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新生代農民工一般指出生于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年齡在 16 周歲以上，戶籍屬農村、在城市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村青年勞動力． 相對于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具備融入城市的主、客觀條件，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第一梯隊，也是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有序推進的關鍵和重要突破口． 其城市融入的主觀意愿如何? 受何因素影響? 城市適應過程又有何特殊心理規律? 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農民工市民化的順利實現以及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和現實意義．有關城市融入問題的探討主要來源于西方的社會融入理論\\( social inclusion theory，Gordon，1964\\)［1］．社會融入指個體融入某一社會群體、遵從群體和社會規則，最終減小被該群體疏離的可能性的過程． 該理論起始于西方學者對外來移民融入主流社會過程和結果的研究，用以描述不同社會群體或團體成員之間如何互動，以致最終發展成為一體而處于相對和諧狀態．

目前，有關社會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入的內涵探討與階段劃分、融入的結果分析\\( 如對公平感、心理適應等\\) 、指標建構與水平測量等方面． 其中，有關指標建構與測量方面的研究，較有影響力的如: Biles 等［2］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個維度探討移民社會融入指標; Wong 和 Tezil［3］對加拿大外來移民在社會、文化及公民三個維度上的融入指標進行論證，Gan-non 和 Nolan［4］對愛爾蘭不同程度殘障人士社會融入程度的測量結果顯示，殘障人群整體社會融入水平較低，但不同形式殘障及殘障持續時間不同者其融入程度存在差異．國內學者對我國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借鑒了西方的研究成果，目前較多地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涵界定，例如，童星等［5］將城市融入定義為新移民在居住、就業、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融入城市社會、向城市居民轉變的過程; 2\\) 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因素，例如，任遠等［6-7］的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個人和家庭狀況、社會資本積累與社區參與度等是影響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子; 3\\) 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人口學、社會學分析，如王桂新等［8］從戶籍制度、流動人口管理、社會排斥等因素分析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進程． 此外，在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評價與測量方面也取得初步進展，例如，劉傳江等［9］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進程的測查表明，其城市融入處于“中等”融入水平．

楊菊華［10-11］認為應從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和身份認同四個方面來建構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測量指標，且四個方面是依次遞進的關系． 李培林等［12］將農民工城市融入分為經濟融入、社會融入、心理接納和身份認同四個層面． 綜合現有的研究中有關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指標劃分及所涵蓋的具體內容，可以發現，經濟、文化和心理認同是農民工城市融入公認且最重要的三個方面．目前國內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雖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大多是出于人口學、社會學等宏觀視角，以理論探討或描述性研究為主，心理學視角的、微觀、因果層面的實證分析相當缺乏; 并且，從主觀心理傾向角度考察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幾乎沒有． 心理學表明，個體的動機與主觀意愿對其行為結果有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

鑒于此，本研究擬以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觀意愿為切入點，對融入意愿的內容、結構進行探索，并對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現狀和影響因素進行考察，以期為更好地把握農民工市民化與城市適應的心理規律打下基礎．借鑒西方社會融入理論以及國內相關文獻，尤其是楊菊華［10-11］和李培林等［12］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實證探討，本研究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界定為: 處于市民化進程中的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在經濟、文化、心理等方面主動融入城市社會生活的主觀愿望和心理傾向． 擬從經濟、文化和心理三個層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進行考察，其中，經濟融入意愿指農民工尋求在就業、居住、消費與基本保障等方面與城市居民縮小差距，以獲得與城市居民平等經濟地位的主觀傾向; 文化融入意愿指農民工主觀上尋求了解、接受和內化城市語言、習俗、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并逐漸融入到當地文化中的傾向; 心理融入意愿指農民工在心理上希望與城市居民交往并逐漸建立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的傾向．

1 方 法

1． 1 問卷編制

1． 1． 1 專題訪談研究者首先從浙江省農辦、省農業廳等政府部門相關工作人員\\( 個別訪談\\) 、企業管理者\\( 個別訪談\\)和新生代農民工\\( 小組座談\\) 三個層面分別組織專題訪談． 訪談采用半結構化模式，研究者事先設計了包含 15 個問題的訪談提綱\\( 例如，假如有機會定居在城市，你是否愿意，為什么?\\) ，分別了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動機、意愿與心理感受等方面的情況． 受訪農民工人數共計 33 人． 對訪談結果進行定性內容分析后發現，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觀認知與意愿主要涉及經濟\\( 收入水平，住房條件，消費層次等\\) 、文化\\( 學習方言，更新生活理念等\\) ，心理\\( 尋求接納，認同與歸屬感等\\) 三個方面的內容．

1． 1． 2 初步問卷在訪談的基礎上，初步編制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問卷． 除人口統計學因素外，初測問卷共包含25 個條目． 這些條目主要依據上文對城市融入意愿的定義，綜合訪談結果，從經濟、文化、心理這三個方面設計． 其中經濟方面 9 個條目，主要包括就業、住房、經濟收入、消費方式、教育培訓和社會保障等; 文化方面 8 個條目，具體指標包括語言、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教育理念、禮節和社區參與等; 心理方面 8 個條目，涉及社會交往、與市民的心理距離、對城市的評價和歸屬意愿等． 要求作答者就各個條目描述與切身感受相符性進行評定，各條目均以五點利克特量表形式記分\\( 其中，1 表示“非常不符”，2 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不確定”，4 表示“比較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 ． 條目得分或總體均分在 3 分以下表示意愿相對消極，3 分表示傾向不明顯，3 分以上表示存在積極意愿．

1． 1． 3 正式問卷構成隨機抽取來自杭州地區四家企業\\( 酒店和加工制造各兩家\\) 的 86 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試測． 對試測結果進行項目分析，依據心理測量學標準，將與量表總分相關系數過低或不顯著的條目、在不同因素上的負荷相近的條目、最大負荷值小于 0． 4 的條目予以修正或剔除，同時結合被試現場作答的情況及相關反饋，對個別條目的措辭、表達進行了調整，得到 10 個條目的正式問卷，其中經濟方面 4 個條目\\( 如“我想通過學歷教育或者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自己，以改善工作或居住條件”\\) ，文化方面 3 個條目\\( 如“如果遇到困難，我愿意向社區尋求幫助”\\) ，心理方面 3 個條目\\( 如“與老家相比，我更愿意把這里當成自己的家”\\) ． 城市融入意愿得分以 10 個條目均分計，各維度意愿得分以所含條目的均分計．

1． 2 正式施測及樣本構成

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在浙江省范圍內，在杭州、寧波、金華、衢州等 4 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不同的城市、按照一定比例隨機抽取來自不同行業及類型企業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 考慮到樣本的代表性與典型性，主要以生于 1980 年及以后，在異地城市、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為取樣標準，其中樣本大部分為各行各類企業中從事體力為主的一線操作人員，不包括小商小販等自雇傭者． 問卷采用團體施測，由研究人員進行說明與解釋，現場發放，當場收回． 累積發放問卷 420 份，回收問卷 381 份，有效問卷359 份，其中男性 201 人，女性 158 人; 樣本的年齡分布在 18 ～ 34 歲之間\\( M = 27． 07，SD = 4． 25\\) ; 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 或中專\\) 及以下 133 人，高中以上 226 人; 行業類型方面，來自工業企業農民工 331 人，服務業企業農民工 28 人; 所受調查者均為農村戶籍，其中省內 171 人，省外 188 人．

1． 3 數據處理

采用 SPSS18． 0 對數據進行基本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等．

2 結 果

2. 1探索性因素分析及測量學檢驗

采用正式樣本數據\\(n =359\\)對10個融入意愿條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進行Bartlett檢驗，廠值為718 . 03 \\( P < 0 . 001\\)，說明數據適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正交旋轉后得到3個因子，分別命名為:經濟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和心理融入意愿.三個因素的累積變異解釋率為57. 61 %.各條目的因子歸屬與預期一致，且僅在所屬因子上有較高負荷\\(高于0. 4\\)，在其他兩因子上負荷較低.對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進行檢驗\\(n =359\\)，結果顯示，問卷整體的內部一致性系數a = 0. 72，各維度a值、具體因素結構以及問卷各條目的因素負荷列于表1.從表1可以看出，問卷整體和經濟融入意愿維度的內部一致性良好\\(a>0.7\\)，文化、心理融入意愿維度的系數略低，可能與條目數量偏少有關.計算問卷各維度得分及其與總體融入意愿得分的Pearson相關\\(n =359\\)，結果表明，經濟、文化、心理三維度與總體融入意愿間均存在中高程度的顯著相關，相關系數:依次為0. 70>0. 77>0. 68 \\(P <0. O1\\).且各因素兩兩之間均存在中低程度的顯著相關\\(、文=0. 39 > r}心=0. 33 >尸<0.01;、心=住11>尸< 0. OS\\)·上述結果符合心理測量學標準，表明問卷具有一定的信效度．

2． 2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分析

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對 359 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水平進行分析． 將城市融入意愿總體平均分及各維度意愿平均分分別與中值 3\\( 量表的中間值，表示融入意愿傾向不明顯; 按照問卷的五級記分方式，單個條目及多個條目均分在 3 分以下表示意愿相對消極，3 分以上表示存在積極意愿\\) 進行差異檢驗，結果顯示，除心理融入意愿維度外\\( M =3． 08，t\\( 358\\)= 1． 81，P = 0． 071\\) ，農民工在總體融入及經濟、文化融入維度上得分均顯著大于 3\\( M總= 3． 72，t\\( 358\\)= 26． 36，P = 0． 000; M經= 4． 24，t\\( 358\\)= 38． 15，P = 0． 000;M文= 3． 65，t\\( 358\\)= 16． 71，P = 0． 000\\) ． 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不論是總體城市融入還是經濟、文化方面均表現出積極的融入意愿，心理融入傾向不明顯．進一步比較被試在經濟、文化及心理方面融入意愿的相對高低，結果如表 2 所示． 新生代農民工在各維度融入意愿之間兩兩均存在顯著差異\\( P ＜ 0． 001\\) ，其中經濟融入意愿最強烈，其次為文化融入意愿，最后為心理融入意愿．最后，采用方差分析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總體及各維度融入意愿在不同因素上的差異． 結果表明，總體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維度在各因素上均未表現出顯著差異\\( P ＞ 0． 05\\) ，但經濟和心理維度的融入意愿在一些因素上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

從表 3 可以看出，在經濟融入意愿方面，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33 人/高中以上 226 人\\) 、城市住房類型\\( 自租房者 153 人/借住者 206 人\\) 、婚姻狀況\\( 未婚 160 人/已婚 199 人\\) 不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存在顯著差異，事后比較發現，高中學歷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其經濟融入意愿顯著高于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農民工\\( M下= 4． 12，M上= 4． 31，t\\( 357\\)=2. 81，P = 0． 005; \\) ; 在城租房居住的新生代農民工，其經濟融入意愿顯著高于借房居住農民工 \\( M租=4. 32，M借= 4． 18，t\\( 357\\)= 2． 19，P = 0． 029\\) ; 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其經濟融入意愿也顯著高于未婚農民工\\( M已= 4． 31，M未= 4． 15，t\\( 357\\)= 2． 45，P = 0． 015\\) ． 心理融入意愿僅在來城工作時間\\( 5 年以下 265 人 /5 年及以上94 人\\) 因素上存在差異，來城工作 5 年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其心理融入意愿高于來城工作 5 年及以上的農民工\\( M下= 3． 13，M上= 2． 93，t\\( 357\\)= 2． 05，P = 0． 042\\) ． 上述表明，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差異仍主要表現在經濟融入方面．

3 討 論

一直以來，有關農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研究均集中在融入指標的建構與測量，從心理傾向角度探討農民工城市融入主觀意愿的幾乎沒有． 本研究從心理學視角，嘗試編制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問卷，并在大規模取樣的基礎上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結構、現狀，以及融入意愿在不同因素上的差異進行考察，在農民工城市融入心理研究方面具有創新，將為進一步探索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心理規律打下基礎．首先，在城市融入意愿問卷的信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問卷由經濟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和心理融入意愿三個因子構成，其方差累積解釋變異率為 57． 61%． 相關分析顯示，經濟、文化、心理融入意愿兩兩之間均呈中低程度的相關，各因子與總體融入意愿則呈中高程度的相關，各條目的歸屬與研究預期較一致，表明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及內容效度．

此外，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問卷總體及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均達到了心理測量學的可接受水平，表明問卷具有一定的可靠度．然后，對 359 名新生代農民工的總體及各維度融入意愿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除心理融入意愿外，新生代農民工總體和其他兩個維度均表現為積極的融入意愿，說明當前農民工普遍持有積極融入城市的主觀愿望; 對三個維度的融入意愿進行橫向比較后發現，農民工融入城市在不同方面的意愿程度不一，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經濟、文化、心理，其中心理方面的融入意愿傾向在統計學上并不明顯． 這從側面反映出以往研究者關于“經濟融入是城市融入的基礎，心理融入是城市融入的最高水平和最終狀態”這一理論推斷［13］． 悅中山等［14］的研究也顯示，社會經濟融入是其他方面融入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是流動人口實現社會融入至關重要的一步． 本研究的結果一方面體現了農民工群體進城務工的首要動機仍是渴望獲得經濟優勢，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漸進性———其仍處于市民化的相對初級階段，對于尋求城市文化的接納和作為城市人的認同與歸屬，他們并未形成明顯意識． 此外，本研究揭示農民工文化融入意愿呈積極水平，心理融入傾向并不明顯，則從另一側面反映出農民工的融入意愿也是一個同步、漸進發展的過程———當下農民工在經濟方面融入城市、尋求經濟狀況的改善這一動機最強烈，其將為農民工市民化奠定資本基礎，同時受到城市文化熏陶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在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上追求與市民趨同這一文化融入方面的動機強度也隨之發展，而只有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需要、愿望得到一定滿足之后，農民工才會真正意義上追求心理上的認同與融入．最后，本研究對城市融入意愿在相關人口統計學因素上進行差異分析，結果表明，總體城市融入意愿在各因素上并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取樣相對集中\\( 均取自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好的浙江省\\) 且樣本類型相對單一\\( 較大一部分是來自浙江省內知名加工制造型企業\\) 所致． 但另一方面，城市融入意愿的差異最多地表現在經濟方面．

比如，經濟融入意愿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異，其中高學歷\\( 高中以上\\) 的農民工意愿高于相對低學歷的\\( 高中及以下\\) 的農民工． 學歷是農民工立足城市最直接的人力資本，隨著學歷的提升，個體找到“好”的工作、獲得經濟保障的信心和機會也在增加，因而獲得可觀收入、留在城市發展并融入其中的愿望更強烈，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更期望留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長期發展． 經濟融入意愿的另一差異表現在住房類型上，自租房的農民工融入意愿高于借住于單位宿舍或親戚朋友家者，一般而言，自租房的農民工有著更強烈的“住有所居”的愿望，對在城市安頓落腳的期望更為強烈，現實與需求的矛盾相對更加突出，故在經濟上將城市居民作為比較對象并向其靠攏的動機更為強烈． 另外，已婚農民工經濟融入意愿也高于未婚者，本研究調查對象中已婚農民工往往是夫妻雙方一起進城發展，家庭經濟負擔相對更重，因此物質方面需求也相對更強烈． 除了上述差異外，來城工作時間不同的農民工，其心理融入意愿也存在明顯差別，來城時間五年以下者心理融入意愿高于來城五年及以上的農民工．

筆者認為，農民工初來城市，自身期望較高，希望在城市展示自己，從心理上認可城市各方面的發展，但其本身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有限，隨著時間的增長，所遭受的諸如排斥、歧視、差別待遇等直接\\( 或替代性\\) 消極經歷逐漸增多，導致其無助感增高，先前的心理期望反而有所下降．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本研究顯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呈積極水平，但是不論是從以往學者的定性研究［9］，還是本研究的前期訪談，均發現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實際水平并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仍處于中低水平或半融入程度，說明城市融入意愿與實際融入狀態并非線性相關，所以呈現出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較高但實際融入水平低的模式． 按照社會融入理論，外來群體的融入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即外來群體的主動融入與主流社會的接納，這種融入意愿———實際融入程度的差異模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城市社會和市民的接納程度不足造成． 雖然政府相關部門已針對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出臺了許多政策和推進措施，但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觀愿望、心理期待與其實際狀況之間的落差仍需進一步改善，相關政策的落實及其時效性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4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結果表明:

1\\)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問卷包含三個方面，分別為經濟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和心理融入意愿;2\\) 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總體呈現積極水平，其中經濟融入意愿最為強烈，其次是文化融入意愿，心理融入意愿相對最低且積極傾向不明顯;3\\)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差異最多地表現在經濟維度，受教育程度、城市住房類型與婚姻狀況不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其經濟融入意愿均存在差異，另外，心理融入意愿在來城工作時間上也存在程度差異; 在總體和文化維度上，農民工的融入意愿在各因素上差異并不明顯．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探討屬于探索性的，仍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對其城市融入意愿問卷條目建構和結構分析仍是比較初步的，在相關因素上的差異分析還有待于深入． 后續的研究應在更大的范圍內，采用更全面的樣本，對農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差異模式\\( 如進程差異、地域差異及代際差異等\\) 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更為綜合與深層次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