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迅速發展，全球科技日新月異，科學技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受硅谷成就的鼓舞，科技園區在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加速科技創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作用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我國也先后設立了88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09年，國務院進一步將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和武漢東湖3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升級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為論述方便并與國際接軌，本研究以下將這些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統稱為科技園區。
作為我國自主創新的核心區，科技園區肩負著增強民族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任。我國的城市規劃工作者高度重視科技園區規劃，本著“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創造一流”的基本原則，在參照我國城市規劃理念和標準的同時，廣泛學習借鑒國外科技園區規劃理念和方法，在園區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景觀形象、用地布局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創新，為保障我國科技園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與此同時，也留下了一些問題。
一是重生態環境而輕社會環境。規劃師普遍認為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激發科技工作者的創造靈感進而促進創新的形成，同時走出國門的規劃師發現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科技園區有著我們難以比擬的生態環境，因而在我國的科技園區規劃中過度強調生態環境，甚至認為這是科技園區規劃區別于其他功能區規劃的本質所在，大綠地、低容積率、低密度、低限高則是其實現手段。由此帶來的不僅僅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更重要的是由于空間分割導致園區內企業孤立、創新主體交流與互動機會較少、園區凝聚力和認同感普遍較差，進而導致園區企業和人才的嵌入性強而根植性弱，創新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氛圍較差。
二是重生產輕社會服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在許多領域都具有“重生產、輕服務”、“先生產、后生活”的觀念，在科技園區規劃建設中也是如此：居住用地和公共服務設施用地比重相對較小，配套服務設施建設長期滯后，職住分離嚴重，園區人氣長時間難以形成，一些園區甚至被妖魔化為“鬼城”.
三是重“道”而輕“街”.“道”主要為城市提供交通通道，“街”除了為城市提供輔助性交通功能，更是承載生活的重要空間，“街”與“道”缺一不可。我國的科技園區大多位于城市邊緣區或郊區，公共交通配套不足，園區從業人員通勤主要依靠私人汽車和企業班車。在科技園區道路交通規劃中因此重“道”而輕“街”,過分強調道路寬度和通行效率，而對慢行系統重視不夠。園區適應了汽車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街道失去了生活的場景而只有交通的功能。
哈耶克（FreidrichHayek）在“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一文提到“目前許多關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爭論，都源于對社會問題本質的誤解”.科技園區規劃也是如此。作為一個創新的空間，科技園區規劃的終極目標應當是為創新營造良好的空間環境。但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空間規劃如何提升園區的創新環境？本研究將從社會資本的視角來回答這一問題。
1 社會資本與創新
“社會資本”是20世紀后期社會科學中興起的一個研究領域，是由社會學家借用經濟學中資本的概念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絡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社會資本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干的“集體意識”和齊美爾的“互惠交換”,但作為一種理論，一般認為是始于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Boudieu）和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JamesS.Coleman）.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社會資本理論逐步向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以及城市規劃等學科領域擴散，被世界各國學者作為一個重要概念來解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問題。
由于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跨學科性質，迄今為止學術界還沒有一個關于社會資本的統一定義，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定義模糊而又內涵豐富的概念（awonderfullyelasticterm）,是一個“雨傘術語”（umbrellaconcept）,它涵蓋了社會結構、社會網絡、文化、價值、信任、非正式組織、社會資源等等相互聯系的概念.雖然不同領域研究的重心不同，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但是對于社會資本的認識也有以下幾點共識：①社會資本的內涵通常被界定為：一個區域內的個體、組織，通過與內部、外部的行為主體的長期交往互動、合作互利而形成的一系列認同關系，以及在這些關系背后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價值理念、社會文化和行為范式等。②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是人與人之間建立信任、合作和采取集體行動的基礎，能夠給參與者帶來回報，促進價值的增長，因此也就具有了資本的含義。③社會資本不取決于單個個體，而是存在于網絡和結構中，通過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作用實現。④社會資本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同時，它不因任何社會成員的使用而減少，反而通過良性使用而促使成員之間聯系互動更頻繁，進而促進社會資本增值。但對社會資本的濫用會導致其貶值。⑤社會資本具有地域性。社會資本總是限定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之中，如果脫離了特定的地理空間，社會資本存在的基礎、運作機制與功能都不能實現.
作為相對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本身就蘊含了它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且，由于物質資本和貨幣資本的流動性都很強，唯有社會資本具有很強的根植性，因此對區域的長遠持續發展更顯得重要.國外有關社會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文獻中，肯定社會資本對區域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文獻也占了絕大部分.
社會資本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提升區域的創新能力。在傳統社會里，創新主要依賴天才的靈感，主要取決于一個個天才發明家和研究者獨立完成的工作。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創新概念也已產生了重大變化，變成了一種基于知識的創新。它不再是由某些孤立的個人完成的獨立事件，而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一種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交流的過程.因此，社會資本成為近年來用來詮釋創新的核心術語，被認為是區域創新的重要基礎條件：一方面，社會資本所包含的共享規范、價值觀、制度關系與制度結構等有利于增強成員間的信任，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對技術合作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密集的社會聯系與互動可以加速信息、知識等在群體間的流動與擴散，提高參與主體的創新效率和創新能力.
對于一般區域而言，豐裕的物質資本是推動其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對于科技園區而言，社會資本才是決定其興衰成敗的關鍵。區域創新體系是科技園區研究和規劃的核心。多年來，或圍繞創新主體，或圍繞創新環境，學者們對科技園區創新體系的研究不斷深化。在創新主體方面，由最初的“產學研”到“官產學研”再到“官產學研金”,創新主體不斷延伸；在創新環境方面，從生態環境到制度環境再到社會文化環境，對創新環境的認識也不斷深化。社會資本概念的引入使得創新環境和創新主體得到了有機的統一，以信任、互惠、網絡和規范為主要特征的社會資本是科技園區創新主體密切合作和一體化的根基所在（圖1）.硅谷的成功有目共睹，世界各國學者都在研究硅谷成功的秘訣，以期借鑒一二，探尋本國的科技園區發展之路。社會網絡、規范、信任等被普遍認為是硅谷成功的決定性因素，而這些也正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內容。
【圖1】
2 社會資本與空間
在空間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上，“空間環境決定論”與“空間失語”長期并存發展。一方面，地理學和建筑學以研究空間環境為己任，一直強調空間與環境的重要性，甚至將其片面夸大，認為空間環境對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城市美化運動就是其典型，它試圖將城市的規整化和形象設計作為提高社會秩序及道德水平的主要途徑?！堆诺鋺椪隆芬矌в猩羁痰目臻g環境決定論的痕跡。另一方面，在社會科學領域，空間的社會意義在20世紀以前并未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即使在馬克思眼里，空間也僅僅被看作諸如生產場所或市場，僅僅看到空間的自然屬性，忽視了空間的社會特質及其在社會建構中的作用，由此形成了歷史決定論下的空間失語，因而限制了這些學科相關理論的解釋力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性。進入20世紀以后，“空間環境決定論”和“空間失語”都經受了廣泛的批判，各個學科重新反思和構建空間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關系，而且基本達成了共識，即：空間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形式，人類活動塑造了空間，同時也深受空間的作用和制約，也即是“我們在受制約中創造了制約我們的空間”.
同樣，空間對社會資本的積累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和制約，其內在機制在于空間與社會交往的密切關系。正如經濟資本存在于銀行賬戶中、人力資本存在于人們的大腦中一樣，社會資本也有自己存在的載體，這個載體就是通過社會成員的交往與互動形成的社會網絡.因此，交往與互動是社會資本形成與增值的核心環節，關系、信任、互惠等社會資本的幾個關鍵詞都與交往和互動密切相關。個體交往與互動越多，他們越可能共享情感，越可能參與集體行動。而交往與互動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中進行的，盡管在互聯網社會虛擬空間不可或缺，但由于占據人類知識絕大多數的緘默知識（tacitknowledge）的傳遞更多還得依賴社會成員的面對面交流來實現，因此實體空間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交往和互動。環境心理學和環境行為學中有關空間環境與心理和行為關系的研究成果為這一影響機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其他學科對此也有大量精辟的論述，如社會學家涂爾干（E.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提出：“社會關系是空間組織的模型和翻版”,齊美爾（G.Simmel）在《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提出社會行動與空間特質之間存在著交織關系。丹麥建筑師的《交往與空間》更是詳細論述了空間特質與社會交往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規劃對策。
空間環境對社會資本的重要影響還可以通過美國郊區化這一反例來說明。美國政治學家普特南（R.Put-nam）1995年在《民主學刊》發表一篇題為《獨自打保齡：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的文章，敏銳地指出1990年代美國公共活動和社團參與人數整體萎縮，打保齡球的人次雖在增加，但參加球隊的人數卻劇減，人們寧愿獨自打保齡球。于是，普特南用“bowlingalone”這個詞來概括美國社會的這一變化，認為這意味著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美國規劃界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學者們廣泛認為，是低密度郊區化和以私人汽車主導的生活方式導致美國人際交往機會減少，公共活動、鄰里生活、社區文化枯萎，進而導致社會資本日趨衰落.
3 我國科技園區規劃之路
我國的城市規劃是在學習西方規劃的基礎上亦步亦趨地發展起來的,科技園區規劃也是如此。前一輪的科技園區規劃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特別是美國）1990年代以前的規劃理念影響，其核心是低密度郊區化，具體表現為小汽車導向、土地分割、功能單一。受此影響，我國科技園區規劃中普遍綠地率較高、容積率和建筑密度較低、土地功能單一、重道而輕街，進一步導致園區創新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非常有限，社會資本較弱，創新能力不強。
新城市主義正是應對美國郊區化、城市蔓延和社會資本衰落而于1990年代出現的城市規劃理念。它主張社區功能和人口多樣化，倡導公共交通和步行，注重公共空間和公共服務設施，同時強調通過空間環境的重塑來促進社會交往，提升社區精神。因此，應充分吸收與借鑒新城市主義的這些基本原則，同時結合我國科技園區的實際對其進行取舍與發展。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提高科技園區土地開發強度，提倡緊湊布局。新城市主義認為，要成為有活力的社區，足夠的人口密度是基本前提。對科技園區而言，要促進園區內創新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必須提高園區密度，打破空間分割和隔離，縮短企業之間的空間距離。這就需要適當提高園區容積率和緊湊度，縮小街區尺度，以分散適用的小綠地取代大而無用的大草坪，為園區創新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奠定空間基礎。
二是倡導公交出行，營造舒適宜人的步行系統。公共交通和步行對促進社會交往非常重要。為了減少私人汽車出行，首先要大力發展連接市區與園區的快速公共交通，并以公共交通站點為起點，設計步行景觀軸，使辦公、商貿、休閑、游憩、交通等各種功能相互串連，強化步行空間的連續性和步行過程的愉悅性。有條件的園區盡可能規劃建設地下交通環廊，連通各主要建筑物地下停車場，實現“道”“街”分置，地面以“街”為主。
三是促進功能復合，實現土地的混合使用。首先要平衡生產和生活的關系，適當增加園區居住用地，具體比重可根據園區規模和園區區位而定，以此促進職住平衡，促進科技園區從單純的工作區域向綜合型的創新型社區發展。其次要擴大產業用地的兼容性。隨著二、三產業的相互融合發展，科技園區產業用地的排他性愈弱，兼容性愈強。擴大產業用地的兼容性可增強園區規劃的彈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也可促進園區土地的混合利用進而促進創新主體的多元化。
四是積極構建第三生活空間體系。相對于第一生活空間（居住空間）和第二生活空間（工作空間）而言，公共交流空間是第三生活空間。創新主體之間面對面的交流、社會關系和網絡的建立很大比重是在第三生活空間完成的，它不僅對科技園區社會資本積累至關重要，而且由于它促進緘默知識的傳遞進而直接促進創新。隨著社會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在第一生活空間和第二生活空間逗留的時間會減少，第三生活空間的重要性愈發顯著。因此要積極構建“人性”、“美感”、“安全”、“舒適”、“有情趣”的商業、娛樂、餐飲、游憩、休閑等第三生活空間體系，這一點也正是我國科技園區規劃建設長期嚴重滯后之處。
4 結語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科技園區過去出現的一些問題不是由于缺乏規劃，而是不恰當的規劃理念導致了這些問題的出現。通過以上論述，可以清楚地梳理出空間、社會資本和創新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內在邏輯（圖2）.社會資本視角下科技園區規劃的核心在于通過為園區創新主體的互動和交流營造良好的空間環境，提升園區社會資本，進而促進園區創新能力的提升。隨著我國城市發展動力由投資推動轉向創新推動，城市規劃的主要作用也會相應地由構建完善的增長支持系統向打造全方位的創新支持系統演進，社會資本也因而必將成為中國未來城市規劃的一個關鍵詞。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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