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每一次技術革命，人類都會以新的認知方式框構自然。20 世紀以來，隨著生物基因技術的出現，自然呈現給人類的是一幅全新的基因圖景。在技術工具理性的驅動下，人類獲得了打破物種間固有邊界并根據意愿重塑生物的能力。轉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通過基因的跨物種轉移和遺傳物質的改造，使生物體在性狀、營養和消費品質等方面向人類所需要的目標轉變而形成的\\( 羅云波，2000\\) 。經過商業化推動，以世界上首例轉基因食品———一種軟化緩慢的西紅柿在市場上出售為標志，轉基因技術開始走出實驗室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轉基因作物的大規模商業化種植始于 1996 年，其主要品種有棉花、大豆、玉米和油菜\\( 陳健鵬，2010\\) 。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 ISAAA\\) 主席 Clive James\\( 2013\\) 的研究顯示，2012 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經達到 1. 7 億公頃，是 1996 年的 100 倍，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也從最初的 6 個增至 28 個。就中國的情況來看，轉基因作物總種植面積居全球第六①，以轉基因棉花為主，其他已獲政府正式批準進行商業化種植的作物有西紅柿、煙草和牽?；á?。此外，政府還批準了轉基因棉花、大豆、玉米、油菜等四種轉基因作物的進口安全證書③。以大豆為例，目前我國大豆油市場中，轉基因大豆油占據了 90%以上的份額④。作為新技術的產物，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因為尚無定論而一直備受爭議。盡管關于轉基因的爭論不曾休止，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在我國一直是政府資助和扶持的重點\\( 葛立群等，2008\\) 。
2009 年 10 月，我國農業部繼續為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授予了安全證書①，這也讓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個批準主糧可進行轉基因種植的國家②。2010 年，中央一號文件針對轉基因技術提出，應“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③。在農業科技發展“十二五”規劃中，“繼續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被列為重點任務④。由于知識的壁壘，當前關于轉基因議題的主要爭論大多限于部分學者之間，且技術專家話語占主導地位，大眾聲音明顯微弱。面對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擔憂和質疑，科學家的解釋話語大多體現出對科學技術的篤信和信心，諸如“未來人口的增長對糧食安全構成很大的挑戰，發展轉基因技術培育新品種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糧食安全”⑤，“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⑥，更有學者稱要讓“轉基因水稻最遲五年內走上中國人的餐桌”⑦。
轉基因議題在中國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論戰。在此過程中，技術專家往往將論戰的焦點歸為純粹的技術問題，指責轉基因食品質疑者缺乏基本的科學知識或科學素養; 而質疑者的論戰往往涉及政治經濟學以及哲學與倫理學的考慮，懷疑科學家的倫理價值與人文關懷。事實上，因為轉基因技術在應用于人類食品并進行商業化推廣后，其已經遠遠超出純粹的技術范疇，且變成了政治經濟問題，以及哲學與倫理問題。本文首先對轉基因食品的主要論爭進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轉基因技術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和哲學倫理反思方面進行綜述，最后就如何應對轉基因技術進行人文思考。
一、轉基因食品的爭論與實質
關于轉基因食品的爭論最初只聚焦在安全性問題上，后來由于市場推廣，又催生了轉基因食品商業化及標識管理的爭論。
\\( 一\\) 安全性爭論
據葛立群和呂杰\\( 2008\\) 的研究，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爭論主要體現在食品安全和生態安全兩個方面: 食品安全方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外源基因在新的生物體中是否會產生毒素、會不會改變食品的營養成分、對人體健康有沒有危害; 生態安全方面的討論主要聚焦于轉基因作物釋放到田間后會不會引起基因污染、產生超級雜草，是否會打破原生物種群之間的動態平衡、破壞生物多樣性。
學者的態度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派: 贊同派和懷疑派。贊同派認為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判斷依據主要有兩個: 一是國際上廣泛認同的“實質等同性原則”①，該原則認為轉基因食品和傳統食品之間沒有本質區別，所以安全性應該是等同的\\( 毛新志，2004\\) ; 二是“無罪推論原則”\\( 楊通進，2006\\) ，其最具代表性的論據是轉基因食品商業化十多年來，至今未曾出現過轉基因食品安全事件，因而是安全的\\( 張啟發，2003\\)②。
但在懷疑派看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從技術上來看，盡管轉基因作物中所轉外源基因的功能是明確的，但它在“新的遺傳背景中會產生什么樣的相互作用，就目前的科學水平而言是不能完全精確預測的”\\( 羅云波，2000\\) 。轉基因食品對人體是否具有長期和潛在影響也難以確定\\( 黃衛平等，2010\\) 。由此看來，未出現安全事件并不意味著長期安全。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曾表示，“轉基因食品對人體是否有傷害，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來考察，至少需要兩代人才能得出結論”③。毛新志\\( 2004\\) 對轉基因食品支持者所擁護的安全評價方法———“實質等同性”原則提出了質疑，指出這種評價原則實際上是一個結果評價法，它簡單地將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評估還原為化學成分的比較，忽略了整個生產過程的安全性。事實上，“轉基因食品與生態環境和人的健康密切相關，應以有機整體論的思想來分析和思考”。該原則以還原主義的邏輯對轉基因食品進行安全評估，其結果并不足以說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 二\\) 商業化爭論
盡管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沒有科學定論，但轉基因作物在全球的商業化步伐卻在持續加速，很多轉基因食品也開始潛入人們的餐桌。與此同時，關于轉基因食品的爭論焦點也發生了轉變，具有安全風險的轉基因食品是否應該進行商業化推廣成為新的討論焦點?？偟膩砜?，圍繞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爭論主要存在支持和反對兩種觀點。
支持者常從糧食的供需矛盾出發，指出在當前全球耕地面積不斷減少而人口持續增加的趨勢下，人類將面臨嚴重的糧食安全問題，而目前的“作物產量潛力已經出現了瓶頸”，為提高糧食作物產量，減少饑餓并保證充足的糧食，應“大力發展轉基因技術”，因為它不僅能從量上提高作物生產率，還能從質上改善食品的營養結構，有效促進人類的福利\\( 楊通進，2006; 張啟發，2010\\) 。也有學者呼應，“只有轉基因技術才能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④、“農業生物技術是解決未來中國農業的重要手段，是解決未來食品短缺的重要技術，應當大力發展，不能因某些缺乏科學根據的猜測而使這個技術死掉，這會傷害到整個世界農業的發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發展中國家”⑤。
反對者針對上述觀點提出了質疑，除了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擔憂之外，還有觀點指出，上述糧食供需矛盾說實質是支持者為轉基因食品商業化尋求合法性而采用的一種敘事工具，其背后更多的是經濟和政治利益訴求\\( 皮埃爾，2005; 恩道爾，2008; 周立，2010\\) 。該敘事試圖將糧食安全問題簡化為一個技術問題，以建立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這種技術化手段并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 首先，“全球范圍的水和土地資源仍能滿足中長期糧食需求的增加，即使沒有農業生物技術的重大突破，未來糧食的供需平衡也很可能實現”\\( 陳健鵬，2010\\) ，并且“人類生產的糧食已足夠人類食用”\\( 楊通進，2006\\) 。其次，糧食安全問題并不僅僅是量的問題，利用轉基因技術即便能提高作物產量也并不能確保糧食的獲取權。阿瑪蒂亞·森\\( 2009\\) 和西爾維·布呂內爾\\( 2010\\) 在對饑荒的分析中都曾指出，糧食安全問題本質上是關于糧食的分配結構問題，而非簡單的生產供應量的問題。再者，轉基因作物能夠增加的產量也是有限的。陳健鵬\\( 2010\\) 的研究分析指出，轉基因作物并不能提高作物的潛在單產，只能通過控制部分雜草損失或挽回蟲害損失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提高實際單產，總體對于長期的糧食安全而言意義并不大。
此外，也有學者從技術專利導致利益分配不均入手，對轉基因食品商業化提出了質疑: 一方面，轉基因技術發端于私人領域，主要以盈利而非公共利益為目的，它的最大受益者將是壟斷轉基因技術開發應用的跨國糧商而非消費者\\( 陳健鵬，2010; 周立，2010\\) ; 另一方面，由于轉基因技術的研發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轉基因食品商業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糧食主權將構成潛在威脅，威廉·恩道爾\\( 2008\\)將其視為“一場不為人知的陰謀”。
\\( 三\\) 標識爭論
由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還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商業化生產的轉基因食品在進入市場后是否應該標識以及如何進行標識才能保證消費者的權益，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據楊昌舉\\( 2007\\) 的研究，一些消費者、消費者組織、環保組織和許多科學家對轉基因食品標識表示支持，認為加貼標識不僅是對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的尊重，同時還能作為食品安全溯源的監控手段; 而反對標識的主要是轉基因作物的種植者、轉基因食品的生產者、經銷商及相關研究開發機構，他們認為加貼標識一方面會增加生產者和經營者的成本，另一方面會向消費者暗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從而影響轉基因食品的市場競爭力，阻礙轉基因技術的應用與推廣。
標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以便消費者做出自主選擇\\( 姚瓊，2008\\) 。盡管世界各國政府在保護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方面都已形成共識，但由于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利益等方面存在差異，各國對轉基因食品所采取的標識類型也不同，目前主要采用的有強制性標識和自愿性標識\\( 毛新志等，2004\\) 。我國采取的是強制性標識體系，具體實施形式是選擇性目錄標識，即所有被列入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目錄的轉基因產品都必須標識\\( 姚瓊，2008\\) 。
然而，轉基因標識是否能真正賦予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也存在爭議。郭于華\\( 2004\\) 認為，消費者自主選擇權的實現需要基于對商品的充分知情和了解，而后者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以保證各種關于該商品的信息能夠得到充分傳遞。就中國的情況來看，作為新技術的產物，轉基因食品對很多消費者來說還比較陌生，由于知識壁壘，消費者很難對其形成自己的認知和判斷，標識制度所賦予他們的選擇權也只是一種被架空的權利，處于轉基因食品知識權力場域外的消費者事實上是沒有選擇的。此外，盡管轉基因食品有標識，消費者也會遭遇另一種尷尬，以我國豆油為例，目前市場上的大豆油 90%以上是轉基因大豆加工而成，即使消費者熟知這種情況，但由于“市場上大豆油的替代品很少”，所以對他們來說也是“別無選擇”\\( 黃衛平等，2010\\) 。
\\( 四\\) 簡要評述
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爭論表面上是一個科學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更多的是由利益和風險分配問題所引發的。盡管很多國家對轉基因食品商業化持謹慎或反對態度，但為了避免受制于人，也在進行轉基因技術的研發。圍繞轉基因食品商業化和標識管理的爭論盡管焦點有所不同，但如周立\\( 2010\\) 所述，大部分爭論最終回答的是如何應對轉基因食品的問題，并未對轉基因技術的社會性本質進行追問。也就是說，人們一般并不反對對轉基因技術進行科學研究，但問題的關鍵是，人類是否真的需要轉基因食品? 轉基因技術是否真的能夠給人類創造福祉? 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對轉基因技術做進一步的審視。
二、轉基因技術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在里夫金\\( 2000\\) 看來，基因作為一種生命遺傳信息，本是公共生物資源，屬于全人類共有的財富，不應被任何人獨占，但隨著轉基因技術在全球的商業化推廣，基因開始成為一些跨國公司和政府爭奪的資源，并被喻為“綠色黃金”。一旦發現具有開發潛力的基因性狀，生物技術公司就會對其進行遺傳物質改造，并申請基因專利以尋求知識產權保護。為壟斷基因資源的使用權，它們還在技術層面采用基因使用限制技術，即“終結者技術”來阻止種子發育，迫使種植者每年都要購買新的種子\\( 里夫金，2000; 恩道爾，2008; 周立，2010\\) 。由于研發水平不同，轉基因技術在全球的發展狀況也極不平衡，壟斷現象嚴重。從知識產權格局來看，大部分轉基因技術專利被發達國家的少數跨國公司所壟斷\\( 陳健鵬，2010\\) 。目前主要轉基因作物上存在的 9000 多項專利中，44% 集中在 4 個跨國公司手中\\( 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2003\\) 。單就世界第一大種子公司孟山都來看，它所持的轉基因特性專利就占了全球生物技術作物的 86%\\( 陳健鵬，2010\\) 。轉基因技術知識產權實質上是一種私有權力，它旨在保護的是跨國公司對世界生物物種遺傳物質的控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技術的壟斷收益\\( 皮埃爾，2005\\) 。
然而，轉基因技術在創造收益的同時也制造了新的價值鏈。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下，通過科學研究和開發，價值隨著技術的應用也被植入了作物種子中，這不僅為種子商品化提供了基礎，而且重組著圍繞作物生產所形成的社會關系\\( 里夫金，2000; 埃斯科瓦爾，2011\\) 。
首先，作為種植者的農民成為轉基因技術設計的目標消費者\\( 里夫金，2000\\) 。由于被整合到新的商品關系鏈條中，農民的獨立性被削弱，對市場的依附程度加大\\( 陳健鵬，2010; 伯恩斯坦，2011\\) 。傳統農業條件下，農民通過地方知識在實踐中選擇、培育并保留最適宜當地種植的品種，農民相互之間有交換種子的傳統，其中并沒有經濟利益的考慮。而種子商品化之后，農民不僅每年要在市場上購買種子，為保證產量還必須使用相應配套的農化產品，種植成本的增加無疑會給小種植者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無力承擔市場風險的生計型農戶將面臨更加窘迫的生存境遇。農業生產門檻進入成本的提高還容易導致種植者之間出現貧富分化，威脅農村社會的穩定。在追求高產高科技的農業發展理念下，本地種子由于產量缺乏優勢也在逐漸消失，這種情況無疑進一步壓縮了農民的選擇空間，間接強化了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此外，在種子商品化過程中，農民之間的勞動合作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過去互惠交換的勞動變成了可以出賣的時間和勞動，取而代之的是小時和工資，金錢開始成為衡量交換勞動的新標準，促使農民之間的社會關系趨于經濟化\\( 里夫金，2000\\) 。
其次，據雷文卡普\\( 2011\\) 和馬格林\\( 2000\\) 的研究，轉基因農業技術使農業生產活動外部化，促使種子培育者和農民之間出現了勞動分工，與此同時，農民所持有的鄉土知識體系和轉基因技術所承載的專家知識體系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農業文明誕生以前，人類現有的很多作物品種都曾是野生植物，后經人工選擇和栽培而來\\( 皮埃爾，2005\\) 。種子商品化之前，作物的選種和培育工作大多是由農民基于經驗知識來完成的。這些知識不僅根植于具體的農耕活動，而且還是農民對所處環境形成的獨特判斷。然而，在新技術下，種子的培育工作成為實驗室里的一項精細工作，需要具備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設備都超出了一般農民的能力。農民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有關土壤肥力、生態環境以及作物保護等地方性知識也開始被一系列生物化學物質所替代。在科學和技術的標準化要求下，農民對于土地、氣候以及地方環境的細節知識也開始變得“不合用了”\\( 馬格林，2000\\) 。與此同時，有關誰是農業種植“專家”的權力關系也發生了變化。技術推廣機構不斷地向農民傳遞新的技術知識，不僅創造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系統本身的“無知”和其實踐經驗的“落后”，還使他們被邊緣化并對外部技術機構形成了依賴\\( 雷文卡普，2011\\) 。在專家的技術話語統治下，就連農民自己都表示，“以前我們都靠觀察，憑經驗，視力范圍小，不科學也不標準”，“有的老習慣和老經驗是錯的，種田還是要跟著科技走”①。
第三，轉基因技術要求的是規?；彤a業化的經營種植模式，對勞動力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容易制造新的貧困。規?；彤a業化要求農民必須加大投入、兼并更多的土地才能生存，一方面，這樣的情況提高了農業經營成本，使轉基因農業的實質效益為田土面積大和富裕的農民所獨享，另一方面，它使更多的農民喪失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可能性\\( 周立，2010\\) 。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它吸納了約 80%的勞動力，如果在這些國家推廣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的轉基因農業，很多農民將被迫離開農業另尋出路，如果農村之外沒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和就業機會來容納這些改變了生存方式的農民，大量農民將面臨被驅趕的命運，進而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 楊通進，2006; 周立，2010\\) 。此外，大規模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因為產量及機械化程度較高而具有成本優勢，這對本土的傳統農作物生產將會造成一定的沖擊，不僅會奪取地方農民和糧食加工者的生存空間，還會促使進口國在糧食供應方面形成對出口國的長期依賴\\( 席瓦，2006\\) 。以我國的油料作物大豆為例，“由于國產大豆出油率不及進口的轉基因大豆，而且是小規模生產，比美國、阿根廷等國家機械化種植的成本高出很多，導致國產大豆在轉基因大豆的沖擊下節節敗退”，很多無法與之抗衡的豆農陷入了破產的困境\\( 黃衛平等，2010\\) 。
第四，轉基因技術所帶來的利益和風險分配是不公平的\\( 楊通進，2006\\) 。由于轉基因技術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中，而絕大多數生物遺傳資源都集中在南半球，轉基因種子的推廣不僅會強化跨國公司的壟斷收益地位，還會進一步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 里夫金，2000\\) 。轉基因技術過程雖以生物多樣性為發展前提，但在技術收益分配中，承擔生態多樣性主要保護工作的農民，長期在物種培育和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勞動并未得到相應的體現\\( 里夫金，2000;皮埃爾，2005\\) 。相反，作為技術的消費者，他們不僅要支付使用費用，還要承擔轉基因技術帶來的一系列風險。在皮埃爾\\( 2005\\) 看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再者，轉基因技術帶來的好處只能由當代人來分享，因為轉基因技術存在的安全風險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能顯現，到那時，當代人已經不存在，而后代人卻不得不為當代人的福利買單”，這種以犧牲后代人的幸福甚至生命為代價來換取當代人福利的做法違背了代際正義\\( 楊通進，2006\\) 。
總之，轉基因技術的設計并不以大力改善農民的生計為主要目的，它迎合的只是發達國家少數跨國公司的需要\\( 皮埃爾，2005\\) 。印度著名環境保護運動人士蘇曼·薩哈伊就曾指出，“基因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企業贏利”\\( 胡曉兵，2004\\) ?！叭绻f生產創造了它力求滿足的需求，抑或需求與生產并肩興起，那就不能再用需求的所謂緊迫性來為生產的緊迫性作辯護。生產只不過是填補了它自己創造的空白”\\( 奧尼爾，2010\\) 。也有學者指出，“轉基因技術極有可能被發達國家用以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資源壟斷和政治控制的目的”，而非為人類的糧食問題提供解決途徑\\( 胡曉兵，2004; 恩道爾，2008; 毛新志，2011\\) 。
三、轉基因技術的倫理與哲學審視
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通常被認為具有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提高作物的營養價值和提高生態效益等優點\\( 李曉明等，2000\\)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技術在本質上主要存在兩點不同: 一是轉基因技術可打破物種間的界限，將人為選擇的外源基因直接轉入作物體中，實現基因的“跨界轉移”①，而傳統農作物一般只能在同一物種內實現基因的自然配合\\( 黃衛平、王洪斌，2010; 蔣高明，2012\\)②; 二是轉基因技術所操作的基因具有明確的功能，與傳統育種方法相比，目標性更強，能大幅縮短傳統育種所需的時間\\( 胡曉兵，2004\\) ?？偟膩砜?，傳統育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每一個物種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都經歷過時間的磨合，總體上是一個自然選擇過程，而轉基因育種技術突破了自然規律的限制，并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對物種的改造，體現的是一種人為干預過程，其生態和社會影響還有待自然的長期檢驗\\( 陳蓉霞，2010\\)③。
在里夫金\\( 2000\\) 看來，轉基因技術是一項“索取型”技術。盡管它能打破生物種間隔離的限制，通過改造作物的遺傳物質并使作物表現出更好的性狀，如抗蟲性更好、營養品質更優等，但仍需以具有豐富基因資源的天然種子庫作為原材料，轉基因技術雖然能夠改造但卻無法創造遺傳物質，“缺乏基因資源和多樣性的生物，創造新物種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毛新志，2005\\) 。
從哲學的角度看，高亮華\\( 1998\\) 認為，技術是人類為滿足生存與發展需要，借以改造與控制自然的“操作體系”，體現著“人對自然的干預”，且具有高度目的性。隨著技術的出現和發展，人類針對技術的認識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目前主要存在技術中性論、社會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三種觀點。在技術中性論者看來，技術是實現價值的工具或手段，與技術后果沒有必然的聯系。這種觀點暗含的理論前提是，技術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完全理解技術的目的，技術是否成為一種善的或惡的力量，取決于技術創造者與使用者的動機和利益而非技術本身。社會決定論認為“技術不只是解決問題的手段”，更是一種“文化表現形式”，體現著倫理、政治與文化等社會價值\\( 高亮華，1998\\) 。這種觀點較側重社會背景對技術的影響，但針對技術本身并未提出更多的認識。技術決定論把技術看作“一股獨立于社會和人的自我發展、且有著自身的獨立意志與目的的力量”，認為“技術和它的使用之間不存在差別，技術的后果與影響是內在于技術的”，技術自主地控制并決定著社會和人類的命運\\( 高亮華，1998; 張鈴、傅暢梅，2005\\) 。由于技術也存在難以預測的潛在影響，且對技術本身和技術應用的區分能為風險性技術的持續革新提供有效辯護，減少公眾對技術過程的影響與干預，所以技術中性論的觀點被斥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此外，社會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因為過度夸大技術的社會性和自主性也招致了很多批評，盡管兩種觀點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有一個共同的認識: 技術是負載價值的\\( 高亮華，1998\\) 。
高亮華\\( 1998\\) 進一步指出，作為一種負載價值的工具體系，技術也折射著人類看待自然的方式，因為“自然只有在觀念上可以被認識和征服時才能在現實中被認識和征服”。在他看來，強調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就為現代技術的產生提供了觀念前提。隨著人文主義對人性的弘揚，以近代哲學創始人笛卡爾心身說的提出為標志，人類的主體性原則得到了確立，同時也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自然觀。先前原始渾然一體的人與自然也開始被分置于二元對立的主客體世界中，由此，“人與自然的原始統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對無意識的客體世界的控制和利用關系。這種人對自然的新的體驗方式，必然要在客觀上導致一種對自然的統治與操縱的現代技術的興起”\\( 高亮華，1998\\) 。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的本質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F代技術展現的是一種挑戰，它迫使事物進入非自然狀態，不同于順應自然的古代技術展現\\( 高亮華，1998\\) 。海德格爾將技術的這種挑戰性稱之為“座架”，認為它不僅“限制了人的自由，也遮蔽了自然的真實顯現”\\( 毛新志，2005\\) ?，F代技術中，人們只從“技術的需要去對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種技術需要上，“而忽視了自然其他豐富的存在內容”\\( 高亮華，1998\\) 。
里夫金\\( 2000\\) 指出，生物在工業社會以前“被視為是整體的”，之后隨著機械自然觀的出現，“生物被視為由各個組成部分裝配而成的復雜而有效的活機器”。這種生物機械觀打消了人類關于生物的神圣感，“使自然界失去了活力，泯滅了生物的內在價值，為人類征服和控制自然做了心理準備”。
進入信息時代之后，技術的工具理性又獲得了新的表現形式。隨著生命遺傳物質的發現，生物不再被視為機器，而是被視為“一束束遺傳信息”。以遺傳資源為原料的轉基因技術開始對生命進行改造，自然開始從遺傳信息上被改寫。在里夫金\\( 2000\\) 看來，轉基因技術就是“人類控制自然的終極象征，因為它可以隨意按照人類的理想來塑造周圍的生物”。
為了使生命的跨物種設計能夠被接受，將無限復雜的生命簡化為簡單的、決定論的和可能預測的模型，這成為了轉基因技術設計者的主要目標，也對生物各自具有的固定特征及物種邊界觀念提出了挑戰\\( 恩道爾，2008\\) 。里夫金\\( 2000\\) 認為，正是在簡化論和還原論的觀念下，轉基因技術“通過使結構分解成功能，再將功能還原成信息流”，取消了物種之間的自然界限，“所有生物都才被消除了物質特征，轉變成了抽象的信息”，這個過程同時也為人類對生命進行人工設計提供了適度的合法化基礎。此外，人類關于物種的認知也受到了轉基因技術的沖擊?？的螤柎髮W化學生態學研究所所長，生物學教授艾斯納博士就曾提出: “作為遺傳工程最近進展的結果，生物物種應當被看成是基因的寄存處，這些寄存的基因有可能發生轉移。物種不僅只是自然書庫中的一本硬皮精裝書，同時也是一本活頁書。它的每一頁都是基因，都可以轉移或改造成為其他物種”; 對轉基因技術而言，“物種界限不再是一堵分離各種植物或動物的不可透過的墻，而只是便于識別生物關系的標簽”\\( 里夫金，2000\\) 。
轉基因技術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預示著人類新自然觀的形成，但這種新自然觀背后充斥的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在人類中心主義者看來，人類是自然的主宰者，其地位要優越于其他物種，可以按照人類自己的意志對它們進行改造，人以外的存在物只具有工具價值\\( 唐葉萍，2007\\) 。然而，王銘霞\\( 2001\\) 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認為“人與自然是相互平等的兩個自然主體，不存在誰主誰從的問題”。朱俊林\\( 2008\\) 也指出，人類在技術活動中應當尊重自然規律，不能僅把自然看作是一個可供操縱的客體，而應把它看作是一個與人共存于這個世界的平等主體; 作為自然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人類有責任和義務尊重自然整體的演化規律及其他生命存在，不能僅以人類的意志為尺度，使自然的演化朝著人類所欲求的方向發展。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意味深長地告誡人們: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 王銘霞，2001\\) 。
作為一種高新技術，轉基因技術本身就是“伴隨著巨大風險的不確定活動，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和潛在的風險”\\( 胡曉兵，2004\\) ?？枴げㄆ諣栒f過“所有的科學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吉登斯，2011\\) 。在里夫金\\( 2000\\) 看來，盡管轉基因作物在進行商業化之前有一系列的安全風險評估，但轉基因作物一經投入到環境中，與其相互作用的是整個復雜的生態系統，實驗室條件下的監測或有限時空范圍內的大田試驗并不足以揭示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實際影響?？膳碌氖怯捎谶@些作物是能夠在野外自行生長和繁衍的生命，它們一旦產生破壞效應就極易觸發連鎖反應，且整個過程“具有不可逆性”\\( 楊通進，2006\\) 。他認為，“大田試驗只不過是一場管理上的鬧劇，一個具有科學的合法外衣卻無實際內容的精致騙局”，“轉基因農業可能是一個沒有路標和參照物的高風險旅程。我們正盲目地闖入農業生物技術的新紀元，期望很大，約束很少，對潛在的后果我們卻茫然無知”。而對人類來說，生命只有一次。在強調平等和人權的現代社會，轉基因技術在應用上以犧牲部分人的幸福甚至生命為代價來換取少數人物質利益積累的做法有悖社會倫理\\( 楊通進，2006\\) 。
四、如何應對轉基因技術
對轉基因技術的科學研究無可厚非，公眾對此幾無微詞。但是，當轉基因技術應用于人類食品并進行商業化推廣后，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或科學研究問題，而變成了政治經濟問題以及哲學與倫理問題。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轉基因技術創造了全球范圍的種子與作物的價值鏈條，并將導致一場又一場沒有硝煙的資本戰爭; 從倫理與哲學的角度來看，轉基因技術的影響直指全球環境安全與人類健康。正因如此，人類需要積極開展轉基因技術研究，但是應該慎之又慎地進行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尤其是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推廣。
楊通進\\( 2006\\) 對轉基因技術倫理的研究借鑒了烏爾里?！へ惪岁P于“風險社會”的概念，即自20 世紀中葉以來，人類文明正在從過分追求發展與增長的具備第一現代性特征的“工業社會”，蛻變為具備反思性現代性特征的“風險社會”。在此基礎上，“風險生產與分配的邏輯逐漸取代了財富生產與分配的邏輯”，健康、安全和環境等因素也優先于財富，成為社會變遷與人類生命歷程中舉足輕重的要素。在此背景之下，預防原則應運而生，并有必要成為衡量轉基因技術乃至其他新興技術的開發與運行是否具備合法性的根本標準?！邦A防原則的基本要求是: 某項行動，尤其是技術的使用，如果會給人類的健康和環境帶來某種嚴重的或不可逆的潛在傷害，那么就最好不予實施，即使這種潛在傷害的可能性、嚴重程度或因果聯系在科學上仍存在著不確定性。其核心內容包括兩點: 第一，積極預防原理，即如果有證據表明，被排放的某種物質\\( 或擬實施的某項工程或決策\\) 有可能會給健康或環境帶來傷害，那么，即使目前的科學證據尚沒有完全證明這種排放\\( 工程或決策\\) 和傷害之間的聯系，我們也應采取行動以減少或禁止該種物質的排放\\( 或叫停該工程或決策\\) 。第二，舉證責任轉移原理，即那些認為目前的排放行為\\( 工程或決策\\) 不會給健康或環境帶來傷害，或傷害很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計的人，有責任向人們證明其行為的無害性”①。
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指的是那些與人類健康和環境密切相關的技術。楊通進\\( 2006\\) 特別指出，因為其對健康與環境的破壞往往是不可逆的，“而且一旦發生，其后果將不堪設想”。因為，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一旦失去，即不可復得。而那些失去健康的人，則只能在痛苦中體驗人生的煩惱和無奈。以犧牲少數人的幸福甚至生命為代價來換取社會財富的傳統做法已經很難得到倫理的合法性辯護”。當然，預防原則“既有可能防止一場大的災難，也有可能是虛驚一場，多此一舉”。但那又怎樣?
無數的歷史教訓告誡我們，“先破壞，再治理”將釀成種種惡果，而且治理成本將超出獲得利益的無數倍，更為嚴重的是，獲得利益的私有化和治理代價的社會化的現實，將使社會更加不平等、不和諧。面對具有潛在的不可逆性風險的轉基因技術的應用，人類應該從歷史悲劇中吸取教訓，而不能陷入對科學和技術的盲目自信中。弗洛姆曾就現代技術前景做過這樣的描述: “如果人們知道現代技術社會所要演進的方向，那么就會立即采取適當的手段去打斷這種演化的方向。如果沒有意識到，在被驚醒的時候，就會發現他們的命運已不可逆轉了”\\( 高亮華，1998\\) 。因此，“人類只有既面向未來又反思過去，才不至于陷入盲目樂觀或無窮優慮之中”\\( 胡曉兵，2004\\) 。在對待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尤其是轉基因食品方面，我國“必須走‘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的可持續發展的生存道路”\\( 毛新志，2005\\) 。
此外，轉基因食品，尤其是像轉基因水稻這種主糧作物，在毛新志\\( 2011\\) 看來，“屬于重大的民生事情，必須擴大公眾與社會的參與，應該把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信息公開，充分考慮和吸收公眾的建議，提高決策的透明度”。這畢竟涉及到 13 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對于這種重大的民生問題，容不得出現任何問題，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這種公眾討論，理應既包括來自非“生物技術”領域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討論，也包括普通民眾。然而，在現實中，人文知識分子的討論往往被看成是“不懂專業”的觀點，而普通民眾的看法則往往被說成缺乏科學素養。
其實，科學哲學和科技倫理學本來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人文知識分子對轉基因等科學技術的討論實屬分內之事。錢理群\\( 2008\\) 指出，隨著現代科學專業的劃分越來越細，學習的知識越來越單一，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專業范圍內，發展到極致，就會把專業、技術所涉范疇，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從而排斥“不屬該專業的”一切觀點。如此一來，科學家也不免變成了魯迅先生刻畫的形象———“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當轉基因技術應用于人類食物時，作為食用者的公眾，提出質疑無可厚非。然而，科學家往往帶著不屑表情進行種種回應。其實，人民大眾并非是一味的科學虛無主義，也很少有人對化學制品、轉基因等技術本身抱有敵意?？茖W家的態度正反映了他們對自然界和生物體的征服者、對普通百姓的救世主姿態。一方面，科學家仍然懷揣著貴族主義的優越感，保持著“一切他者均為我之客體”的居高臨下、唯我獨尊的泛主體性心態，抱著“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決心不放，拒絕“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 另一方面，在無法證明科學對人類無害的情況下，科學家往往以“沒有證據表明有害”搪塞一切，這充其量只是一種強權邏輯罷了!
盡管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但是對待轉基因技術時，“不僅要尊重自然，而且要尊重人性”\\( 胡曉兵，2004\\) 。正如楊通進\\( 2006\\) 提醒的“面對現代文明這輛在技術化的軌道上越開越快的列車，我們需要冷靜地評估和判斷前面諸多岔道各自所蘊藏的利益與風險，應該認真地思考貝克所提出的那個古老而全新的根本問題: ‘我們希望如何生活? 什么是應該保留的人類的人性特征和自然的自然特征?’”
參 考 文 獻
1. Clive James. 2012 年全球生物技術 / 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發展態勢 . 中國生物工程雜志，2013\\( 2\\) : 1 ～ 8
2. 阿瑪蒂亞·森 . 王 宇，王文玉譯 . 貧困與饑荒 . 商務印書館，2009
3. 阿圖羅·埃斯科瓦爾 . 汪淳玉等譯 . 遭遇發展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 安東尼·吉登斯 . 田 禾譯 . 現代性的后果 . 譯林出版社，2011
5. 陳健鵬 . 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現狀、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及啟示 . 農業經濟問題，2010\\( 2\\) : 15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