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和漢語語言學研究的分歧
世界范圍內的語言學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方向：“歐洲語言人文主義是同哲學聯系在一起的，帶有很強的思辨性；美洲語言人文主義是同人類學聯系在一起的，帶有很強的事件性；漢語人文主義是同經學聯系在一起的，帶有很強的釋義性”（申小龍2008:3）。此論斷也精辟地概括了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在三個地域范圍內產生的不同程度的影響。
歐洲范圍內，在索緒爾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專注于對語言功能系統拓展和在語言哲學范圍對能指和所指這對范疇深化的布拉格學派同哥本哈根學派，并且逐漸形成了結構主義這一影響深遠的思潮。其后，針對結構主義的自足和排他性，產生了與之相悖的解構主義。
美洲范圍內，皮爾斯幾乎與索緒爾同一時期建立了以研究符號產生和應用為中心的實用主義符號理論，即符號-對象-解釋者。喬姆斯基把索緒爾的所指定義為語義平面，能指定義為語音平面，在兩個平面之間連接內容和表達的就是轉化規則，即語法。以此為出發點，建立了對當代應用語言學影響深遠的生成-轉化語法理論。
然而，索緒爾的符號理論對漢語語言學研究的影響遠不如在歐洲和美洲范圍內深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漢語的語言學史，五四之前語言研究大致是屬于語文學，也就是“小學”范圍。文字研究的訓詁學傳統在漢語延續了兩千多年，是和漢字缺少形態變化的特點、漢族文化發展和社會需要緊密相聯系的。雖然清代音韻學盛行，讓人們開始在文字之外注意語音，但是其原因是基于“研究字形的時候不能不講字形和字音、字義的關系，而韻書又兼起字典的作用，所以三者（訓詁、字書和韻書）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
五四運動之后，雖然科學系統全面的語言學研究逐漸興起，然而大多還是采取經驗的研究方法，專注于漢字符號系統的研究，視漢字為中文研究之正統，拼音則為外來舶來品，只起到規范語音的輔助作用?！霸跐h字發展由象形道形聲的過程中，曾經有一個假借的階段。如果沿著同音或者音近假借的表達口語詞匯的途徑走下去，漢字也許會發展為表音文字。然而漢字卻只是在假借的階段躊躇了一下，又向象形表意的途徑回歸了。
究其原因，是因為假借字脫離了漢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礎，造成了認讀古書的很大障礙，不適合漢族人造字、用字、識字的望文生義的心理和習慣”.按照索緒爾的觀點，語音比文字更具有本源性。漢字不同于西方的表音符號，應當歸于表意符號。然而，索緒爾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制約，卻僅僅看到了漢語的一面。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一系列發展，現今的漢語實際上也具備了兩個完整的符號體系，即漢字的表意符號系統和拼音的表音符號系統。從普通語言學的角度，索緒爾注重于結構和系統，追求一種具有社會普遍性和恒常性的抽象語言法則。如果從拼音這一表音文字對漢語語音的摹寫和紀錄作用入手，或許能夠從形式上更深層次地探討中西語言共同的普遍性規律。
其次索緒爾批評語文學研究對象一邊是語言，一邊是歷史，因而使得研究對象不具有純粹性。因而，其理論著眼于語言共時的靜止狀態，排除了對語言歷時演變的研究，這與漢語傳統注重考證的訓詁學存在根本的對立。
最后，歐洲語言的詞本位和漢語的字本位存在基本結構的不統一。漢語詞匯的基本單位還是單字，它既不同于歐洲語言的字母，也不等同于歐洲語言的詞。同歐洲語言學家從詞當中分析語素不同，漢語的語言學家則要研究哪些字群是詞，哪些是詞組。因此，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要運用到漢語語言學研究中，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一個單字究竟是不是一個完整的符號。
2、先驗語言體系的構建
同以邏輯為基礎的古希臘語法研究階段、以歷史考訂為基礎的語文學研究階段和以語言比較為基礎的歷史語言學研究階段相比，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第一次深入地進行了以語言作為本體的純粹觀察，“尋求在一切語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夠概括一切歷史特殊現象的一般規律”,并且“確定自己的界限和定義”.
如同康德首先進行的感性和理性的界定一樣，索緒爾也首先進行了語言學研究范圍的界定，即言語（parole）和語言（langue）。言語是現在和過去，個人和社會的雙重產物，是一種能夠被人感知的音響和文字的存在，是一種語言的表象，同時又是語言的載體。語言則是言語的集合，是一個1+1′+1″+…=1的整體，它存在于一切言語之中，又規范和約束一切言語活動，正如索緒爾寫道“:語言就是言語活動減去言語”.
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分析，索緒爾所指的語言具有兩種特性：首先不能夠離開言語而存在，語言是言語的一個集合；其次，言語行為是個體對世界的認識、個人的思想的一種表達，屬于“經驗的”（empirisch）范疇，也就是說，言語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索緒爾所謂的“語言就是言語活動減去言語”,減去的部分應該就是內容，而剩下的部分就應當是形式。綜上所述，語言就是一種存在于經驗之中的形式，它不屬于“經驗的”或純粹理性的范疇，而應歸入到“先驗的”范疇。
康德主張，人的認識能力具有先天要素和后天要素，而這些先天要素的先天性，“是認識論上的特征，不是指時間上在先，而是邏輯上在先，即我們知識中獨立于（或不依賴于）經驗、不能為經驗所證明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這些要素就其不會有絲毫經驗的因素而言是純粹的，它們因而只能是來自認識能力本身的知識形式，而不能是來自后天的知識內容方面的東西”.
在康德的理論當中，時間和空間是一切感性認識對象的先天形式，概念則是知性的先天知識形式。哲學是研究一切科學的科學，它需要規律最大范圍的普遍化。然而，單單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人的認識能力當中存在潛在的語言能力，索緒爾稱之為language,中文譯為言語體系。它為人類的所有具體的語言和言語活動提供了一種形式。當這種能力后天得到激發和培養，成為描繪客觀物質世界和主觀抽象世界的手段的時候，在先天形式的基礎上，使得言語體系的符號系統–語言和個體語言表象（言語）語成為可能。言語體系給予了語言和言語一種感性認識上先天的形式，語言則給予了言語知性認識上的先天形式。
3、純粹語言完整體系之形式分析
索緒爾建立的符號系統的封閉性，割斷了和外部所有因素的聯系，成了后人批判的主要焦點。然而，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索緒爾明確地承認語言外部要素，如歷史演變、政治史、社會制度等的重要性?！八骶w爾在對語言系統的分析中，不僅運用了二元對立的偶分的辯證方法，同時還成功的地運用了系統分析方法?！到y分析方法注意整體和部分的辯證關系，整體是由要素構成，要素和要素以一定的規律、按照一定的方式結構在一起，整體約束要素，要素影響整體”.換而言之，沒有這些外部要素就不能夠認識語言的內部結構。索緒爾所研究的系統，只不過是在科學觀察的限定的前提下，在共時的靜止的狀態下，排除一切外部要素干擾的內部語言學系統，這就是洪堡特所謂的解剖式語言學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同康德的先驗方法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從本質上來看，索緒爾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純粹語言完整體系之形式分析。這種分析方法，是同純粹語言的完整體系密切相聯系的，而所謂的純粹，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排除一切外部因素干擾的，只集中于語言本體。從索緒爾的語言學歷程來看，早期的青年語法學派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這種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即從一個語言現象入手，進行原子式的精密研究，橫向同其他語言進行比較，縱向從歷史演變角度進行比較，從一個現象推論到另一個現象，從一個結論推論到另外一個結論，雖然索緒爾批判了這種以一種語言闡述另一種語言的方式，但是他肯定了掌握第一手原始語言材料和邏輯推理的重要性。同康德一樣，索緒爾設想的語言內部體系也是一個圓圈式的封閉的圓滿，體系邏輯推理的起點和終點就是語言的本身。
《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基本脈絡為：
語言→語言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文字和語音→歷時和共時→語言換而言之，索緒爾一開始已經確立了語言為體系的起點，以下的工作旨在通過推理，由部分來構造語言這個整體。首先，為了說明語言的內在秩序，剔除了語言的外部要素；隨后，為了研究語言符號的構成，剔除了文字，提出了語音上和心理上的能指和所指；此后，為了研究體系內部語言價值的體現，剔除了歷時語言學，而著重在概念、物質和整體的方面來考慮語言的價值。最后他通過組合和聚合闡明了語言內部的結構方式，從而圓滿地到達了體系的終點，即語言本身。
4、結束語
索緒爾在構建語言體系的過程當中，在語言為一切出發點的前提下，在他所追求的純粹語言完整體系中，果斷地將一切同推理上可能的要素都納入了這個體系，將一切不能夠由推理得出的要素都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個不僅果斷，甚至可以稱之為武斷的過程，因為它在邏輯至上的信仰下，棄置了各種同語言相關的人文現象。
中西思維方式原本就存在很大的差異，漢語重綜合，西方則重分析。當代漢語語言學研究至今還未完全擺脫經學的影響和文字的束縛，開創一種純粹的語言形式研究?！八骶w爾的語言理論之所以能成為現代語言學的基礎，并對其他學科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索緒爾建立了一套元理論，提供了一系列語言研究和語言結構模型”.
其次，綜合的思維方式意味著采眾家之言，結果卻難成一家之言，因為綜合的體系當中，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要素或者相悖的規則。如無索緒爾的果斷，排除一切推理上不可能的要素，終究很難建立一個純粹的體系。當我們進行歷史反思和學術重建的時候，不應再拘泥于批判索緒爾理論的人文對立和邏輯至上，與此相反，索緒爾的構建其語言體系的科學方法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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