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海外去
口號-“到民問去”,曾經是一個世紀前中國現代社會科學發生期所醞釀出來的.先有具備學術規范的社會調查,才有社會科學的在少數人一段時問的嘗試之后,一句凝結著共同體集體意識的“到民問去”成為1919年之后的知識界的運動,在中國促成書齋學問之外的社會調查之風蓬勃興起.社會科學諸學科此前在中國主要是課堂傳授的西方書本知識,“到民問去”的調查之風呼喚著以中國社會為對象的知識生產,這種知識生產逐漸造就了中國社會科學諸學科.
今日的中國社會科學界則萌發著另一種沖動,一種積聚了很久、壓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這就是:“到海外去!”楊春宇:關于從“到民間去”再往“到海外去”這個脈絡,我認為如果是說人類學,那么從2“世紀2”年代傳入中國的這門學科從一開始就是強調實地調查的,這么一個“不恥下問”的轉變并不明顯,如果說是中國社會科學,那么金石學家轉變為考古學家靠的是科學的方法論和實地發掘,訟師轉變為法學家靠的是吸納西方法學思想,從社會科學整體上看并不必然與“到民間去”有關.那么“到民間去”是不是可以概括當時整個社會科學的轉型呢?
各個學科有自己的方法論和發展階段,我覺得如果能細化一下,將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之眼”的獨特地位拿出來談,將這條脈絡改為從“到實地去”往“到海外去”,凸現出人類學方法意識上敢為各學科先的超前性會不會更符合我們的這個系列一些呢?筆者答:我把“到民間去”看做中國學界形成到實地、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做調查研究的風氣的標志.[1][2]我把“到民間去”與“到海外去”聯系起來,是因為我看到了這樣的兩階段線索:從說中國如何如何之后,再發展到進入中國社會中做實證的調查研究;從說世界如何如何之后,再發展到進入國外的社會做規范的人類學田野作業.
曾經,在大家都不能出國的時期,我們在政治關懷上滿懷豪情地,當然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今天,出國旅行在中國已經大眾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動.中國的知識界要做的是以規范的學術方式“走進世界”之后“凝視世界”!
關于社會調查,關于經驗研究,“到海外去”預示著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新機會.社會調查的眼界有多寬,社會科學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幾輩知識分子在“民間”、在本土開展調查研究,奠定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當下格局.我們今天到海外去,到異國他鄉去認識世界,則是為了中國社會科學明天的新格局.
二、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國人出國,在“鍍金”、“淘金”、“揮金”之外,新增加了一個目標,這就是扎在一個地方把它作為一種社會、一種文化來觀察,然后寫出學理支撐的報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雖然到目前只有十多個人懷抱著這個目標走出國門,?但是它的學術和社會意義卻不同凡響.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國的人類學學子到國外\\(境外\\)的具體社區進行長期的實地調查而撰寫的研究報告.這種實地調查應該符合人類學田野作業的規范,需要以參與觀察為主,需要采用當地人的語言進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續至少一年的周期.
在西方人類學的正統和常識中,民族志就是基于異國田野作業的研究報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題中應有之意,所以它們是沒有“海外民族志”這個說法的.
人類學民族志的標桿是由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瑪格麗特#米德那批充滿學術激情的青年才俊在2“世紀2”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樹立起來的.他們各自從倫敦、從紐約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島和“野蠻人”長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5西太平洋的航海者6、5安達曼島人6及5薩摩亞人的成年6等經典的民族志著作.他們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為人類學家并進而成為學術領袖的人物.他們的職業生涯成為人類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的模式.
做民族志,總要有充沛的激情讓自己想得夠遠,走得夠遠.在擁有成千上萬的人類學從業者的西方國家,雖然后來在國內社會做民族志的人逐漸多起來,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還是一直被尊為人類學人才培養的正途.
不過,對于中國的人類學共同體來說,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種家鄉研究,一種對于本鄉本土、本族本國的調查報告,因此,“海外”從來都是中國人類學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個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個視野,所沒有發育起來的一種性質,當然也是今天絕對需要的一種格局.
一般都說中國人類學已經有百年的歷史,我們現在才有組織地把田野作業推進到海外,這項遲來的事業讓我們終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遺憾.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廈門大學、云南大學等具有人類學專業的國內高校正陸續把一個一個的學子送到海外開展規范的田野作業.
中國學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時代盡管遲來卻已經大步走來!
三、作為表述主體的共同體
一個共同體,在關于世界的敘事中所占的位置與它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是關聯在一起的.民族志是共同體對共同體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體性明確程度的知識證明.
學術是用文字表達的抽象觀念.文字是個人一段一段書寫的,但是抽象觀念卻不是在個人意義上能夠成立的.學術是共同體的衍生物、伴隨品---共同體造就學人,共同體產生知識興趣、共鳴群體\\(讀者\\),共同體傳承學術成果.反過來,學術則催生新的共同體或促成共同體的新生.
具有集體意識的共同體必須是表述者,必須是能夠言說自我、言說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關于共同體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證明,是共同體通過特定的表述得以構成或顯現為主體的知識途徑,是共同體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吳曉黎:都應該看做“之一”而不是唯一,民族志只是比較晚近的一種知識形式\\).
雖然民族志的主筆者是個人,雖然民族志的材料來自被訪談的個人,雖然一部一部的民族志都有各個不同的具體內容,但是在集合起來的總體效用上,民族志卻承載著共同體對共同體的結構性關系.
西方與東方的關系、與非洲和拉美的關系,既是由西方所生產的器物所支撐的,由西方的武器所打出來的,也是由西方關于非西方世界的敘事所建構的.
這種結構性關系是難以改變的,但不是不能改變的.
改變,只能由器物生產的實力和敘事的表述能力所構成的合力來促成.
在前現代,作為表述者的共同體是各自說話,并且主要是自說自話,偶爾才說及他人,對他人的表述和自我表述都難以直接影響他人社會---即使慢慢偶然傳播到他人社會了,影響效果也總是以緩慢而曲折的方式發生.
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興起,尤其是民族志的興起,造成了一種知識后果,這就是群體作為自我與作為他者都被置于同一個表述所組成的社會景觀之中,置于西方作為世界中心的這個社會結構之中.
從視角來分析這種社會結構的知識關系,西方之所以處于世界的中心是因為幾乎所有的觀察者、表述者都是從西方往外看的.也就是說,從民族志來分析,作者都是西方學者或者學習西方的學者,而文本內容所敘述的都是非西方社會的事情;在共同體層次,西方是凝視者,非西方是被觀察對象.知識的社會后果早就凸顯出來:關于他人社會的敘事不僅在不斷滿足西方大眾的獵奇之心,而且在知識和社會觀念上不斷強化我群與他群的一種中心-邊緣的結構關系---如果我群與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這種結構關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極端不平等的,那么這種結構關系也是極端不平等的.
民族志的作者在自己的社會中不過是一個普通學者,而在共同體的關系中卻支撐著其共同體的優越地位\\(吳曉黎:西方知識共同體的優越地位是哲學、歷史、社會等學科共同支撐的\\).西方作為民族志敘事的主體,同時也成為普遍主義思維模型的創立者,普世價值的申說者、裁判者,世界議題的設置者.
不過,后現代的世界給人類帶來了新的機會.
這一波來勢洶洶的全球化,也是世界各個共同體、各個層次的共同體的力量和關系的再結構化機會\\(吳曉黎:再結構化首先是由于政治經濟層面的變化,是殖民帝國的解體\\).意識形態批判使西方中心主義得到深刻反省,新技術、新媒體與人口流動使關于他人的敘述不再能夠作為一面之詞而成立.更多的共同體能夠在國際平臺上成為關于世界的敘事者了,世界真正變得緊密了,于是,共同體的代表者對自我的表述與對他人的表述都會同時影響自我和他人在結構中的位置和關系.共同體在全球社會景觀中的位置和關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們參與的表述的總和所塑造的\\(吳曉黎:表述影響但不是決定結構位置和關系,塑造力量不是單一的,因為更重要的,還是政治經濟.中國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層面的力量上升,才到了提及軟實力或文化的階段,希望后者至少與前者相匹配.否則,你可以盡管表述,但誰會聽?
龔浩群:更多的共同體參與關于世界的敘事并不意味著中心的被解構或者消散,而只是說明世界的權力中心可能發生移位.如同中國崛起引發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學者去凝視世界是否將會造成敘事中和現實中新的不平等關系呢?或者說,通過我們的看和我們的說,我們希望構建一個怎樣的文化與文化之間以及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呢?這是中國學者應當思考的問題.
四、民族志與中國社會科學
西方人類學家打造了民族志的鏡子,用它來審視非西方社會;我們從西方拿來民族志方法的鏡子,我們幾十年來只拿它觀照自己.現在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民族志方法其實是一面多面鏡,它可以觀照我們,其實更方便觀照我們之外的世界.
共同體的社會科學是要靠關于社會的敘事來支撐的.支撐西方社會科學的是關于全球范圍的社會敘事,而支撐中國社會科學的是限于中國內地的社會敘事.相比較而言,西方社會科學是以西方為中心看世界,而中國社會科學是以西方的學術眼光看中國.西方學者跑遍世界,當然也跑遍了中國各地,撰寫了成千上萬的民族志,建立了關于世界的敘事\\(吳曉黎:西方的世界敘事不是民族志單獨建立的,各種以全球、人類為關懷對象的知識生產,比如黑格爾、馬克思的著作,都在支撐這些世界敘事.人類學在西方\\)非西方、中心\\)邊緣的知識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很復雜的,人類學在肇始期試圖證明人類心智的同\\)性,所要反駁的正是原有的文明---野蠻的西方敘事\\);中國學者也出國,當然主要是到西方國家\\(康敏:與之相反,中國的勞動人民,去得多的卻是亞非拉國家.我們的勞務輸出量,以亞洲最多,非洲次之,以中東的歷史最為悠久\\),但是十分耐人尋味的是,他們把西方只是當做一個大學,那里只是求學的知識殿堂,并不是他們做田野調查的地方.
中國追求現代化一百多年,幾輩學者介紹了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的思想和理論,但是從來沒有為國人提供特定的現代社會在社區層次的實際運作的經驗知識.現代社會具體是怎樣的?現代生活對于個人如何是可能的?中國的社會科學沒有認真提過這種問題,中國的人類學也沒有當做使命來回答過這種問題,當然也就一直沒有相應對象的民族志出現了.
毫無疑問,中國的社會科學也是以追求真理、認識人類社會的科學規律來自我期許的.但是,中國在近代以來主要是在政治、軍事上糾纏在國際事務之中,在學術上因第一手經驗研究的缺乏是處于國際之外的.我們也關心亞非拉人民,也聲援發達國家的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正義事業,不過,這大都是在政治、道義上的努力.在知識產業上,中國的社會科學一直都是一種家庭作坊,是一種自產自銷的格局:學者們在自己的社會中發掘經驗材料,以國內的政府、同行、大眾為訴求對象\\(康敏:中國學術界關于海外社會的知識生產多少是有些“自戀”的,或者說是大中華主義的.我們總是先關注海外華人華僑史、華人文學、華人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貢獻、海外漢學,我知道一個例子:搞海外漢學的某專家讓一個熟人整理印度對中國學術經典的譯介史及現狀,而據她了解,人家印度根本就不那么關心中國的經典,很難找到他們翻譯過什么.
結果那位專家堅持認為是她的學術功底不夠,而不相信印度人并不關心中國經典\\).一些學科也涉及國際世界,甚至以國際社會為論題,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或藏在\\)中國社會之中對外人信息間接引用與想象的混合物.沒有進入世界的田野作業,沒有關于國際社會的民族志作為支撐,何來以現實世界為調查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
中國的社會科學,從關于中國、關注中國社會、關心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到認知全球社會的科學,必須從最基本的海外民族志個案積累開始.中國學界的海外民族志將逐步建構中國對于世界的表述主體,中國將從民族志觀察的對象轉變為敘述世界的主體.在國際社會科學中,中國從單向地被注視,發展出對世界的注視,以此為基礎,作為表征社會知識生產關系之核心的“看”就必須用“注視-對視”\\(也就是“相視”\\)的范疇來對待了.獲得社會知識的單方面的審視總是被抱怨包含著輕視、敵視,但是“對視”以及作為其產物的相互表述的民族志將在國際社會之間造成“相視而笑”的效果,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期盼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結果.
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口與中國人口都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中國學人和中文加入到關于世界的實地調查研究中來,世界社會科學無疑將因之大為改變.以更多的參與者、更多的視角看世界、看彼此,被呈現出來的世界將會大不相同.
五、展望中國社會科學新格局因為心中有春天,我們看見嫩芽會歡欣.
海外民族志訓練是未來的人類學家出師的匯報演出.沒有人指望其中有多少大師的代表作,但是它們無疑都是地區研究的一個區域的開拓性著作,更加確信的是,它們的作者是中國人類學乃至社會科學在國外社會大展經驗研究的開路先鋒,是為我們的共同體在知識世界開疆裂土的功臣.它們的作者從熟悉的家園到遠方、到異國他鄉去,拓展了中文世界的空間.它們從社會知識生產的源頭而來,就像涓涓溪水從雪山而來,假以時日,配以地勢,必將匯聚成知識的海洋.
我們年青的人類學者已經走進世界,在泰國、蒙古、馬來西亞、印度、澳大利亞、美國、德國、法國、俄羅斯、巴西,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等地,深入一個社區進行起碼一年的參與式社會調查.他們會帶動越來越多的學人參與,世界上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成為中國學界的關注點.他們陸陸續續地會完成自己的民族志成果,用中文書寫當前世界各種社會的文化圖像.他們的民族志個案今后可以組合成為對于發達國家的社會研究,對于金磚四國的綜合研究,對于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社會的比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們特別期盼對于非洲大陸、阿拉伯世界、太平洋眾多島國的研究,特別期盼對于周邊國家日本、韓國、緬甸、越南的研究,海外民族志在中國的廣泛開展,將改變中國社會科學單一的學科體制.中國社會科學按照學科劃分為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教育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人口學、民俗學,分屬不同學科的學人要開展合作,并沒有學科體制的平臺\\(康敏:其實中國也有在設計上具有這種功能的機構,如社科院的各個地區的研究所,還有現在經常被提到的“東南亞學”,但這些機構的地區研究多是由一些搞歷史、政治、國際關系和語言的人在做,很少或幾乎沒有人類學背景的人的身影.在我準備提交世界人類學大會[指2“”9年7月在昆明召開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16屆世界大會]的論文里,我會用實際的數據來說明東南亞研究領域存在的這一缺陷\\).民族志比較發達的那些知識共同體,如美國、日本,在學科分列的同時還有一個地區研究\\(area studies\\)的體制.在學科與地區研究并行的體制中,大學教授分屬不同學科的院系,但是相同的地區研究興趣又把不同院系的教授聯結起來\\(龔浩群:從國外經驗來看,當代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該國學術領域內地區研究的興起與繁榮.美國人類學的大發展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政府對地區研究的大量投入為契機的.在當代中國,我們所從事的海外民族志還更多地是由人類學界有識者的推動和人類學年輕學生們“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促成的,包括人類學的海外研究在內的多學科的地區研究體系還沒有被納入到國家的學科規劃中來,可以說這是一場由下自上的變革.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的成功或者失敗,以及所有帶有偶然性的嘗試都將開啟新的局面,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必然之勢\\).這個方向的發展是以關于國外社會的民族志為基礎的,但是卻不是人類學家單獨能夠操作的.我們剛剛開頭的海外民族志事業對于中國社會科學派生“地區研究”的機會卻是靠整個學界才能夠把握的.
海外民族志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領域之后,中國社會科學在學術上也會更上一層樓.海外民族志除在共同體層次上、在整體上對于社會科學的重大意義之外,在技術層次、操作層次對于社會科學的影響也會是很實在的.從業者只在中國社會做調查與同時在海外社會做調查,代表著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實來源.更開闊的眼界對于議題的選擇、對象的甄選、觀念的形成都會更勝一籌.學術的精進總伴隨著尋找更廣泛的社會事實來源,由國際社會經驗比較所支持的論說可能更加有力.
相對比較緊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療治中國社會科學嚴重落后于時代的病癥的一劑良藥.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學者卻只在本國的社會中做實地調查.中國把大量資源投入到外語學習上,卻沒有幾個人是計劃學了語言去國外社會做調查研究的.中國的商品擁擠在全世界各地,可是它們總是置身在陌生的社會被人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挑剔,中國學界沒有能夠及時為它們創造各個方面都能夠熟悉的知識環境\\(吳曉黎:這里是說使中國商人熟悉陌生社會呢,還是說人類學為中國商品的全球擴張張目呢?筆者:這里的知識既包括中國社會對外部世界、對特定物品將要達到的具體社區的認知,也包括外部世界、特定社區對中國、中國產物的認知.通過雙向互動也就是“相視而笑”那種效果的互動所生產的社會知識才是理想地解決問題的途徑\\).中國大眾旅游的洪流已經從國內蔓延到國外,在世界上浮光掠影的觀光所型塑的世界觀是極其偏頗而危險的.所有這一切都在期待中國社會科學的世界眼光.
凝視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來展現.人類學者是共同體的眼珠子---它們被用來看世界,看社會,看社會世界,看世界社會.有眼珠子就能夠看,有心才能夠凝視.人類學者也是知識群體的腳板子---它們要走很遠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在走沒有路的路.有了這樣的人類學者群體,一個共同體的社會科學才能走得夠遠,看得更遠.
[參考文獻]
[1]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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