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85年美國學術界圍繞供給學派減稅思想展開了一場學術爭論,這場學術爭論規模大,既有供給學派內部成員之間的爭論,又有供給學派與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諸多學者的外部論戰,并且推動了美國經濟理論研究范式轉變和經濟政策革命,以至于坎特伯里認為“供給學派依賴的不是數字與事實,而是生動有力的爭論”。由此可見這場學術爭論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思想史事件,需要學術界加以研究。
目前對美國供給學派減稅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對供給學派減稅理論以及拉弗曲線的解釋;①其二,對供給學派思想價值與政策實踐的研究;其三,比較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學派、貨幣學派的理論差異。但這三方面研究并未考察美國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的學術爭論。盡管沃特雷、坎特伯里認為這場學術爭論提高了人們對減稅政策經濟效應的認識,但他們也沒有專文研究這場學術爭論。問題是,減稅作為經濟思想史的古老命題,這場學術爭論具有哪些新內容?其內在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這些問題是減稅思想演進的待解之謎,具有重要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價值,然而目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付之闕如。因此,本文試圖回答上述問題,以期為中國減稅政策提供思想資源。
一、減稅思想的發展軌跡
全面減稅刺激經濟與稅收增長是供給學派的基本主張,但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減稅與產出和稅收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中外經濟思想文獻的古老命題。傳統中國思想家認為對勞動和產出的減稅\\(輕徭薄賦\\)可以調動農民生產激勵,產生財富增殖。其一,減稅產生民富效應,如《孟子·盡心》提出“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管子·五輔》提出“薄稅斂,毋茍\\(苛\\)于民”;其二,減稅產生國富效應,如《荀子·富國》提出“輕田野之稅……如是則國富矣?！敝囟悈s導致國家經濟政治危機,如《管子·權修》認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逼淙?減稅能夠擴大稅基,如李翱《平賦書》提出“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地有余利,人日益富?！边@三種看法體現了傳統中國思想家對減稅的財富增長效應具有樸素的共識。
與傳統中國減稅思想的超前性相比,西方思想家從十五世紀之后開始重視稅收變動的財富效應。荷蘭思想家雨果·格勞秀斯率先對重商主義的稅收思想提出批判,他認為對貿易商品征稅不利于貿易規模擴大,導致社會福利降低。重農主義者魁奈論證向耕作者征稅會降低農業投資意愿,高稅率不會帶來高稅收,卻會增加政府赤字。大衛·休謨認識到高稅率對產量以及財政收入增長具有負向影響,提出了“增稅根本不等于增加財政收入”的主張\\(《論稅收》\\)。亞當·斯密徹底拋棄了重商主義的增稅思想,他提出了稅收的供給動力效應:\\(1\\)稅收相當于給要素供求之間加上一個“稅收楔子”,產生供給抑制現象,如對勞動工資課稅可能導致工資上漲比例大于稅率比例,最終導致制造品價格上漲。\\(2\\)公共服務支出應該被限制在一個必要的最小水平,即公共服務收益與稅收扭曲成本的權衡,這表明他已經意識到存在一個與最優公共服務支出量相對應的適度稅率,低于適度稅率時經濟產量上升,高于適度稅率時經濟產量將會下降。\\(3\\)重稅可能引起逃稅,反而低于適度稅收為政府提供的收入。由此看來,亞當·斯密通過對雨果·格勞秀斯、魁奈以及大衛·休謨等稅收思想的綜合,從總供給角度分析了征稅與要素激勵、要素供給、產品價格水平、國民財富增長等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初步揭示了稅率變動與產量、稅收之間的非線性特征,直接開啟了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的分析思路。
亞當·斯密的供給動力論經過J.B.薩伊和詹姆斯·穆勒的進一步闡釋和精煉,形成著名的“薩伊定律”,即生產和總供給創造了國民財富和經濟增長,與“薩伊定律”一致的是強調稅收對供給的激勵:\\(1\\)最好的租稅應該在最少程度上妨害再生產,征稅使生產階級加倍努力是荒謬的,高稅率不會刺激勤勞和節儉,可能造成社會道德素質的衰退。\\(2\\)為害最少的租稅是稅率最適度的租稅,因為納稅使個人收入降低,最終導致經濟總供給減少,稅率增加而稅收并不成比例增加。
薩伊之后的經濟學家,如J.S.穆勒、J.R.麥克庫洛赫、亨利·帕內爾等都認為征稅目的在于擴大經濟總供給,實現最大化的經濟增長,高稅率對生產和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20世紀初大多數財政學者也認識到高稅率對要素供給、經濟產出以及稅收的抑制作用,提出適度稅率的經驗法則,如勒魯瓦-博留提出國家、地方與市政稅收的下限不超過個人收入的5%或6%,上限不超過12%或13%。伴隨政策制定者對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思想的認同,英美兩國分別實施了減稅政策實驗,如19世紀中葉英國的威廉·格拉德斯通實施了降低間接稅率的政策,消滅了預算赤字,扭轉了英國經濟滯漲的局面;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安德魯·梅隆消減了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稅率,降低遺產稅,實現了美國經濟的“柯立芝繁榮”。因此,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經濟增長為出發點的減稅思想仍然是經濟學的主流觀念。
通過對減稅思想發展軌跡的梳理,我們看到在供給學派之前,經濟思想家對減稅的經濟效應已有一定的共識。既然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是中外思想家長期探索的思想智慧,而供給學派的基本主張是對前人減稅思想的再發現,理應獲得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響應和認同,那么,為什么產生這場學術爭論?這需要本文首先考察這場學術爭論的主要內容。
二、爭論之一:減稅對經濟的傳導機制
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減稅刺激供給的必要條件是消減邊際稅率,而不是降低平均稅率。其一,減稅影響經濟在于微觀主體的相對價格效應,全面減稅改變了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導致經濟主體邊際選擇的變化。保羅·克雷格·羅伯茨在《凱恩斯主義模型的破產》中認為在供給方面有兩種支配生產的相對價格,都受到邊際稅率的影響。稅率下降,當前閑暇與當前消費的相對價格越高,經濟主體將會擴大勞動供給、增加儲蓄。諾曼·圖爾在《稅收變化的經濟效果:新古典學派的分析》中提出稅率變化具有第一級價格效應,影響家庭和企業對生產要素供給的邊際決策,而對收入產生的效應是第二級的。其二,減稅能夠縮小稅楔,降低一般價格水平。由此可見,供給學派主張減稅對經濟的傳導機制為:全面減稅→改變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增加對生產要素供給的正向刺激→提高要素供給質量→擴大經濟總供給→經濟增長與一般價格水平下降。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減稅影響經濟在于收入效應,沒有微觀主體的價格效應。在他們看來,只要減稅總量相等,一次減稅、稅收回扣或消減邊際稅率等任一種策略都會增加等量可支配收入,擴大消費需求,但一次減稅或稅收回扣給政策制定者調節經濟需求提供了更大的主動性與靈活性,而全面消減稅率可能導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在經濟總供給處于正常狀態下,全面減稅帶來價格上升,而經濟產出是不確定的。因此,一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艾利斯·里弗琳、萊斯特·瑟羅、華萊士.C.彼得森等反對供給學派的全面減稅政策。由此可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主張全面減稅對經濟的傳導機制為:
全面減稅→擴大個人可支配收入→消費需求增加與投資需求下降→價格上升與產出不確定。
奧地利學派批判了供給學派的理論弱點,托馬斯·W·黑茲利特提出,“沒有消費者選擇這一核心優先權指導資源配置,那么供給學派陷入混亂”?！肮┙o學派經濟學最基本的綱領按他們自己所承認的,是屬于干涉主義和集中計劃型的?！痹谒磥?供給學派從加爾布雷斯的需求“依賴效應”理論中獲取靈感,錯誤地視之為薩伊定律的復制品,把消費者主權排斥在供給政策目標之外。
安德森、柯文、艾伯林等認為供給學派的減稅思想只是把政府政策調控力從控制需求轉變到控制供給而已,其目標不是消費者福利最大化,而是讓私人福利有適當增加以作為改善稅收的代價,根本動機在于擴大稅基,提高政府收入。因此,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提出全面減稅必須以減少對消費者干預為條件,消除以立法形式確定的消費者選擇障礙,釋放消費者的多元化需求,解放自然秩序中的進步生產要素,才能發揮減稅政策的正向激勵效應,提高經濟的實際產量。
三、爭論之二:全面減稅的經濟效應
\\(一\\)全面減稅的要素供給效應。其一,勞動供給能否擴張?阿瑟·拉弗把所得稅作為勞動供求關系之間的楔子,消減稅率會縮小稅收楔子,使供給曲線下移或右移,擴大勞動供給數量。
坎托與米爾斯在稅楔模型\\(tax wedge\\)的基礎上,把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納入收入支出模型,論證了減稅與勞動供給擴大的理論邏輯。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消減稅率的凈效應是減少勞動供給。如艾利斯·里弗琳與萊斯特·瑟羅強調減稅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效應,構建了“里弗琳--瑟羅模型”,即高稅率增加勞動供給,低稅率減少勞動供給。一些研究從稅率的勞動供給彈性與需求彈性出發,認為減稅與勞動供給數量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羅森認為減稅對勞動供給的影響程度較小,稅率消減10%只能增加1%的勞動供給。不同群體對減稅的敏感性不同,成年男性的工作時數對減稅的影響接近于零,而女性以及青年的勞動供給對稅后工資率的彈性較大,高工資檔次的工人對稅率變化較敏感。其二,儲蓄能否增加?供給學派認為儲蓄供給與稅后利率正相關,減稅擴大了儲蓄供給。
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儲蓄只與收入相關,與利率無關,減稅不能增加儲蓄供給。羅伯特·Z.勞倫斯認為稅后儲蓄的收益率提高時,既有替代效應又有收入效應,兩者之和可能為正,可能為負,減稅對儲蓄供給的影響不確定。斯坦利·凱西認為通脹把人們推向更高的收入稅等級,使人們進入更高的邊際稅率,從而降低了減稅帶來的實際儲蓄收益,難以證明10%的減稅幅度存在替代效應。其三,投資能否擴大?埃文斯認為降低稅率提高人們持有資產的收益率,刺激人們儲蓄,高儲蓄導致低利率和高投資。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消減公司所得稅率導致投資下降,因為減稅造成的赤字使利率提高,而投資是利率的減函數。華萊士.C.彼得森與保羅.S.費斯頓林提出更多的儲蓄不引致更多的投資,相反投資的愿望導致了儲蓄。
\\(二\\)全面減稅的產出與稅收增長效應。阿瑟·拉弗通過對肯尼迪時期與里根時期實際稅率的比較分析,認為美國稅率處于“拉弗禁區”,三年內總共消減稅率30%是適中的。每次降低稅率10%,不到兩年就能實現美國經濟增長與稅收自動補償的“拉弗效應”。但拉弗效應能否產生?能否得到經驗支持?
基于凱恩斯主義理論的計量模型預測“拉弗效應”不能產生,因為財政部為了彌補減稅赤字必須增加借款,導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引起國民生產總值下降。貨幣主義者也主張赤字增加引致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降低了減稅的預期效果。一些經驗分析得出減稅對總產出以及稅收的影響不大,如?？怂固拐J為潛在產出對稅率的彈性為0.05,減稅對產出及稅收的增長幅度很小。馬克斯·莫斯澤認為從現有水平降低稅率的乘數效應不可能太大,產出與稅收的增長是不確定的,供給方面的刺激在宏觀經濟政策中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拉弗效應”能否在兩年內產生?供給學派內部也有不同的爭論。①馬丁·費爾德斯坦認為新供給學派的主張夸大了拉弗效應的產生速度,被經驗證明是錯誤的,在他看來,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產生減稅的拉弗效應。威廉·P·奧澤喬斯基分析了減稅效應的時間調整過程,如減稅政策的解釋與下達存在時間間隔,人們對減稅政策的認識以及確信其可靠性存在時間間隔,金融市場的調整以及儲蓄資源配置也需要時間調整。羅伯特·E·凱萊赫認為時間結構影響要素與產出供給彈性,時間結構越長,彈性越大。
\\(三\\)全面減稅的赤字效應。以阿瑟·拉弗等為代表的新供給學派認為不要對赤字產生盲目恐懼,而要分析赤字的成因與后果,由于增加私人儲蓄的減稅赤字,其結果能夠實現平衡預算,由于增加政府支出耗盡私人儲蓄的赤字,其結果是擠占儲蓄和投資,不能實現平衡預算。保羅·克雷格·羅伯茨提出“赤字應該被人理解,而不應對它產生盲目恐懼?！?/p>
馬丁·費爾德斯坦批評了拉弗等新供給學派迷戀減稅彌補赤字的速效,在“費爾德斯坦曲線”中,他分析了財政赤字對通脹和資本形成率的影響,即當財政赤字增加時,如果通脹不變,那么實際利率上升,資本形成率下降;如果資本形成率不變,那么通脹壓力增大?！百M爾德斯坦曲線”意味著只要存在著較高水平的財政赤字,提高資本形成率和抑制通貨膨脹就是政府不可兼得的目標。與此同時,財政赤字增加導致美國實際利率的上升,造成美元升值,必然會產生它的“孿生赤字”--貿易赤字。因此,馬丁·費爾德斯坦指出必須大幅度減少財政赤字,在政府支出剛性以及減支的社會壓力下,需要增課備用稅、消費稅 和 增 值 稅 以 緩 解 財 政 壓 力,這 是 一 種妥協。
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以及現代貨幣主義學派認為減稅赤字短期難以自動彌補,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實現減稅政策的稅收增長效應。一是減稅造成的初始赤字使得政策制定者提出更隨便的信貸條件,引起通脹。薩克斯提出財政赤字增加1%,貨幣賬戶平衡惡化0.66%。二是凱恩斯主義政策慣性驅使政府制造赤字。因此,對減稅赤字不能過分樂觀,必須大力消減政府支出,平衡財政預算。
\\(四\\)全面減稅的通脹治理效應。新供給學派強調只有全面減稅才能治理通脹。喬治·吉爾德提出“最好的名詞是‘稅收推動’的通脹?！?/p>
在他看來,賦稅在打擊勞動生產率之前,就有提高直接成本的通脹趨勢。保羅·克雷格·羅伯茨進一步提出了“稅收制動器”\\(tax brake\\)概念,認為高稅率是對生產的一種制動器,說明了稅收與通脹之間的對應關系。解決通脹問題的根本出路不是機械地減少赤字,而是減稅,并且在減稅之前不應實行任何緊縮性貨幣政策。
與阿瑟·拉弗等新供給學派的主張不同,馬丁·費爾德斯坦認為通脹與貨幣擴張有關,當減稅造成財政赤字增加時,在資本形成率不變的條件下,彌補赤字將會增大通脹壓力。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學派從需求角度分析通脹,認為單獨減稅會擴大需求增加通脹壓力,只有抑制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才能根治通脹。以沃爾特·海勒、保羅.S.費斯頓林、艾利斯·里弗琳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全面減稅政策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購買力,即使國會通過了與減稅相對應的消減預算,也會導致通脹加劇。
\\(五\\)全面減稅的分配效應。供給學派認為,在一個動態演進的社會,人們會對“向上流動”充滿希望,隨著減稅引致要素資源收益率的上升,會使社會資源重新流向市場,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富人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將會自動改善窮人的收入狀況。但一些學者認為減稅提高了富人的稅后收入,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把供給學派視為劫貧濟富經濟學。如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認為減稅的利益主要由富人獲得,而消減福利開支使窮人更加貧窮,減稅引發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應該給予關注。當前對減稅政策的分配效應日益成為爭論的焦點。
四、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爭論的根源
從上述減稅思想爭論的內容來看,學術界對全面減稅的傳導機制以及經濟效應具有不同的認識,本文認為,其思想根源主要是稅收首要目標、高稅率的供給抑制效應以及政府政策理念發生了轉變。
\\(一\\)稅收首要目標從經濟增長向再分配轉變,增稅被視為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目標的有效手段。大衛·李嘉圖、J.S.穆勒等古典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了稅收的再分配思想,但服務于經濟增長仍是稅收的首要目標。首先發生轉變的是德國新歷史學派的社會政策稅收理論。
19世紀末以史泰因、謝夫勒、阿道夫·瓦格納等為代表的德國新歷史學派提出了以社會正義為原則的稅收理論,認為稅收首要目標是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矯正財產、所得分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只有增稅才能提高課稅的道德性,體現了支持社會正義的增稅原則。其次,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F.Y.埃奇沃思到A.C.庇古,顯示出增稅提高社會福利的思想傾向。在邊際效用遞減原理以及杰里米·邊沁的“最大社會福利原則”\\(社會福利是個人效用之和\\)影響下,馬歇爾主張對富人的財產和個人所得征收累進稅,尤其對不勞所得和繼承財產課以重稅,顯示出增稅的傾向。在個人效用函數相同與收入邊際效應遞減的一系列假定下,埃奇沃思認為增稅后的再分配提高社會福利,高所得者的邊際稅率應為100%;庇古提出所有納稅社會成員的邊際犧牲均等原則才符合稅收的最小總犧牲原則,如果財富分配不均,必然影響資源配置和社會福利增長,征收累進所得稅有利于國民收入的均等化,增進社會福利。在庇古看來,市場失靈與外部性的存在也需要征稅加以矯正,增稅具有理論必要性。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學會的創建者理查德·T.伊利追隨德國歷史學派,傳播社會政策稅收理論,主張稅收的再分配目標,其思想影響了后來兩代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再次,20世紀30年代瓊·羅賓遜與愛德華·張伯倫提出了不完全競爭理論,證明市場機制不可能完全有效配置社會資源,需要政府稅收干預。因此,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引導下,市場失靈、外部性、不完全競爭理論與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行為假設相結合,增稅來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具有政策必要性。到了20世紀30年代,如何增稅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課題,減稅思想則被忽視。
\\(二\\)從高稅率的供給抑制效應向需求效應的轉變。前文已析,20世紀20年代以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接受亞當·斯密、薩伊和詹姆斯·穆勒的減稅思想,認為高稅率對要素供給、總產出以及稅收具有抑制效應,但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嚴重性與長期性使大多數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自調節能力產生懷疑,微觀層面的不完全競爭理論與宏觀層面的有效需求理論改變了對人們對“薩伊定律”的認識,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走出經濟黑暗和政治動蕩的明燈,迅速占據經濟學主導地位。在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的支配下,產出增加與生產要素供給增加完全脫離,只與總需求擴大相聯系,因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主張高稅率的需求效應,否定高稅率的供給抑制效應。一是高稅率具有正向需求效應。如減少市場儲蓄量,擴大消費需求\\(節約悖論\\);提高政府稅收擴大政府購買力需求,維持勞動力低工資擴大出口需求等等。二是高稅率不一定對要素供給具有抑制效應,因為納稅人要維持原來的生活水平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會增加要素供給,這與重商主義稅收思想具有邏輯一致性。這些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公共財政教科書和論文中清楚可見,而對高稅率供給抑制效應的討論則湮沒無聞。
\\(三\\)政府政策理念從無為而治向需求管理轉變。20世紀20年代以前,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以亞當·斯密的供給動力論和“薩伊定律”為參照,相信減稅刺激經濟增長的無為而治政策,但20世紀30年代以后凱恩斯需求理論占據主導地位,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認同需求管理政策,以至于米爾頓·弗里德曼表示:“在某種意義上,現在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币环矫媸莿P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進一步把凱恩斯思想模型化,如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推導出在經濟蕭條時擴大政府支出、在通脹時增稅就能夠產生即時的需求管理效應,并且政府支出比減稅有更大的乘數效應,擴大政府支出和增稅可以自動實現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為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論處方。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忘卻了凱恩斯對經濟不確定性和個體無知的忠告,相信他們已經找到了管理宏觀經濟需求的工具,認為不需要歷史與邏輯分析,只需要構建需求計量模型,利用統計資料和計量技術就可以分析、模擬、預測政府政策效果,保證政府反周期的需求政策可行性。因此,需求管理政策在美國大行其道,羅斯福新政、杜魯門“良政”、艾森豪威爾“偉大的入侵”、肯尼迪“新邊疆”以及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宣告了美國經濟凱恩斯主義時代的到來\\(或政治思潮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美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稅收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以及聯邦政府就業占總就業比重都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①隨著政府規模與政府支出的進一步擴大,增稅是必然的。
以上三方面轉變意味著學術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對減稅思想的認識發生了轉變,增稅與擴大政府支出的需求管理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分析常態經濟問題的共同信念。盡管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在市場“動物精神”與政府理性、正市場交易成本與零政府政策成本、市場信息不對稱與政府完全信息、市場失靈與政府有效等方面存在邏輯的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盡管20世紀70年代需求管理政策失靈為學術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重新認識減稅思想提供了契機,但轉變人們既定的需求管理信念并非易事,譬如,在分析要素供給、產出與稅收增長、赤字、通脹等具體經濟問題時一些學者往往延續需求管理的分析范式,一些經濟計量模型也是需求決定型的收入—支出模型,沒有考慮動機、企業家能力、勞動強度、工作質量、創新和雄心等一系列激勵變量,沒有考慮地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以及稅收庇護投資向可征稅投資轉移的產出效應,因此,對全面減稅經濟效應的實證結果沒有一致的分析結論。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面臨經濟滯漲與持續性財政赤 字 的 壓 力,如1971-1980年 均 失 業 率 為6.3%、年均通脹率為7.4%,其中1979年通脹率達到13.3%;1970-1980年財政赤字從28億美元上升到738億美元。在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下政府減支難度大,赤字問題擠壓了全面減稅的操作空間,并且全面減稅的供給擴張效應需要經濟主體預期的長期調整,短期難以顯現,因此,學術爭論在所難免。
五、結論與啟示
減稅是經濟思想史的古老命題,圍繞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爭論,本文考察了這場學術爭論的內容以及思想根源,研究發現:20世紀30年代以前,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是中外思想家長期探索的思想共識,是經濟增長政策選擇的思想資源,但減稅思想的演進軌跡是非線性的。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的爭論主要體現在減稅對經濟的傳導機制、要素供給效應、產出與稅收增長效應、赤字效應、通脹治理效應、分配效應等六方面,顯示了學術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對減稅刺激經濟增長的認識產生了理論分歧。其思想根源在于增稅與擴大政府支出的需求管理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分析常態經濟問題的共同信念。盡管20世紀70年代需求管理政策失靈為學術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重新認識減稅思想提供了契機,但一些學者對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仍然延續需求管理范式,輕視全面減稅的供給效應。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場學術爭論給各種思想提供了百家爭鳴的機會,使大多數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認識到需求管理理論的局限性,逐步接受了供給學派的減稅思想,如40%以上的邊際稅率破壞要素供給激勵被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認同,并且推動了八十年代后美國的經濟政策革命,如《1981年經濟復興法案》、《1986年稅制改革法案》、《1997年稅收消減法案》以及《2003年減稅法案》,這些減稅法案都以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為理論基礎,不僅如此,本世紀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轉型國家為了應對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稅基流失,紛紛采取供給學派的全面減稅思想。
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兩方面特征化事實,一方面是存在經濟增長放緩、通脹、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以及企業負債率高的四重壓力,另一方面是呈現稅收增長速度、稅負痛苦指數以及間接稅比重的“三高”事實:1994-2010年地方財政本級收入和全國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9.7%、19%,接近GDP年均增長率的兩倍;2009-2011年中國稅負痛苦指數位于全球65個國家及地區的第二位,稅負改革指數也呈上升趨勢\\(《福布斯》排行榜\\);2012年間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為57%,而與我國稅制結構類同的歐洲國家低于35%。問題是,中國式稅收增長往往不是植根于勞動生產率的內生性增長,而是行政任務式增長,導致相對于人均產出水平的宏觀稅負過高,如2012年我國人均GDP為美國的12%、日本的13%、韓國的27%。我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45%、企業與職工社會保險繳費率以及總勞動稅楔偏高,并且人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不高。
盡管1994-2012年間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從76.4%下降到57%,但稅制結構仍然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政府預算公開目標不對稱。因此,這兩方面特征化事實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目前結構性減稅是否做對了“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順序?如何比較全面減稅或者結構性減稅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
這些問題既需要從供給學派減稅思想爭論中汲取理論資源,更需要學術界進一步反思與爭論,當然,一個開放包容、鼓勵學術爭論的思想市場建設尤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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