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普通語言學教程》\\(以下簡稱《教程》\\)問世以來,索緒爾的語言理論震驚了整個語言學界,無疑是語言史上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索氏語言學甚至蔓延到文學領域,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建構影響甚大。
一、索氏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論的積極影響
結構主義文論盛行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結構主義社會思潮在文學領域中的產物,主要是指一種將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觀點運用于文學批評的科學。這種文學理論在形成的過程中受到索緒爾語言學的積極影響。
\\(一\\)文學體系和具體文學
索緒爾把人類的言語活動\\(langage\\)分為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個層次。在他看來,語言和言語是不能混淆的,前者是言語活動的社會部分,即“潛存在一群人腦子里的語法體系”,而后者是言語活動的個人部分。類比于此,結構主義者認為在文學世界中也有文學體系和具體文學之分。他們意識到,任何文學作品都預設了一個系統模型。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文學體系得以建立并獲得具體表現;然而,一切文學都從這套系統的規則中孕育而成。
因此,文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尋找文學體系,即統攝所有文學實踐的規則,這突破了傳統文論的研究焦點———從微觀具體的主題、人物等轉向宏觀抽象的結構。
其次,結構主義文論家羅蘭·巴爾特認為,文學符號也具有二重性,它既有能指功能,又具有所指性,然而文學并不指向外在的世界,而是指向自身。這里,巴爾特以“玫瑰”為例:在文學系統中,“玫瑰”的能指和所指之間不是相等關系,而是對等關系,它們構成一個“聯想式整體”。當人們用“玫瑰”來表達情感時,它就與現實中的玫瑰沒有關聯,變成了一個象征符號即其所指。
\\(二\\)文學結構和敘事單元\\(敘事語法\\)
在《教程》中,索緒爾指出語言具有系統性,即語言是由相互依賴的詞項\\(語言符號\\)所組成的符號系統。文學理論家從語言系統和要素的二元對立中得到啟發,認為文學也有其結構和敘事單元,蘊藏著一套敘事語法。法國結構主義者斯特勞斯借鑒語言學的音位與音素,認為神話存在著一種 “音素”結構,并把神話的單元稱為“神話素”,認為“這些‘神話素’像基本的語言單元一樣根據二元對立的原則結構在一起”。普洛普則是借鑒句子結構和句子成分,在《民間故事形態學》中指出紛繁的故事存在相似的敘事結構,其基本單位是功能,其中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變的,它們并不因由誰來充當而改變。格雷馬斯的觀點和普洛普相近,不同之處在于,他是從實體間的關系而非實體本身思考問題。譬如,普洛普列出功能的七個行動素被格雷馬斯提出的三對\\(反映實體關系的\\)二元對立模式所取代:主語/賓語\\(欲望\\)、發送者/接受者\\(賓語作為交流的對象\\)、幫助者/反對者\\(調節主語的欲望\\)。在結構主義者看來,這些敘事結構的單元的意義不是原本就存在的,而是只能在它和文學體系的其他部分的關系中獲取,一旦脫離這一結構,便不復存在。
\\(三\\)比喻和換喻
索氏理論還認為,任何語言符號都存在兩種排列關系———組合和聚合。類比于此,早期俄國形式主義者羅曼·雅可布森在實驗中發現,兒童的言語缺失是由于患者語言的組合或聚合能力受損而造成的,前一種失語癥稱為“相似性紊亂”,后一種稱為“臨近性紊亂”。他認為,這兩種紊亂相當于文學中的兩種修辭手段———換喻和隱喻,所不同的是,這兩種混亂并不提供故意的意義轉換。在此基礎上,雅可布森又聯系到文學流派,進一步指出:“隱喻性過程在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文學流派中的首要地位已被一再承認…… 支撐和決定所謂‘現實主義’思潮的主要是換喻?！?/p>
現實主義作家以換喻的方式偏離故事情節、人物而轉向語境。洛奇進一步發展雅可布森的理論,指出隱喻和換喻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改變語境的情況下二者可互換。
二、索氏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論的消極影響
索氏語言理論有助于文學結構主義的建構,然而索緒爾所忽視的語言問題,也對結構主義文論造成一些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忽視對文學性的揭示
索式語言學重視語言的支配地位,忽視對言語的研究。
相應地,結構主義文論在對文學文本進行分析時,也只注重研究文學系統,而忽視對文學性的揭示。一般來說,結構主義者常先入為主地認為文本存在一個掌控一切的深層結構,正如喬納森·卡勒所說的那樣,“把文本當做文學來閱讀,絕不是讓人的頭腦變成一張白紙,預先不帶任何想法去讀”。明確這一點后,結構主義者就分析文本是如何邏輯地運轉,尋找深層結構,以及分析這種結構如何生成文本的意義等。雖然這樣做能夠有助于矯正“新批評”對單個作品進行文本細讀的機械詮釋,但對所有文本就能做結構主義分析,難免使批評陷入另一種機械的境地,變得千篇一律。所謂的“文學性”是指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特性,文學語言通常通過隱喻、反諷、含混、悖論等把這種文學性體現出來。這些文學性原本都是吸引讀者的魅力所在,恰恰被結構主義分析所無視。因此,結構主義文論家在進行文本分析時應重視此問題,適當結合具體的審美體驗分析。
\\(二\\)遭到后結構主義的挑戰
《教程》指出,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結合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從而產生穩定的意義。后結構主義者對這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語言符號并不具有意義的一致性。如字典對一個字\\(能指\\)的解釋只能是不斷延宕,因為它將告訴人們這個字有很多意思\\(所指\\),每個所指又將用新的能指所代替,因而不可能形成穩定的所指。其次,后結構主義者還質疑結構,認為文本不存在所謂的結構或邏各斯中心。因為語言原本被認為是現實世界事物在場的替補,而事實上語言中并不存在這一事物,即所指代的事物其實是不在場的。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結合不能產生穩定的意義,相應地,文學語言的意義也是不穩固的,人們可以對文學進行多種闡釋。后結構主義者德曼指出,語言具有比喻性,而在文學語言中,則體現為一種寓言性,故德曼認為任何閱讀都只是一種誤讀。他還指出,新批評家們把文學文本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認為文本存在和諧統一的意義,是因為他們陷入了盲點之中。同理,結構主義文論家也有陷入盲點之嫌,他們之所以能在文本中發現深層結構,是因為他們對結構的渴望產生了“闡釋的循環”,而正是由于這一循環才讓他們誤以為文本結構幫助其維持了這一盲點。
\\(三\\)割裂文學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在文學研究上,結構主義者同樣借鑒索氏理論中的共時和內部分析,把文學作品與歷史、社會、作者等外在要素隔離,一心研究結構系統。巴爾特運用語言學分層的方法,把文學作品的結構分為功能層、行動層和敘述層,然后逐一層次對文學作品進行內部分析。又如邁克爾·萊恩在其著作《文學作品的多重解讀》中對《李爾王》進行結構主義解讀。在解讀之初,萊恩就說:“一個結構主義批評家將會對《李爾王》具有雙重情節而且這兩個情節既平行又同構這一事實產生興趣?！?/p>
接著,萊恩就仔細分析這雙重情節的結構,人物在這里被當做一個能指,一個功能符號,為情節結構而服務,批評家不重筆墨去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事的歷史背景等。雖然此分析把握了《李爾王》的戲劇結構,有助于人們對悲劇的理解,然而卻使作品與歷史、生活有了距離感,也限制了批評的廣度。為了避免這種狹隘性,結構主義者可以考慮擴大研究范圍,使文學系統與文化、歷史、社會等系統適當加以銜接。
三、結語
索緒爾雖然逝世已久,但他的語言思想卻具有深遠持久的影響。在文學領域中,結構主義文論受其啟示,首次把文學關注的焦點放在文本結構上,建立屬于文學的敘事語法等。所有的這些均表現出人們追求科學主義的雄心。當然,正如索氏語言學也有局限,結構主義文論受其影響難免存在缺陷和面臨質疑。盡管如此,結構主義者還是交出了驕人的答卷,為文學研究提供一種獨特的批評視角,并推動了文學理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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