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第二編中指出:“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者。曹操和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濒斞冈凇段簳x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稱曹操“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p>
在此他們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對曹操的地位,分別從對文學傳統的繼承與發展給予了概括。但學界卻很少從文人引用傳統的角度對此予以具體分析研究。那么曹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他的創作對中國文學傳統繼承了什么?發展了什么?是如何繼承與發展的?產生了怎樣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值得我們去開掘的空間。本文從曹操的作品入手,僅就其創作中對引《詩》傳統的發展及其文學影響進行專題探討。
一
從曹操創作的保存至今的作品統計來看,共引《詩》26次,其中《小雅》16次,《大雅》5次,《國風》5次。我國古代文人引《詩》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如春秋時期就出現了《左傳》中記載的在政治、外交場合引《詩》、賦《詩》和《論語》中的引《詩》的情況。
這些引《詩》正如有學者已指出的那樣:“檢視春秋人物對《詩》文本的引用,則可以下一確切的斷語:絕大部分引用都是‘權威引證':訴諸一個權威文本加強自己論說的正當性?！蹲髠鳌分谐霈F最多的對詩的權威引證是正面陳述自己論說的情形?！?/p>
之后戰國時期的《孟子》《荀子》等子書與其他文學作品,漢代文人史書、子書與文學作品,也有很多引《詩》的例子。這些引《詩》或直接引用原文,或引用篇名,或引用某一詞語意象,或概括引用某些內容,大多借以正面陳述自己的論說,體現出明確的實用目的,較少文學性引用。但到了建安時代,這種情況發生了重要改變。作為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與領導者的曹操功不可沒。從曹操創作引《詩》的情況看,也有直接引用原句、篇目、詞語意象、概括其中的句子入詩入文的例證;有些引用也是借所引對象權威性來增強自己觀點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但總體而言,曹操創作中的引《詩》,在對前代文人引《詩》傳統繼承基礎上的發展更突出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詩》原文直接引用的形式減少了,概括性引用的形式增多了。曹操之前的文人引《詩》,以引原文為主,一般比較具體繁瑣,較少概括性引用。具體而言有以下體現:
第一,多直接引用原句,或引用其中的幾句,或引用其中的一句,或在原句的基礎上稍做變化。如《左傳·昭公十六年》載:“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逼涫侵^乎!'”
叔孫昭子就直接引用了《詩經·小雅·雨無正》中的四句詩句;韋玄成《戒子孫詩》的“明明天子”,則直接引用了《大雅·江漢》中的成句;梁鴻《思友詩》的“鳥嚶嚶兮友之期”,引用《小雅·伐木》中的原句而稍做變化。以上都是引用《詩》中的原句。
第二,摘用《詩經》中的某一詞語,并加上“詩人”的字樣。如宋玉《九辯》中“竅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素餐”出自于《詩·魏風·伐檀》;秦嘉《贈婦詩》其三中“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木瓜”“瑤瓊”出自于《詩·衛風·木瓜》,都加有“詩人”的字樣。
第三,直接用“《詩》曰”或“《詩》云”點出所引詩句。如《國語·周語中》云:“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逼溧S至之謂乎!……《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痹诙Y,敵必三讓,是則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周大夫單襄公在借《大雅·旱麓》中的詩句對郤至進行諷刺時,直接用“《詩》曰”予以標出。再如《列女傳·貞順》頌贊息君夫人云:“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对姟吩?‘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以“《詩》云”直接點出《邶風·谷風》中的詩句。這在先秦兩漢文人的史書和子書之中比較普遍。
第四,直接引用具體篇名。如班固《詠史》云:“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p>
其中《雞鳴》《晨風》皆為詩經國風中的篇目,被作者直接引用。
第五,直接引用《詩經》中的詞語意象。如司馬相如《琴歌》:“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逼渲小傍x鴦”來自于《詩·小雅·鴛鴦》中的“鴛鴦于飛”,“頡頏”來自于《詩·邶風·燕燕》中的“頡之頏之”。這是引用《詩》中的詞語意象。
這些引《詩》一般直接明了,概括性不強,容易辨出,并且在曹操之前文人的作品中比較普遍。當然曹操之前文人引《詩》也出現了概括性引用,如張衡《定情賦》的“大火流兮草蟲鳴”,是從《幽風·七月》中的“七月流火”和《召南·草蟲》中的“喓喓草蟲”概括而來。但總體來說,這種概括性引用較少,主要以直接引用原文為主。
曹操創作中的引《詩》,也有引用原文概括性不強的,但這種情況不占主導,占主導地位的是概括性引用。曹操創作中共引《詩》26次,對原文加以直接引用的8次,概括性引用18次。如《謝襲費亭侯表》中的“圣恩明發,遠念桑梓”,則是概括了《詩·小雅·小宛》中的“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和《詩·小雅·小弁》中的“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的句意;《善哉行三首》其一“智哉山甫,相彼宣王”,引用《詩·大雅·蒸民》一詩的主旨等,都是對《詩》的概括性引用。這說明文人引《詩》傳統發展到建安時代的曹操,確實發生了由以前的以直接引用為主、概括性引用為輔,到以概括性為主、直接引用為輔的變化。
其二,與先秦兩漢文人史、子著作中引《詩》的時間場景和語境不同。先秦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詩》多在政治外交與教育、說理等場合。正如孔子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漢書·藝文志》也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p>
\ue583突出的是《詩》的政治外交與倫理教化功能。如諸子散文中的引《詩》、賦《詩》,為了明理的需要,就多強調《詩》的說理教化和政治功能,不太考慮《詩》文本的本義,更較少關注《詩》本身的文學情感與審美價值。如《論語·學而》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在此我們通過孔子與其弟子之間的對話語境,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對《詩》的倫理學闡釋?！睹献印芬粫对姟?5次,也多出現于政治外交和教育、說理場合,往往設置一個對話的場景,在與人對話過程中,為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個人抱負,把所引之《詩》作為觀點的依據和載體,增強說服力和感染力,并多以“《詩》云”“《詩》曰”予以標明。如《孟子·公孫丑上》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对姟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p>
孟子之所以引《詩·大雅·文王有聲》的詩句,主要是通過周朝“以德服人”而得天下為其“仁政”思想作張本?！盾髯印芬渤霈F了大量引《詩》的情況,共83次,盡管不像孔子、孟子引《詩》那樣多出現在對話場合,但一般先講故事或道理,然后引《詩》予以印證和說明,并常冠以“《詩》云”,結束語用“此之謂也”予以標示,即使不予特意標示,也予以進一步的解釋,為讀者準確理解所引《詩》的意義設置一個講故事或說理的情節語境。
對此學界對荀子引《詩》的相關論著已有論述?！赌印贰俄n非子》等非儒家的著作也出現了多少不等的引《詩》例證,其引《詩》的場合與語境大體與以上所舉儒家著作引《詩》相仿,在此不再一一分析。
兩漢文人史傳中的引《詩》,也多是借《詩》在政治倫理層面的權威性來增強作品的感染力與說服力。如《古列女傳》卷四《貞順》:“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谷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p>
故事中的引《詩》,出自于《王風·大車》?！睹娦颉氛J為:“《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钡珓⑾騾s借引《詩》頌揚息夫人的貞節。其引《詩》的意義也是借助于特定的時間場景與情節語境來展現的。
曹操創作中引《詩》不同,其意義不是靠特定的時間場景與情節語境來昭示的。盡管也有個別創作的引《詩》,為了讓讀者理解所引《詩》的意義,以“《詩》稱”“《詩》曰”予以標示,設置一個提示性的語境。如《以徐奕為中尉令》中的“《詩》稱‘邦之司直'”,《求言令》“《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就是如此,但這種情況較少。曹操創作中的引《詩》,在大多情況下主要是讓讀者通過文中自我書寫的非情節語境來把握和理解作者所引《詩》的目的及意義。如《下州郡》“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化用《詩·小雅·車轄》中的語意,詩中的本義是指對有德者要像高山一樣仰望,對高尚的行為就要效法,曹操則借以稱贊杜畿的不阿權貴的精神。再如《苦寒行》“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詩·豳風》中《東山》,是相傳周公東征,戰士離鄉三年,在歸來途中,戰士思念家鄉寫的一首詩;而《苦寒行》是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北上征伐高干時所作,在此作者主要借《東山》表達自己想歸鄉而未能的哀傷。在以上曹操創作引《詩》的例證中,既沒設定特定的時間場景,又沒創造含有人物對話或故事的情節語境,完全是自我的主觀書寫。所以,曹操創作所引《詩》的意義是依靠自我書寫的非情節語境來彰顯的。
可見,先秦兩漢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詩》多有特定的時間場景,曹操創作中引《詩》一般則無;先秦兩漢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詩》,為了彰顯《詩》的意義,往往創造一種含有人物對話或故事或說理的情節語境,曹操創作中引《詩》呈現給讀者的一般則是自我主觀書寫的非情節語境,較少借助于人物對話、故事、說理等情節來展現所引《詩》的意義。先秦兩漢文人史、子著作中的引《詩》的時間場景、情節語境,是讓接受者客觀準確地理解引《詩》者目的及意義的重要條件,盡可能地避免主觀情感的參與;而曹操創作中引《詩》的自我書寫非情節語境,讓讀者通過自己的主觀情感和審美參與來把握作者引《詩》的目的及意義。
其三,與先秦兩漢文人辭賦、詩歌中引《詩》的語境也有區別。
先秦兩漢文人辭賦、詩歌中引《詩》時所營造的語境與所引《詩》的意義多是一致的。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直用《詩·鄭風·遵大路》中的詩句,漢代秦嘉《贈婦三首》其一中的“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引用《詩經·邶風·柏舟》中的句意。為了讓讀者不產生歧義,作者分別特意營造了“觀其麗者,因稱詩曰”和“憂來如循環”的語境。這些例子中作者所引用的意義與被引用對象的原本意義是一樣的,讀者之所以很容易理解引《詩》的意義,其重要原因,就是引《詩》者有意無意為讀者營造了一個準確把握所引對象原本意義的語境。
曹操創作中的引《詩》,多數情況下沒有為讀者理解所引《詩》的意義故意營造提示性的語境。其引《詩》的意義是否與《詩》的本意一致,一般沒有明確的指向性。他所引用的《詩》的意義的彰顯,不是靠設置的具有暗示性或啟示性的語境來完成的,而是讓讀者通過自己的主觀情感和審美參與來把握的。他所引用的《詩》的意義可能與《詩》的本來意義一致,也可能與《詩》的本來意義沒有明顯的外在關聯。這在下文曹操引《詩》的情感參與方式與程度部分有具體分析,此不贅述。
其四,與前人引《詩》的情感參與方式和程度不同。曹操創作中的引《詩》多是主觀的、情感的、審美的,以主觀審美情感參與方式為主,常常蘊含著他對所引對象的新的理解。
前人引《詩》多以政治倫理為目的,這就決定了其情感參與方式多是政治的、倫理的,說教比較明顯。當代學者林崗指出:“《詩》在春秋人物生活中的運用是多方面的?！对姟肥撬麄冄孕幸幏兜纳袷ノ谋?它在所有文本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
《詩》承載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昭示了必須遵行的道德原則;它匯集了先祖的聰明智慧,啟發了歷代不易的真理?！匾氖且云洳豢蓜訐u的權威教誨,為這個社會提供言行的道德準則。春秋人物對《詩》文本的引用,正是反映了這樣一個生活事實?！?/p>
盡管先秦時期文人引《詩》也出現了主觀審美情感參與的情況,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直用《詩·小雅·苕之華》中的詩句,借《詩》中主人公在生不逢時、處世艱難境況下痛不欲生的自傷之情,來表達男女相戀、贈詩傳情的激動情感。但這類引用在先秦時期并不多見。
兩漢時期,因受經學的影響與《詩》本身的經學化,文人作品中對《詩經》的引用具有濃郁的經學色彩。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游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蔽闹兴对姟菲渴桥c五經并列的,詩義也是經學意義上的。直到東漢以后,像宋玉那樣對《詩》句意的審美引用又出現在文人作品之中。如班彪的《北征賦》:“日晻晻其將暮兮,睹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借用《詩·王風·君子于役》中的情景以抒情。不過這些對《詩》句意的審美引用,與對《詩》的經學引用相比,還是處于弱勢。
東漢末年《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在引《詩》時改變了以前文人引《詩》的經學引用風尚,代之于抒情性與審美性的引用?！豆旁娛攀住分幸对姟范噙_36次,或是用于抒情的,或是為抒情服務的。如《行行重行行》中的“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引用《詩·秦風·蒹葭》中的句意,描寫女主人公與心上人生活中相距遙遠且充滿險阻的現實,來抒發相思而又無法會面的惆悵之情;《明月皎夜光》中的“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概括《詩·小雅·大東》中的語句,來說明昔日的朋友有名而無實,反映出當時社會的世態炎涼,抒發了作者對人情澆薄的痛心。這種引用相對于以前來說,是一大進步,使引用日趨文學化與審美化,突出了引用的文學性與審美性。但不可否認,這種引用還有需要完善與開拓的地方。其突出表現就是多為對被引用對象意義的直接和正面運用,較少對被引用對象意義的創造性引用或延伸性引用。即在引用時,缺少對被引用對象意義的新的理解。
在曹操創作中的26處引《詩》中,文學性和審美性引用有9處,這和前代文人相比,是一個大的發展。曹操引《詩》的文學性與審美性引用中,也有對被引用對象意義的直接和正面運用,這是對前人文學性和審美性引《詩》傳統的繼承。但需要我們關注的是,曹操引《詩》出現了對被引用對象意義的創造性引用或延伸性引用,賦予了被引用對象意義的新的理解。這是對前人文學性和審美性引《詩》傳統的發展。這種引用多是建立在自己的人生經歷和體驗基礎之上,多以抒發自己的主觀情感為目的,情感的審美特征比較突出,是自己主觀情感的主動參與,不是以說教者的口吻來進行政治訓誡或倫理說教,而是把《詩》中的情感與自己的情感合而為一,達到了水乳交融。
如他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和“呦呦鹿鳴,食野之蘋”,直接引用《詩·鄭風·子衿》和《詩·小雅·鹿鳴》的成句,把自己對賢才的思念說成猶如青年男女熱戀時的思念之情,把自己渴望禮遇賢才說成猶如鹿得蘋呼同伴相食的誠懇之情,來抒發自己渴求賢才、以禮待之的心情,顯得真摯、熱烈、自然。因為曹操在南征北戰、戎馬倥傯的生涯中,深深地感到賢能之士對其完成統一大業的重要,思賢若渴之情油然而生,而且這種情感非常強烈、深切,其程度不借助熱戀中青年男女的刻骨相思與鹿得蘋呼同伴相食的誠懇則不足以表達。所以,就自然地聯想到了《子衿》和《鹿鳴》中的成辭。這種表達是作者在創作活動中通過聯想,以自己的思賢之情與《子衿》和《鹿鳴》文本中的男女相思之情、鹿得蘋呼同伴相食的誠懇之情相比附的結果。正如錢大昕所說:“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櫽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于是也,豈其然哉?”這雖然是對《生年不滿百》引用古樂府成辭而言,但也說明了魏武《短歌行》引用《鹿鳴》成辭已達到了渾融自然的境界。再如曹操的《苦寒行》中的“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作者以周公自喻,借用《詩·豳風·東山》這一寫遠征軍人還鄉之作來比照自己當前行役的苦況。這些表達主要是通過作者在創作活動中情感體驗的相互感發來完成的。質言之,創作主體首先因現實的情感體驗聯想到所熟悉的文學作品的情感,通過對以前閱讀文學作品時的情感體驗深化現實的情感體驗,同時現實的情感體驗又會促進對文學作品即文本中所表達的情感體驗,這種雙向互相深化的情感體驗統一交匯于創作活動之中,其結果就是對《詩》的創造性引用與其新意義的誕生。就曹操的《短歌行》來講,他通過在創作過程中對《詩》作品的引用,深化了對《詩》作品文本表達情感的效果的理解,同時又能昭示作者對該詩所表達的男女之情的深切體驗,進而結合自己的創作活動與體驗,對文學表情達意所達到的程度也有了切實而深切的體會。所以,與先秦兩漢文人引《詩》的情感參與方式與程度不同,曹操引《詩》多是主觀的、情感的、審美的,以主觀審美情感參與方式為主,蘊含著他對被引用對象的同情之理解。
二
曹操創作中的引《詩》,在對前代文人引《詩》傳統繼承發展的同時,對當時文人與以后文人創作中的引《詩》風尚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盡管曹操創作中引《詩》僅26處,但其對建安其他文人引《詩》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建安其他文人創作中的引《詩》,雖然有其個人修養與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曹操當時既是政治層面的領導者,又是文學層面的領導者,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創作對其他文人創作的指導與引領作用。據我們統計,曹丕的創作引《詩》60余次,曹植的創作引《詩》110余次,徐干的創作引《詩》約27次,阮瑀的創作引《詩》約9次,應玚的創作引《詩》約13次,劉楨的創作引《詩》約14次,陳琳的創作引《詩》約34次,王粲的創作引《詩》70余次。
曹丕、曹植與其他文人創作中的引《詩》和曹操一樣,以概括性引用為主,并且較少政治訓誡和倫理說教,重視引用的抒情性和審美性。如曹丕《雜詩二首》其一:“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鞚h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分別引用《詩·小雅·四月》中的“冬日烈烈”,《詩·召南·小星》中的“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詩·召南·草蟲》中的“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等詞語,來渲染游子客外凄清孤獨的氣氛,使游子思歸之意寄寓其中。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評云:“意取功名善全之士,比意新警,刻意作高古之調,雜引前人,并以抒其議論,故事事無不生動,此可以得使事之法矣。此等處極摹乃父?！?/p>
指出了他和曹操引《詩》的相似之處,也可看出所受曹操的影響。如徐干的《情詩》“踟躕云屋下,嘯歌倚華楹”,用《詩·邶風·靜女》中的“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與《詩·小雅·白華》中的“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展示主人公因相思之情而引發的百無聊賴的情狀。阮瑀的《琴歌》“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用《詩·衛風·伯兮》中的“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抒寫知己之可貴。應玚的《報趙淑麗》“有鳥孤棲,哀鳴北林”,用《詩·秦風·晨風》中的“鴥彼晨風,郁彼北林”以自況,突出了心理的孤獨與憂郁。像這種引《詩》的方法在建安文人作品中運用比較普遍,此不一一列舉。
在此我們重點強調的是,曹操作品中那種情感參與的引《詩》方法,即在引用時注入了自己對被引用對象意義的新的理解,賦予其新的內涵的方法,在曹丕、曹植兄弟與建安其他文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廣泛運用。如曹植《朔風》中的“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同袍”出自于《詩·秦風·無衣》。其本意是舊時在同一軍隊工作的人之間的互稱,在《詩》中是指摯友,而在曹植的《朔風》中,則借“同袍”表達兄弟之間深摯的手足之情,深化和發展了“同袍”的原有意義?！读炐颉分械摹坝枰蚤e暇,駕言出游”,引用《詩·衛風·竹竿》的原句?！对姟分械摹榜{言出游”目的是發泄作者內心無限的憂愁,但在曹植的《柳頌序》中,則變成了閑暇時悠然自適的游覽,《詩》中的心理憂愁已蕩然無存。如徐干的《室思》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辭”,“洋洋”來自于《詩·陳風·衡門》?！对姟分械摹把笱蟆笔侵杆牧鲃又?但徐干卻用以形容云的流動。再如應玚的《公宴詩》“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用《詩·大雅·文王》中與《詩·小雅·常棣》中語句,以文王之德喻朋友之德,以妻子之情喻朋友之情。又如“鳳棲梧桐”出自于《詩·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p>
其本意主言鳳凰非梧桐不棲之高潔品格,但曹丕《猛虎行》中的“梧桐攀鳳翼,云雨散洪池”之語,則借鳳凰非梧桐不棲喻賢才非明君不事,故后世以“鳳凰棲梧”喻賢才擇明主而事。王粲的《贈士孫文始》“和通篪塤,比德車輔”,用《詩·小雅·何人斯》中的“伯士吹塤,仲士吹篪”,以塤篪的相互應和喻朋友之間感情的融洽和諧。其他如陳琳等人的作品中也有不少這種創造性的引用。這些引用使被引用的對象的意義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包含了引用者新的理解,情感內容更為豐富。
建安以后的文人繼承了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人的引《詩》傳統。如正始時期阮籍《詠懷詩》其二:“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就是引用《詩經·衛風·伯兮》中的“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句意,作者在此托以為喻,抒發自己知己難尋的感傷情懷;其《詠懷詩》十二:“夭夭桃李花,灼灼有光輝。悅懌若九春,折磬似秋霜”,是對《詩·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和《詩·邶風·靜女》中的“說懌女美”語意的概括。這些都是對《詩》的情感審美引用的具體體現,表現出“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的特征。西晉以后用典范圍進一步擴大,《詩》照樣是文人創作引用的對象。如傅咸《青蠅賦》:“幸從容以閑居,且游心于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繩之營營”,引用《詩·小雅·青蠅》的詩意;他的《燕賦》:“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引用《詩·邶風·燕燕》中的成句,都拓展了原詩的本來意義,也是對《詩》的情感性和審美性引用。到了南朝,用典成為文人創作的習尚,《詩》更是文人創作中所用典故的來源。如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烈鼾R章,殷勤陳篇?！?/p>
引用《詩·齊風·東方之日》和《詩·陳風·月出》中的語意,賦中假托陳思王曹植于皓月當空之夜,賞月興懷,命王粲騁藻賦月,“沉吟齊章,殷勤陳篇”,為我們營造了一個優美的藝術境界,遠較原詩更具有審美韻味。作者托曹植、王粲之口,引《詩》抒情達意,可見深受建安文學的影響。
顏延之在其《庭誥》曾云:“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謠以達民志,《詩》為之祖?！蹦铣娜艘对姟非闆r,由此可見一斑。到了唐代的李杜,引《詩》依然是他們用典的重要內容。如李白《宣城送劉副使入秦》中的“君攜東山妓,我詠《北門》詩”,《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中的“仙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其中《北門》《螽斯》分別是《詩·邶風》和《詩經·周南》中的篇目,其引用的目的也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情感。明人宋鐮《杜詩舉隅序》云:“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p>
\ue583從藝術精神和題材內容上揭示了杜詩對《詩》的取法與借鑒。我們知道,李杜的文學創作深受建安文學的滋養,而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又是建安文學的代表,所以他的引《詩》也會影響李杜作品中的引《詩》。
從正始的阮籍到盛唐的李杜,文人引《詩》風氣不絕如縷。盡管我們不能說這種風氣是受曹操創作中引《詩》的直接影響形成的,但其引《詩》對前人的繼承發展,可以說為后代文人的引《詩》提供了借鑒。這也是建安文學對其后文學產生影響的表現之一。明代的徐世溥《榆溪詩話》云:“前漢詩不使事,至后漢酈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及‘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之句?？妆焙！畢瓮?、‘管仲'兩言耳,曹氏父子益張之?！?/p>
如果從古代文人創作中引用古人、古事、成辭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看,是有道理的。這也可從另一側面透視出曹操創作中引《詩》的文學價值和意義。
三
曹操創作中的引《詩》之所以能夠在繼承前代文人引《詩》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他深受傳統因素影響,這使其在創作中繼承了前人的引《詩》傳統;另一方面因其深受時代新思想的洗禮而孕育出的自由獨立精神,使他在創作中引《詩》時,表現出自己的創造性和同情之理解。就曹操深受傳統因素影響而言,可分為以下五個方面。首先,深受曹操家族中儒學傳統的影響。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v字季興,……在省闥三十馀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p>
由此可以看出,曹節、曹騰不僅具有儒家的仁厚之風,能夠做到進達賢能,而且能夠把此長期作為自己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的行事準則。這種好儒的家學傳統,對曹操必然產生影響,故儒學也成為其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史載:“御軍三十馀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p>
\ue583張作耀先生在《曹操評傳》導言中云:“曹操的諸多言論和行動,都受儒家的思想影響,根基屬于儒家思想范疇,崇尚仁義禮讓,主張以先王之道辦教育,并以儒學的學說勾畫自己的理想藍圖?！辈粌H如此,曹操還把《詩經》作為教育子女的主要內容之一。史云:“任城威王彰,……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圣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曹丕在《典論·自敘》中也云:“上雅好詩書文籍,……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云:“年十歲馀,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辈懿僮鳛槠浼覍W傳統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對儒家經典的學習與領會,特別是對《詩經》的學習與領會,為其創作中的引《詩》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次,在曹操生活的時代,盡管儒家思想受到一定沖擊,文化思想領域呈現出自由寬松、多元并張的態勢,但儒家的統治地位仍未被取代。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后,屢下詔令,推行儒學。如建安八年,“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者而教學之”;建安十二年北征烏桓,還師途中經過涿郡,派人祭奠儒學大師盧植,以彰其德。
這說明當時的曹操對儒學是熱心奉行的,并把其作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之一。所以作為儒學重要經典之一的《詩》,必然成為當時文人重點學習與誦讀的對象,曹操也不例外。
其三,對前代文人作品的引用是中國古代文人創作的傳統之一。正如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事類篇》所云:“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鹖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于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傳:漸漸綜采矣。至于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p>
在此劉勰用簡括的語言對從先秦的周文王到東漢的崔骃、班固、張衡、蔡邕等文人創作中的引用歷史予以了總結,指出了漢末“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的引用風尚。生于漢末的曹操也必然會受這種風尚的影響。
其四,《詩》本身就具有濃郁的抒情性,蘊含豐富的情感內容,尤其是比興手法的運用,易于使人產生想象與聯想,從而彰顯出較強的彈性和張力。
所以《詩》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產生以后,就被文人廣泛引用,或借詩明理,或借詩言志。建安時期,文人對《詩》的文學性的認識比以前更深入了。楊修在《答臨淄侯箋》中云:“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裰x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云,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p>
曹植《前錄自序》也說:“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边@種把《詩》中《風》《雅》《頌》作為衡量文學作品文學價值高低的思想觀念,也必然反映在他們的創作實踐之中。
其五,漢代本經立義書寫原則的影響。兩漢時代,由于儒學的獨尊,《詩》的經的地位的確立,本經立義成為文人的書寫原則。劉熙載《藝概·文概》:“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不如漢?！逼ゅa瑞《經學歷史》中《經學極盛時代》云:“元、成以后,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实墼t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為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移易風化,號為以經術飾吏事?！?/p>
這種書寫原則在某種程度上無疑又加強了先秦文人的引《詩》傳統。曹操也不可能徹底拋棄這種傳統。曹植《武帝誄》云:“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p>
所以這也成為曹操引《詩》的傳統因素之一。
就曹操所受時代新思想的洗禮而言,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影響曹操思想的儒學,主要是東漢末年的古文經學。東漢末年的古文經學,在保持著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經世治國精神品格的同時,又表現出鮮明地貴理識、重證據和追求自由、關注個體的特征。一方面體現在當時文人對經學文本的理解上,既充溢著嚴謹之精神,又顯示出不囿于一家的圓通意識和自由傾向,以及建立在自我主觀體驗基礎上的同情之理解。如鄭玄之所以兼注群經,就是因為面對當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的狀況,為使“學者略知所歸”,才“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的。其以道自任、經世致用之目的與嚴謹之精神不言自明。他自己在《六藝論》中亦說:“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p>
這種注經參照眾家之說、擇善而從、兼容古今文經之態度,就是其圓通意識的顯現;但其“如有不同,即下已意”,則展示出注重自我理解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體現在當時文人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取向上,則彰顯出不囿于傳統儒學的鮮明個性。如鄭玄雖以“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為己任,但他在袁紹手下做賓客時,針對諸多豪俊的“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卻能“依方辯對,咸出問表”,使豪俊們“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與鄭玄相比,馬融則更具有追求自由的個性。當鄧騭召其為舍人時,因“非其好也”,遂不應命。既而饑困,乃悔而嘆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資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p>
并于“絳帳”“女樂”中講學,表現出曠達任性、貴生求樂的名士風范?？梢哉f這是漢末文人那種追求自由獨立、張揚個性人生價值觀的典型顯現。東漢末年古文經學所展示出來的新的特質,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先秦儒學和漢代神學化儒學繼承基礎上的超越和發展。曹操恰逢生活在這個時代,所以他也不可能不受這種古文經學精神的影響。這從他非常尊敬鄭玄、盧植等古文經學大師就能明白。不僅如此,而且在光和三年六月,漢靈帝詔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等古文經學者拜為議郎,曹操因“以能明古學,復征拜議郎”。
其次,魏武恰好處于思想上由漢代經學向魏晉玄學轉軌的時代。此時思想文化上的典型表征就是伊始于先秦時期的理性精神經過司馬遷、揚雄、張衡、桓譚、王充和仲長統等人的繼承與發展,終于沖破了兩漢經學的神學迷霧,發出了燭照中古的理性之光,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自由寬松態勢。曹操除受儒學影響外,兼受申商與刑名之學,甚至于道家、神仙思想的影響。陳壽云“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傅玄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同時他還信方術,這些共同培育了曹操自由通脫的思想。這種自由通脫的思想與東漢末年古文經學表現出的對經學文本理解上注重自我主觀情感體驗、在人生態度和價值取向上追求鮮明個性等時代精神一道,為曹操以同情之態度去理解《詩經》文本增加了驅力,也成為他創造性地引《詩》的原因之一。
總之,建安時期的曹操,既深受傳統因素影響,又深受時代新思想的洗禮。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促使他在創作中,在繼承前代文人創作中引《詩》傳統的同時,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文人引《詩》的文學與審美特征日益彰顯,并對建安其他文人創作中的引《詩》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后代文人的引《詩》提供了借鑒。所以,從歷史的維度進行審視,在對我國古代文人引《詩》傳統的傳承發展上,曹操創作中的引《詩》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其貢獻和影響應予以應有的肯定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