話語的建構上。如高恩新借助“共意社會運動”理論，回答了是何種因素推動與網絡公共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積極網民參與互聯網輿論建構的。他認為，將社會問題轉入集體行動需要一個意義建構的過程，要想實現廣泛的共意動員，通?？梢越柚趦煞N手段：一是借助人們對“不公正”的情感實現動員；另外一種手段是借助媒體、特別是經過媒體放大的“行為表演”實現的輿論動員。劉瓊認為網絡動員除了要構架出“我們”意識之外，通常要借助于熱點平臺和富有感染力的表達來聚集人氣。[39]

劉瓊認為，在網絡動員的過程中，實施動員者通常都以戲謔的手法吸引眼球。如有網友在天涯論壇上發帖《吃面要吃雪菜肉絲，運動要做俯臥撐！身體倍兒棒》，令“俯臥撐”一詞成為網絡流行語，同時將“甕安事件”推到了全國輿論的風口浪尖。沿著同樣的研究脈絡，有的學者認為，網絡動員過程中所發的帖子大都以悲情敘事、苦難敘事、情感敘事和道德譴責等“社會劇場”手段作為話語策略。章友德和周青松以小雪玲救助的個案為例指出了發帖者“獨釣寒江雪”的動員策略。他們認為網絡動員過程中，動員發起者的介入策略十分重要。首先“獨釣寒江雪”對標題的處理就是一個很好的介入策略。他以“用鏡頭記錄五歲女童走向凋零的全過程”為標題，具有網絡轟動性和震撼性；其次“獨釣寒江雪”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以及具有冷血特征的字眼真實地記錄了一起災難事件。這種動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另外，章友德和周松青認為，網絡動員的發起者若想獲得網民的信任，采取一定的距離策略也是必要的?！蔼氠灪痹趧訂T初期發帖之后，刻意地與小雪玲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策略不僅為事件的真實性正名，也為發起者的廉潔型正名，從而實現了良好的動員效果。

3.網絡動員的作用

網絡動員往往從總體上推動了沖突的擴散，改變了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的博弈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強者對弱者的控制。我國學者趙萬里和王菲以“華南虎”事件為例，探討了互聯網是如何促使“事件”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的，并在更大的范圍內形成了“挺虎派”和“打虎派”的對峙。[40]

趙金、徐武生、陳勇等的研究支持了互聯網往往充當沖突擴散的載體的結論。網絡動員不僅加速了沖突的擴散，它往往也會導致沖突的升級。它一方面可以縮短了沖突的周期，另一方面則有可能強化了沖突的激烈程度?；ヂ摼W是滋生和培養各種謠言的最好土壤，互聯網在加快了各種信息的傳遞與溝通的同時，也面臨各種虛假信息的困擾，這種虛假信息極有可能增強了沖突的強度和烈度。我國很多學者的研究都指出了謠言對沖突升級的催化作用。王英以2008年南京大學小百合BBS反對“漢口路西延工程”為例，研究了人們是如何通過集體共同感的構建，從而形成統一的群體意識，并最終迫使政府進行干預，避免了沖突的惡化和升級。孫煒則以廈門PX項目事件為例，討論了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大眾媒介是怎樣通過“我們是誰”來構建集體認同感，促使事件得到近乎完美的解決?？傊?，互聯網既可以充當沖突擴散和沖突升級的催化劑，也可以是沖突化解的利器。在不少議題上，網絡動員發揮了表達民意、伸張正義、扶危濟困等正向的社會功能。同時，互聯網的匿名、快速和傳受一體等特性使得網絡動員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出現非理性的“網絡民粹主義”.尤其是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的網絡動員活動，更是為政府出了一道管理難題。

三、小結

（一）既有研究的貢獻

1.確立了明確的研究視角

眾多學者在對網絡動員的研究過程中，確立了明確的研究視角，即情感和理性的視角?？梢哉f，各種“不滿”等情感因素是網絡動員之所以能夠成為可能并取得成功的初始條件。網絡動員的對象往往是一群憤憤不平的人，他們的不滿通常是一場網絡動員過程的開端，同時，個人在參與網絡動員的過程中也摻雜著各種利益考量和利益計算，真實的行動者是一個情感和理性的綜合體，不能將兩者割裂。在網絡動員沖突管理的研究中，“情感”和“理性”視角可以作為一個有效的切入點。2.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眾多研究者在對包括網絡動員過程在內的集群行為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和完善的理論體系，主要是古典的集體行動理論、資源動員理論和社會建構理論?？傮w而言，這些研究者將集體行動的一般理論應用到具體的動員過程，具有相當高的解釋力。我國的的許多學者也正是直接利用這些理論來解釋我國的網絡群體性事件從爆發、升級到解決的完整過程。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

1. “過多的關注”和“較少的重視”“過多的關注”是指眾多的研究者都把研究的關注點放在網絡動員和沖突升級關系的研究上，認為網絡動員的結果往往帶來社會秩序的失控和社會沖突的升級。某些研究者甚至存有一種基本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預設，即網絡動員是負面的，要加強對互聯網的管理和控制?！拜^少的重視”是指網絡動員對沖突化解的正面功能沒有得到人們的足夠重視。目前有關網絡動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聯網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如何導致沖突升級并引發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只有諸如業主維權、網絡救助等有限的案例支持了網絡動員的積極效果，并且這種支持往往都是建立在對案例分析的經驗基礎之上，缺少理論的厚度。2.缺少如何導致沖突升級和化解的微觀機制研究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情感和理性因素既可以是動員的起點，也是動員能夠持續發展并最終能夠取得成功的動力。一些研究者也通過個案研究了這兩種因素在沖突升級或者沖突化解中的重要作用。更有許多研究者通過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來為我們描述了一幅網絡沖突事件為什么會頻繁爆發的宏觀景象。但是問題的關鍵是推動沖突升級或者沖突化解的微觀機制到底是什么?

情感型動員和利益型動員在沖突管理中起著怎樣的作用?或者說這兩種動員方式導致沖突升級或者沖突化解的具體機制什么?

目前，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依然比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