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和“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作為今后工作的重要內容。積極推進社區民主協商、增強社區治理能力，成為社會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在這一背景下，“社區參與”的重要性愈發凸顯，“為何參與不足”、“如何提高參與度”等議題得到學界乃至全社會的空前關注。
一、概念界定與內容解讀
\\( 一\\) “社區參與”概念界定存在缺失
當下，社區發揮的社會作用還十分有限，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相比，“社區參與”不足已成為事實。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學術界以“社區參與”的概念解析為起點的研究工作正在不斷深入。但是對于“社區參與”概念的界定，始終眾說紛紜，很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綜合各家觀點，對“社區參與”的解讀大致有以下四個基本要件。一是參與主體: 政府、社區組織和社區居民; 二是參與客體: 社區事務和社區活動; 三是參與動機:
個體需求和公共精神; 四是參與目標: 自我發展和社區進步。\\( 見表 1\\) 然而在梳理”社區參與”定義四個要件之后，與之相對應的問題也由此產生。其一，參與主體是否遺漏了社區單位; 其二，參與客體是“社區內的事務和活動”還是“社區的事務和活動”; 其三，參與動機是否周延，應將群體利益歸為個體需求還是公共精神; 其四，參與目標是否遺漏社區組織發展。
\\( 二\\) “社區參與”概念的再界定及內容解讀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試圖在“社區參與”已有概念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重新界定。我們認為“社區參與”是出于個人、組織或社區的利益訴求，社區的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和公共活動以實現社區多元主體協同發展的過程。
“社區參與”的最主要利益相關者就是社區居民，因此需要說明的是，若未特別注明，本文中的“社區參與”特指社區居民的公共參與。從對“社區參與”概念的重新界定中，可以發現，我們已經明確了“社區參與”的內容是社區公共事務和公共活動，具有公共性或準公共性。根據公共產品的相關理論，我們找到了一條全面理解“社區參與”概念的內在邏輯。這就是為了滿足生活在社區地域范圍內廣大居民的公共需求，社區要提供各種公共產品的組合; 當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公共需求不均衡時，就產生了社區公共問題。換言之，社區公共需求能否被滿足、社區公共問題能否被預防或解決，關鍵在于社區公共產品的供給\\( 見表 2\\) 。而內源性發展的理念和社區自治的方向決定了社區公共產品生產和輸送的主體是社區本身，即廣大社區居民。因此一言以蔽之，“社區參與”的內容是社區公共產品的生產和輸送，即社區居民應活躍于社區公共產品的生產線到供應鏈的任何一個環節。
二、“社區參與”真實現狀與理論分析
既然滿足社區公共需求和解決社區公共問題的核心在于社區行動主體，那么“社區參與”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這就很好地解釋了官方話語體系中“沒有社區居民的參與，社區建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句話的深刻內涵。
\\( 一\\) “社區參與”的真實現狀
根據已有的文獻，學界對我國“社區參與”的一般評價是“參與不足”。結合實地調研，我們對我國“社區參與”的總體印象不容樂觀。根據布迪厄的實踐社會學，置身于居民生活的社區情境，“社區參與”的真實圖景便可以被完整地描繪出來。
第一，參與意愿薄弱。無論是政治性參與還是非政治性參與，也無論是組織化參與還是非組織化參與，居民的參與意愿都相對較低。在社區居民的日常參與中，活動項目的參與率鮮有過半; 即便是基層政府最引以為傲的社區選舉，居民的參與興趣和意愿也同樣十分薄弱。
第二，總體參與率偏低。學界對“社區參與”主體通常概括為“一老一少”，即離退休的老人和在校的學生。事實上，強制性參與在“社區參與”中所占比重很大。被迫參與的對象主要包括三類，即參加社會實踐的在校學生、參與公益勞動的低保對象以及參加公益勞動的社區矯正對象。如果排除上述三部分參與主體，社區居民的實際參與率還將大幅降低。
第三，參與層次不高。社區居民參與的社區事務較多地集中于簡單、具體的粗放型活動，如文體健康、治安巡邏和衛生保潔等; 而對于那些較為抽象、復雜的、層次較高的活動，如社區決策、自治管理等，參與人數和頻率明顯減少。
第四，參與效果較差。在社區事務的參與過程中，為執行政府指令或完成硬性指標，村\\( 居\\) 委員會多半采用動員式參與，由此產生的是社區居民表面化的消極參與。很多社區活動是為了迎接上級檢查或觀摩考察，居民充當了裝點門面的免費勞動力，其參與效果可想而知。
\\( 二\\) “社區參與”不足原因的社會學分析
“社區參與”不足的現象在當下已經成為現實，要徹底扭轉這一局面就必須探究隱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層社會原因。
首先，缺乏心理認同和利益關聯導致“社區參與”意愿薄弱。從社會心理層面看，城市社區不是熟人社會?！皹巧蠘窍虏徽f話，對門不知姓是啥”，居民間心理距離比較疏遠，所以無法形成對社區的心理依戀。在農村，隨著農民對土地依存度的降低和社會人口流動的加劇，傳統意義上的熟人社會也日漸趨于生疏。從物質層面上看，城市社區作為純粹的生活居所，與居民之間缺乏直接的利益關聯。
對廣大城市居民而言，是否參與社區活動對他們現實利益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在農村，隨著農業生產對農民增收貢獻率的下降和土地政策的轉變，生活和生產場所的分離傾向也日趨明顯，農村社區與農村居民的利益關聯亦在不斷減弱。社區居民在心理層面上社區參與意識不強、在物質層面利益關聯不大，使參與意識薄弱成為必然。
其次，實體性利益缺失導致社區總體參與率偏低。隨著市場轉軌和社會轉型，國家以“社區制”替代“單位制”的意圖十分明確，但弱關聯的“社區制”一時無法完全取代強連接的“單位制”。很多社區居民依然是“單位人”而不是“社區人”。單位不僅是社區居民獲取合法經濟收入的最重要通道，也是社區居民向上流動的最權威性出口，其角色影響已經由單純的工作場所延伸到社會生活領域。離開單位，個人將無法獲取個人發展的經濟資本、權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更不要談人生理想和遠大抱負。無數的日常生活經驗持續強化著單位意識，社區影響范圍的有限性致使社區意識相對欠缺，普遍性的“社區參與”冷漠便不足為奇了。這也為“社區參與”中主體構成特點，即“失業的多、在職的少; 年老的多、年輕的少”添加了最好的注腳。
第三，居民利益與社區事務的關聯度決定參與層次的選擇。社區居民相對樂于參與層次較低的非政治性活動而遠離那些層次較高的政治活動，這樣的做法被很多人認為是“理性的選擇”。社區居民對利益相關性程度有很好的鑒別能力，“生活政治”賦予他們根據利益關聯強度進行優先性排序的能力。中國當下的政治生態決定了當前高層次社區政治參與還無法實現完全的協商民主，一時也難以實現參與式民主，而且這些形式的參與收效往往是長期的，面臨的問題也是相對宏觀的，與個人當下的現實利益關系并沒有直接關聯; 而低層次的“社區參與”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往往休戚相關，與人們的眼前的切身利益捆綁在一起，所以涉及生命健康權的環境維護和閑暇娛樂活動，參與率相對較高、參與面也較廣。在“遠政治、近生活”的表象背后，利益關聯仍起決定性作用。
社區事務與居民需求的耦合程度決定參與效果的好壞。脫離居民需求的表面文章、無關利益訴求的形式主義，是無法誘發“社區參與”內驅力的。社會動員式參與和組織化強制式參與，嚴重扼殺了社區居民的參與興趣和積極性。在特定條件下，或礙于面子或受到利誘，即使人們參與，所收到的實際效果也往往不盡如人意。因此，只有加強社區與民眾之間的利益關聯才能真正激活社區居民的內在驅動力，只有自覺、自愿的主動參與才能激發社區意識中的公共精神，進而成為“社區參與”的不竭動力。
三、“社區參與”的分析框架與策略選擇
既然“社區參與”不足的癥結在于缺乏利益關聯性，那么必須建立并增強居民利益和社區事務之間的關聯度，才能實現居民需求與社區事務的有效對接。在這里，我們試圖援用西方流行的參與—回報理論破解我國當下“社區參與”不足的困境。
\\( 一\\) 參與—回報理論的分析框架
參與—回報的理論框架是由 Asher、Ｒichardsn和 Weisberg 合著的《政治參與》一書中提出的，其基本觀點可用下列公式加以概括: 當且僅當 P +D + B － C ＞ 0，居民才會自覺自愿地參與公共事務。結合“社區參與”的實踐，對上述公式作以應用:
P\\( prospection\\) 指“社區參與”的心理預期。從社會心理角度看，如果居民的參與行為沒有實現預期目標，他們就會減弱參與動機，甚至停止參與行為; 而反過來，如果居民的參與行為超出了他們預期目標，他們將會以更大的熱情和更多的精力投入下一次參與行為。這類似于霍曼斯建構的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基本命題，尤其是價值命題和攻擊—贊同命題。以此觀之，在我國動員參與模式占主導的社區生活中，廣大社區居民對“社區參與”的心理預期長期處于低谷。
D\\( duty\\) 指社會責任和公民精神。在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經濟爬坡、道德滑坡”的現象已無法回避，社會心理浮躁、物質主義盛行; 撕去集體主義的外衣，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膨脹，最終導致“無公德個人”的出現。但尤為嚴重的是，中國傳統公共行政的治理邏輯以民眾能力低下、意識不夠為預設，習慣于將民眾視為管理客體，社會動員和集體組織成了行政慣習; 久而久之，民眾也習慣于將社區公共事務視為政府份內的職責，“假參與”或不參與便成了居民的生活慣習。因此，在社會責任和公民精神方面我們的確存在缺失。B\\( benefit\\) 指“社區參與”的實際收益。在這里，我們對收益的理解不能過于狹隘。對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而言，其收益包括物質上的獲得、精神上的快樂、人際關系的拓展、個人知識和能力的增長、個人威信的提升，甚至社區組織的認可和居民的稱贊等。因此，居民參與的收益是多維度的，應充分強化“社區參與”帶給參與者的價值。
C\\( cost\\) 指參與社區事務的成本。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代價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一是時間、精力和物質投入的直接成本，二是失去與家人團聚、社會交往、工作生產等方面的機會成本。當然，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由社會和制度決定的交易成本、“搭便車”引發的附加成本、誘發負面情緒體驗的心理成本以及其他不確定性參與風險等等。
\\( 二\\) 參與—回報理論下的策略選擇
從某種意義上說，參與—回報理論是成本—收益分析的升級版。通過這一分析框架可以清晰地整理出提高“社區參與”的基本思路，即盡可能提升居民的心理預期\\( P↑\\) 、努力培養社區意識\\( D↑\\) 、擴大居民參與的收益\\( B↑\\) 并降低“社區參與”的成本\\( C↓\\) 。
1． 提升居民的心理預期。必須了解居民的需要、把握居民的心理，建立一種需求識別和瞄準機制。英國約克大學布蘭德肖\\( Bradshaw\\) 教授在1972 年提出的四種需要類型: 感覺到的需要 \\( feltneed\\) 、表達了的需要 \\( expressed need\\) 、標準上的需要\\( normative need\\) 和比較性的需要\\( comparativeneed\\) 。這將為我們有效識別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重要依據。結合我們對“社區參與”需要層次內容的研究\\( 見表 2\\) ，實現居民公共需求與社區公共產品的有效對接將成為可能。
除此之外，因為心理預期是一種經驗性判斷，是社區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投入與回報的趨勢分析。社區工作者需要從與居民社區生活直接相關的點滴小事做起，逐步提高社區居民的滿意度，進而提升他們的心理預期。
2． 培養居民的社區意識。必須加強社區教育和文化建設，改革社區管理的行政慣習，倡導社區治理新模式。一方面，要讓社區居民明確在“社區參與”中權利與義務對等、付出與回報統一。積極開展鄰里互助和社區公益活動，倡導社區公共精神，激發居民的責任感，努力培養社區居民的集體意識和公益心。另一方面，改變社區管控思維，改革社區行政的傳統慣習，積極探索“官民平等”合作的多元治理模式?！皯T習，作為歷史的產物，產生著個人和集體的實踐，并且因此按照歷史的圖式來產生歷史?！薄?〕實踐與慣習的互構性決定了擺脫慣習的艱巨性和長久性，同樣也決定了社區意識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3． 擴大居民參與的收益。必須充分挖掘“社區參與”的內在價值，組織多樣化的活動，讓居民覺得社區生活豐富而有意義。社區工作者要學會換位思考，從參與者的角度來設計社區活動，以社區居民的公共需求為中心，最大限度地挖掘“社區參與”的內在價值，讓廣大社區居民感到參與社區事務收獲頗豐。既有精神上的快樂、又有能力上的提升，還有人脈上的拓展，能夠滿足他們的多重需求。與此同時，居民需求的多元性也要求社區活動具有多樣性，這樣既可以解決眾口難調的問題，又可以增加居民自主選擇的空間。
4． 降低“社區參與”的成本。必須精心設計社區事務和社區活動的程式與規則，暢通居民參與的通道，力求參與成本的整體性下降。以網絡形式的“社區參與”代替現場參與降低直接成本，以增加參與回報率抵消機會成本，以完善“社區參與”的制度設計降低交易成本，以選擇性激勵\\( selectiveincentive\\) 消除“搭便車”引致的附加成本，以提高社區工作者的職業能力降低“社區參與”的心理成本，以及通過全程控制來規避參與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成本。
四、“社區參與”的理性回歸與實踐路徑
參與—回報理論很好地回答了“社區參與”不足的原因，也擴展了解決“社區參與”不足問題的思路。但是，不可否認，這些選擇策略原則性強但針對性差，若將其還原到中國社區現實情境下，其具體實踐方式還需要回歸我國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推敲。
\\( 一\\) 中國情境中“社區參與”的理性回歸
置身于我國社區的現實圖景中，重新審視參與—回報理論的四個影響因子，其策略選擇的適用性還需要進行重新的考量。
1． 心理預期 \\( P \\) 。1979 年由 Kahneman 和Tversky 提出的預期理論\\( Prospect Theory\\) 主要用以解釋風險情境下的決策。他們認為預期評估的高低取決于投入預期\\( Expectancy\\) 、預期收益認知\\( Instrumentality\\) 和收益率評估\\( Valence\\) 三個要素。然而，人們在實際決策時并非完全遵循傳統的理性預設，而往往根據參考點決定得失判斷，即存在參照依賴現象。個體往往是基于某一參照點對得失價值進行判斷的。高于參照點之上，個體感受為收益，反之即為損失。但這種參照依賴并不是理性、客觀的，受個體經驗、情緒狀態、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根據預期理論的參照依賴，社區居民的心理預期在實踐中不易度量、難以掌控，單純從理論角度出發，很難真正提高“社區參與”的心理預期。
2． 社區意識\\( D\\) 。意向性理論認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前意識思維過程比理性計算過程更占據優先位置，生活經驗很難繞過前意識進入意識層面，“在意向性拒斥意識構造能力的前提下”，“社區參與”實踐的經驗積累似乎很難沉淀為社區意識，這對社區意識的培養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同時實踐與慣習的互構性也決定了這一過程任重而道遠。
3． 參與收益\\( B\\)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對于理解經濟學中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十分有用，同時也適用于公共領域內的集體消費行為。在社區公共產品的消費過程中，若不推陳出新，社區居民對其實際價值感會大幅降低。所以，“社區參與”活動要力求新穎、不斷創新。然而社區公共事務和公共活動的相對穩定性要求，決定了社區創新的難度。加上創新的成本較高，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難以有效應對。
4． 成本付出\\( C\\) 。社區公共事務或公共活動在本質上屬于供社區居民消費的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在效用上具有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所以，對社區居民而言，他人參與社區活動，付出努力，自己隨之享受權益的這種“搭便車”行為，反而成為一種“明智”選擇。盡管奧爾森提出了用選擇性激勵和集體成員“不對稱”兩種途徑來克服“搭便車”\\( Free － ride\\) 的問題，但在社區治理中，克服“搭便車”的代價甚至比“搭便車”引致的附加成本還要高。
\\( 二\\) “社區參與”的現實出路
立足當下，無論是加強社會建設還是改進社會治理，“社區參與”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后單位時代”的背景下，理論愿景的破滅使我們重新思考適應中國情境的“社區參與”之路。結合實踐，我們認為大致有以下四條。
第一，增強社區公共服務與社區公共需求的契合度，建立并強化利益聯結。既然利益關聯是影響“社區參與”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那么增強社區與居民之間的利益關聯就成了提高居民參與度的最有效路徑。不同于“單位”，社區與居民間缺乏直接的、實質性的經濟關聯，兩者之間無法在經濟層面建立上牢固的利益紐帶。但是，社區事務的公共性決定了社區公共服務的集體消費屬性，我們可以通過培養社區居民對公共產品的消費習慣，建立物質利益聯結點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進行強化。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增強社區服務供給與社區公共需求之間的內在契合性。
第二，加強社會營銷，注重社區的情感投入，走不同于“單位”的差別化道路。除了利益關聯之外，情感認同是“社區參與”的另一大動因。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區制”無法撼動“單位制”的主導地位，尤其是在經濟收入層面，“單位”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但是社區可以采取差別化戰略，通過積極的社會營銷策略，加大對社區的情感投入，強化社區與居民之間持續的情感聯系，使社區對于廣大居民具有更強烈的歸屬感，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逐步累積“單位”無法取代的比較優勢。
第三，扶持社區草根組織發展，加強社區互動，提升社區社會資本。社區草根組織最貼近社區居民真實生活。其發展和壯大最能反映社區居民的公共需求，因此，重視和扶持社區草根組織的發展，是以居民需求為導向的一項重要社區實踐。只有這樣的村\\( 居\\) 委員會才能得到居民更多的信賴和認可，才能更利于社區意識的生長。社區互動必須要以一定的組織形態為載體才能實現持續和穩定，社區草根組織恰好提供了交流空間和互動平臺。
這種貼近民生的組織有利于增進居民間的信任，有利于擴大居民的關系網絡，同時也有助于居民個人能力的提升。草根組織的發展和壯大可以多維度、多層次地增進“社區參與”的收益，贏得尊重與信任、提升社區的凝聚力的同時，也為個體提高個人能力、增加社會資源提供了平臺。
最后，推廣以新媒體為載體的網絡參與，降低參與成本，倡導全員參與。一般來說，理念主體通常大于或等于行動主體?！吧鐓^參與”的理念主體是全體社區居民，最大限度的“社區參與”就是全員參與。當然，社區全員參與只是“社區參與”的一個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幾乎不太可能實現，因為它會受利益覆蓋面、制度設計、技術條件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但是，其中技術條件作為“社區參與”度的影響因子之一，也為我們提供一個擴大“社區參與”、降低參與成本的新視角。利用電腦、手機等新興互聯媒體，建立社區論壇、社區 QQ，開展社區公共事務的網上討論等具有強互動性的活動，能夠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民意匯集和表達機制，同時還可以通過網上互動為居民提供社區情感關懷和社會支持等多種激發居民公共精神和社區意識的服務，實現社區居民“參與—回報”的良性循環?？梢灶A見，網絡參與作為兼具多種優勢的新途徑，將以一種強勁的勢頭成為“社區參與”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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