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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文學論文 > > 胡適父親早逝對其現代思想形成的影響
胡適父親早逝對其現代思想形成的影響
>2023-10-10 09:00:00


我們要考察五四文學的發生,就需要尋找那些隱藏在五四文學發生的創建主體背后的歷史動因,尤其應到他們早期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追根溯源。胡適作為五四文學的創建主體,從徽州到上海,從上海到美國,再從美國到北京,在這樣的空間轉換中,胡適的傳統思想逐漸地蛻變乃至升華為現代思想,這既滲透著大時代變遷的影子,更打上了家庭的烙印。

在家庭的諸多元素中,有些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少了這些元素,就沒有后來的胡適,如胡適的母親; 有些元素是可以缺失的,如果有了這些元素,就沒有了后來的胡適,如胡適的父親。

胡適父親的去世,使得處于童年時期的胡適,在人生懵懂的狀態下便“被框定”為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這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胡適的人生命運,還深刻地影響到了五四文學的發生。這也許正是歷史辯證法的詭異之處: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胡適父親的過世以及由此而來的父權缺失,不僅使胡適過早地體會到了人生的艱辛,而且還為胡適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這使得胡適走出了績溪那個普通村莊后,逸出了既有文化的羈絆,能夠承接著歐風美雨的洗禮,進而“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使得世界文化充分和自己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逐漸地蛻變為一個煥發著無限創造力的新我。

胡適父親的過世,對胡適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父親的過世使得寄寓于父親這個名分之上的父權,失卻了存在的主體。在這樣一個沒有父親教化和規訓的社會中,胡適得以超越既有的思想疆域的羈絆,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從積極的方面來看,胡適的父權缺失對其思想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胡適的父權缺失,使其人生疆域獲得了無限拓展的可能性。胡適的父親是通過“念書”得以走出績溪成為了清朝的官宦,這在其思想深處自然就產生了對既有社會秩序和法則的皈依感。因此,胡適的父親在臨終前的遺囑中,才會特別地要求胡適“認真念書”,才會要求胡適的兄長要供應“胡適念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所推崇的“天地君親師”的權力體系,以及由此體系而來的“孝悌”觀念,是主導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準則。這使得胡適父親的遺囑猶如其家庭中的“圣旨”,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正是基于對父命的恪守,胡適才得以與“念書”結下了不解之緣。

盡管胡適父親遺囑要求胡適“念書”,但是,對胡適要念什么書并沒有給出一個明晰的對象。在胡適父親的心目中,所謂的“念書”并不是一個問題。在胡適父親所認同的知識體系中,其所推崇的書自然不會超越其所接觸的、被儒家推崇的“四書五經”等典籍。事實也的確如此,胡適如果不是處于一個“五千年來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其所念的書,并不會從根本上逸出其父所認同和推崇的典籍。然而,值得慶幸的是,胡適的時代已經開始出現了轉變,緣此而涌現出了一大批與“四書五經”等傳統典籍截然不同的“新書”,這些“新書”承載著“西學”的知識。由此說來,胡適在其父遺囑中“念書”的制導下,逸出了其父所規范的“書”的藩籬,進入了無限廣闊的閱讀空間。

胡適在“念書”的過程中,逐漸地逸出了“四書五經”等傳統典籍的疆域,開始接觸大量的中國傳統小說,這對其參與五四文學革命起到了奠基作用。從科舉體系來看,科舉時考什么,考生便準備什么,這是體制作用的必然結果。緣于科舉并不會考小說,因此,考生如果讀小說便會被看作“玩物喪志”,這在家長那里是嚴厲禁止的。幸運的是,當胡適因為偶然的機緣,閱讀了中國傳統小說并因此激發了“念書”興趣時,他并沒有受到抑制,反而獲得了自由生長的空間: “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為他最會‘說笑話’\\( ‘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 ,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竟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守煥哥。守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

《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薄昂髞砦揖尤坏弥端疂G傳》全部?!度龂萘x》也看完了。從此以后,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守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p>

應該承認,胡適在此遇到五叔、守煥哥這樣一些寬容而又仁愛的本家,還是非常幸運的,他們不但沒有阻止其閱讀小說的興趣,反而還順承著胡適的閱讀欲望,積極幫助他滿足自己的閱讀欲望。當然,如果胡適在此所求助的不是本家,而是其父親的話,那情形是否會像五叔、守煥哥那樣,其閱讀欲望還能得以滿足呢? 這種情形出現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畢竟,作為五叔、守煥哥等本家,對胡適不負有教化的責任,自然,玉成胡適小說閱讀的欲望便是順水人情的事。然而,如果是對兒子的人生負有教化使命的父親,那情形自然就不同了: 他必然要從遵循體制的目的出發,把那些與科舉毫無關聯的書目置之度外,這也正是很多家長把孩子閱讀小說當作“玩物喪志”的緣由所在。

如果說作為本家,對胡適的小說閱讀欲望持有寬容態度,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作為“代父行命”的兄長也對胡適的小說閱讀采取了寬容態度,這對胡適思想的自由發展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胡適對此這樣說過: “那時候正是廢八股時文的時代,科舉制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只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p>

這就是說,隨著時代的轉變,作為直接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二哥、三哥等這些左右著胡適命運的人,對胡適的讀書有了更寬容的態度。自然,這也就逸出了胡適的父親所認同的“書目”了。這說明,作為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兄長,比從科舉中一路走過來的父輩要開放得多,這較之父輩的文化立場已經產生了巨大的位移。

然而,如果沒有父權缺失,胡適及其兄長恐怕就只得在父權所劃定的疆域內動彈不得,又怎么談得上讓胡適逸出父權所設定的疆域呢? 關于這一點,郭沫若和其兄長的遭遇,便很好地說明了父權是怎樣深深地鉗制著其人生疆域的: 接受了新思想影響的大哥,在和郭沫若閑聊時說:

“話頭無心之間又轉到放腳問題來。大哥又問我是喜歡大腳還是小腳。我說: ‘我自然喜歡大腳了?!麧M高興的不免提高了一段聲音來說: ‘好的,大腳是文明,小腳是野蠻?!熨~東西! ’突然一聲怒罵從父親的床上爆發了出來?!氵@東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罵成蠻子去了?!@真是晴天里一聲霹雷。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見那快滿三十歲的大哥哭了起來?!睂Υ?,郭沫若感嘆道: “父親并不是怎樣頑固的父親,但是時代終究是兩個時代。單是對于‘野蠻’兩個字的解釋,輕重之間便有天淵的懸殊?!?/p>

由此可以想見,如果胡適的父親在場的話,且不說胡適自己的命運了,單就其兄長的命運,便被父權先驗地規定了。

如果我們深入探究胡適的思想發展,其所讀書目逸出其父親的規范固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元素,但就其根本來說,還在于胡適在閱讀的過程中,逐漸地建立起了一個有關中國文學的“地圖”,這使得其對五四文學的革命對象,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認知。對此,胡適曾經這樣說過: “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 30 多部小說了?!业诫x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后于我很有用處?!?/p>

正是在這樣廣泛的小說閱讀中,胡適完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初步了解,并得以建立起了一幅較為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學的“地圖”,至于由此而來的語言訓練,也為胡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正如胡適所說的那樣,“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

胡適的父權缺失,促成其思想逸出了父權疆域的羈絆,使其自我的主體性得到了確立和張揚,這為胡適在五四文學發生前反叛傳統文學倡導新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緣于父親的死亡,胡適較早地體味到了人世間的冷暖與艱辛,這不僅促成了其對社會和人生的敏銳的感知力,而且也促成了其自我主體性的確立。

正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作為窮人的孩子,因為父輩無法為他們撐起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天空,諸多的人生決策需要依靠自我完成;與窮人的孩子相似的是,失去了父親庇護的孩子,也就提早地進入了沒有依靠的荒原。面對諸多的人生選項,沒有了父親的包辦,一切只能任由自己做出抉擇,這便為其主體性的確立和拓展奠定了無限的可能性; 至于這樣或那樣的人生磨難,則砥礪了其對人生的認知深度和廣度,為其思想的成長提供了無限的空間。正是胡適的父權缺失,使胡適的思想成長迥異于父輩。正是胡適走出鄉村的過程,也便是一個逐漸地確立自我主體性的過程。如果說,胡適在留學美國前因為其主體性還沒有建構起來,表現出對其兄長意見的兼顧的話,那么,在美國留學的過程中,胡適則逐漸地確立起了自我的主體性,甚至為了堅持自我的主體性,胡適和梅光迪作為“相交多年的知己,卻因在提倡白話詩方面意見針鋒相對,終于漸成陌路”。顯然,在這樣對抗的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恰是胡適那種自我主體性得以張揚的表征。

其二,胡適的父權缺失,為其“西學”的知識譜系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胡適成長為五四文學的創建主體,更重要的還在于其所閱讀的那些“西學”圖書?!拔鲗W”圖書的印刷和發行,根源于晚清主流意識形態的制導。如果沒有晚清政府的允許乃至提倡,是斷不會有西學圖書的印刷和發行的,自然,胡適也就不會有閱讀西學圖書的機緣。胡適能夠閱讀西學圖書,就根本來說,還是得力于新式教育,這使得胡適走出封閉的鄉村,開始慢慢地走進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父親可謂是兒子的第一導師,這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根據所在。但是,從胡適思想形成的源頭來看,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赫胥黎和杜威。對此,胡適曾經這樣說過: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 一是赫胥肯,一是杜威”,“杜威先生教我如何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和功用”。胡適晚年回憶時也說,杜威“是對我有終身影響的學者之一”,“對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決定性的影響”,“‘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于杜威的影響”。胡適的這一自白,說明其現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在中國傳統文化那里完成的,而是從留學美國期間所接受的現代教育那里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胡適的父親依然在場,那情形恐怕就大不一樣了,也就是說,如果胡適所接受的第一教育來自父親,自然,其思想也就打上了父親思想的烙印; 胡適父親的死亡,使得胡適父親對其思想的影響退居后臺,而美國留學期間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美國所積累的體驗,則使得胡適深受外國學人思想的影響,這促成了胡適思想與異域文化的對接。

新式教育大力倡導留學教育對胡適的思想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本來,家庭的敗落使得胡適繼續“念書”的愿望面臨著破滅的可能,但是,留學教育所提供的充裕的物質保障,使得胡適得以維系即將中斷的“念書”愿望。從“振興家國”的目的出發,決定胡適命運的兄長期待著學習鐵路、礦冶等實用之學,但由于胡適對路、礦都沒什么興趣,而又為避免兄長失望,他決定出國學農,以農救國。但是,走出了父權疆域羈絆的胡適,在走出了國門之后,是學鐵路、學礦冶還是學農,不僅由不得胡適父親的“遺囑”,而且也由不得胡適兄長了。實際情形也是如此,當胡適留學歸來,胡適已經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和發起者了。

胡適在出國留學初期是期望學成后報效家國的,因此,農學作為一個可以兼顧“家國”需要的專業,獲得了胡適及其兄長的認同。在晚清留學的專業選擇中,許多留學生都把科學當作報效家國的一種有效途徑,這正是晚清以來的科學救國觀念在時人文化心理深處的反映。

隨著科舉的式微,儒家文化典籍的支配作用已經衰減了。實際上,科舉如果無法幫助時人晉升到上流社會體制中,并因此博得所謂的“功名利祿”,其被時人拋棄是必然的事情。與此相反,時人對科學的認同乃至崇拜則如異軍突起,這恰是社會轉型時期,人們思想從那種務虛的“玄學”向著實用的“科學”轉型的征兆。這樣的一種轉型,到了 1920 年代,便從當初的隱性矛盾躍升為顯性矛盾,甚至還爆發了一場關于“玄學”和“科學”的論戰。對于這場論戰,我們如果從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文學的創建主體來看,這樣的矛盾實際上在他們留學期間便在其內在精神世界中發生了,其最終的結果是,科學把他們思想中的那些有關中國傳統的“玄學”驅逐了出來。但是,就其思想的核心來看,胡適這批留學者,在其人生成長關鍵期,于耳濡目染之中便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這使得他們深深地抱有士大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文情懷,因此,他們在完成了對科學的認同和推崇之后,并沒有繼續從事科學的研究,而是利用這種科學的思維和實驗的方法,對置身其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進行了一番清理。

以胡適為代表的那批五四文學的創建主體\\( 包括魯迅和郭沫若等\\) ,在當初都把科學當作自己人生的社會價值的展開形式,但到了后來,卻又背離了科學研究,走到了從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創建上來,這具有某種必然性。其一,從事科學研究,在中國社會體系中,并不是最為敏感的社會神經??茖W救國對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國,以及對剛剛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來說,并不是一個能立竿見影的“藥方”。這正如一個垂危的病人,最為要緊的是如何能夠挽救其生命不至于死亡———這個生命有機體只有繼續存活才談得上所謂的從根本上的救治??茖W無疑正是這樣一個可以從根本上救國之藥方,但并不是最迫切、最有效的藥方; 像醫學盡管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但正如魯迅所意識到的那樣,救治再多的病人,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麻木的精神狀態,如果我們醫治好了的病人,精神依然麻木,那對國家危機的紓解又有什么裨益呢?

胡適所從事的農學也是如此,農學可以促成科學種田,這對一個在精神上麻木的饑餓者來說,多打一點糧食和少打一點糧食,對國家的危難又有什么匡救呢? 所以,科學盡管很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和人的現代思想的確立相對接,那所謂的科學也就失卻了存在的價值。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適等人放棄農學,對那些期待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人來說,便成為歷史的必然選項。其二,基于胡適等人建構現代國家的渴望,他們最終走到了文化和文學的前沿陣地,進而從根本上開啟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改良”。胡適等人從科學出發,然后走到對人的精神啟蒙上來,他們為什么會最終選擇了文學作為他們思想的突破口呢? 不可否認,胡適和魯迅等五四文學的創建主體,包括并沒有學習過現代自然科學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并沒有想從文學上“安身立命”,他們最終走向了文學,只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文學對人的精神具有啟蒙的功能。其實,這樣的一種啟蒙指向,早在晚清時期的梁啟超那里便開始了。這正如梁啟超所認同南海先生的話所言: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為此,梁啟超把小說尊崇為“文學之最上乘”,到了以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一代文化先驅者那里,對文學的認同和推崇也是自然而然的。從學科上說,哲學這樣玄而又玄的知識體系,自然是普通讀者難以理解和接受的; 現代政治學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松把握的; 在五四文學發生之前,便確立了新式教育,我們從學科體系上建立起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但是,在這套教育體系中,我們給學生傳授什么知識、幫助學生建立什么樣的人生觀念,還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文學作為能夠兼顧到諸多學科體系的知識譜系,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建構現代思想的“急先鋒”,成為“引”人們到“光明”地方去的一個“橋梁”。也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胡適作為文化啟蒙者,并沒有把文學當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這也正是胡適為什么總是“但開風氣”,而沒有在“開風氣”之后依然獻身于文學的緣由所在。

盡管如此,胡適學習農學依然對其確立科學的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出于對農學的理解與把握,胡適對農學學科體系有了初步的了解,農學作為西方現代科學之一翼,也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思維和科學實驗方法之上的。自然,胡適對這一學科知識的理解和皈依,也就意味著其對西學的現代科學思維和科學實驗方法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解與把握,并由此建構起了現代科學思維和實驗方法。當胡適帶著自己所確立起來的這種現代思維和科學實驗方法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文學時,便有了新的發現。

從這樣的意義上說,五四文學發生的創建主體并不是那些專門從事近代文學的創建主體,而是一批建構起了現代知識譜系、接受了現代科學思維和科學實驗方法的“客串者”。這恰說明了作為五四文學闖將的胡適、魯迅等人,之所以半路殺出一條新文學的血路來,正是因為他們既有現代的科學知識作支撐、又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作積淀,因此,當他們利用現代科學思維和科學實驗方法來重新審視和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時,才創建出了迥異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新文化和新文學。

其三,胡適的父權缺失反而凸顯了其父親的官宦影像,給胡適的人生帶來了無法擺脫的政治情結。在胡適文化心理建構的歷史過程中,胡適的母親把胡適的父親建構成了一個幾乎可以堪稱完美的形象: 不管是道德還是學問,不管是為人還是處事,不管是在家庭還是在社會,都是胡適的母親期待著胡適去追摹的對象。

這也難怪,從胡適母親的角度來看,她和胡適的父親結婚之后,胡適的父親對她呵護有加,這自然促成她對丈夫的恩愛與感念。況且,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樣的官宦人家討小老婆者也不在少數,而胡適的父親則是通過媒人正大光明地把她迎娶到家的。相對來說,胡適的母親即便是身處苦難之中,緣于身邊還有更多悲慘的參照系,難免會身在苦難之中而不知了。至于胡適的父親死后,那隨之而來的無所依傍的孤家寡人的切身感受,更會反轉過來使她對亡夫充滿了無限的思念之情。由此說來,胡適的父親在其母親的敘述中“完美化”便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胡適母親所建構起來的這個近乎完美的父親形象,對胡適的人生帶來的潛在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便是胡適一生無法釋懷的政治情結。

胡適父親的官宦身份對胡適的政治情結的影響,我們如果和魯迅進行對比的話,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魯迅的祖父盡管也有著官宦身份,但是,他最終還是成了這個政治體制的“異己者”,這使得魯迅一生對政治采取了一種疏離的人生取向; 而胡適則不然,胡適的父親終其一生都身處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之中,這使得胡適成為一個“人在江湖、心系社稷”的政治人物。胡適對政治所期待的,便是把自己所意識到的美國現代政治政體移植到中國社會現實中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胡適會對國民黨既親近又疏遠,并企圖保持著政府的“諍友”身份的緣由所在。當然,胡適的這種政治情結,除了我們所敘及的胡適父親的政治身份的影響之外,還與中國傳統士大夫那種“入世”情懷有著極大的關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士大夫往往是身在民間心系廟堂的,如杜甫便希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如此說來,文學在很多具有社會擔當的知識分子那里,便成為他們實現其政治理想的一種方式,這為他們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揮灑出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如此說來,胡適的這種政治情結,使得他在五四文學發生之后,又逐漸地遠離了文學。對此,季羨林曾經說過: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 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矣X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p>

應該承認,季羨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的是,胡適作為一介書生,正是緣于其濃郁的政治情結,使得他無法安分守己、心甘情愿地做一個純粹的書生,而成為一個政治意氣干云的“書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并不是一個性格剛烈的“書呆子”,而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書呆子”。對此,有學者針對胡適和陳獨秀文學主張的態度差異指出: “陳獨秀堅定地支持胡適‘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否定了胡適所堅持的‘自由討論’的學術原則。過往的文學史評述常常以此為據,證明陳氏是真正的文學革命者而胡適充其量是軟弱的文學改良者”。

其實,在“軟弱”和“包容”等歷史表象的背后,正深隱著胡適父親的官宦影像———顯然,這樣的影像和那種“造反者”影像是截然不同的。

胡適的父權缺失,固然對他的現代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晚清時期,并不是所有與胡適遭際類似的人的思想都可以轉化為現代思想,這就是說,父權缺失還給胡適的精神和情感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創傷。

具體來說,這種精神性創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經濟的拮據幾乎斷送了胡適的求學之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男性占據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主導地位,沒有了父親的經濟支撐,“子”就失卻了物質上的依托。與此相反,女性就沒有被賦予社會性的事務,承擔必要的社會職務,這就使得女性無法獲得自我人生的社會價值實現,獲得社會的回報。因此,作為孤兒的胡適,失去了父親,也就意味著他失卻了為其支撐起一片藍天的參天大樹,甚至幾乎斷送了他未來的現代思想發展的可能性。

物質上的困窘對胡適前期的人生軌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胡適就自己留學美國的動機便說過: “京中舉行留學美國之考試?!椅峒壹衣曀ノO矣,振興之責,惟在兒輩?!掖舜稳绻蝗?,一切費用皆由國家出之。聞官費甚寬,每年可節省二三百金。則出洋一事,于學問既有益,于家用又可無憂,豈非一舉兩得乎?!?/p>

這說明了物質上的困窘的確對胡適人生選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在胡適物質上陷入困窘之際,如果沒有晚清政府所提供的官費留學機會,胡適能否留學美國,便成為一個問題。自然,如果沒有了留學美國的機緣,也就沒有五四文學創建主體的胡適。

胡適留學美國歸來之后,獲得了北京大學的教職,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家庭經濟的困窘,為其從事新文化和新文學建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支持。胡適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之后,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在給母親的信中曾經這樣寫道: “適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陶哂⑽膶W、英文修詞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每禮拜共有十二點鐘?!m現尚暫居大學教員宿舍內,居此可不出房錢。飯錢每月九元,每餐兩碟菜一碗湯?!m意俟拿到錢時,將移出校外居住,擬與友人六安高一涵君?!?/p>

“適在此上月所得薪俸為 260 元,本月加至 280 元,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處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僅有此數亦盡夠養吾兄弟全家,從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豈非大好事乎! ”

由此可見,胡適在走出了家庭經濟的困窘后,不僅顯得意氣風發,而且還重拾了復興大家庭的信心??陀^上說,胡適對傳統的大家庭的中興情結,恰是對其家庭因為其父親死亡而帶來的敗落的痛惜使然。但值得肯定的是,當胡適在北京大學獲得教職之后,尤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確立了其“先鋒”地位之后,胡適即超越了“小我”的家庭情懷,升華為具有國家情懷的“大我”。

盡管胡適完成了這種自我超越,但在胡適的文化心理的深處,這并不意味著他就完成了自我的斷裂和新生。實際上,在胡適的文化心理深處,還依然存活著這樣的一種鄉土情結,即胡適還是無法割斷與自己的家庭、家族、鄉土的臍帶性關聯,其文化之樹還是盤根錯節于績溪那片土地中,在有些時候,還因此成為其無法超越自我的羈絆。實際情形也的確如此,當胡適在“發乎情”時,總會因為“母親”影像的出現,而最終“止乎禮”。

其二,胡適的父權缺失,深刻地影響到了他的性格和情感,給其思想和情感帶來了無法愈合的精神創傷。胡適的精神創傷對其性格和情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他的性格上的內方外圓,在陰柔與中庸之中不乏決絕與韌性。胡適人生成長的外在環境不是那種以陽剛之氣為特點的環境,而是帶有某種陰柔的特點。如胡適在閱讀了傳統小說之后,其所獲得的認同更多地來自周邊的女性推崇。對此,胡適說過: “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請我吃?!?/p>

與此相反,對胡適成長具有砥礪作用的男性則不是很多,在胡適的自述中,其所強調的是那位“族叔近仁”,“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折,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面,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

當然,就其根本來說,胡適的內方外圓性格深受母親的影響。胡適的母親,既有中國傳統女性的陰柔之美,更有一種剛烈之性。這從胡適的母親不顧家庭的反對而毅然決然地嫁給比自己年齡大了許多的胡適父親這件事中可見一斑。除此之外,當胡適的母親面對本家“潑污”時,并沒有逆來順受,而是把其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清白”放在首位,并最終使本家賠禮道歉。這說明胡適的母親在關乎自己名聲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絕不是逆來順受的。與此同時,胡適的母親還有一種內斂的性格,她把內心的剛烈性反抗轉化為外在的柔性反抗。如胡適在自述中就有過這樣的記載: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涣R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欢嘁粫?,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瓫]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p>

胡適母親的如此方式,既是一種自我痛苦的釋放與宣泄,又是一種人生的生存策略,這樣的一種策略,對胡適的思想和情感表達,也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作為政府“諍友”的胡適,在和政府不離不棄的過程中,又何嘗沒有這種策略的影子呢!

胡適那種內方外圓的性格深受其母親的影響。對此,胡適曾經這樣說過: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十四歲\\( 其實只有十二零兩、三個月\\) 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p>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胡適盡管“能寬恕人,體諒人”,但他從來沒有放棄自己所恪守的文化信仰,如對自由的信仰,對民主的信仰等,對現代中國的想象等,這些思想乃至信仰,都深深地植根于胡適的思想深處,與其生命相始終。然而,在一些非關重大操守的細枝末節上,胡適則采取變通的方式。如胡適對執政黨的態度,并不是全部認同,但是,這樣的不全部認同,在胡適看來,則僅僅是細枝末節,而不是關乎到人生之本的根本差異。也正是基于這種人生觀,胡適終其一生都對共產主義持有一種抵觸態度,而沒有像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其他先驅者那樣,或者是向“左”轉,或者直接地成為“共產主義者”。

其三,胡適因為父親的死亡而失卻了父愛,這既深刻地影響到了胡適的父親觀,又深刻地影響到了胡適之子的悲劇命運。胡適在人生成長的關鍵期,對父親并沒有清晰的記憶,屬于一種碎片化的記憶形式,這自然無法對其性格產生直接的影響。如此說來,胡適的父親既沒有對其暴力上的懲戒,也沒有歷歷在目的“父子情深”。這樣的人生體驗自然對胡適的父親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胡適的思想發展鏈條中,對中國傳統的父子關系持有反叛的價值取向,這對胡適確立新思想來說,無疑是超前的。但是,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胡適對傳統父子關系的批判思想,對現實生活中的胡適如何處理父子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文化的發展和演進,是上一代向下一代進行文化“傳”的過程,也是下一代對上一代的文化進行“承”的過程,具有鮮明的代際傳承的特點。然而,胡適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宣稱: “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后主義’的招牌,于今掛不起來了! /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于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并不是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p>

胡適的這首詩,便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文化所規范的父子關系,其所否定的是那種建立在“父父子子”等級體系中的依附關系,其所張揚的是父與子獨立平等的人格,是“堂堂的人”。由此出發,至于兒子對父親是否“孝順”則成了無關緊要的事情。如此一來,胡適就把“父為子綱”的傳統價值體系徹底顛覆了。

胡適的這種“父子觀”,對他如何做父親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胡適正是在這種父子觀的制導下,沒有很好地擔負起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致使他把培養兒子的義務更多地推卸給了妻子,這相對于中國傳統所張揚的制衡體系來說,胡適所作所為正可謂“養不教”。這使得胡適在獲得了自我人生的成功轉型之后,并沒有能夠很好地履行一個父親的義務,沒有把兒子的現代轉型放到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加以體認,這結果之一便是部分地造成了兒子胡思杜的悲劇人生。當然,胡適作為父親,也對子女充滿了深情,如胡適在 1929 年寫給大兒子胡祖望的信中說: “你這么小小年紀,就離開家庭,你媽和我都很難過。但我們為你想,離開家庭是最好辦法。第一使你操練獨立的生活; 第二使你操練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覺用功的必要?!比欢?,胡適如此不厭其煩的叮囑,對一個年僅 10 歲的兒童來說,還是顯得有些朦朧。

不管怎樣,胡適在接受了現代思想后,未能較好地處理好文化的代際傳承關系,確保文化的自然平穩演進,其所帶來的警示作用還是非常強烈的。胡適之所以在文化的代際傳承中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除了與胡適早期沒有體味到父愛有著關聯之外,還與徽州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

男性作為支撐家庭的“頂梁柱”,其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方式一般有兩種: 其一,徽州人在十二三歲時,開始隨著鄉人到大都市去學徒,然后通過買賣來養家糊口?;罩菀粠儆谏綆X地帶,盛產茶葉。茶葉是無法食用的植物,種植茶葉自然需要通過交換來獲得人們所需要的物質,這就決定了與茶葉生產緊密相連的是茶葉交換。茶葉的交換,無法在本地區完成,只能到大都市才能實現茶葉流通和交換。因此,那些從事茶葉生意的徽州人,盡管人在外地,但其婚姻依然植根于徽州鄉土之中,這就使得“一生夫妻三年半”。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培育下一代的任務,幾乎全部落到了女性的身上,而父親的直接承擔則少得多。其二,徽州人注重“念書”在人的仕途中的作用。一般說來,那些具有相當財富積累的家庭,則注重通過“念書”來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即所謂的“學而優則仕”。正是緣于這種文化導向,徽州具有了“東南鄒魯”的美稱。胡適的父親便是通過科舉進入社會上層的。實際上,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胡適的父親才會在其“遺囑”中特別地告誡胡適要認真“念書”。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適讀書取得“功名”而獲得更高的物質回報,和其他人家通過“生意”而獲得更高的物質回報,就其本質來說是“殊途同歸”。然而,在胡適的文化心理深處,他卻把教育兒子的責任委之于其妻子江東秀。這使得胡適在兒子的教育中未能起到監護者的應有的作用。

父權缺失不僅對胡適的父子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還進一步影響到了他的婚姻觀。

在留學美國初期,胡適對中國的舊婚制非常推崇: “吾國舊婚制實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偶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工媚人悅人之術。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當配偶。人或疑此種婚姻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 Self - made\\) ,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 Duty - made\\) ?!?/p>

如此說來,胡適不僅沒有意識到中國舊婚制的荒謬之處,反而對此大加贊賞,正標明了在胡適的思想深處,深深地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實際上,就胡適本人來說,便是舊婚制的受害者。因此,胡適之妻江東秀并沒有像其婆婆那樣,順理成章地承載起培育兒子的使命,相反,隨著其對風流倜儻的胡適而帶來的婚姻的擔憂,江東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捆住”胡適上,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江東秀的如此煞費心機地扼守著婚姻的“喉嚨”,胡適也許早就沖破包辦婚姻的羈絆,展翅飛翔于“青山綠水”之間了。

當然,父親的死亡,并不必然地促成胡適走上新文化運動的道路。實際上,在近代中國,緣于男性在社會中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再加上醫療條件的局限,男性的死亡率也就比較高。這就是說,在那種歷史情景下,與胡適有著相似人生經歷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像胡適那樣,走上新文化新文學創建道路的人,卻并不是很多。

由此說來,胡適留學美國,便是促成其完成自我蛻變乃至升華的關鍵點之所在———這就是說,如果沒有留學美國,也就沒有那個“暴得大名”的胡適,從這樣的視點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橫空出世,正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完成的。胡適也正是由此基點出發,開啟了對“我們的老文化”進行“改良”的艱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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