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話語研究和批判話語研究相繼出現以來，目前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熱門而且相對成熟的研究領域。這個領域源于傳統的語言學，但又與之有很大的不同。無論是進行語言研究還是話語研究，都有必要明確二者的研究對象、范圍和特點，在梳理二者的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澄清二者之間關聯和區別。

鑒于“語言”與“話語”兩詞極具混淆性，這里首先對語言研究即語言學的幾個階段進行梳理，再對話語研究如何從中萌發，進而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進行說明。接下來對人類認識的演化過程進行回顧，藉此探尋從語言研究向話語研究再到批判話語研究演化的深層原因。

一、從語言研究到話語研究的演化

以概念的方式抽象事物的本質，給其下定義是自西方“科學”思想占據人類思想主流之后人們的一貫做法。用這種方式交待問題簡單明了，但需承認：有多細微的地方是很難通過定義來區別的?！罢Z言”與“話語”是兩個比較接近的概念，用概念進行區分似乎很難澄清二者的區別，所以這里不并試圖一開始就對“語言”和“話語”進行定義，而是從語言研究和話語研究談起。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話語研究是西方發端的，所以本文對語言研究的論述也是就西方的語言研究而展開。

語言研究即語言學（linguistics）是一門傳統的學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左右，但現代意義上的語言學是從20世紀初索緒爾開始的，到了20世紀中后期才從語言學中逐漸派生出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日益超出語言研究范圍的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一）語言學的發展脈絡

語言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傳統語法階段、歷史語言學階段和現代語言學階段。傳統語法階段的語言研究主要是圍繞“服務教學”這一目的展開的，因而呈現出描述性較弱而規定性較強的特點；從研究內容上看，主要側重于語音和詞匯；從研究對象看，從西方文明發源地的希臘語和拉丁語開始，逐漸延伸到其他語種。這個階段從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持續到18世紀，影響十分深遠，今天語言研究中的許多術語都是那個階段的產物。

歷史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的譜系、變化及規律。注重語言間的比較是這個時期語言研究的重要內容和顯著特征；從研究對象和內容看，主要是印歐語系中各語種間的歷史比較；從時間上看，這個階段的研究主要是在19世紀展開的。

丹麥的拉斯克、德國的格里姆和保普被認為是這個階段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德國的施萊歇爾以其論著《印歐日耳曼語系語言比較語法綱要》成為中時期的代表人物，這個階段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奧斯特霍夫和布魯克曼等，他們的工作為20世紀的語言學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因此19世紀最后20多年通常也被稱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語法學派”時期。

雖然與第一個階段相比這個階段持續時間很短，但它在語言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義，因為在此之前的語言研究是依附于別的學科的，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嚴格意義上語言學正是從歷史比較語言學開始的。這個階段的研究使語言之間的親緣關系得到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明確，增進了人們對于有關原始母語的表現形態和使用地區的了解。但必須承認這個時期的研究傾向于強調語言縱向的前后相繼關系，對語言間橫向的相互影響關系關注不足。

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被人們尊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通常認為，現代語言學是從他開始的。自從其《普通語言學教程》問世之后，幾乎一切語言學研究都是向著他指出的方向前進的。

從結構主義語言學到轉換生成語法再到倫敦學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影響。

索緒爾被認為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奠基人，之后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強調語言結構系統性這一基本原則下又分裂為風格不同的三個流派：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和美國結構主義學派。布拉格學派又稱“結構-功能學派”，是索緒爾之后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流派。其主要思想強調語言是結構和功能的結合體，對語言的分析和評價不僅要著眼于其結構，更要著眼于其功能。雅科布遜、特魯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是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哥本哈根學派的研究以索緒爾的理論為基礎，主要關注語言形式，尤其是語言的組合關系。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該學派把語言理論看成是一個純演繹系統，因而采用“假設-推理”的方法對語言進行分析，而對語言事實關注較少，也正因為如此，該學派的影響范圍很有限。

其代表人物有葉爾姆斯列夫、布龍達爾、烏爾達爾等。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所做的工作多是對語言結構形式的描述，因此該學派又被稱作描述語言學派。布龍菲爾德（Bloomfield）是這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另外弗蘭斯·博厄斯（Franz Boas）、薩皮爾（Sapir）等眾多語言學家都對該學派做出了貢獻。

轉換生成語法是現代語言學中不同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另外一個重要流派。1957年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出版，標志著該學派的誕生。與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美國結構主義不同，該學派強調對人的語言能力做出解釋而不僅僅是對語言行為進行描述，而且就研究方法而言，它強調采用現代數理邏輯方法，即根據有限的公理化系統用演繹的方法生成無限的句子，以此來解釋人類的語言能力。很明顯近代以來的理性主義是該學派的哲學基礎。

倫敦學派也是一個有一定影響的語言學派。其開創者是英國語言學家弗斯，韓禮德繼承了其思想并加以發展，提出了系統功能語法。該語法由系統語法和功能語法兩個部分組成，系統語法主要是解釋作為系統的語言的內部關系，功能語法則是要說明語言是交際的手段?？傊?，該學派的基本思想認為語言系統及其各部分都是由其所發揮的功能決定的。

（二）關于話語研究

對于話語研究，在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之前，很多學者就有所提及。譬如前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哲學家巴赫金（1895-1975）就曾在其對話理論基礎上論及：“話語是連結我和別人的橋梁，如果它一頭系在我這里，那么另一頭就在別人那里。話語是說話者跟對話者共同的領地?！?/p>

但由于研究領域所限，巴并未對話語做系統的研究。必須承認：真正對話語進行研究是從語言學中開始的。美國語言學家哈里斯（Zellig Harris）1952年在《語言》刊物上首次提出“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這一術語，將“話語”置于語境中來考察。但把“話語”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來進行研究則是從20世紀60年代社會語言學的誕生開始的。盡管這個語言學分支以語言為研究重點，但它的研究已經不局限于語言本身了，而是關注從社會視角理解語言行為，探索語言與社會主體及社會各領域的關系。譬如社會語言學家邁克.斯塔布斯（Michael Stubbs）將“話語”定義為“句子或分句之上的語言”。

不難看出，他在把“話語”作為大于句子的語言單位進行研究時，已經在關注話語所處的社會語境了。

（三）批判話語分析

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話語分析主要停留在語言本身之中，但70年代以后，隨著對話語研究的深入，一些語言學家開始對之前的語言研究進行反思，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為一種話語研究方法開始被提出。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梵·迪克（Teun A.Van Dijk）、莫卡斯（McCar-thy）、費爾克勞夫（Fairclough）等，盡管他們主要在語言學范圍內展開研究，但可以明顯看出，他們所關注的日益超出了語言學的范圍。他們認識到：語言不僅是社會結構和過程的反映，同時也對之具有建構功能，因此語言學研究應該透過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遮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生活過程中重現、詮釋或解讀話語的真實意義。

根據他們的研究，話語使用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往往會影響語言使用過程中對句子、詞匯的選擇，意識形態通常會以一種機制化的方式滲透到話語使用以及讀者對其的理解、接受過程中?；诖?，他們開始把話語與社會、意識形態等聯系起來思考問題—意識形態對話語的影響如何？話語怎樣反作用于意識形態、話語和意識形態是如何源于社會結構以及權力關系是如何為之服務的等等都是他們所關注的？譬如，費爾克勞夫認為：

話語根源于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但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羅杰·費勒（Roger Fowler）則更明確地把語言的語境擴大到社會范圍，從社會層面上認識“話語”，他認為話語是個人進入意識形態領域、經驗世界的工具或手段。到了20世紀80-90年代，“話語”研究已經擴展到國際關系、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文學、新聞學的批評等諸多領域。這些領域中的話語概念借用了語言學中話語的“語言的運用”的含義，但是突破了語言學的界限。到今天，這些學科中的話語研究更是方興未艾，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二、語言與話語差異的認識論基礎

語言研究和話語研究代表了人類認識活動的不同發展階段，從關注語言向關注話語的演變深層地反映了人類認識的演變軌跡。只有從哲學角度對人類認識的演變軌跡進行梳理，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語言和話語的區別。

（一）哲學視角下人類認識的演變

在被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稱為西方文明“軸心時代”的古希臘羅馬時期，西方哲學從此發端并一度十分繁盛。但當時人們專注于探討客觀世界的本原問題。

“哲學之父”泰勒斯的水本原說、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論、赫拉克利特的“火”與“邏各斯”理論、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說”（水、火土、氣）、畢達哥拉斯的“數”本原說、柏拉圖的“理念論”、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質料、形勢、目的、動力）等是當時一些代表性觀點。自從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拉到人間，人們開始關注對自身的思考，而中世紀哲學則主要探討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生活。到了近代，哲學自然地發展到把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關注二者的關系問題，所以這個時期的哲學主要是一種認識論哲學。在漫長的中世紀形成的濃厚的信仰氛圍中，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研究內容主要是圍繞著用上帝來說明宇宙這一中心議題，繁瑣晦澀的形而上學特征越來越明顯。面對這種情勢，近代認識的突破是何以實現的呢？那就是靠懷疑精神應對狂熱的信仰，用經驗來應對形而上學。因此，懷疑和經驗就成為近代西方哲學最引人注目的基本特點，懷疑構成了近代哲學所借助的基本工具，經驗則構成了近代哲學由以出發的歷史起點。

在歐洲大陸，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開啟了唯理論的先河，它以自我反省為特點，但實際上并不是脫離經驗而是從內在經驗出發；在英國，以弗朗西斯·培根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則明確地把經驗作為認識的出發點走上了經驗論的認識道路。盡管這兩種理論追求的最高目標都是為了獲得真理性的知識，但就方法而言，英國的經驗論強調經驗的歸納，而歐洲大陸的唯理論則強調理性的演繹。這兩種方法各執一端，分歧在整個近代一直都存在，盡管有不少思想家企圖去調和這兩種理論，但似乎直到偉大的思想家伊曼紐爾·康德的批判哲學那里，經驗論和唯理論的綜合才真正成為哲學認識論所探討的話題?？档旅翡J地抓住了真理性知識應該具備的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內容可以不斷擴展、更新；第二，必須具有必然性，不能是偶然的東西。進而他用自己的概念將之表達為“先天綜合判斷”并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就“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展開了精細的分析和論述。但最后的結果卻事與愿違，得出了思維與存在無法同一的結論，他最終也沒能夠走出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困境。

康德哲學的全部內容是圍繞兩個問題展開的：第一個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第二個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也即認識論問題。這兩個問題其實是緊密關聯的，而作為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這一問題。后來的費希特、謝林在康德的基礎上繼續把探討推向深入，直到黑格爾那里才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比較合理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顯示的辯證法是極其深刻的，但它畢竟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的，本末倒置，而且在他那里辯證法成了一個封閉的系統，這與辯證法的開放精神是相悖的。這些成為黑格爾哲學無法克服的硬傷。他太多地關注了理性和理論體系，而對感性視而不見。正如歌德所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敝蟮那嗄旰诟駹柵烧菑娜说摹案行浴闭业搅撕诟駹栒軐W的突破口。費爾巴哈開始關注感性的人，但他只是把人看作是一種感性動物，并試圖繞過社會實踐這一最重要的中介直接從自然本能導出社會意識。因此他的哲學就處于對自然的唯物主義和對社會歷史的違心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沖突中。

但不可否認，他清除了黑格爾式的“醉醺醺的的思辨”，結束了德國古典主義，促成了向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轉折。

馬克思發現人是具體的人、歷史的人、社會的人，人的實質在于其實踐活動，人在實踐中認識世界，在認識的基礎上再通過實踐改造世界。馬克思把人的認識活動劃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并對二者的辯證關系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從而唯物、辯證地實現了對以往認識論的超越。此外，對于經驗與理性及其相互關系，馬克思主義通過對歸納和演繹的表述做了的說明：一切科學研究都遵循兩條途徑：由認識個別到認識一般，再由認識一般進到認識個別。在個別中發現一般的推理形式、思維方法是歸納；在一般中發現個別的推理形式、思維方式演繹。歸納與演繹的實質表明，它們是兩個對立的方面，是兩個方向相反的認識方法，它們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

至此，人類對認識的理論思考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從20世紀初開始，一種被稱為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潮流所呈現出的認識論視角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文藝復興理性主義主義認識方式被明確提出以來，隨著以其為基礎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的影響不斷擴大，這種認識方式的影響也空前擴大。同樣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帶來負面效應的逐漸顯現，理性主義的認識方式也受到了質疑，遭到了批判。后現代主義思潮便是在這種情境下出現的一種典型的認識方式，它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揭示非理性因素，突出意義問題，強調人的存在。如果說馬克思及其之前對認識問題的探討是傾向理論的延續和螺旋式上升的話，那么后現代主義認識方式則是時代性問題誘發的對認識本身的一種反思。

（二）從語言到話語演變的認識論視角分析

語言學內部的幾個階段的變化以及從語言研究到話語研究的演變不是簡單的話題轉換，而是人類認識軌跡演變的集中體現。語言學研究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在主客二分的思想下展開的?！罢Z言是思考和交流的工具”是很久以來對語言本質的表述，既然是工具，那必然是處于主體之外的客觀存在。

就具體的研究內容而言，語言體系及其表象一直是語言學研究的重點：傳統語言學側重于研究語音和詞匯；歷史語言學對語言的譜系、變化和規律進行梳理和探討；從索緒爾開始的現代語言學則把語言結構當作一個研究重點；后來倫敦學派的代表人物韓禮德提出的系統功能語法也把解釋語言內部關系作為主要研究任務之一。隨著研究的深入，對語言本質的分歧逐漸出現，這集中反映在三個問題上：第一，語言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第二，語言是形式的還是功能的?第三，語言是反映客觀世界的還是客觀世界作用和塑造語言?不難看出，這三個問題對“語言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終極追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同認識論向形而上學方向的發展的軌跡是相契合的，只是在滯后的時間反映了認識論的變化而已。而且基于認識論的演變，研究特點和研究方法來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從語法研究規定性較強到歷史研究著手探究語言一般意義上的譜系和規律，突出反映了人類認識過程中追求“真理性知識”的傾向；哥本哈根學派把語言看成是純演繹系統，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注重對語言的描述而轉換生成語法則強調采用數理邏輯演繹的方法來解釋人類語言能力。

這種變化是在主客二分這一大的思想框架下，“唯理論”和“經驗論”的差異在語言學研究領域的表現。到目前為止，從認識論角度看，對語言的理解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以邏輯、心智、規定、規則的理想化為一主線；以現實、文化、描述、動態的不確定性為另一主線。前者是語言形式，后者是功能。

從現實、文化、描述等不確定方面關注語言深層地反映了認識論的變化傾向—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維、彌合理性與經驗。這是肇始于康德的古典哲學認識論的典型特征。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理論體系是龐大而且精細的，但作為認識論來講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到了馬克思那里，認識論走出了黑格爾式的思辨，轉向從現實的人出發，唯物地、辯證地、歷史地認識客觀世界和人本身。而在語言研究領域，人們認識到：語言不僅是社會結構和過程的反映，同時也對之具有建構功能。因此，語言研究也有了相應的變化：語言研究逐漸向話語研究和批判話語研究轉變。這與哲學領域認識論的轉變是不無關聯的。確切地說，是哲學為語言研究提供了認識論方法。

后現代主義思潮所反映的認識方式則更直接地為話語研究，尤其是批判話語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方法，或者說后者是前者在一個領域內的集中體現。從時間上來看，話語研究與批判話語研究的出現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出現是幾近同步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后現代主義的認識方式促成了從語言研究到話語研究再到批判話語研究的轉變。

語言通常被理解為傳遞信息、荷載文化和人類交流的工具。這實際上是以假定語言主體不受其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影響為潛在前提的。而在現實中，這些方面的差異是不容忽視的，它們機制化地滲透在現實語言使用過程中。簡而言之，如果說語言是在客觀、公正地反映現實，那話語就是其主體采用加工、選擇的方式把帶有霸權的意識形態滲入其中，進而影響受眾。僅僅把話語理解為語言的應用是遠遠不夠的，從認識演變的角度深入把握從語言到話語演變過程，真正把握這一轉變的思想軌跡和深層原因，明確它們之間的區別，才能把握這些研究的范圍、內涵和本質，把研究推向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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