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愛國主義的內涵

1. 愛國主義是對民族和祖國的深厚感情

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勞動和斗爭中形成和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一種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爭取和維護自己祖國的獨立、富強和榮譽而樂于奉獻一切的高尚道德和情操.熱愛祖國首先要求公民全面地了解祖國,從內心深處對祖國產生深厚的感情,并把熱愛祖國的深厚感情轉化為愛國主義的行動,自覺地投身于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光榮使命之中,不斷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鄧小平說:"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1]弘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就應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精神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全民族的整體素質,使愛國主義成為公民思想和行為方式的一種品質,成為一種公共精神.所謂公共精神是位于最深層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以全體公民和社會認可,追求一種最基本的價值取向.自覺地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根本利益,是愛國主義最起碼的要求.

2. 愛國主義是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民族精神

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沒有愛國主義作為支撐,民族精神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失去了靈魂,因為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基礎.正是由于愛國主義的貫穿,民族精神的大廈才得以建立.廣義的民族精神是指一個民族區別于其它民族的精神風貌、精神特征,既包括積極、優秀、進步的一面,又包括消極、落后,甚至粗俗的一面.狹義的民族精神是指具有正面價值和積極意義的思想、觀念和優秀文化.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得以薪火相傳的精神支撐,一個真正的民族精神代表這個民族發展的進步方向,反映人民的優秀文化,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共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民族意識、民族心理、價值取向、道德規范、民族氣質的總和,在長達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長河中積淀而成,是共同培養孕育的文化傳統、精神風貌等的文化結晶.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之所以始終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其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創造了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民族精神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對一個民族的集體文化心理結構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偉大的民族精神往往會成為一個民族發展前進的強大動力,是一個民族開拓創新的力量源泉.民族精神的內涵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豐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有不斷地與時俱進、創新豐富,才能使民族精神永葆青春和活力.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密不可分,民族精神是時代精神形成的基礎和依托,時代精神是對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是新時期賦予民族精神新的內涵,既一脈相承又是在繼承中的發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相互交融,熔鑄在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精神品格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與時俱進、開拓進取、求真務實、奮勇爭先的時代精神.

二、愛國主義是民族利己主義嗎

利己主義一詞源于拉丁語"ego",意為"我",是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利益作為思想、行為的原則和道德評價的標準.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利己主義被發展成為一種系統完整的道德學說,霍布斯、孟德維爾、愛爾維修等人將利己主義作為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根據美國哲學家蒂洛的分類,利己主義分為心理利己主義和倫理利己主義兩種類型.心理利己主義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人怎樣行動",倫理利己主義研究"人應該怎樣行動",應該怎樣行動才能謀求到自己的利益.蒂洛進一步將倫理利己主義又可分為三種類型:普遍的倫理利己主義、唯我的倫理利己主義、個人的倫理利己主義.普遍的倫理利己主義是指每個人永遠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從不考慮別人的利益;唯我的倫理利己主義奉行的原則是"我"字當頭,每個人都應該為我的利益而行動;個人的倫理利己主義主張我應該為我的自身利益而行動,別人應該怎么辦,我不管.

唯我的利己主義和個人的倫理利己主義實質上是一致的,最終目的都是要達到滿足自己的利益,兩者只是細微的差別而已.但在現實生活中,兩種觀點只適用于某一個個體,不普遍適合于社會中的人,決定了其在實踐中難以成為普遍化的倫理觀點.普遍的倫理利己主義分為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合理的利己主義.

極端的利己主義以自身物質利益為出發點,每一個人都應該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當個人與他人、局部與整體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時,不管采取什么樣的手段,總是要犧牲他人的利益或者整體的利益以成全自己的私利.

同唯我的利己主義不同,極端利己主義把利己的權利賦予了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應該利己,利己的機會是"平等"的,決定了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廝殺",沖突不可避免.[4]28合理利己主義\\(rational egoism\\)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認為人是自私的,利己是合理的并且是合乎道德的,人只能追求自己的利益,滿足他人利益或社會利益是為了達到利己目的的一種手段,"為己利他"是其信奉的原則,具有趨樂避苦、自愛自保的本性.合理利己主義認為滿足了自己利益的同時也就滿足了他人的利益或者社會的利益,不應該把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或者社會利益對立起來.所以,增加個人利益的利己行為要通過利他手段才能實現,霍爾巴赫將合理利己主義的理論概括為一句名言:"德行不過是一種用別人的福利來使自己成為幸福的藝術."[5]

亞當·斯密指出利己心是人的本性,源于利己的動機,市場經濟活動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和驅使下,實現了利己的目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出了財富.利己心和利他心相聯系,完全不同于自私自利.個人出于利己動機的行為,將給整個社會帶來繁榮,并且其結果"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人具有自然屬性,但人的本質是社會性的動物,決定了人具有同情心、關愛心、感恩心,決定了人首先要維持和保障自己的生存.同時,人又只能與他人結成一定的共同體才能最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必須利己,又必須利他,人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利益的同時,必須實現和維護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利己和利他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純粹利已主義在實際上也正像純粹利他主義一樣不可能".

實現和維護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并不是要抹殺個人對自我正當利益的追求,但也不能放任個人為了追逐私利而不擇手段.因此,建立公正有效的社會制度,社會公正優先于個體善,公正的社會才能合理安排個人對利益的追求.羅爾斯說:

"當制度公正時,那些參與著這些社會安排的人們就獲得一種相應的正義感和努力維護這種制度的欲望."[8]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一書中提出不是利己而是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進化的真正因素.30他說:"雖然在各種動物之間進行著極多的斗爭和殘殺,但在同種的,至少是在同一個群的動物之間,也同時存在著同樣多的互相維護、互相幫助和互相防御.合群如同互爭一樣,也是一項自然法則.……作為進化的一個因素來說,它也許更加重要得多,因為它促進、保證了種的維持和進一步發達以及用最少的精力來保證個體的生活的最大幸福和享受的習慣和特性的發展."[9]過互助的生活,盡可能地使彼此利益沖突調節到一定的合理范圍,對大多數人有利,國家得以存在,社會得以發展.因此,國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進步.

尼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中對個體道德與群體道德進行了嚴格的區分,認為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用個體道德去規范群體行為,或者用群體道德要求個體行為,都可能造成道德的淪喪.這兩種道德的差異來源于人本性中自私和非自私的兩種沖動:一方面,人是自私的,總是力圖永久地保存自己,使自己生存下來,這樣會按照自己設想的方式實現自我;另一方面,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賦予人一種超越自我去追求生命永恒的力量,促使他與其他生命共同達到某種和諧,表現出對他人的同情關懷,能夠考慮別人的利益,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甚至會為了他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但是,社會群體\\(包括國家、民族、階級、團體等\\)卻表現出利己的傾向,因為群體之間關系的基礎是群體利益和群體權利,個體在處理群體利益時不可能為了其他群體而犧牲自己群體的利益,個體的無私沖動在群體中受到了抑制,因此,社會群體的道德低于個體的道德,[10]30形成了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社會之間的矛盾.

民族是地域的社團,其內聚力來自民族感情及國家權威.同所有其他群體一樣,階級、民族和國家也是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從本民族的利益出發可以說是一種利己主義.民族的自私是公認的,喬治·華盛頓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在符合其自身利益時,民族才是可以信賴的."一位德國作家宣稱:"沒有一個國家不是為了私利才簽訂條約的."[11]52民族自私的基礎和原因是什么? 尼布爾分析認為,群體缺乏理性,缺乏超越的能力,沒有同情心,只考慮本群體的利益,不會也不可能去考慮其他群體的利益.社會權力的不平等導致了階級分化,階級成員的社會觀點和倫理觀點總要受到其階級的共有的經濟基礎的影響,其行為很難超越其階級利益.在整個人類的共同體中,群體越大,就越必然要自私地表現自己,就越難達到共同的想法與共同的目的.29所以,他得出結論是愛國主義有一個悖論:愛國主義將個人的無私轉化為民族的利己主義.[11]55愛國主義在某種條件下,也會成為自私的一種表現形式,以犧牲個體的無私道德來換取民族利己的不道德,這就是人類的沖突和不公正的根源.[10]30 - 31尼布爾認為,個人道德行為有自私的一面也有無私的一面,但社會群體的道德行為僅有自私性,沒有無私的一面.當然,這種提法欠妥.因為社會群體是由實實在在的個體構成,由此就決定了社會群體也有無私利他的一面,例如一國有難,其他國家伸出援助之手,無私捐款、捐物,跨國界地援助就是無私利他的行為.道德是調節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關系的規范和準則,如果沒有這些關系的存在,道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一環,群體是人類的基本生存方式.人類在生活實踐中,除了以個體的身份參與活動以外,還以群體成員的身份參與社會實踐,群體是由個體組成的,但卻不是個體的簡單相加,群體的道德規范也不是個體道德規范的混合物.群體不同于個體,個體之間的交往有個體道德規范,群體之間雖然少有群體的道德規范,但群體也是道德主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用道德規范來調節,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會更融洽、和諧.

群體道德存在的意義不是對個體進行壓抑,而是為了使個體生活得更好,通過擴大個體利益的方式擴大群體利益,使群體利益在個體身上得到現實的落實.群體利益和個體利益是相輔相成的,群體利益的發展,本身就包含著每個人利益的增加,每個人利益的增加,同樣有利于群體利益的擴大.群體所追求的利益有賴于共同的努力才能實現,而且實現后對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利.尤其是在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有矛盾和沖突時,個人利益應當以群體利益為重,使個人利益服從群體利益,在必要的時候,為群體利益作出犧牲.當然這種犧牲不是隨意的,只有在不犧牲個人利益就不能保全群體利益的時候,才要求個人為群體作出必要的犧牲.實質上,維護群體的利益就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根本利益.因此,道德問題是從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轉向群體和群體之間的關系,人們應追求的不是與社會道德相對立的個人道德,而是超越那些僅僅維護其所在社會群體狹隘利益的社會道德,努力實現對所有人都平等公正的社會道德.

從社會角度看,最高的道德理想則是公正;從個人角度看,最高的道德理想是無私.社會必須實現公正,即使不得不使用諸如自我維護、抵抗、強制甚至怨恨等手段,對它們的運用不會受到最敏感的道德精神的制裁,個人必須忘我于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中,并從中發現自己,才能努力實現其生命價值.[11]151正是這樣的邏輯,尼布爾得出的結論是愛國主義將個人的無私轉化為民族的利己主義.其實,愛國主義反映了個人對國家的依存關系,是對民族和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與榮譽感的統一,是一種深厚的感情.它是調節個人和國家之間關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則、法律規范,每個人要生存下去,必須有自己的基本載體和根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大多數人的意志,人民當家作主,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國家和制定的法律是好的國家和好的法律,才能確保人民生活得幸福.

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就是個人與較大群體的關系,兩者之間相互依存,互為條件,一方面沒有個人就沒有國家,另一方面沒有"國"就沒有"家",沒有"家"就沒有"我".個體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同情別人、關愛別人,利他的一面.同樣的道理,群體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現代倫理是現代社會運作的結果,群體道德不單是要求一個人首先滿足最低限度的政治人、社會人,更要求個體以高昂的熱情去關注他人、關注社會、關注人類問題,去呵護普遍的良心不受侵害,去維護普遍的道德不受侵蝕,去捍衛基本的社會公正不受損傷,去保障人生的自由發展權利不被剝奪.群體道德心智的健全,依靠個體的道德批判能力,健全的群體道德可以啟導個體健全合理的道德規范,有助于形成人們理智的道德行為抉擇方式.個體道德水準的提高,群體整體道德水準相應地提高.

因此,尼布爾所謂的愛國主義悖論是不正確的,并不是將個人的無私轉化為民族的利己主義,愛國主義不是民族利己主義.對國家的愛,是對整個民族利益共同體的自覺認同,民族利益是整體的利益、長遠的利益,這種利益高于民族內部的、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愛國就是愛自己的同胞,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愛燦爛的文化,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捍衛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個體和國家的利益并不矛盾,愛國主義不是民族利己主義,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利他行為.國家作為較大群體,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可以利他,共同發展,互通有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熱愛地球、熱愛世界就是對整個人類整體利益的認同和傾注的情感.當然,現實中由于社會群體間的利益沖突,還存在著強制和暴力,暴力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工具,如果用強制性的暴力,以暴制暴,只會陷入"一暴還一暴"的惡性循環中,愛國主義變成了真正的民族利己主義,陷入了尼布爾道德悖論的"怪圈".走出悖論就是要尋求超越受群體利益支配的社會道德,實現對全人類都平等、公正、無私的道德理想,實現對所有人均等的權利和機會,實現個體生命的真正價值.這并不是一個理想,需要一個過程,經過全人類的共同努力,理想會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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