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問題的提出 ：烏克蘭危機中的民族政治視角

2013 年 11 月 21 日以來的烏克蘭危機尚未結束，其重大國際影響力日益為人們所關注。該事件持續發酵甚至可能導致后冷戰格局終結（也即美國單極霸權的終結），倘若如此，那將是 1991 年以來最為重大的國際關系事件了，政學各界須審慎對待與深入研究之。這一仍在發酵的重大事件，是民主政治（廣場政治）、大國地緣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雜糅并復合互動的產物。這里的民族政治因素既有其相對自主性與獨立性，又常常與民主政治和大國地緣政治博弈混搭在一起，因此從民族政治角度審視這一危機的演進及其政策內涵是不可或缺的。

回顧半年來危機演化進程，中間至少有三個拐點性事件使得沖突與危機向縱深挺進。第一，2013 年 11 月 21 日，烏克蘭政府突然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的準備工作，同時表示將加強與俄羅斯等其他獨聯體國家的經貿關系。此舉引發烏克蘭國內親歐民眾不滿，于是爆發了自 2004 年“橙色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本已十分脆弱的烏克蘭政治生態中，烏克蘭廣場政治在舊動力驅動下找到了新“廣場”，也使本已經極化的烏克蘭政治生態進一步彰顯與表面化 ：親西方的西部烏克蘭與親俄羅斯的東部烏克蘭 ；親總統派與反總統派 ；俄羅斯族與烏克蘭族。

第二，2014 年 2 月 18 日，數千名示威者從烏克蘭首都基輔市中心獨立廣場出發，朝議會大樓方向前進，舉行號稱“和平進軍”的活動，要求議會恢復 2004 年憲法。隨后示威者在議會大樓附近與警方發生激烈沖突，數百人傷亡。

慘重的人員傷亡標志著危機升級，而新危機與新挑戰勢必接踵而至 ：社會輿情更加憤怒并走向決裂，對立的精英政治家開始攤牌，國際干預日益升級。第三，在俄羅斯因素驅動下，2014 年 3 月 16 日，烏克蘭克里米亞進行“入俄公投”，95.5%的投票者贊成加入俄羅斯?？死锩讈啞叭攵砉丁奔岸砹_斯的贊同與接受是在特定歷史背景與現實條件下展開的，它意味著烏克蘭危機由國內事件轉化為國際事件，意味著國際干預的深化以及大國地緣政治攤牌在即，意味著烏克蘭危機愈來愈超出烏克蘭所能掌控的范圍，烏克蘭領土完整、國家主權與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在前述三個拐點性事件中，前兩個事件不是顯性民族類事件，但其中包含了民族因素，而最后一個事件是一個顯性民族事件，因為克里米亞公投的主要法理基礎來自俄羅斯族的民族自決。那么，烏克蘭危機演化進程中，民族因素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在其政治生活中產生作用，這是本文重點要解決的問題。本文的具體分析思路是，探索烏克蘭民族沖突的歷史溯源與歷史記憶、烏克蘭國家建構中的國族主導與主體民族主導的沖突與張力，烏克蘭政黨政治與民族政治的合流與沖突，克里米亞民族自決權的邊界與濫用。

二 歷史溯源與歷史記憶 ：民族積怨與民族主義的循環對抗

當前的烏克蘭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民族（ethno-national）構成中烏克蘭族排名第一，約占總人口的 78%（主要分布在烏克蘭中部與西部），俄羅斯族排名第二，約占總人口的 17%（主要分布在烏克蘭的東部），其余為猶太人、韃靼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淵源頗深，歷史上兩者既合作也不乏沖突，但在現實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雙方的歷史積怨與民族主義循環對抗更容易被兩個群體所記憶與提及，這是烏克蘭危機的重要歷史根源。

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在文化與族屬上是近親，它們均為東斯拉夫人，歷史上都屬于古羅斯民族，9 世紀時建立了羅斯國家。13 世紀蒙古西征改變了古羅斯國家的走向，羅斯大部為金帳汗國所統治，只有西南邊陲的加利西亞－沃倫公國在波蘭等勢力支持下得以保持獨立，而烏克蘭一詞由此產生（古俄語中“邊地”的意思），這一意涵也暗示了烏克蘭的命運（強權擠壓下獨立困難，生存壓力重重）。

在蒙古人統治期間，羅斯分化為東北羅斯、西北羅斯與西南羅斯三部分，烏克蘭的內涵逐漸由加利西亞－沃倫公國這一“邊地”演化為整個西南羅斯。在接下來的烏克蘭歷史變遷中，烏克蘭民族性的建構具有反波蘭和反俄羅斯的特性，因為烏克蘭夾在更為強大的波蘭與俄羅斯之間，往往處于安全“赤字”與獨立困難之狀態。1569 年烏克蘭與波蘭合并，1667 年烏克蘭被波蘭與莫斯科公國瓜分（分成西烏克蘭與東烏克蘭），18 世紀末波蘭被歐洲列強瓜分之際，烏克蘭被歸并入俄羅斯。在波蘭與俄羅斯統治時期，烏克蘭族均遭遇民族同化政策，并曾引發過烏克蘭族規模不一、類型不一的各種對抗，其中影響力比較大的是 1648 年哥薩克領導的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烏克蘭一度獨立但旋即被波蘭占領，1921 年列寧與波蘭簽約承認西烏克蘭歸屬波蘭，1939 年德國入侵波蘭后蘇德簽約瓜分波蘭，西烏克蘭歸屬蘇聯。蘇聯時期，烏俄兩族矛盾又有新的積累，蘇聯領導人工作重點旨在預防與打擊烏克蘭地方民族主義，但實際上不乏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色彩的政策與舉措，這被認為是為烏克蘭獨立與烏克蘭東西對立埋下了新的禍根。

上述溯源中的歷史文化背景并不決定烏克蘭當前危機的本質與形式，但理解這一背景頗為重要，因為 1991 年獨立后烏克蘭各方政治勢力都在動用與挖掘歷史資源（特別是獨立的民族史敘述），民族歷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代史，為不同人群因不同原因而“記憶著”與“再造著”。尤其是在國家顯現危機（包括族際沖突）時，“歷史記憶”既成為凝聚與動員族群的必要資源，又是族群（及其變體）尋求并保障其現代權利與訴求的主要證據（歷史正義性）。因此，從歷史層面探究烏克蘭危機的民族因素，最為關鍵的是，把握當代烏克蘭政治生活中歷史是如何被編撰和使用的，其現實指向是什么，特別是政治體系如何理解、闡釋與建構主體民族和各少數民族的歷史。

從蘇聯解體后烏克蘭二十余年的歷史來看，烏克蘭族歷史成為了主流敘事，這意味著要對原來的蘇聯敘事和俄羅斯敘事進行區分乃至清算。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烏克蘭族成為新國家第一大民族。然而，這一新的歷史敘述并非天然具有合法性、合理性與積極社會效果，而是有著復雜的社會政治后果，需要烏克蘭政府審慎權衡其局限性。從現代國家實踐一般情況看，缺乏包容并整合民族差異的“向前看”規劃指引，工具性地使用“向后看”歷史策略，往往導致族群偏見固化，或撕裂社會政治團結，因為那只不過是民族主義循環對抗的續集而已。從烏克蘭近年來的實踐看，蘇聯時期烏克蘭境內的大清洗、大饑荒、民族語言政策、移民政策成為當前烏克蘭政治爭議的重要話題，也是烏克蘭民族記憶中新的對立乃至傷痛。因此，烏克蘭歷史上的民族積怨與對立、地區對立被接續下來，導致其東西部區域國家認同差異與沖突不斷積累，重新發酵。

三 國家建設的張力 ：國族政治主導還是主體民族主導

1991 年獨立后的烏克蘭在政治上面臨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nationbuilding）這一重大且全新的現代任務。就發展政治學而言，現代國家建構包含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個路徑，前者的主體是政府，后者的主體是公民。從政府角度說，現代國家建構意味著國家權威覆蓋到整個領土上以及國家在地區、民族等文化多樣性基礎上形成標準化的共同文化。

關于什么是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共同文化，政學兩界在思想與實踐上不乏分歧，大致存在著最小共同文化與最大共同文化兩種不同策略。最小共同文化策略是指，國家不太關注社會文化的差異與分殊，只強調以主流意識形態為代表的政治文化這一底線共識及其標準化，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可以存在，但一定程度上要限制其挑戰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往往依托與源自主流社會文化）；最大共同文化策略是指，在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兩個層面，盡量讓非主流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被同化，形成文化齊一化。這兩種策略均為一些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所遵循，然而從冷戰結束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看，最小共同文化策略占據了上風，但最小共同文化的具體構成內容在各國是不同的、也是存在競爭的。

在烏克蘭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通過多方努力，國家權威整體上覆蓋到了所有領土范圍，到 1997 年，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烏克蘭周邊各國紛紛承認烏克蘭邊界的合法性。

然而，新國家的共同政治文化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設則顯得問題重重。

按照現代政治的一般原則，從民族角度說，新國家應形成超越主體民族的國族建構（國族包含國內所有民族，尊重它們的權利與自主性，也明確其義務與權利邊界），形成并鞏固超越地區與民族差異的國家主流政治文化。在這一方面，烏克蘭存在著政治實踐的思路與努力，譬如 1996 年烏克蘭憲法規定烏克蘭民族由全體烏克蘭人民組成，不分種族，并賦予少數民族以保留本族文化傳統等權利。這里的烏克蘭民族是國族的具體體現。與此同時，烏克蘭領導人致力于推進憲政民主與政黨政治建設，它們能夠為現代國家提供超越地區、民族、宗教差異的同質性與秩序架構，它是現代的。但是在實踐中，烏克蘭政治精英們對烏憲法基礎一直缺乏共識。

更為麻煩的是，烏克蘭政治領袖在建構現代國家（國族）時，頗為自信地采用了“主體民族國家化”的方略——以憲法確定烏克蘭族的主體民族地位，極力推廣烏克蘭語，大力挖掘與利用烏克蘭族文化資源。

雖然烏克蘭國家建設中的國族主導與主體民族國家化道路之間存在著沖突與張力，但一些觀察家們一度對烏克蘭國家建設頗為自信，即烏克蘭不僅不會成為下一個南斯拉夫，而且其精英們的共識正在增加，其分離分裂因素日益可控。

實際上，烏克蘭新國家建設中的主體民族主導與國族主導的對立是揮之不去的，因為“主體民族國家化”具有傳統文化取向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民族排他性，它還面臨部分已俄羅斯化的烏克蘭族人對此不感興趣的局面，因而實質上難以也無法為其現代國家提供文化同質性。

四 民主政治的不成熟 ：政黨政治與傳統民族政治的合流與沖突

在矛盾的現代國家（國族主導與主體民族主導）建設設計下，烏克蘭出現了現代政黨政治與傳統民族政治合體的趨勢，它既是烏克蘭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現，又是 2013 年以來烏克蘭危機爆發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根源。

自 1991 年來，烏克蘭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實踐形成了若干特點，它們都與民族政治存在直接與間接的關聯。第一，烏克蘭實施多黨制，但缺乏領導性的、能夠穩定全國政局的全國性政黨，其政黨體系屬于小黨體系。烏克蘭從 20 世紀 90年代開始實行多黨制，2002 年約有 120 個政黨，到 2011 年該國合法登記的政黨約有 190 余個，形成了多黨林立的局面。在議會選舉中，上述政黨中領先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的得票率均不高（往往最大兩黨得票率之和不及 46%），說明其政黨制度屬于小型政黨體系。

烏克蘭小政黨體系與烏克蘭轉型時期多元意識形態競爭共生存在著親和性。從政治文化角度說，其根源是烏克蘭尚未形成成熟、穩定的主流現代政治文化。蘇聯解體以后，烏克蘭國內政治文化發展一度以自由主義思潮為主導，但這一自由主義主導只具有表層特點，實際上該國是多種思潮競爭共生的局面，穩定的現代國家認同一直未能形成。1991-1996 年，烏克蘭一直存在制憲危機，1996 年烏克蘭憲法出臺，但其憲法共識非常薄弱。根據 1996 年憲法規定，議會代表就職前需要向烏克蘭國家進行忠誠宣誓，但一些議員對此表示拒絕，拒絕宣誓的代表主要來自頓巴斯地區（占拒絕宣誓人數的 44%），其次來自克里米亞（占拒絕宣誓人數的 35%）。

蘇聯解體后的烏克蘭，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遺產甚為強大（特別是東部頓巴斯地區），烏克蘭共產黨一度是議會選舉中的第一大黨（1998 年排名第一，2002 年排名第二），而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政治作用則日益上升。目前看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是烏克蘭最為流行且影響力最大的政治文化，而烏克蘭境內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共產主義纏繞在一起，這導致烏克蘭政黨政治與民族政治一定程度上合體了，但兩者的合體對于烏克蘭現代國家的建構并不見得是好事。2014 年 2-3 月基輔廣場政治角逐中，幾大主要反政府力量（反對亞努科維奇）——打擊黨、自由黨、祖國黨、右區（far-right）、烏克蘭麥丹——具有程度不一的民族主義特點，其中自由黨與右區的民族主義色彩最為濃厚，而自由黨在最近四年烏克蘭政壇中的崛起態勢最為明顯。

第二，在小政黨體系背景下，烏克蘭政黨政治與民主實踐中生成了親總統的黨派聯盟與反總統黨派聯盟的極化格局。在轉型時期，烏克蘭國內政治規范屬性偏弱，權力政治高揚，國家的核心權力爭奪圍繞總統、總理與議會而展開。從2002 年開始，烏克蘭形成了親總統黨派與反總統黨派的政治極化現象。這一政治極化是在小黨體系下形成的，各方既有左派政黨也不乏右派政黨，因此烏克蘭圍繞總統而形成的政治結盟與制衡是一種混合型結盟，是權衡性的現實主義利益博弈的體現，說明雙方內部缺乏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共識，說明烏克蘭國內政治（特別是國族建設）的規范性基礎薄弱，它是烏克蘭民主政治薄弱的體現，也是其發展的一個障礙。

從 2004 年“橙色革命”到 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親總統派與反總統派、政府與議會的斗爭故事在烏克蘭政治舞臺上不斷上演，其中烏克蘭族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與俄羅斯族的亞努科維奇是主角，他們圍繞國家權力劃分和國家發展道路發生多次糾紛與爭奪，在雙方互相指責的同時，兩派支持者（往往各以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為核心）時常沖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的集會和抗議。于此，烏克蘭大眾廣場政治與精英政治共生共振，不斷催生出一幕幕街頭政治高潮，卻未能解決烏克蘭現代國家建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如何在多元民族文化與政治文化的基礎上協商出烏克蘭現代國家的底線政治共識，但它反映的是烏克蘭現代國家的同質性與基礎共識的缺乏，或者說，烏克蘭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實踐往往具有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特征。

下面從兩個小案例來進一步展示上述特征。在尤先科執政的 2006 年 5 月，烏克蘭政府未經議會批準允許參加北約聯合軍演的美軍船只和軍事專家進入克里米亞半島，遭到以俄羅斯族為主的當地居民的強烈抵制，兩周后美軍只得撤離克里米亞，軍演被迫取消。2010 年 4 月，亞努科維奇執政后，俄烏兩國達成延長俄黑海艦隊在烏境內駐留期協議，亦引發強烈反應。反對派抨擊亞努科維奇“出賣國家主權”，違背憲法，甚至揚言彈劾總統，而數千名反對該協議的示威者則集會抗議。不成熟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實踐刺激乃至煽動了烏克蘭民族沖突，也為國家分裂埋下了定時炸彈。

第三，烏克蘭政黨政治與民主選舉習慣炒作與爭論民族類議題，強化了烏克蘭內部諸民族（ethno-national）的政治與文化邊界，而未能有效塑造出整體性、包容性的國族意義上的烏克蘭民族理念。觀察家們發現，烏克蘭 2004 年以來的總統選舉進程中，不同候選人在民主政治、經濟政策方面的綱領與主張大同小異，各方爭論、沖突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歷史編纂和語言權利等議題上。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菜單”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選民的偏好，即選民的選擇更多地被迫聚焦于歷史、文化等傳統認同，聚焦于對候選人是否是“內群體”自己人的民族性認定。這意味著烏克蘭民主政治的民族化，意味著烏克蘭民主的含金量頗低，結果恰恰損害了烏克蘭民主制度的威信。譬如，2010 年 1 月 22 日，卸任前的尤先科總統授予曾與納粹合作因而頗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右翼民族主義者）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烏克蘭英雄”稱號，這一舉動在國內外引發政治風波。

俄羅斯族往往把斯捷潘·班杰拉稱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烏克蘭族認為班杰拉是反抗蘇共統治，爭取烏克蘭獨立的民族英雄。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大會、全烏“自由”聯盟和季莫申科聯盟給以積極評價，但烏克蘭地區黨、共產黨則強烈批評之。

俄羅斯與波蘭也對此表示抗議，對班杰拉評議的國際爭議一直延續到 2014 年 3 月的聯合國會議上。不成熟的國家建構同時誘發了烏克蘭合法性危機與認同焦灼。

美國皮尤論壇調研數據顯示，烏克蘭受調查者贊同轉向民主的比例由 1991 年的 72% 下降到 2009 的 30%，贊同烏克蘭轉向資本主義的比例由 1991 年的 56% 下降到 2009的 36%，贊同選擇民主領袖的比例由 1991 年的 57% 下降到 2009 的 20%。2009年，69% 的受訪者支持強勢領導人，55% 的人不贊成民主。

烏克蘭不成熟的國家建構也導致了烏克蘭知識精英在身份與認同方面存在著各種張力乃至危機。

2011 年夏季，在訪談 58 位烏克蘭知識分子后，卡琳娜·克羅斯特麗娜（KarinaKorostelina）區分出了他們的六種身份敘述 ：雙重身份、親蘇聯（pro-Soviet）、烏克蘭人（Ukrainian）身份的爭斗、承認烏克蘭人身份、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敘述以及克里米亞韃靼人身份敘述。這六種身份敘述具有三個特點，其一是每一敘述有其強大的內在邏輯和證據支撐 ；其二是每一敘述關聯著具體的群體權力與德性認知 ；其三是每一身份敘述意味著對其他身份敘述的排斥與拒絕?？肆_斯特麗娜認為，這六種身份敘述中的五種是建立在原初性意識形態基礎上的，這些身份與認同的對抗性特征明顯，缺乏超越（超越地區、宗教、民族與語言）性政治認同是其共同弱點。

五 民族自決權的邊界與濫用 ：烏克蘭危機邁向國家間危機

蘇聯解體時，以 15 個民族加盟共和國為基礎形成了 15 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基于民族自決權學說及其實踐。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民族自決權存在著列寧與威爾遜兩個解釋傳統，存在著國際法、國內法（及政策）、意識形態三種解釋路徑。從國家間關系上看，民族自決權的法理依據與實踐基礎，應更多地限制在《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規范之下。然而，從烏克蘭危機的走向來看，不恰當運用民族自決權是烏克蘭危機邁向國際危機的重要環節。2014 年 3月 6 日，克里米亞推出“公投入俄”意向。3 月 7 日，俄羅斯聯邦會議正式通過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并重新加入俄羅斯聯邦的請求。3 月 11 日下午，克里米亞議會通過獨立宣言，并計劃于3月16日舉行全民公投。其提交全民公決的問題為：第一，您是否贊成克里米亞在享有俄羅斯聯邦主體之權利的基礎上與俄羅斯重新合并?

第二，您是否贊成恢復克里米亞共和國 1992 年憲法并贊成克里米亞作為烏克蘭的一部分?

公投結果顯示，82% 的克里米亞選民參與公決，約 96% 的選民表示支持入俄?？死锩讈喒兑l了重大的國際后果，聯合國以及各國紛紛發表立場與觀點，其中當事方俄羅斯的觀點最為重要。2014 年 3 月 18 日，俄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向議會上下兩院發表電視演講，就克里米亞問題闡述俄方立場，演講分為歷史、現實、國際法、強權、懇求、同胞、宣言等幾個部分，其中前幾個部分對于理解克里米亞公投的合法性尤為重要。

在歷史部分，普京旨在闡明克里米亞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爾是俄羅斯的城市 ；在現實部分，普京抨擊了烏克蘭此次“政變”的主要執行者是民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恐俄者和反猶分子 ；指出烏克蘭新“政權”上臺提出聲名狼藉的法令修改語言政策直接鉗制了少數民族的權利 ；認為烏克蘭現在沒有一個合法的政權，而抵制政變的人很快受到鎮壓和懲罰的威脅，克里米亞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一挑戰。在國際法部分，普京認為，克里米亞議會宣布獨立，安排全民公決的舉動完全符合聯合國有關民族自決的章程。它既與烏克蘭脫離蘇聯的邏輯與程序一樣，也有西方制造的科索沃這一先例可循，也就是說它不違反國際法。在強權部分，普京抨擊了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強權主義及其在烏克蘭危機中不負責任的玩火。

從法理意義上看，國際法部分最為關鍵，因為它是公投的法理基礎。普京的演講在某種程度上展示了“民族自決權”的威力，但它實際上無法給予公投以充分合法性，而且其間的民族自決權之濫用與過分使用將給國際安全與秩序帶來巨大威脅與挑戰。第一，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主權原則（不干涉原則）是第一原則，而民族自決權——作為一項集體政治權利——在國際法層面而言是一個有著嚴格條件限制的附屬性原則（即存在著殖民主義對民族的殖民）。雖然一些學者將后蘇聯時代的烏克蘭視為后殖民國家，其矛頭指向歷史上一些國家對烏克蘭進行了殖民，但現在并無充分證據說明 20 年來烏克蘭政府對東部地區的克里米亞進行了殖民（普京的演講中也沒有講這一點），因此這一“入俄公投”的民族自決權基礎并不牢固，且挑戰了烏克蘭的主權權利。第二，民族自決權也可以從國內政治角度找到其合法性。譬如蘇聯政治生活中承認民族自決權，包括當前的俄羅斯聯邦也在國內政治中承認并實施民族自決權。但這一集體權利有著政治權利與文化權利的差異，而且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它往往包含著權力博弈（蘇聯與俄羅斯只給予了部分所謂有名分的民族以一定的政治自決權）的色彩，這意味著國內政治意義上的民族自決權并不是普適性的權利。第三，民族自決權還可以從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角度加以闡釋。也就是說，它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的具體主張，它并不具有國際法與國內法（國內政策）的規范性。與其說它是一種權利，還不如說它是一種政治主張。倘若將這種主張作為一種普適性規范推廣，那將徹底重構當前的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于法于理上都難以令人接受。毫無疑問，這一主張在政治動員上極具效率與鼓動性，因而常常為政治人物所倡導，但它實質上是一個“潘多拉魔盒”。因此，雖然普京從國際法上論述克里米亞公投屬于民族自決，但國際社會多不承認之。但普京的演講確實揭示出，大國往往利用它來達到各種目標，也就是說，各大國經常以雙重標準的態度來對待民族自決，即以國際法掩蓋其權力政治、民族主義政治的本質。而民族自決權的濫用與多維內涵也意味著烏克蘭危機將日益卷入大國地緣政治和民族主義政治博弈中，烏克蘭危機的國際性將進一步發酵。

六 走向失敗的烏克蘭 ：民族政治及其未來

一般而言，成熟的現代國家應是法理國家，就國內政治而言，它意味著權利政治高揚，而權力政治受到法理與權利的規約。從國內政治中的民族政治實踐來看，它也包含著權利與法理意義上的實踐以及權力政治意義上的實踐，前者是現代的，后者是傳統的 ；前者更應該被倡導，后者更應受到限制。烏克蘭近二十余年的政治實踐旨在建立現代法理國家，它已具備一定的基礎，但它依托主體民族的國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力政治意義上的民族政治實踐，這是一個悖論。與這一悖論相關的是，烏克蘭現代國家建構中出現的一系列特征（小黨體系、親總統派與反總統派的對立、民主實踐與傳統民族政治合流）也包含了濃厚的權力政治意義上的民族政治。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菜單顯示，在烏克蘭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恰當的民族化趨向，它是烏克蘭最小共同文化建設失敗的表現，也促使烏克蘭社會文化的民族分界意識日益濃厚。權力政治意義的民族政治在一國上下共振，很容易撕裂這個國家與社會，乃至使得其國家政治生活走向極化、動蕩甚至分裂。

烏克蘭危機顯示，該國已由原來經濟轉軌失敗走向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全方位失敗，烏克蘭已成為一個脆弱的國家，面臨著主權與領土完整不保的重大威脅。

從二戰結束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來看，在發展中國家與轉型國家中，以民族沖突為核心的民族問題往往會在失敗國家的失敗過程中進一步凸顯，并引發巨大的負面社會后果，烏克蘭危機只不過是新增加的案例罷了。在這里，我們要注意失敗國家與民族問題、民族沖突的復合因果關系 ：第一，失敗國家可能導致民族沖突。

第二，失敗國家由于其國家治理能力下降必然導致該國原來潛在的民族沖突更加彰顯。第三，民族沖突等因素導致并進一步加劇國家走向失敗。從目前的烏克蘭危機進程看，這三類因果關系都是存在的，其中第二種與第三種關系更加凸顯。

從這一意義說，烏克蘭危機的本質在于國家建設的失敗，其民族政治更應該從國家建設層面上加以審視。鑒于烏克蘭危機短時間難有轉機，面對危機發酵以及后危機時代的沖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負面作用不容忽視，民族政治在未來的烏克蘭政治生活中仍將是一個棘手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